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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小说写作的专业精神

2019-01-24 08:18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小说写作的专业精神

文| 谢有顺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在这个传播和信息疯狂增长的时代,古老的叙事艺术正被新闻报道式的文体所代替。一方面,新闻事件、文化符号、欲望细节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个人生活的价值领域却在萎缩、甚至消失。任何的事件和行为,一进入现代传播中,被纳入的往往是公共价值的领域,以致无法再获得“个人的深度”(克尔凯戈儿语)。任何的个人经验只有被贴上巨大的历史标签或成为特殊的新闻事件之后,它才能被关注和获得意义——当下文学界,会有那么多的无谓争执和耸人听闻的炒作,正源于此。它看起来是在伸张自己的个人经验,其实是在抹杀个人经验,因为这个所谓的“个人经验”,带上的总是公共价值的烙印。从这个角度说,尽管现在的作家们都在强调“个人性”,但他们进入的恰恰是一个个性模糊、经验不断被公共化的写作时代。

小说写作在今天,经验为王了。许多深度的精神追索都被抽离,展示新奇的、表层的经验,成了越来越多的作家的写作秘诀。我不否认,经验是写作的重要材料,但在这个任何事件和感受都能被符号化(也就是公共化)、被消费的传播时代,作家的责任应该体现在如何对经验进行辨析、如何使经验获得“个人的深度”上。耿占春在《回忆和话语之乡》中说,在新闻主宰一切的今天,“人人都记得的一件事,谁也不会对它拥有回忆或真实的经验。这反映了经验的日益萎缩,这也表明了人与经验的脱离,人不再是经验的主体。看来不太可能的状况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生活在并非构成自身经验的生活中。我们的意识存在于新闻报道式的话语方式中,因而偏偏认为:不能为这种话语方式所叙述的个人生活经验是没有意义或意指作用不足的。”确实,当下中国作家面临的一个重要困境就是,“生活在并非构成自身经验的生活中”,生活正被这个时代主导的公共价值所改写,在这种主导价值的支配下,一切的个人性都被抹煞,写作似乎只是为了投合“多数人”的趣味,因为只有这样,作品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商业和传播价值。

如果用哈贝马斯的话说,这种对生活的简化和改写,其实是把生活世界变成了新的“殖民地”。他在《沟通行动的理论》一书中,特别提到当代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已把生活的片面扩大,侵占了生活的其他部分。比如,金钱和权力只是生活的片面,但它的过度膨胀,却把整个生活世界都变成了它的殖民地。如果一个时代的作家,他们只写某一种生活,而忽略另外一种生活,这就会产生一种新的写作殖民状态。这种殖民,不是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文化的殖民,而是一种生活对另外一种生活的殖民。这恐怕是当今社会最需要警惕的一种写作潮流。现在很多年青作家,大量写到了城市生活中奢华的一面,喝咖啡,泡吧,逛高级商场,穿名牌,到世界各地游历,等等,这种生活不是不能写,可是,假如年青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去写这种奢华生活,而对另一种生活,集体保持沉默,这种写作潮流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写作暴力——它把另一种生活变成了奢华生活的殖民地。为了迎合消费文化,拒绝那些无法获得消费文化恩宠的人物和故事进入自己的写作视野,这不仅是对当代生活的简化,也是对读者的误导。若干年后,读者(或者一些国外的研究者)再来读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无形中会有一个错觉,以为这个时期中国的年青人都在泡吧,都在喝咖啡,都在穿名牌,都在世界各国游历,那些底层的、被损害者的经验完全缺席了,这就是一种生活对另一种生活的殖民。造成这种写作的殖民状态的原因是,在如今消费文化作主导的文学传播中,有购买力和消费力的人群,可能只关心这样一类奢华生活的故事,以为这就是现代化,这就是美好的未来,而更广阔的人群和生活,没有争取到发言的机会,这些,今天的作家当然是有责任的。面对这种状况,重述一个作家的责任和追问能力是必要的。惟有责任,惟有对存在的不懈追问,才能使作家拒绝认同片面生活对整个生活世界的殖民,才能重建生活的整体关怀,而不会仅停留在那些具有新闻聚焦点的有限的场景和事件上。否则,一旦经验丧失了个人深度、丧失了精神核心,所谓的经验写作,也不过是在同新闻写作争宠而已,并无多少价值可言。

