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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从密室到旷野的写作

2017-11-09 08:37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谢有顺 阅读

谢有顺

近年来,随着消费文化的影响和社会语境的变化,文学的面貌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以小说为例,重视内心勘探的作家越来越少,大多数作家都热衷于讲一个好看的故事,以取悦这个时代的阅读口味。于是,小说的情节越来越紧张,悬念一个接着一个,但叙事明显缺少舒缓的节奏和写作的耐心。

湍急的小溪喧闹,宽阔的大海平静。一部好的小说,应该既有小溪般的热闹,也有大海般的平静,有急的地方,也有舒缓的地方。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有个特点,注重闲笔,也就是说,在“正笔”之外,还要有“陪笔”,这样,整部小说的叙事风格有张有弛,才显得从容、优雅而大气。它不急于把结果告诉人,而是引导读者留意周围的一切,这种由闲笔而来的叙事耐心,往往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想象空间。

中国当代小说中,几乎找不到好的、传神的风景描写,跟这种叙事耐心的失去也有很大的关系。风景描写看起来是很小的问题,它的背后,其实关乎作家的胸襟和感受力。

二十世纪以来,写风景写得最好的作家,我以为有两个: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沈从文。

在鲁迅的小说里,寥寥数笔,一幅惆怅、苍凉的风景画就展现在了我们面前,像《社戏》《故乡》这样的篇章,已经看不到鲁迅惯有的悲愤,而是充满了柔情和伤怀。

沈从文的小说也注重风景的刻画,他花的笔墨多,写得也详细,那些景物,都是在别人笔下读不到的,他是用自己的眼睛在看,在发现。像他的《长河》,写了农民的灵魂如何被时代压扁和扭曲,原本是可以写得很沉痛的,但因为沈从文在小说中写了不少“牧歌的谐趣”,痛苦中就多了一种凄凉的美。他们的写作不仅是在讲故事,而是贯注着作家的写作情怀,所以,他们的小说具有一种不多见的抒情风格。

我非常喜欢鲁迅和沈从文小说中的抒情性,苍凉、优美而感伤,这表明在他们的笔下,一直有一个活跃的感官世界,他们写作的时候,眼睛是睁着的,鼻子是灵敏的,耳朵是竖起来的,舌头也是生动的,所以,我们能在他们的作品中,看到田野的颜色,听到鸟的鸣叫,甚至能够闻到气息,尝到味道。

当代的小说为何单调?很大的原因是作家对物质世界、感官世界越来越没有兴趣,他们忙于讲故事,却忽略了世界的另一种丰富性——没有了声音、色彩、气味的世界,不正是心灵世界日渐贫乏的象征么?

今天的作家,普遍耽于幻想,热衷虚构,他们已经习惯了用头脑和阅读经验写作,也只记得自己有头脑,没想到自己有心肠,有眼睛、鼻子、耳朵、舌头。作家的感官一旦向外面的世界关闭,写作成为脱离生活实践的观念写作,他们笔下的世界,就一定是静默的,单调的。

中国小说跟着潮流、市场走了多年,到今天,可能又得回到一些基本问题上来寻找出路。比如,感觉的活跃,感官的解放,对于恢复一个生动的小说世界来说,就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但凡好的小说,都是有很多实在、具体、准确的细节的。这些细节,如果没有感官世界的参与,就不容易写得有实感。很多人喜欢《红楼梦》,就在于《红楼梦》所呈现的感官王国里,简直可以按照声音、颜色、气味、形状、光泽等分类,对小说中的事象做专门的研究,也可以根据茶、酒、饭食、点心、钱物、器具等分类,对小说中的物质进行分析——没有眼睛、鼻子、耳朵、舌头、手和脚、头脑和心肠的参与,怎能成就《红楼梦》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写作?

有时候,一个实感意义上的传神细节,就能够将作家要表达的、甚至没有说出来的东西,刻在读者的心里。

鲁迅的小说不多,为何大多能让人记住?就在于鲁迅有很强的刻写细节的能力。他描写了很多底层的被损害者的形象,他对这些人物和他们的生活,有观察,也有感受。他写祥林嫂的出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一个被生活摧残到毫无生气的人,就活画在了我们面前。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有一个破碗,但鲁迅要强调是“空的”;她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但鲁迅要强调“下端开了裂”。通过这些细节,这个“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的人就呼之欲出了。

因着鲁迅的感官在写作时是苏醒的,他笔下的人物,寥寥数笔,就活生生地站在了我们的面前。这就是一个大作家的笔墨。相比之下,当代中国的很多小说,都是消费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在实感生活的层面越来越缺乏生机勃勃的感受,在细节的雕刻上,有个人风格的东西也越来越少。

风景描写、细节刻画方面的匮乏,是指着小说的物质外壳而言的,它表明作家的感官视野需要进一步打开;此外,从内在的精神建构上说,当代小说的灵魂视野也需要有一次根本的扩展。

在经验的层面上,中国小说迷恋凡俗人生、小事时代多年了,这种写作潮流,最初起源于对一种宏大叙事的反抗,然而,反抗的同时,伴随而生的也是一种精神的溃败——小说被日益简化为欲望的旗帜、缩小为一己之私,它的直接代价是把人格的光辉抹平,人生开始匍匐在地面上,并逐渐失去了站立起来的精神脊梁。

所以,这些年来,尖刻的、黑暗的、心狠手辣的写作很多,但我们却很难看到一种宽大、温暖并带着希望的写作,可见,作家的灵魂视野存在着很大的残缺。

只看到生活的阴暗面,只挖掘人的欲望和隐私,而不能以公正的眼光对待人、对待历史,并试图在理解中出示自己的同情心,这样的写作很难在精神上说服读者。因为没有整全的历史感,不懂得以宽广的眼界看世界,作家的精神就很容易陷于偏狭、执拗,难有温润之心。

这令我想起钱穆在《国史大纲》一书的开头,劝告我们要对本国的历史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钱穆所提倡的对历史要持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这既是他的自况之语,也是他研究历史的一片苦心。文学写作何尝不是如此?作家对生活既要描绘、批判,也要怀有温情和敬意,这样才能获得公正的理解人和世界的立场。可是,“偏激的虚无主义”在作家那里一直大有市场,所以,很多作家把现代生活普遍简化为欲望的场景,或者在写作中单一地描写精神的屈服感,无法写出一种让人性得以站立起来的力量,写作的路子就越走越窄,灵魂的面貌也越来越阴沉,慢慢的,文学就失去了影响人心的肯定性力量。

精神视野的残缺,很容易使作家沉陷于自己的一己之私,而无法在作品中出示更广阔的人生、更高远的想象。而好的小说,不仅要写人世,它还要写人世里有天道,有高远的心灵,有渴望实现的希望和梦想。有了这些,人世才堪称是可珍重的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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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09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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