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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一直在追问文学的可能性在哪

2019-06-26 08:41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记者:您曾经反复重申“当代文学作品缺乏一个生动的感官世界”,认为“让作家回到乡间,看看另外一种人群,呼吸另外一种空气,品尝另外一种味道,让感官获得解放,可能是把文学从苍白境地里拯救出来的途径之一。”您这次来参加《梦云南》亚洲雨林探秘之旅活动是不是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几天活动下来有什么收获吗?

谢有顺:参加雨林探秘之旅,纯粹是出于对西双版纳的好奇和热爱,我并不抱什么先入之见。我对高原、茶山、雨林永远有兴趣,版纳来过几次了,但还会想来。几天活动下来,对版纳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尤其是对这地的民族生活与民族文化,有了更具体、真实的接触,也有了更深的感受。这里有很好的生态,有丰饶的出产,有多元而色彩斑斓的生活,的确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记者:您来过云南很多次了,对云南感觉如何?

谢有顺:我很喜欢云南,也经常来,去过下面很多地方。它给我的突出感受是,这地方的经验形态异常丰富、复杂且充满边地风格。尽管同属一省,但在云南,不同的区域,它们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大的,比如红河与大理,是完全不同的风格。西双版纳又与别处不同。除此以外,民族之间也有巨大的差异。有差异,就表明有地方性,有个人风格。正是这种地方差异,使我们对云南的想象既高远,又灿烂。尤其是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云南异常丰富的边地文化,是对日益整齐、规范的主流文化的重要补充。

记者:文学呢?您对云南文学创作的现状和云南作家的印象如何?您曾说过,传统资源和地方资源,是文学写作极为重要的两条血脉,如果以您的这个观点来评判的话,云南作家的创作及作品,哪些现象与作品是您个人比较欣赏的?哪些是您认为欠缺的?

谢有顺:云南文学最有震撼力的当然还是和大地有关的书写,关于天空与土地的叙事,云南作家有自己的角度,风格显著。但我也发现,许多的云南作家,现代意识远远不够,写作手法比较老套,观念也较陈旧,缺少冲击力。

谢有顺

谢有顺

记者:差不多二十年前,云南的《大家》杂志曾创设了大家文学奖,一度成为爆炸性新闻。而作为极具影响力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评委会的召集人,您经历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十几年的历程,您觉得一个文学奖要想在当下混乱的文学生态环境中获得认可并持续下去,需要做到什么?对云南目前的“高黎贡文学奖”和“边疆文学奖”,您怎么看?

谢有顺:如何保持一种值得信任的价值观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一个文学奖如何才能走得更远的关键所在。但很多文学奖,由于过度放纵个人的艺术偏好,也容易流于小圈子游戏,这同样是一种需要警惕的趋势。必须清楚,文学写作是个人的创造,文学评奖呢,则是对文学现场的一种检索和观察,它应该最大限度地分享文学的公共价值。过度意识形态化,和过度个人化、圈子化,其实也是一种危机。还有一种更隐秘的危机,就是渴望这个奖能获得文学界的普遍誉美。可这么多人在写作,这么多声音在回响,你应该倾向谁?又应该倾听哪一种声音?假如你没有价值定力,你就会六神无主。你谄媚了一群人,会获罪于另一群人,你听从了一种声音,会屏蔽更多种声音。文学奖必须做有自我的文学奖,如果你认定你的价值信念是有力量的,你就要坚持,哪怕是孤独前行,你也终将胜利。

“高黎贡文学奖”和“边疆文学奖”都开始形成自己的风格,并且有所坚持,它们所建立起来的观察文学的角度,至少对云南文学界而言,是相当重要的。

记者: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您认为中国目前的文学创作现状如何?具体到作家本身,您认为作家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进行创作?您对作品优劣的评判标准又是什么?

