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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若水:我们这个时代的“青春之歌”

2017-09-12 08:3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辛若水 阅读

  (一)所谓青春之歌

  其实,听完刘小殊先生的《官场无红颜》之后,我最深刻的感觉就是,这实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青春之歌”。也就是说,在这里,是洋溢着我们这个时代的青春精神的。如果要概括这种青春精神,我以为可以用其主人公陌小北的那句名言,即“我若为林,必欣欣以向荣;我若为草,必萋萋以摇绿”。当然,对于这句话我是太爱了,所以想专门写两篇文章来论述它;不过,在这里,我就不展开了。其实,在“官场无红颜”,还有另外一个名目,那就是“我的青春在官场”。我以为,在这里,很有马克斯·韦伯所讲的“以政治为业”的精神。当然,在马克斯·韦伯,既讲过“以政治为业”,也讲过“以学术为业”。但是,很显然,我更认同后者,而对前者缺乏理解之同情。也许,这是由了我的偏见吧,不过,在这里,我就要走出偏见,对“以政治为业”抱有理解之同情了。我以为,“以政治为业”是很类似于古人所讲的“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当然,具体到“官场无红颜”这里,则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治理想。可以说,在“以政治为业”这里,是通过政治来确证人本身的尊严与价值的;而这就如同“以学术为业”,通过学术来确证人本身的尊严与价值。其实,无论“以政治为业”也好,还是“以学术为业”也罢,都是有那种专家意识在里面的。而在中国的传统,不尚专家,而更重通人。或者说,由“以政治为业”所导向的是政治专家;而由“士当以天下为己任”所导向的则是政治家。当然,我们还是回到青春的话题。其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青春之歌。而这不同时代的青春之歌,实在彰显了不同的时代精神。《官场无红颜》中的“青春之歌”,不同于杨沫的《青春之歌》,亦不同于王蒙的《青春万岁》。杨沫的《青春之歌》是革命时代的“青春之歌”。那是一个将个体无条件地交付给组织、社会、国家的时代,每个个体都是通过把自己交付出去,来确证自己的尊严与价值的。如果一个人不能够把自己的一切交付给组织、社会、国家,那就意味着思想的落伍、政治的落后。也就是说,在杨沫的《青春之歌》之中,所有的献身精神依然是激动人心的;因为在这里毕竟有崇高、伟大的东西。当然,我们也可以从知识分子道路的角度来考察《青春之歌》。不过,在这里,我们就不详细地展开了。而在《官场无红颜》中的“青春之歌”,就具有另外的内涵了。一方面这里没有革命文化的圣坛,甚至中国革命已经成为遗产,在这里所有的是失落的珍宝;另一方面,在这里个体的价值以及个性本身得到了充分地尊重;虽然在这里也有献身精神,但是却不再要求把自己的一切无条件地交付给组织、社会、国家。或者说,在这里,个人的选择是自由的、多元的;而不必把自己的一切都绑在政治的战车上。但是,“官场无红颜”,显然没有逃避现实政治,相反,它是切入现实政治的,并且在这里有着政治理想的表达。其实,“官场无红颜”与杨沫的《青春之歌》所以有诸多的不同,实在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以及时代精神的变化。“官场无红颜”继承了《青春之歌》的献身精神,却没有了革命文化的圣坛。当然,我们并不能够说革命文化的圣坛为虚妄,但是它本身确实是不尊重个性的。而在“官场无红颜”,不仅尊重个性,而且自由地发展了个性本身。如果在“青春之歌”之中没有个性的闪光,没有个性的张扬,那将是多么遗憾的事情。杨沫的《青春之歌》,就给我们留下了这种遗憾。但是,刘小殊先生的《官场无红颜》,却弥补了这种缺憾。其实,“官场无红颜”中的献身精神,是以个性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在“我若为林,必欣欣以向荣;我若为草,必萋萋以摇绿”这里,打着鲜明的个性的烙印。青春是壮丽的,青春应该燃烧。那么,青春应该在哪里燃烧呢?当然,在这里所指示的道路是燃烧在官场。在这里,已经不再是逃避现实政治;相反,却是在拥抱现实政治。实际上,在拥抱现实政治的过程中,也造就了改造现实政治的可能性。