经验如何进入文学?经验进入文学之后,为何会被缩减、被单一化、被公共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经验丧失了独特性,而经验的独特性又总是和细节的雕刻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在细节的雕刻上,我以为当代作家是非常匮乏的。如果一个作家无法找到一些真实、动人的细节来承载他所要表达的东西,那么他那个经验就很可能是虚假和公共的。所以,在经验如此泛滥的今天,我更愿意强调一种细节的雕刻能力——这种雕刻能力其实就是作品的微观建构能力。惟有建构好了微观的层面,一部作品的结构才会是真实的,可靠的。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结构就是细节加联想。一般来说,好的写作往往先进入一个独特的细节,然后根据这一细节产生联想和追忆,这时,生活经验、阅读经验就浮现出来了,它们互相之间会联结起一个整体结构。所以,细节非常重要,离开对细节的精雕细刻,根本无法谈文学经验——大家都有经验,何以只是某些人成了作家,就在于他有处理经验、雕刻细节的能力。鲁迅的小说为什么伟大?抛开其他不讲,光细节的雕刻这一点,就少有人能与之相比。鲁迅在关键时刻总能停下来,雕刻出一些令人吃惊的细节,比如他写祥林嫂的脸,“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一个细节就建构起了关于这个人的整体想象。而鲁迅的想象,是有一个真实的“象”存在的,他不天马行空地幻想——他的“象”就是他那些准确、独特的细节,他那些不可替代的经验。有了这些,写作才有可能走向真实、丰富、坚韧。

可是,现在很多当代作家的写作,只在生活的表面滑行,被各样新奇的人与事所捕获,他们对自己所书写的生活没有研究,更没有穿透生活表象的能力,这样的写作也就成了对一种生活毫无想象力的记述而已。相比之下,我更愿意读那些对生活有专业研究的小说,他们对常识的遵守,对事实和情理的洞察,至少能够让我们看到一种诚实的写作精神。比如,麦家的小说,多数是写破译密码的,而破译密码本身,就是一个专业领域。看得出,麦家对自己所要写的人和事,作了精深的研究,所以,你在读他的小说时,会发现,他对小说中的密码知识,以及对从事这一职业的人的心理素质,是很熟悉的,惟其如此,他笔下的许多情节设计,才会合乎情理和逻辑。又比如,北村最近的几部小说,《愤怒》和《我和上帝有个约》等,写的都是案件和法庭辩护题材的,作者对小说所涉及的法律知识、法律程序,确实相当熟悉,这就为他推进人物的心理进程,奠定了重要的事实基础;还有,范稳的《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写的是藏传佛教,他对这一题材也是做了专业研究的,要不,他不可能写得那么深入。最近读了罗新学描绘金融生活的长篇小说《狼来了》,更是使我对小说写作的专业精神有了新的理解。

《狼来了》写的是中国在将加入WTO的大背景下,银行业如何改革和继续生存,以及在改革过程中将因为体制的积弊而付出怎样的代价。在一片“狼来了”的惊呼声中,国内中小商业银行试图抢在外资银行进入国门之前,千方百计做大规模,待以抗衡,然而忽视了经营风险——《狼来了》一书,以南海兴华银行由此倒闭为开端,写了像东方亮这样一些银行家们,在大的体制环境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如何在神州银行重整旗鼓又遭遇失败的故事。显然,这是一个专业难度很高、现实规范要求很严格的小说题材,但罗新学写来,驾轻就熟,原因在于他自己就是一个资深的银行家,他熟悉银行业的运作,对银行业面临的艰辛和困境有着切肤之痛。他是在以一个专业人士的态度来探究一个行业的未来,来体恤一类人的生存景况,因此,这部小说是一般作家所写不出来的。《狼来了》的成功,首先就在于作者对自己所写的金融生活有专业研究。或者用上面的话说,作者并没有停留于经验的表层,而是对经验作了深入的研究和辨析。

