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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学

吉狄兆林:戒烟记

2015-06-04 09:28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吉狄兆林 阅读

  那些年,在我的家乡,贫穷落后然而“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形势”却也热火朝天“一片大好”的吉狄火草儿(时称“团结公社大梁大队”),成年男性绝大多数都会抽烟,不少上了年纪或岁数不大却已自认为不再年青的妇女也会抽。抽得痛快、大方,甚至有那么一点扬眉吐气的意味——那是他(她)们作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除了猪狗一样的吃睡、牛马一样的劳作、夫妻间暗夜里偶尔的亲热之外,唯一可以放放心心地做,而不用担心被检举揭发的私事。还有一些大姑娘、小媳妇、少男少女也会抽,只不过,暂时还都只能偷偷摸摸地抽。抽的一般都是自产的叶子烟。这种烟比较辣燥,不会抽的人只在旁边闻上一闻也会被熏得头昏脑胀。会抽的人抽起,当然是一种独到的享受。所以,他们中的普通社员才会冒着成为“斗私批修”对象的危险,总是莫名其妙地亢奋着的积极分子也才会顾不上考虑是否有“觉悟”不高的嫌疑,都会在“抓革命,促生产”的百忙中,在抽纸烟的大队书记的默许下,在自家房前屋后的犄角旮旯开一小块地栽上它。栽上它,适当施上点牛粪、羊粪或鸡粪,等它长到一定程度,就把叶子一张一张摘下,用绳子齐刷刷地扎起来晒,晒到一定程度再收拢,割些青草来盖住,“捂”它三五天即可。我的三哥烟瘾很大,却不想因此欠下谁的情,只好忍痛从自家珍贵的自留地中划出一小块来栽。不知因为土质,因为肥料,还是因为晒和捂的火候恰到好处,他的烟,被公认味道最纯正。耳濡目染,吃七岁的饭,还是个小学一年级学生,我就开始学抽烟,学的就是他,抽的也是从他那里偷来的叶子烟——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虽然由于家庭出身问题,高中未毕业就不得不回家务农,文化程度自然不算高,虽然短短的一生中连个生产队记分员都没当过,过的全是卑微贫寒的日子,可他的言行举止,总是从骨子里透着那么一种高贵,在一大堆习惯于察言观色的“良民”中显得很另类,惹得抽纸烟的在当时的吉狄火草儿几乎相当于太阳代理人的大队书记动不动就想找借口为难他,扫他的面子……却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偶像;他在那“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大多数人都不由自主学会了装神弄鬼,失去了自我的岁月里,常常不经意间表露出来的“我是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始终深刻地影响着我、提升着我——经常看见他安静地抽自己的烟,看见他烟雾缭绕中把牛逼哄哄的一切尽收眼底却又全都不放在眼里的样子,觉得身为男人就该这样活,就开始模仿,模仿着模仿着,终于也就有了和烟,这种让我爱恨交加三十多年,道过千百次再见仍然离它不开的东西之间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那一天,有事无事总是最后一个出工的三哥出工前又蹲在家门口抽烟,抽完以后,也不知是故意想饿自己一天烟,还是正在思考着什么问题,忘了带,随手把烟袋、烟杆和火柴裹在一起往身边的柴堆上一放,扛起锄头就走了。我如获至宝,轻轻地卷了一支,轻轻地插在烟杆上,轻轻地点燃,轻轻地吸了一口,又吸了一口……不过,没能体会到一点半点烟的可爱,也没能展现出一点半点大丈夫的风采,一支烟还没抽完,肩膀就再也扛不动脑袋,只好蜷缩着身子,像一只有病小狗一样躺在了檐坎上。