  (二)我的青春在官场

  其实,刘小殊先生的《官场无红颜》,还有两个名目,一个是“非常女领导”,另一个则是“我的青春在官场”。可以说,“我的青春在官场”,简直成为了《官场无红颜》的标语、口号;当然,在其中也深蕴着青春的精神。但是,坦率地讲,我们并不愿意把青春和官场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一般的观念中,所谓的官场,更像一个大染缸,它会扭曲自然人性,让人本身为权力所异化,甚至沦为权力动物。当然,这样的观念,也未尝没有深刻的道理,但是,却不免以偏概全。实际上,即便官场真的就是大染缸,在这里依然有“出淤泥而不染”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官场之中,即便不能够超凡脱俗,但是,洁身自好还是可以做到的。其实,“我的青春在官场”,不仅彰显着青春的精神,要绽放生命的光华,而且拥有着奉献的精神,也就是说在献身政治的过程中,确证人本身的尊严与价值。我说过,可以用“我若为林,必欣欣以向荣;我若为草,必萋萋以摇绿”来概括青春的精神。实际上,在这里就是要绽放生命的光华。青春是壮丽的,生命更应该闪光。记得在研究文革的时候,我曾经讲过“永不褪色的青春”;也就是说,在这里青春本身是具有永恒的精神的。当然,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青春,而且每个时代的青春都拥有着并不相同的内涵;但是,这并不妨碍存在一种永恒的青春;这种永恒的青春在反抗着时代本身,所以也就具有了一种无时代性。不过,在我看来,这无时代性,依然要在时代中得到解释。在官场绽放生命的光华,这未必是一种全新的选择,但却具有着积极的精神。实际上,把青春献给官场,或者在官场绽放生命的光华,同样可以造就改变官场的可能性。如果认为官场就是大染缸,漆黑一团,没有任何的希望,那就很容易悲观失望,甚而至于逃避政治本身;但是,如果那样的话,恐怕就真的不可为了。我讲过,刘小殊先生是有一颗胸怀天下的心的;或者说“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那么,怎样才能够澄清天下呢?“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或者“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显然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实际上,要想实现澄清天下的高远之志,必须融入现实政治,而不是逃避现实政治。可以说,在“我的青春在官场”这里,就是融入现实政治,并且想着用青春的精神来改造现实政治。其实,在用青春的精神来面对现实政治的时候,有两种基本的取向,一种是对净水世界理想的执著,所谓的“澄清天下之志”即可以印证这一点;另一种则是要求伦理正义的实现。当然,这两种基本的取向,也就造就了改造现实政治的可能性。其实,在以前考察青春的时候,我们注重最多的是它负面的东西,譬如为青春所毁灭的东西,而忽略了它正面的内涵。而在这里,我们就多讲它正面的东西。其实,青春本身即意味着激情的燃烧,而且这种激情的燃烧是很难在理性中得到解释的。也就是说,激情的燃烧属于非理性的范畴;所以,我们通过理性是很难把握它的。那么,我们能不能用理性的精神来制约激情的燃烧呢?我想,这很难。因为只有在激情燃烧过后,才可能有理性精神的觉醒。其实,在人本身处于激情燃烧的状态的时候,是可以完成非常的事业的;甚至处于激情燃烧的状态的人本身,就是所谓的非常之人。由激情的燃烧,很容易就引导出献身的精神;而且在这里献身的精神,并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而是由于理性的选择。也就是说,在“我的青春在官场”这里,同样有政治理想的表达的;或者说,它要以青春的精神来改造政治本身;即便这一点无法在完全意义上做到,但是,它毕竟给政治本身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实际上,在“我的青春在官场”这里,是找不到那种沉沉的暮气的,所谓的“吸引暮气,与梦为邻”,早就被一扫而空;相反,在这里所有的是青春的朝气,很有那种少年中国的精神。在我们,恰恰是需要这种少年中国的精神的。当然,由“我的青春在官场”,很容易想到马克斯·韦伯所讲的“以政治为业”。但是,由“以政治为业”所引导出来的是政治专家,或者说技术官僚;而只有“以天下为己任”,才能够引导出真正的政治家。