一个作家是否具有一种专业精神,是他的写作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回想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由于过度崇尚想象和虚构,以致现在的作家,几乎都热衷于成为纸上的虚构者,而不再使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写作,也忘记了自己身上还有鼻子和舌头。于是,作家的想象越来越怪异、荒诞,但作家的感官对世界的接触和感知却被全面窒息,以致他们的写作完全撕裂了想象和生活之间的逻辑联系。很多小说,我们读完之后,会有一个明显的感觉:这个作家并不熟悉他所写的生活,他毫无事实根据的编造,对读者来说,不仅虚假,而且毫无说服力。但我们在读《红楼梦》这样的小说时,感觉就完全不一样。曹雪芹在小说里大量写到了那个时代的风俗、文化、社会众生相,但他的写作具有很高的专业性,他写婚礼、葬礼,写喝茶、看戏,写王妃省亲,都是大场面,他写得一点都不含糊,甚至在任何一个细节上都经得起专家的考证和辨析。因为专业,所以充满了叙事的说服力。沈从文说,所谓的专家,就是一个有常识的人。真正的小说家,必须对他所描绘的生活有专门的研究,通过研究、调查和论证,建立起关于这些生活的基本常识。有了这些常识,他所写的生活,才会具备可信的依据。的确,当我们阅读《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的时候,有理由相信,明清时代的人,就像这些小说中所写的那样生活——曹雪芹等人用一种坚实的常识和细节,为当时的社会保存了具体的、活生生的生活形态。所以,我喜欢《红楼梦》,不单是喜欢《红楼梦》里那种感情理想,那种寻求爱情知己的决心和信念,我也喜欢《红楼梦》所写的实感层面的生活,这种生活,被曹雪芹写得活色生香、触手可及。食物的香味,人物的神采,器物的光泽,场面的气息,等等,在字里行间无不扑面而来。作者那高远的精神,并不是悬空在小说中的,作者的每一个心思,都能落实到具体的生活里。每次的吃茶,喝酒,哪怕是洗手、换衣服,这样琐碎的事情,曹雪芹写起来,没有一次是重复的,都有不同的情趣,不同的细节表现。在《红楼梦》的感官王国里,你简直可以按照声音、颜色、气味、形状、光泽等分类,对小说中的事象做很多的研究文章;你也可以根据茶、酒、饭食、点心、钱物、器具等分类,对小说中的物质进行分析——这个世界,实在是太丰富了。没有眼睛、鼻子、耳朵、舌头、手和脚、头脑和心肠的参与,怎能成就《红楼梦》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写作?

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你要想成为真正的小说家,就必须对社会生活进行调查。——在这个过度崇尚虚构的时代,这依然是值得重新强调的写作真理。只有对一种具体的生活进行调查和研究,小说家才有可能重获一种表达生活的权利,才能通过出示一种真实,确立起叙事的说服力。设若一个作家的写作是面对现实的,但他又无法在现实的细节中建立起牢不可破的真实感,那么,他的写作就不可能唤起读者的信任,他和读者之间的阅读契约就不可能形成。因此,小说有了好的材料、新的经验之后,还要找到一种好的叙事方式来说服读者,使他相信你所说的是真实的。——无论是现实的真实,还是精神的真实,这都是唤醒阅读信任的基本条件。