那时,我们的学校就设在我家的四合院被无偿征用的那些房子里,老师是个仅仅上过小学二年级但是有个叔叔在公社当书记而且根红苗正的人,他也许以为我得了什么病,但考虑到我是个奴隶主子女反正也没有升入高一级学校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可能性,所以就干脆没理我。我的小伙伴们,课间休息的时候,围过来两三位,其中一位按辈分该称我为舅舅,家庭成分是“奴隶”的叫扭惹晓东,和我关系最好,所以很关切。我只好告诉了他真相。他的眼神里有一些同情,更多的却是敬佩。我的心底里,也有一些自豪。我自豪那一天我做了一件他们都还没有做过的事情。而他们,不过是跟着汉语拼音的声母和韵母都分不太清笛子倒是吹得还可以因而经常把语文课上成音乐课的老师有口无心地又唱了几遍“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或者又演算了几遍“三加二减五等于零”之类三哥早就教会了我的算术而已。从此,隔三岔五,只要有机会我就会从三哥的烟袋里偷上一点,等没有大人在场时,在小伙伴们面前显摆,渐渐地也就能比较自如地吞云吐雾,似乎还因此在小伙伴们中间树立起了一些威信。其间曾经多次被老师人赃俱获并告知家长。那时,曾因携大量金银财宝积极主动靠拢政府,为本县彝区“民主改革”的顺利推进做出一定贡献,成为一名光荣的县政协委员,满以为后半生光靠举举手就能混饭吃了的父亲,早就含冤去世,只给儿女们留下了一顶叫做“奴隶主子女”的政治小帽;还在人世间苦熬的母亲,身体和心灵都承受着难以承受的压力,自己偶尔也需要抽几口放松一下,所以,虽然当着老师的面说的是“早知会是这么个东西,当初生下来时就该把他扔到野外去喂狼”,好像气愤得不得了,下来以后却没有过分责备,只是威胁说,那么小就开始抽烟肯定长不高长不壮,将来就会老是被别人欺负。看见老人家的态度如此,处世灵活的大哥和老实本分的二哥自然都只能耸耸肩、摇摇头,表示无话可说。两个姐姐说了也白说。偶像三哥却差点揍我一顿,不过,收效甚微——虽然我迫于压力不得不表示一定要改邪归正,暗地里却很坚持。我的理由似乎很充分:你是男人,我也是男人;你抽得,我也抽得。当然,抽的其实还只是耍耍烟,没瘾。

  真正有烟瘾是在若干年后。若干年后,原本仅仅为长大成人的一天,评工分、分口粮不看别人脸色,路过城市不走错厕所而读书的我有幸跳出农门,进入了一所中等师范,一个“人民教师”职位已经指日可待——这意味着,我将拥有一份天晴下雨都不用操心的稳定收入;还意味着,我将至少在理论上不再是好像无处不在、又似乎无迹可寻、却总给人许多无形压力的“人民”的对立面,再不用把母亲“夹着尾巴做人”的嘱咐随时随地放在心上——所以,虽然对眼前的学校所设置的课程,除语文一门,基本上都没什么兴趣,还是通过刻苦学习,期末考试取得了班上的平均成绩第一名和部分单科第一名。原先连“少先队”都没有资格加入的我,因为学习成绩突出,第二学期一开学就被班主任老师关照成了“共青团员”。照这样下去,甚至就有了被留校任教并推荐上大学的可能。可惜没有能够坚持多久。问题首先就出在烟上——我已经有烟瘾。抽的一般是比较便宜的无过滤嘴的“索玛”或“春城”或“金沙江”,最喜欢的是价格稍高味道也辣燥得有那么一点像叶子烟的“红梅”。老师温和或严厉的一次次批评教育,除了让我写下一些毫无意义的检讨书、保证书之外,已经无济于事——也曾考虑到自己还没收入,抽掉的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亲人们的血汗钱,一次又一次地下决心戒掉,听老师的话,做个好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可是总在难免的情绪激动的时刻,感到手足无措,糊里糊涂又抽上了。我开始写诗。因为写诗,不仅抽烟,还学会了喝酒。通过酒,又交往了游荡在校外的一些同龄“浪人”,常常和他们一起光着膀子叼着烟到处找刺激,还美其名曰“体验生活”。不知不觉,已经劣迹斑斑。第二学年上期,学习成绩就下降到了最后几名。此后的最高目标就只是及格,日思夜想的就只是怎样混到一张毕业证,一些科目,如数学、物理、教育学、心理学等,平时连课本也懒得打开,考试就只能靠作弊,作弊失败就参加补考,再作弊。特别是体育课,我不仅完全失去兴趣,而且开始觉得那纯粹是一种摧残。摧残身体,更摧残心灵。在它所有要求达标的项目中,我唯一勉强接受并还能在检测中一次性过关的只有中长跑。