  (三)以政治为业

  其实,将青春奉献于官场,与马克斯·韦伯所讲的“以政治为业”是有很多类似之处的。也就是说,在这里都有那种献身的精神,甚至这种献身的精神,可以在崇高的责任伦理中得到解释。不过,在这里,我想先考察一下马克斯·韦伯所讲的“以政治为业”与“以学术为业”。当然,我们往往从献身政治或者献身学术的角度来理解这一点。其实,在这里是忽略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的,那就是以政治为业,并不首先指献身政治,相反,它首先指的是通过政治来谋生,当然,这也很类似于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千里做官,为的吃穿”。同样地,以学术为业,并不首先指献身学术,相反,它首先指的是通过学术来谋生,亦即龚自珍所谓的“著书都为稻粱谋”。也就是说,只有首先解决了谋生的问题,才谈得上献身政治或者学术。如果无法解决谋生的问题,那是谈不上献身政治或者学术的。我并不否认,在“以政治为业”与“以学术为业”这里,都是有理想的表达的;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看的是这种理想是否具有现实性的基础?也可以说,高远的理想是由现实利益支撑起来的;虽然高远的理想强调对现实利益的超越,但是它本身却不得不回到现实利益。我讲过由“以政治为业”,往往很难引导出真正的政治家;相反,它更容易引导出技术官僚或者政客。也就是说,在这里,政治本身成为了一种专业技术;相应地,它本身也失掉了高远理想的支撑。亦即,在“以政治为业”这里,同样会展开深刻的二律背反,亦即现实利益与高远政治理想的二律背反。不可否认,在政治本身,就是要计利谋功,或者说维护现实利益;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政治本身要成为现实利益的奴隶呢?如果政治本身成为现实利益的奴隶,那么它就很容易造就政客,而不是拥有高远理想的政治家。在政客,所要追逐的只是权力与现实利益;在这里,是无所谓原则与理想的。而为了避免由“以政治为业”引导出技术官僚或者政客,我以为很有必要强调董仲舒所讲的“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到而不计其功”。可以说,在这里就有高远政治理想的表达,虽然它本身是迂阔的。当然,董仲舒的话,也是需要改造的。亦即,我们一方面要强调高远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也不能够忽略现实的利益。也就是说,我们要把高远的政治理想与现实的利益统一起来;既要正其谊,也要谋其利;既要明其道,也要计其功。或者说,我们是要由“以政治为业”引导出具有实干精神与高远理想的政治家。一方面,政治家不是说空话,而是要干实事;另一方面政治家要有高远的政治理想,或者说“澄清天下之志”。亦即,政治家是能够很好地把思想与行动结合在一起的人。当然,思想与行动,在很多情形下,会处于分裂的状态。一方面有所谓的“能言不能行”,亦即“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另一方面又有所谓的“能行不能言”,当然,这也就是孔子所谓的“刚毅木讷”之人,他们是拙于言而敢于行的。关于思想与行动的关系,我们已经在“胜于思想的行动”中做过详细地思辩,这里不再重复。我们再看一下所谓的技术官僚或者政客。其实,在技术官僚或者政客,同样是“以政治为业”的;也就是说,他们不仅通过政治来谋生,而且通过现实政治来获得最大的现实利益。当然,在这里,我们对技术官僚或者政客,所采取的是批判的态度,因为他们失掉了高远的政治理想。我们在这里的疑问,就是为什么技术官僚或者政客就不能够成为政治家呢?其实,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而且我们也不能够要求所有的以政治为业的人,都成为政治家。更何况,即便是技术官僚或者政客,在大的政治系统中,同样有自身的价值与意义。把政治本身变成一门专业技术,虽然可能失掉高远的政治理想,但是,在现实的政治操作层面,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过,在我们,还是希望以政治为业的人,能够拥有高远的政治理想。可以说,正是高远的政治理想,让献身精神本身成为可能。当然,在以前,所谓献身精神,是强调把自身交付出去的;而在这里,我们则强调绽放生命的光华,活出生命的精彩。也就是说,我们这里的献身精神是拥有着主体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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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9-12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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