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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自良:翻译是我一生可与他人竞争的事业

2019-05-07 10:11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本文转自:上海译文

去年《米沃什诗歌全集》出版时,曾有读者留言:“米沃什全集都要出了,布罗茨基还会远吗?”

这并不是译文君第一次听到类似的“催书”信息,但布罗茨基肯定是那个高频名之一。从《悲伤与理智》到《小于一》,这位20世纪苏俄时代最伟大的俄语诗人以其动人、真挚的文笔让很多人记住了他。

之前译文君还小心翼翼卖关子,不愿意回复那位读者的留言,今年终于可以拍拍胸膛说,快去下单买《布罗茨基诗歌全集 第一卷(上)》吧。

想起《悲伤与理智》里的一句话,蛮适合形容布罗茨基诗集终于出版的心情。

“勿让未来惊扰你,
你终归抵达未来,
若你必将抵达,
请保持你现今拥有的理智。”

今天的推文,译文君请来布罗茨基诗歌全集责编刘晨,和大家讲讲关于他和这本诗集的译者,大家熟悉的娄自良先生,在编辑这套诗集中发生的故事吧。

俄语译者娄自良

俄语译者娄自良

《布罗茨基诗歌全集 第一卷 (上)》终于下印了,我长舒了一口气瘫坐在桌前。从我接手这套书算起,转眼间居然快过去两年了,回忆起作为责编的这两年,“痛并快乐着”,我脑子里蹦出了这个想法。

第一次见到娄自良老师,应该是2016年的十月,我刚来社里工作不久。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早上刚到办公室不久,涛哥(文学室资深编辑冯涛老师,石黑一雄系列作品策划人与责编)喊我:“娄先生来了,你们还没见过吧?快来认识一下。”匆忙之间也没想起是哪位娄先生。见到他时,他刚参加完退休职工的体检,从医院过来,我刚要伸手,他赶紧说:“我刚体检过,稍等。”然后去洗手间洗过手才回来与我握手。除了洗手这个细节,另一个让我印象很深的,是娄先生的身形,他个子很高,也很清瘦,加上无论站着还是坐着,他的腰背总是挺得直直的,就更加显得高了。我个子不算矮,但是娄先生似乎比我还高一些。总之第一次见面匆匆忙忙的,当时我还没有负责《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的工作,也仅随口聊了两句,聊天的时候我猛然间才想起来,娄先生正是《战争与和平》的译者。

上大学的时候,《战争与和平》看过两遍,第一遍前面一半读的是草婴先生译本,读得很流畅,但是问题就在于太流畅了,以至于不像是托尔斯泰的作品,所以后半部分换了人民文学的刘辽逸先生译本,但是似乎也不是尽善尽美。这样读书方法肯定是不对的。所以又选了娄先生的译本重新读了一遍,这一遍读下来,可以用“荡气回肠”四个字来形容。抛开情节部分不论,托翁纵论历史、自由等哲学问题的部分,娄先生的翻译可说是与托翁强强对话,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娄先生在哲学方面有着很深的功底。

言归正传,自从成为了《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的责编,和娄先生的交往自然也多了起来,不过起初也仅限于打打电话,发发邮件,寄寄快递。很快,他给了我第一部分的译稿,内容是这套诗集的编纂者洛谢夫为布罗茨基写的序,这部分内容在此之前其实已经译好,但是他觉得不满意大规模修改过一次。结果我还没来得及看,他就告诉我,这部分译文不行,在翻译了诗歌和注释之后,很多地方有了不同的理解,需要重译,暂时先搁置一下不用看了。那阵子我刚刚上手,一下子做这么重头的书本就是一头雾水,他这么说,我自然乐得先放手。

又过了几个月,我和娄先生发生了第一次冲突。那是他第一次将《布罗茨基诗歌全集 第一卷 (上)》诗歌部分的全部译稿交给我,我大致检查了之后,觉得似乎还有一部分诗,应收录进来。为此我俩大吵了一架,虽然我嘴上客气,心里还是暗骂他是“老顽固”,后来随着一次次交流,我才理解了娄先生的考量,并表示信服。不久前,我们俩又聊起这件事,娄先生说,那时我们缺少交流,不过大家都是为了工作,就事论事,好在大家都没往心里去,这也算是我们交情的一部分了。也是那次争执之后,《布罗茨基诗歌全集》这场旷日持久的出版战役,于我来说就算是正式打响了。

交了第一稿之后不久,娄先生又打来电话说需要我打印一部分东西给他,如果有时间希望我能去家里面谈,如果没时间,邮寄也可以。约定时间之后,我第一次来到了娄先生家里。娄先生家在浦东,从社里过去要先坐半个多小时地铁,下车后还要再骑十几分钟单车,在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我陆陆续续几十次次往返于这段路上。