除此之外,诸如跳高、跳远、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之类,我认为,对于一个未来小学教师,需要的就只是了解其动作要领,以便将来的工作中,拿来指导有这方面爱好的学生,因此,正式检测时总是应付了事,习惯性地寄希望于要求相对宽松一些的补考。我最难以忍受的是做广播体操和集体跑步时的整齐划一。终于在一次照例的以班为单位的晨跑中,因为拒绝步调一致,与代表老师(学校)维持秩序的体育委员同学发生了肢体冲突。体育委员同学靠着良好的身体素质以及一种真理在手的气势不容置疑地占据了场上的主动权。我只好退回到旧石器时代,直接捡起石块进行攻击。最终把原本无冤无仇并且和我一样为了找碗饭吃才从某个偏僻边远的诺苏村寨来到这里的他送进了医院,也让自己从似乎很光荣的“共青团员”一下子降到了落后青年,并背上了一个“开除学籍留校察看”的处分。这个严重处分,起到了一定的警告作用,我不得不有所收敛,至少在表面上,学会了服从。烟瘾却一天比一天大。特别是一封迟来的家书告知我,敬爱的三哥懒得再活着……已经投水自尽的那些日子,烟对于我,似乎已经比饭还重要——吃饭,苟延生命,固然重要,但是生而为人,总得与只知吃睡的猪有些不一样,而我愿意并且能够轻易实现的与猪的区别,就是轻轻地为自己点燃一支烟,在烟雾缭绕中,做自己最好的朋友。作为好朋友,我提醒自己——如果连一张毕业证都混不回去,不仅没面子,更重要的是对不起含辛茹苦的老母亲,也对不起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的三哥;作为好朋友,我安慰自己——为了将来十指不沾泥也能有饭吃、有衣穿、有酒喝,特别是有烟抽,现在忍一忍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作为好朋友,我还鼓励自己——既然热爱诗歌,你就无怨无悔地爱,坚定不移地写吧。

  二十一岁那年七月,我终于拿到梦寐以求的毕业证,在县文教局领到两个月基本工资共计一百五十元,给母亲买了两瓶酒,给自己买了两条红梅烟和一只漂亮的气体打火机,与几个朋友大醉一场之后,有惊无险回到家乡吉狄火草儿等待分配。处世灵活的大哥这时候做牛马生意好像有了一点钱,说话做事都是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他认为为了分在条件好一点的地方或者为了早一点混个校长主任什么的当当,都应该去求求人,送送礼;老实本分的二哥包产到户以来一直默默承担着几弟兄家犁地、砍柴等重任,希望我能申请到离家较近的由于条件艰苦很少有新教师分来就算分来也留不住的小黑箐乡(团结公社)完小来工作,以便照顾家庭;不仅辛辛苦苦地供出来吉狄火草儿第一个中专生,而且同时还省吃俭用给他娶了媳妇,所以挺有成就感的母亲其实比较赞赏大哥的看法,但是又担心从小就不太听话的幺儿一旦真的有点出息以后就会忘本变质跟媳妇闹离婚害她丢面子,所以又觉得二哥的建议也不错,只好说:“你已经是大人,自己的事情自己看着办,我今后的任务就只是吃饭和喝酒啦。”我频频向母亲点头,表示儿子将会尽其所能,确保母亲大人有饭吃、有酒喝,心里却在使劲地想,要是三哥还在,他会给出怎样的建议。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他不会建议我去求人去送礼——不用低三下四去求人去送礼,只需把姿态放低些,违心说几句别人爱听的话,比如,明明觉得是狗屎,偏偏说他是金子,文革结束后,他本来是最有机会当上民办教师的,而如果当上民办教师,只要耐心地干几年,凭他的聪明才智,考成公办教师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或者不考,按部就班多混几年,凭教龄直接转正的例子也比比皆是,那样一来他就完全可能还活着……他却一如既往地自行其是,根本未予理会……;其次,他应该也不会建议我主动申请到条件艰苦的小黑箐工作——虽然这个地方是自己老家,虽然这样做实际上是为自己方便,但是确实也有那么一点“假积极”的嫌疑,而这正是三哥最看不起的……;再次,也许就只有一种不是建议的建议——“随便”了——不管在哪里工作,不管当一般教师还是当别的什么,都不过是混口饭吃而已。