现在的问题是,在叙事上,许多中国作家都受了训练,他们在大的方面往往很有想法,但在叙事推进的细节上,却因为漏洞太多而缺乏说服力。有些是语言的情境不合,有些是情节的逻辑不对,有些是人物性格前后断裂——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疏忽,往往会瓦解整部长篇小说的真实根基。王安忆在《小说的当下处境》一文里面专门谈到了小说中的“生计”问题,也就是小说中的人物是靠什么生活的?说得简单一点,这些人物每天花的钱是从哪里来的?现在的年轻作家,动不动就让自己笔下的主人公买名牌衣服,住高级酒店,出国度假,他们整天游手好闲,却能过上奢华的生活——作家似乎从未想过,他们这些人的工作和收入,是否能够支付他们这么巨大的生活成本。王安忆认为,作家必须谨慎地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不能把你的生计问题合理地向我解释清楚,你的所有的精神的追求,无论是落后的也好,现代的也好,都不能说服我,我无法相信你告诉我的。”这话说得好。小说一旦写得叫人“无法相信你告诉我的”,这个小说肯定就失败了。今天的作家们,有多少人真正在意那些微小的细节对读者的说服力?我读过一个著名作家的长篇小说,他里面为了表现一个绝望的诗人如何想同文坛决裂,就说,他把每天收到的各种杂志报纸拆都不拆就扔到厕所的马桶里放水冲掉——现实中能找到那种可以把成堆的杂志都冲掉的马桶吗?我还读过一个作家的小说,他为了证明一个人是怎么爱另一个人的,就说他在一片树叶上刺上“我爱你”三个字,然后把这树叶放在河里,结果,若干个月后,女方在一个相隔遥远的河边捡到了这片树叶,她一看到那三个次,立刻意识到这是自己的情人写给她的,并为此感动得热泪盈眶——作者并不是在写童话,而是在写一部现实小说,里面出现这样的细节,你如何说服读者?这样明显的细节漏洞,我可以在今天的长篇小说写作中找出许多。

必须看到,小说的真实是在叙事中一点点地建立起来的,忽视细节,滥用词语,都会导致叙事说服力的丧失;没有说服力,就无法唤起读者对小说的信任——无“信”,就无“立”;立不起来的小说,绝不会是好小说。这让我想起瞿世英在几十年前的《小说的研究》一书中所说的:“小说怎样才有好材料呢?最要紧的是一个‘信’字。”“材料不可靠,布局不会好的。” “信”从哪里来?只能是从细节中来。细节的真实雕刻,是小说的命脉之一。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一书中,也举《堂吉诃德》和《变形记》等小说为例子,指出作家在讲述的内容和讲述的方式上的统一,才使得这些作品“被赋予了一种不可抗拒的说服力”。这些都是写作的金玉良言。摹写现实的小说假若在材料(情节和语言)上无“信”,在叙事上没有“不可抗拒的说服力”,它和读者之间的阅读盟约即便建立了,也难以维持下去。而《狼来了》在这方面做得较好,罗新学以自己对银行业的熟悉,在小说中写出了银行业的诸多内部规则和运作方式,并把东方亮这个主人公的性格放在一种理想和现实的两难中来推进,这样,小说中的许多情节设置就很自然地赢得了读者的信任。比如,在小说中,写了一个叫平青云的副行长,他是一个阴险、狠毒的家伙,但作者通过平青云伙同假“内弟”在办公室唱双簧骗取柳志豪的巨额融资,同时又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以及用电子记事簿暗中录音来套牢巍峨行长等细节,惊心动魄地写出了金融界内部的心机和险恶。甚至,罗新学在小说中还探讨了中国银行业在以后的岁月里,是该走向民营化还是继续由国家主导这种学术含量很高的问题。当然,由于现存金融体制的滞后,以及权力过多地介入银行业等具体的现实困境,作者认为银行业应朝民营化道路发展的思路在小说中最终受挫,但《狼来了》还是以较高的专业精神,为我们生动地描述了银行业的内部景观,并出示了作者对这个行业在发展问题上的深入思索。

另外,《狼来了》作为一部金融小说,除了呈现出很多独特的经验、专业的分析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作者写出了一批银行家们的命运。以命运感来写一个行业的兴衰,使得这部小说具有了较好的文学性。很多长篇小说,有经验,有细节,但惟独缺少命运感——而命运感是确立长篇小说精神核心的重要依据。如果说短篇小说主要靠的是语言,中篇小说主要靠的是情节,那么,长篇小说主要靠的就是人物的命运感了。《狼来了》里所写的东方亮和巍峨,他们的命运感都是很曲折,也是很悲怆的。罗新学在他们身上,写出了一种理想的脆弱,一种性格的悲剧,一种个人在体制里的无力感。东方亮是想干一番事业,可是他的满腔热血、满腹才华无处施展,巍峨呢,看起来是女强人,许多时候刚愎自用,听不见别人的意见,其实,在她的内心,也有着别人所不易觉察的脆弱和柔情。他们都是一些复杂的个人。《狼来了》通过这些人的命运感的书写,把一个行业的命运与居于其中的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这就使得整部小说在人性的开掘上,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间。