每次到了娄先生家里,一定是不急于开始工作的,总是要在书房里先坐上一会儿,沏一杯茶,抽几支烟然后随便天南海北聊上一会儿,茶总是当年的新茶,味道极好,烟也必是中华香烟,有时他还让我顺带带走一盒,每次去都好像我是去打秋风一样。聊天的内容多是我问他过去的事。说句比较冒犯的话,娄先生这一生并不太平,甚至可以说命运多舛,但是这么多次交谈,从未听过他的抱怨过,似乎曾经的一切起起落落不过是年过八十的他自嘲的谈资。

娄先生出生于1932年的上海,那时正是国家动荡的时代。后来,由于无法忍受外国人的统治,他的父亲带着全家从上海迁回了安徽的老家。国难当头,许多人从小就立志参军。娄先生也是如此,在老家读中学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开始征召到缅北作战的青年远征军。娄先生自然也报了名,可是当时他只有13岁,征兵的人对他说:“你还太小了。”于是,他与军旅生涯失之交臂。直至今年我去看他时,他还对我说:“没能当兵,是我一生的遗憾。”

虽说是没能当兵,但是后来某种程度上娄先生还是算实现了自己的愿望。1950年,娄先生考入了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俄文系,成为了新中国最早一批国防生。说起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到是和我颇有渊源。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前身即抗大第三俄文大队,后俄文大队一分为三,分别成立了北京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和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后来又在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基础上成立了黑龙江大学,我本人是黑龙江人呢,家里也有一位亲属在黑大教书,小时也常常混迹在黑大家属院内,大学我是在北外读的,这样说起来我和娄先生居然可称为校友了。当时的国防生,一方面要接受全军事化的管理,比现在要严格的多,另一方面俄语训练的高度和专业度是后来的教学所无法企及的。作为同样是学俄语出身的我,对这一点心悦诚服。那时的教育完全是苏联式的,学俄语不单单是学语法和翻译,相应的哲学、历史等等内容都要学,而且是苏联专家负责教授。这为娄先生后来从事翻译工作打下了基础。当时培养外语人才,尤其是俄语人才,完全是出于军事和技术上的考量,所以学了没几年,他们就被安排给苏联来的各个行业的专家做翻译,可是仅仅几年时间,就算语言已经过关了,到了各个行业上,铺天盖地而来的专业术语和名词,加上工作环境的艰苦,让很多女生经常哭鼻子。他对我说他当时就想过:“人一定要找一件能与他人竞争的事业,学外语,语法不是我的强项,其他行业的专业我更加无法与别人竞争,那么翻译,自然就成了我一生可以与他人竞争的事业。”

到了五十年代末,娄先生的父亲被打成右派,他自己也因此被发配到新疆的一所中学教书。按说,那个年代,有这样的待遇,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感恩戴德地接受,老老实实在新疆工作。但是娄先生却不甘于这样的命运,他做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有魄力的一次决定:辞职回上海。他说,我辞职不是认为在新疆教书有什么丢人的或者什么。我是觉得国家培养我,教给我俄语的技能,如果我留在新疆,那这些花费在我身上的资源和我努力了这么多年学到的知识就全都白费了。那时他在上海已经举目无亲也没有收入来源,甚至没有户口,但是,上海有外文图书馆,于是他每天白天干活,晚上看书,生活单调却也充实。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六十年代末,直到娄先生被冤枉入狱。他对我说过好几次,“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在监狱里,什么都没有,每天只有枯燥的生活和繁重的劳动,能看到的文字,只有《毛选》和几种时有时无的报纸。随着中苏关系的日益恶化,俄语几乎成了生活中的禁忌,更别说在监狱里了。可是娄先生依然没有把俄语放下,因为这是他一生的事业,他总是在脑海中回忆、模拟和苏联人对话交流的情景。在监狱里,有文化并且很少与人来往的人,自然容易遭到了别人的陷害,除了使用“苏修”语言外,娄先生还被诬告诋毁国家领袖和政府。所幸同牢房中有正直的人站出来作证,才保证娄先生平安走出监狱。

在监狱里,娄先生最渴望的事便是读书,所以一重获自由,第一件事就是用身上仅有的钱买了几本书。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一刚刚从监狱出来的人去买外语书,这几乎是用生命在开玩笑,可是他实在不忍将俄语抛弃,于是权衡之下,他去买了黑格尔和康德,还有马恩列斯著作的俄文译本,这些哲学书无疑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谁也无法从中作梗。这些书他现在仍好好地保存在书柜里,时不时还拿出来看看,有次拿给我看,上面用铅笔工工整整地用小字写了许多笔记。娄先生告诉我,俄国著名的哲学家不多,但是大作家却有很多,这是因为这些作家的作品本身就带有很强的哲学性,所以想翻译俄国文学,不懂哲学是不行的。这些哲学书,也为他后来安身立命的事业打下了基础。