于是,我就做出“随便”,这样一种听天由命的、对自己似乎不太负责的决定,然后开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心一意帮助母亲和媳妇干农活。许久不摸的锄头使起来还是那么得心应手,一老一少两个女人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我的身体和灵魂,在劳动中也都得到改造,本来就不白的皮肤一天比一天黑,心情却好得要命。午间或体力不支时,席地而坐,望着或阴或晴的天空,点起一支烟,轻松随意地吐出一个又一个圈……收工回来,吃点酸汤泡饭,再啃三两个烧洋芋,然后又点起一支烟,或者去找早就已经当爹的好朋友扭惹晓东吹吹牛,尝尝他的叶子烟;或者就在家门口,和一只总是那么淡定从容的黑毛老狗蹲在一起,看夕阳西下,等夜幕降临……因为偏僻边远而格外宁静的吉狄火草儿的深夜里,黑毛老狗有时会莫名其妙叫上一两声,我也曾写下“就这样吃饭/就这样睡觉/就这样看着你/你可以相信我是乞丐/也可以怀疑我是天使……”这样的诗句,并把它以及一些“这世界真他妈好玩”之类自鸣得意的话,歪歪斜斜地发表在黄泥小屋墙面比较光滑的地方,然后,一高兴就指着它们,手舞足蹈地把它们翻译成诺苏话,讲给媳妇听。我的媳妇不识汉文,也不识彝文,却有一肚子原汁原味的故事和歌谣,在诺苏历史、文化方面堪称我师,人也美丽、善良、端庄得让我心服口服,所以无论诗歌方面还是生活方面,我一般都会认真听取她的意见、建议,也常常希望得到她的表扬。只是当她为刚怀上的孩子,劝我把烟戒掉的时候,虽然承认她说得非常在理,而且对于将会随之而来的表扬也充满期待,我却没敢爽快地点头。在她的一再鼓励下,对“父亲”这样一个角色既有些好奇又有些惶恐的我才不得不答应,一天一天地循序渐进地减少烟量,尽量争取赶在胎儿会动之前,戒烟成功。

  两个月后,听天由命的我本来是要被分回由于交通不便、气候寒冷、生活条件差,有点关系的师范生(当时还有点紧俏)根本不会去没有关系的去了以后也会千方百计找关系走人,只有一些民办教师转正或者“文革”期间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教师队伍的本地人长期在那里挣钱养家糊口的小黑箐乡完小的,这其实正合我意——“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应该会有更多时间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大哥却自作主张替我去找片区校长求了情,把我分在了他们认为好在离城镇比较近(十余公里),还好在离家也不远(十来公里)的一所名字叫“蜡虫”的汉区村级完小。虽然各方面条件比小黑箐稍好,当地人也很客气,随便什么时间碰上,一般都会主动问一声:“老师吃饭了没有?”但我却像一不小心吃了只苍蝇,总觉得不太舒服,所以,每次遇到那位校长,总是做不好脸上的表情——我知道,他站在他的位置上,从他的角度看来,我只是他数以百计的下属中的一员,而且曾经被他稍稍照顾了一下,我对他除下级对上级的尊重,还应该有那么一点知恩图报的意思,如果还想条件再好些,比如进入镇上的片区中心校,那就更应该在语言上、行动上都有所表现;可是我站在我的诗歌上,从我的角度看去,其貌不扬的他得到那个职位靠的未必就是值得尊重和信任的才能,至于把我分在蜡虫而不是小黑箐这恩惠对于我则几乎是惩罚,而片区中心校之类需要小心谨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热闹地方也不在我的方向上。我希望过上的是一种简单明了的生活。