谢有顺:文学创作的现状很正常,不冷不热,这就很好了。而且这样的时代,已经很难用一种标准来衡量文学了,文学界正在分化。有些人为艺术,有些人为巿场,有些人为点击率,各有各的写作理由。作家的心态中,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合身的写作定位。相比之下,为艺术而写作的这些作家,显然更值得尊重。

我评判作品优劣的标准有三点。首先,它在艺术上必须是有新意、丰富而值得品味的,没有艺术享受,你甚至连阅读的兴趣都没有,更谈不上评论它的冲动了。其次,我看重一个作家的语言才能,语言的个性、韵味是判断一部作品是否风格化的重要标志。再者,作家的道德勇气也不可忽视,它关乎作家是站在什么精神立场上说话,他有什么样的价值发现。这三点,常常是我要评论一部作品时的准则。而一个好的文学评论工作者,艺术的修养、精神的敏锐和鲜明的文体意识,缺一不可。没有艺术修养,就无法准确解析作品的丰富和复杂;没有敏锐的精神触角,就无法和作家进行深层对话;没有文体意识,批评文章可能就会写成新八股文,而失去好文章当有的风采。

记者:现在很少见到你专门就某一部作品著文,为什么?是值得评论的作品太少或者说没有么?

谢有顺:时间有限,不可能评很多作品。但真正沉潜下来,会发现,好作品还是不少的。只是,我对一部好作品的欣赏,不一定都要用写文章的形式来表达而已。

记者:莫言获得诺奖以后,中国文学突然又开始亢奋起来了,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就您个人来看,中国文学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谢有顺:莫言的得奖,未必能改变中国文学的现状,但它对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还是有正面价值的。世界由他的作品而重新认识中国,是一件好事;他的作品,呈现出了一种和当下的宣传所不同的中国——这个中国,是文学的,也可能是更真实的。假若在物质中国以外,我们能向别国输出一个文学中国,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软实力。中国形象和中国语言,比中国经济和中国物质更富精神内涵,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同时,我也反对把莫言获奖的意义进行盲目升华,所谓莫言得奖反映了中国的强大及其世界影响力的提升一说,显然是牵强了。文学是个体的精神创造,和国力如何并无直接的联系,诺贝尔文学奖也经常授予小国作家,或者乱离中的作家,若单纯以国力论,这些就都难以解释了。

莫言获奖之后,并不能掩饰中国作家的写作所存在的问题,他的获奖,也不会让中国文学变得更加不堪——就中国当下的文学现实而言,似乎也找不到谁就一定比莫言更适合获诺贝尔文学奖,因此,我们大可理性地对待这个文化事件,并真诚地祝福莫言。

至于文学的出路在哪,我也充满困惑。

记者:文学批评状呢?目前中国的文学批评感觉上比较混乱,尤其今天我们处在一个网络社会,声音发出的平台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充满了不理性的因素和排他性,您如何看待这种状况?你理想的文学批评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谢有顺:不必讳言批评界所存在的问题。现在的状况是,过度学术化的趋势损毁了文学批评最重要的直觉和感受,批评越来越成为没有体温、没有个人发现的理论说教。之前的批评,强调个人风格,强调对一部作品的艺术直觉并勇敢地作出判断,现在,这种可贵的品质正在消失。

批评也是一种写作,也有自己的边界。其实所谓底线,无非两个,一是要有艺术的判断力,一是要忠诚于自己的内心。过度赞美和过度苛责甚至谩骂,都是批评家审美瘫痪的表现。但真正的建设性的批评还是有的,只不过浮在面上的往往是那些博眼球的,认真探讨问题的文章反而容易被忽略。

我理想中的批评环境,是希望理性些、诚恳些,不必那么怒气冲冲、真理在握的样子,批评是一种专业,还是应该多一些专业精神。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您未来有什么新的研究课题么?

谢有顺:还是想继续研究文学的先锋性,以发现文学的可能性在哪

采访者:云南信息报 黄绚

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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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6-26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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