从监狱出来之后,和大部分知识分子一样,娄先生被安排从事体力劳动,虽然辛苦,但是娄先生说,和那些淳朴的乡民一起生活的时间,是除了做翻译以外最让他快乐的时光。因为他们没有太多心思,只要你干活认真、干的好他们就拿你当亲人。娄先生自幼喜欢武术,小时候练得很不错,后来又经过了军事化管理的大学生活,即便经历了牢狱之灾,身体素质仍然非常好,干起活来丝毫不比长期劳作的农民差,所以大家都和他很亲近,没有带着有色眼镜看他。而且他干活的时候同样喜欢动脑子,比如修防空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因为洞下随时可能发生塌陷,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猝不及防之下被掩埋在了防空洞底,而娄先生则每次都会先用长棍试探洞顶,同时保持身体朝着便于逃脱的方向,确定结实后才继续向前走。就这样,出狱后的娄先生继续着白天劳动,晚上读书的生活。

终于,娄先生熬赢了时间,1978年国家开始为过去的冤假错案平反,之前扣在娄先生头上的“帽子”终于也被摘掉了。由于之前深厚的哲学功底,他被安排到上海译文出版社社科编辑室负责编纂哲学大百科,不久之后,他在这个岗位上迎来了人生最风光的一个插曲。当时,他在北京俄语高级研究班培训,来了两位苏联哲学专家,可是这两位专家的专业并不是马列主义哲学,而是德国古典主义哲学,这让研究班聘请的翻译犯了难,对于康德、黑格尔他们几乎是一窍不通,而在座的学员里为数不多懂德国古典主义哲学的学员俄语又往往不算过硬。这时,娄先生挺身而出,不光是完成了长达几个小时的交传工作,还同两位专家高谈阔论、纵论哲学史。会后,他受到了一位级别颇高的领导接见,然而这场会面不欢而散。

他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似有懊悔地开玩笑说:“你说我那时也是几十岁的人了,经历了那么多大风大浪,受了那么多委屈苦难,怎么还是管不住自己的脾气呢?不然我早就飞黄腾达了吧?看来人的命运还是有定数的呀。”我说:“可能该着就是要您为读者多翻译几本好书,这比飞黄腾达有意义多了!”说罢我俩对视了一眼,然后哈哈大笑起来。后来,哲学大百科第一卷刚刚出版,项目被叫停了,当时第二卷的词条都已经准备完毕,花了编辑人员不知道多少个日日夜夜,要知道那时可没有电脑可用,一切全靠人工一个一个词目查找,一笔一笔抄录。这让娄先生非常气愤,最后干脆一气之下,决定人生中第二次辞职,到刚经历过苏联解体的俄罗斯经商。有一次在他家做客,聊到兴起他拿出了当年俄罗斯公司给他的聘书,据说我是二十几年来第一次有幸亲眼看到这份聘书的外人,上面清楚地用俄文写着“总经理”三个字,注册资金至少是“千万级”的。

90年代初,苏联刚刚解体,也恰逢我国“下海”大潮,按说辞职经商的人不在少数。但是娄先生失却是担了大风险的。虽然已经摘掉了历史的帽子,但是毕竟这段经历是无法抹去的,在出国之前娄先生的许多老朋友都纷纷劝阻他,一旦出去经商恐怕会有被按上叛国罪的危险。但是身正不怕影子斜,娄先生说:“不管怎么样我都是一个中国人,我永远忠于我的祖国。”叛国罪不是空穴来风,在俄罗斯经商期间,娄先生经营的公司从事的主要是木材、钢铁和稀有金属生意。娄先生性格非常豪爽,而且不像当时其他中国商人那样投机取巧,加上酒量又好,俄罗斯人都乐于和他做生意,他常常得意地对我说,俄罗斯人同他喝酒总是对他竖起大拇指说一句“крепкий мужчина”(硬汉)。所以后来生意越做越大,以致于曾有退休俄罗斯高级军官对他说,无论你要什么:枪支、坦克、大炮甚至飞机,应有尽有。但是娄先生还是坚持做自己的 “正经” 生意,他笑称:“为了我自己的安全,这些东西我也不会碰的。”尽管生意越做越大,但是国家要他回来,他二话没说就放下了公司回到了中国。这时的他早过了花甲之年,终于,他可以安坐在书房静静地翻译他热爱的俄罗斯文学了。