幸好我是抽烟的人,可以用抽烟有效地掩饰尴尬、缓解压力、释放不良情绪——记得第一次见面,也就是报到的时候,看在他至少比我年长的份上,我很主动地请他抽一支,他却只是摆了摆手,也不知表示不会抽还是不想抽,然后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话,很正经也很流利;我只好请自己抽,边抽边对自己说,咱们靠自己的劳动挣钱吃饭,当然用不着对他太客气,但是人家在那个位置上,自然有权利也有义务说几句,咱们作为新伙计,看在钱的面子上,还是拿出很感兴趣的样子,随他说吧;他的谈话大约持续了十几分钟;在这漫长的十几分钟里,我的心一直在漫游,直到他的谈话终于结束,“本少爷”又把双手插在裤兜里,屁颠屁颠地走在蓝天白云下,才又回到了肚子里;我摆一摆脑壳,挥一挥衣袖,妄图把一切烦恼通通摔在身后,然后,到那个再也绕不开的小山村轻松愉快呆上三五年再说——没想到,一到那里,各种各样的麻烦就接踵而至,把从小就有些娇生惯养,一直还没吃过真正的苦,自视甚高却又十分低能的我整得狼狈不堪,对烟和酒的依赖日益严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混了两年之后,只好主动要求,调回了老家小黑箐。

  我的老家小黑箐是个彝族聚居乡,百分之九十九点几的人口是彝族,其中有崇尚黑色,追求淡雅、端庄、内敛的自称“诺苏”的凉山彝族,还有以“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自誉的比较外向的红彝族,尽管历史上曾经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残暴短命的封建王朝的欺压,“文革”期间又曾被整得乌烟瘴气,老祖宗笃姆阿普的勤劳、善良和诚实,在他们的骨头和血液中,到底还有些许残留,所以他们自有他们难以复制的美,彝人的美;小黑箐的面积七十余平方公里,主要由古旭吉迪、土堵波哦、阿普波哦、洒拉波哦等几座山组成,虽然这世上比它们高大、漂亮的山数不胜数,但是默默生长着苦荞、燕麦、洋芋和苞谷的它们自有它们不可替代的美,彝山的美;小黑箐的水都是清凉甘甜的山泉水,总是无比温柔地流淌在一处处山坳里、一条条小路边,静候一切有缘的生命前来感受仁慈、宽容,体会纯洁、美好……美中不足的则是,土地普遍贫瘠,广种薄收,一年苦到头也只能基本解决温饱问题,想要手头宽裕一点,还得另找门路。因此,自从“越穷越光荣”的时代结束,这里的孩子,特别是男孩,大多数都会被父母拉扯着呵斥着送进学校,学习汉文,希望有朝一日能有个工作,有一份或多或少,然而稳定的收入。当我以多见过几个太阳的“过来人”而不是牛逼哄哄的“人民教师”身份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很快乐,我的心也不再天南海北地漫游,日子过得忙碌而充实——我了解他们的渴望,熟悉他们的眼神,感到自己从事的工作确实是有“意义”的,因而也是“光荣”的。没想到,一些动不动就声称“簸也簸过,筛也筛过”,意思是早就已经“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实际上仍被“文革”残云遮住了望眼的的领导和同事,就算正抽着由我亲自孝敬的略显奢侈的“攀西(两块三毛钱一盒)”烟,赐予我的也往往是怀疑中参杂着蔑视的目光——他们觉得我与学生之间的“平等对话”,是幼稚和不负责任的表现,必然导致纪律涣散,目无尊长,从而误人子弟。他们听不懂,也不想听懂我酒后的诗朗诵,认定我熬更守夜读诗写诗是胡闹。他们尤其看不惯我披肩的长发,甚至认为那是一种挑衅,一种指向仁慈地给了大家一只“铁饭碗”的“国家”和“人民”的自不量力的挑衅。他们好像觉得他们确实有必要、也完全有资格替“国家”和“人民”,给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一点颜色看看。为了轻轻地向他们,并通过他们,轻轻地向世界宣告,我,一个曾经由于所谓家庭成分问题差点连识几个字的机会都没有,还曾经一度以为出身于“奴隶主阶级”的自己确实该死、要活也只能夹着尾巴躲在某个犄角旮旯忍气吞声地活的诺苏孩子终于长大了(有了工作,还有了儿子)、成熟了,我时常刻意披着一件老气横秋的黑批毡,在校园和校园附近的乡政府、信用社、供销社、卫生院等象征着某种“权力”、“地位”的机关单位晃来晃去,还准备把花钱花得我入不敷出,烟劲却不足,只是方便交际、面子上好看些的纸烟戒掉,制一根烟杆,正儿八经像那些我所熟悉、尊重的物质上也许贫困精神上却绝对富有的真正的彝子的样子,抽叶子烟——这时的叶子烟,想种多少,怎么种,都行;嫌麻烦,不想种,只要有烟钱,也行,山脚下的矮郎街上产自本地的、外地的,口味辣的淡的,应有尽有,村子里也有好几户人家除了自己抽,每年都能匀一点出来卖,价格一般都是两三块钱一斤。