以专业的态度研究生活、辨析经验,以人物的命运感来书写一个行业的生存境况,从而使小说具有专业精神和说服力,这是《狼来了》引人深思的独特之处。它在一些地方,或许还可以写得更精致、更简练,但作为一个业余作家的第一部长篇,《狼来了》已经超出了我的期待。在当今这个长篇小说泛滥的时代,当我读过太多作家躲在书斋里的胡编乱造之后,我更愿意对《狼来了》这样的写作表示敬意。因为读罗新学这样的小说,你可以和活生生的当代生活劈面相迎,可以和一些我们所不了解的人物对话,可以认识更多沉潜在经济前沿的人性及其挣扎。

说到底,好的文学,要具备两个层面的东西:第一个层面,是专业意义上的,即作家对现实生活要有活跃的感知,同时对生活细节的描摹必须准确、真实;第二个层面,作品要有不凡的胸襟和见识,从俗世里来的东西,要把它推到灵魂里去。在现实的层面、经验的层面,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要有坚实、细密的物质外壳,里面要有一种活生生的生活气息和生活细节,让人觉得作家对自己所写的那种生活是熟悉的、观察也是精细的,这个层面,可以是一部作品成功的物质基础,必不可少的。但光有这种物质材料,还不够,这不过是最表浅的一种真实,好的文学作品还要再往前走一步,走到人的心灵里去,走到人的灵魂深处去。文学作品写到一定时候,比的就不是经验和物质,也不是比写作技艺了,比的是胸襟、情怀和气度。只有把经验的描写和心灵的探索结合得好的作品,才称得上是优秀的文学。这方面,我很喜欢举《红楼梦》这个例子。《红楼梦》是以实写虚的,在实感层面,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这个层面,曹雪芹真是写得生机勃勃、精细入微,写得很专业,很有耐心,让读者觉得他所写的生活就在眼前,有很强的实感。但是,在这种生机勃勃的俗世生活后面,作者又对心灵的高洁、爱情的知己问题作了探索,并告诉我们,这世界是存在一种心心相印的生活的,一旦这种生活无法实现,物质上再繁华,人生都是虚无。曹雪芹是伟大的,他所写的心灵世界,是世俗价值所无法安慰的,但是,他笔下的心灵世界,又不是一种抽象观念,而恰恰是在世俗生活中建立起来的。他的理想,是有现实基础的;他的灵魂,是有俗世作为容器的。曹雪芹把这两个层面的东西,结合得非常好,从而成就了《红楼梦》的伟大。

相比之下,当下的中国文学,在这两个层面上都遇到了困难。在经验的描摹,当下很多中国作家,因为处于书斋写作、纸上写作的状态,描摹出来的生活往往很苍白、乏力,活泼的感受力丧失了,胡编乱造的情况很多,很多情节,不合情也不合理,很多语言,充满着作者个人的专断,完全不像他笔下的人物该说的话。这样的写作,不真实,无法在现实中被还原,也没有说服力,所以他的悲伤读者不跟着悲伤,他的感动读者不跟着感动,他的痛苦读者也无法体会,不跟着痛苦。这样的作品,缺乏令人信服的物质外壳,他所要表达的任何精神图景,也容易流于空洞。另外一些中国作家呢,在经验层面上描写得很好,丰富、准确,可是他被自己的经验淹没了,他的作品除了材料,没有更高远的想象,作品背后缺乏精神的跋涉,缺乏心灵的探索。一个好作家,要写出真实的实感世界,同时又不能止于写现实,还要写出现实背后的人心世界,写出现实背后还有值得珍重的精神梦想和灵魂指向。真正的好文学,用我的话说就是: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文学既要有精细的俗世经验,又要有深广的灵魂空间,既要有专业精神,又要有不凡的胸襟和情怀——我希望有更多的作家,是走在这条写作道路上的。

(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来源:谢有顺说小说企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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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1-24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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