我以为,这不仅可以强化我的“成熟”形象(不好意思说出口),而且可以省下一大笔开支的事情,一定会得到家人的肯定和支持。结果却是——抱上孙子的母亲,不再担心我闹离婚,原本潜伏心底的一些“气”又在隐隐作怪,所以,她的意见是既然有了一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就应该有个“工作的人”的样子(抽纸烟、穿皮鞋、上衣口袋插一两支笔等等),而且还应该借此机会,通过“烟搭桥,酒铺路”等手段,尽量争取混出点名堂;已经成为儿子他妈的媳妇,依然美丽、善良、端庄得让我心服口服,但是早就失去和我谈论“烟”这个话题的兴趣。我于是只好暂时维持原状。母亲的一再要求下,还剃掉了那一头刺人眼睛的长发。不过,更刺眼睛。我剃的是光头。乡村“道德家”们背后甚至当面的批判都在意料之中,而且我知道,那些家伙其实并不会真正在意批判的效果如何,他们享受的是把一大堆自己也未必能够身体力行的大道理接二连三地说出口时产生的快感。换句话说,他们其实不过是要过过嘴瘾。对付他们,一招“左耳进,右耳出”就绰绰有余。意外的是,我所任班级的男生们很兴奋,模仿者一下子冒出来七八个。这多少让我感到有些进退两难。母亲的失望也已溢于言表。我却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做出解释——我轻轻走在自己的路上已经许多年,许多年来,一直沉醉在诗歌给予的温暖和幸福中,从来不曾觉得一个以挣钱吃饭为目的的“人民教师”或者别的什么所谓“国家干部”有什么了不起,还一直坚持认为那些需要看别人脸色行事的角色,就算天天顿顿吃的是精美无比的山珍海味,也不过是填饱肚子,无论外表打扮得多么光鲜体面,也都掩盖不了内心深处的空虚和无聊,一旦失去依附对象,也就只能现出狗屎不如的原形,惹人耻笑。一时间,“孤独”、“寂寞”、“痛苦”这样一些形容词开始未经咀嚼就频繁出现在我写给山外诗友们的信以及自己的诗歌习作中。而其时,山外诗友们大都敏锐地意识到了一个物质主义时代正在到来,正在或已经调整方向,望官路或商海而去,不再有时间和兴趣,慢慢体会一个人为什么可以在另一个人心灵王国无边无际的原野上比山还高、比花还美……只有《凉山文学》的倮伍拉且和普格检察院的王晓英及时、认真地回了信。我至今记得,拉且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知道你需要的是理解,而不是同情”,很大气、很鼓舞人心;晓英兄的安慰则细致入微得使人忍不住地想哭。那些习作也因为过于矫情和做作,不久之后,全被我自己作为废纸连同早就不想再翻的一套《三国演义》、一大堆刚刚成为诗歌青年时省吃俭用订阅的报刊杂志,送给了主动跑来帮我家挖洋芋的扭惹晓东,让他拿去裹烟抽(他已经改抽比叶子烟还要辣燥些却因稍嫌麻烦而始终未能被大多数吉狄火草儿烟民所接受的兰花烟)。他要我给他尽量多的纸——因为,在仅仅上过小学二年级就摇着头再不愿踏进校门半步的他看来,我那黄泥小屋里满屋乱放的装帧讲究的“名著”、废旧报刊以及被我自信地挂在墙上的“大作”、信手扔得遍地都是的草稿,统统都只是纸。这小小的要求,我当然会毫不犹豫地答应,即使那天他没有帮我家挖洋芋(他家挖洋芋我有空也会主动去帮忙),即使我和他不是亲如兄弟的好朋友——因为,事实上,别说那在我看来不过讲了“皇帝应该姓刘,实在不行也可不姓刘”这样一句废话而已的《三国演义》,也别说那尽是些以虚假、空洞的“我们”名义说的应时、应景的二气话的废旧报刊,就算那些写满古今中外久负盛名的一个比一个牛逼的某某和某某,甚至某某的金玉良言的书,对于此时的我,也已不再多么重要——我已确信,不管诗歌方面,还是生活方面,能够给予我适合我用、并且用之不竭的力量的神,不是上帝,也不是玉皇大帝,而是我那目不识丁的女人以及脚下这片名字叫做吉狄火草儿的土地,只要她们在,就有我的尊严在、快乐在。

  就这样,边在吉狄火草儿种庄稼边在面对着面却要走差不多一个钟头的位于古旭吉迪半山腰上的小黑箐乡完小挣每月百把块钱工资不知不觉快到两年的一天,我把曾经不知如何面对的那位片区校长请到了家里。他因故(因某种不便明说的缘故得罪了扶他上马的老丈人)不再担任领导职务,被下派到边远的民族贫困乡小黑箐来搞“社教”。那些曾经对他曲意奉承的笑脸已经冷若冰霜。我宰了一只大公鸡,以兄弟之礼待他,才发现他确实是块当官的料,很难得地,音乐方面还颇有素养。在酒精的大力帮助下,在我的吉狄火草儿的阿普波哦山上,我和他分别用诗和歌,把一个人作为一个人,自主地骄傲地活在天地间的快乐表达得淋淋尽致。我一再请他抽一支,反复对他讲,抽烟固然有可能不利于身体健康,可实在是一种难以言传的奇妙享受,他却始终不为所动,说他过去不抽,现在不抽,将来也不抽,立场的坚定和意志的坚强使我不得不表示自愧不如。在衷心祝愿他早日东山再起的同时,我终于下定决心,戒掉只是方便交际、面子上好看些的纸烟,制一根烟杆,正儿八经像那些我所熟悉、尊重的物质上也许贫困精神上却绝对富有的真正的彝子,抽叶子烟。这一抽,就抽了十八年。

  十八年,当然很漫长,漫长得我别的不说,就连自己的母亲几里嫫阿年,还有姐姐吉狄嫫尼果、朋友扭惹晓东、老表尔恩阿果、侄子吉狄日措,这样一些不是“别人”的人去世的具体日子都已经完全说不清楚,只记得他们的死,方法方式不同,性质却都一样,属于非正常死亡;十八年,其实也短暂,短暂得我就连好奇、贪玩这样的娃儿脾气都还没来得及改掉,经常沉醉在一些一般只能给身体带来暂时满足的游戏中,旨在以自己的方式对他们动不动就进入梦中把我搅得头昏脑胀的灵魂进行超度的长篇小说《春天有什么了不起》,动笔于数年前,至今却还只有个开头——有时候,也想对自己狠一点,加快进度,以求早日完工,但是我知道,就算小说终于完工,我对他们的怀念也注定永远完成不了,而且,我很害怕这份怀念被自己由于学养、胆识的不足而写坏,更害怕这份怀念被别人因为背景、观念的不同而轻视。

  今年我吃的是四十三岁的饭。抽叶子烟的十八年,加上抽耍耍烟和抽纸烟的那些年,烟龄已经三十多年,抽得满嘴黑牙,半头白发,肺、肝、胃等零部件也已经早就问题不断。牙齿黑了倒是无所谓,只要“尚能饭”就行。头发白了也不要紧,有时候我甚至希望它早一点全白了,也好趁着手和脚都还比较灵便,向苍天、以及苍天之上自阿普笃姆以来的列祖列宗;向大地、以及大地之上今天还在彼此牵挂明天就可能不得不生离死别的亲人和朋友,展示一种老而不衰的风度。肺、肝、胃等零部件的问题却比较麻烦:不修理不行——上不了路,做不了想做的事情;也不应该——就算机器,只要它还没坏到彻底报废的程度,也该修修补补,何况我是人,天地日月因其存在而充满灵气的人;一修理,需要花费的就不仅是我自来不太在意、自然也就一直不曾多有的“人民的币”,还有大量最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时间。为此,近四五年以来,我又曾无数次做出决定,彻底戒除抽烟、酗酒等恶习,开始健康文明的新生活。结果,目前为止,还是仅在戒酒方面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这也是一种让我爱恨交加的奇妙东西,我曾经对它也非常地迷恋,时至今日,仍不能完全排除在合适的环境下偶尔一醉的可能);而烟,这种既不能饱肚子,也不能舒筋活血的东西,却总是,哪怕下再大的决心告别它,十来天、三五天、一两天,甚至就在几个小时后,就会又把它含在了嘴上。因为这个,我的身体和灵魂,常常相互埋怨、指责,不能和睦相处,闹得本该日益宁静的心灵王国有时竟会嘈杂如动不动就有醉鬼打斗的矮郎街(在小黑箐干了九年后,我被照顾下山,就一直在距离吉狄火草儿同样差不多一小时路程的矮郎乡完小混饭吃,离学校不远处有条乡街就叫矮郎街)。问题的关键在于,抽烟虽然主要是身体的一种嗜好,直接得到乐趣的是口腔及大脑中的部分神经,但也实实在在地有助于灵魂更充分地获得诗歌等精神产品的滋润,从而比较顺利地完成对人间万事万物的顾盼和容纳以及对自我尊严的日常养护等等。所以,每当灵魂站在灵魂的高度、出于拥有一个健康身体以便尽量长久地坐享人间幸福的目的不得不提出戒烟的建议时,除了采用举例子、列数字等方法,对身体进行深入细致的警示教育,还会主动恩准他从有限的收入中挤出一点拿去买些平常时间想买却不敢买的诸如一双“奥古斯都”皮鞋、一套“雅戈尔”服装、一台“惠普”笔记本电脑等喜爱之物。身体的态度,刚开始时为了切实照顾无辜的肺和胃等器官,进而顾全生命这个大局,一般还是比较坚决的,但是随着烟瘾的浪潮,一浪接一浪,一浪比一浪更凶猛地袭来,口腔及大脑中那部分已经深深地爱上尼古丁的神经就会很难控制,就连手也会找不到地方放——举过头顶做投降状,很悲哀;收缩成拳头却又不知道应该、能够砸向谁,也很无奈——他就会变得犹豫、迟疑,继而动摇,继而重蹈覆辙。一旦再次失身,有许多事情没有能力做、更有许多事情没有兴趣做的他,就会觉得“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干脆发出这样的感叹:“烟,我有;火,我也有;夫复何求?!”烟瘾就会迅速恢复。他就会转而指责灵魂多管闲事,而且管得太没道理——那些购置喜爱之物的“人民的币”原本就是我自己的劳动所得,凭什么要你恩准?抽烟伤害的是我的零部件,得实惠最多的却是你,你有什么资格教育我?灵魂就会埋怨身体不明事理,不守信用,但也不愿就此放弃对身体的统治,只能亮出底牌说,没有我的领导,你与猪狗有什么两样?身体就会彻底反叛,说,猪狗就猪狗吧,吃吃饭,睡睡觉,摇摇尾巴,一生就过去了……这种境况下,我曾以《我背着我的死》为题,写下这样的诗句:“……我能原谅了全世界\唯独不能原谅的是自己,除非他\割去舌头的一半\除非他,砍掉\右手的食指……”。我的意思,当然不是真的想忍痛去掉总是合起伙来惹是生非(抽烟是其一)的舌头和右手食指,而是,很多时候,我确实拿自己没办法,哪怕明明知道他正在往绝路上走,也只能抖擞精神和他在一起。我的意思,当然也不是,“死”,已经成为我的一个沉重包袱,而是,在我看来,“死,”不是一件好事,也不是一件坏事,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虽然我一直是一个被自己宠坏了的孩子,但毕竟已经耳闻目睹过无数的死亡,我当然早就知道,这世上的人:贫穷的会死,富有的会死;愚蠢的会死,聪明的会死;无耻的会死,要脸的会死;凶恶的会死,善良的会死;老的会死,少的会死;找死的会死,“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的也必须死……所以,也当然,早就原则上同意了我的“死”,在它该来的时候“来就是了”。而且,身为吉狄家族“德古苏日”的我还经常会在一些正常或非正常死亡者的葬礼上人云亦云说上几句后悄悄地设想,如果我和死者交换位置会是怎样的情景——谁将哭?谁将笑?谁将唾沫四溅地总结?谁将默默无语地站起来又坐下?谁将想着、说着完全无关的事让目光掠过尸体也就跟掠过一块石头或者一根枯树干完全一个样?……但是说实话,我确实还不想死,而且越来越不想死,越来越觉得,哪怕不为还没有成家立业的两个儿子以及他们体弱多病的妈妈考虑,也不再写作,整个生活再无“意义”,仅仅“活着”,其实也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所以,今年年初,当我的一位属于毕摩后裔据说酒后的梦做得特别灵验的外侄托人转告我,要我务必用一只差不多能下蛋但是又还没有下过蛋的黄脖子的小母鸡转转脑壳,也就是说,在某次酒气熏天的梦中,他亲自窥视到或者说感觉到了,传说中,常驻“史姆额哈”,掌管着彝人生死的“恩体古兹”,那个总是借苏尼毕摩之口索要贿赂的贪得无厌之徒,已经在注意我,我要是还没活够,就得对他有所表示的时候,我没再坚持做无神论者,把它完全当成酒话或玩笑,而且放弃一贯的自以为是的清高,按照吩咐,其后不久,就很认真地买了一只符合条件的小母鸡,在我现在的家,位于会理县城关镇公园路22号的钢筋水泥织成的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里,一招一式,严格遵照仪式的传统要求,公然地向“恩体古兹”行了一次贿。作为一个具备一定科普知识的现代人,只不过同时也在提醒自己,如果再不坚决地戒除抽烟等恶习,总有一天一定会因为某些零部件的提前死机,再怎么向“恩体古兹”求情也无济于事……于是就开始断断续续写作本文,并决定,自本文完成之日起,与烟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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