回国之后,他就着手开始翻译《战争与和平》,据说当时本来是请他只翻译一半的,不过他坚持要么都由他翻译,要么他不参与这个项目。经过了好几年的修修改改,终于这部洋洋百万言的人类文学史桂冠上的明珠出版了,至于版本的区别,相信读过的读者朋友自有甄别,在此不再赘言。

刚刚交了一部大部头,下一个重活接踵而至:《布罗茨基诗歌全集》。这本书是经历过出版社内部好几轮讨论最终选定的底本:洛谢夫编纂的学术注释本,不但收录全面,且收录的诗歌全是布罗茨基生前肯定过的,而且对于每一首诗都做了充分的注释,洛谢夫作为布罗茨基30年的挚友,为布罗茨基写了一篇长达7万多字的序言,全面概述了布罗茨基一生的文学之路。但是这样的底本也注定这翻译难度之艰巨。可是当时年近八十的娄先生还是接下了这个活儿,一方面是对翻译事业的热爱,一方面也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

然而不久之后,变故突发,娄先生体检时查出了癌症,翻译不得不搁置下来,当时他对出版社说,我翻译好的一部分,你们拿去,分文不取,如果有人愿意接手,他可拿去参考,也可全部使用,同样分文不取。所幸,病症发现及时,治疗得法,病情很快控制住了。

娄先生身体康复后,恢复得很快,于是他重新投入到工作中,用他的话说,他现在“酒照喝,烟照抽,牌照打。每天翻译到后半夜,全年无休。”我这个不到三十岁、天天健身的“小年轻”也着实佩服他的精力和身子骨儿。有次我打算解决了工作问题之后直接去健身房锻炼,他得知后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也会健身,还练过拳击,甚至说到兴起,还站起来教了我几招拳击。这样好的身体除了年轻时良好的底子之外,和他夫人的悉心照料也是分不开的。娄先生夫妇的感情大概是我见过最好的“老夫老妻”了。由于翻译《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的时候,经常会有灵感来了必须一鼓作气翻译下去的时候,所以工作到两三点钟是常有的事,每次娄先生预感到自己会熬到很晚时都会跟夫人打声招呼,让她不必等自己,早点休息。也因为经常熬夜,通常吃过早饭后娄先生有睡“回笼觉”的习惯,为此,他夫人都会按时准备好早饭,让娄先生在床上吃,吃完了看会儿报便可直接躺下。有一次,我临时打招呼去家里,正与娄先生在谈事,他夫人正好从外面回来,不知我在家,便大声地问:“老公,你干吗呢?”娄先生便回答道:“我在玩呢!”这种真情实意,我作为旁观者也颇为感动。

再回到翻译《布罗茨基诗歌全集》上,序言修改了三次总算是达到了娄先生的要求,这时已经是2018年下半年了。诗歌部分的译稿我也对照原文反复看了两遍,把其中我认为有误的地方挑出来与娄先生讨论,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他也在不断修改其他地方,等于差不多又把稿子改了个天翻地覆。到了8月底,总算是可以发稿了。为什么,这个稿子这么难对付?首先,诗歌本就难译,甚至有的诗确实不可译,当然这个不可译是指译不到与诗歌原作旗鼓相当的水平。第二,布罗茨基的诗更难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布罗茨基是一个极善观察和思考的诗人,他把生活中感知到的一切都运用到诗歌中,内容上大多具有非常强的哲学意味和宗教情怀,并且他是一位善于“跨越”的诗人,往往一首诗的某个意向在相隔多年的另一首诗歌中的到了呼应,而且不客气的说,布罗茨基写诗,往往是不考虑别人是不是读得懂的。最后,由于我们选择了洛谢夫的俄语注释版本,洛谢夫对这些诗歌做出了非常详尽的注释,那么翻译的时候就大大限制了译者的手脚。因此本书里面没有出现译者注,作为译者必须以洛谢夫给出的理解为基础来翻译这些诗作,而不是靠自己的理解。这一度让娄先生非常懊恼。我总是催促他,不能再拖了,这书已经拖了够久了,读者期待、版权方威逼,作为编辑和出版社在中间实在为难。他对此表示理解,但是又说:“你说的我理解,固然完美是不可能达到的,但是追求完美的态度,却是必须有的。我不能拿不合格的译文去糊弄读者,这么难的作品,我大可以随便对付,相信不会有太多人有能力提出异议,但是我不能叫读者戳我的脊梁,这应该是我翻译的最后一套书了,我不怕病,死我也不怕,我就怕我留下的译作被人唾弃。”话说到这,我也就只能一边尽我的能力多跑几趟,把我的工作做好,一边应付着领导,一遍一遍地说,快了快了,快发稿了。所谓“会做媳妇两头瞒”,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最终把稿子拿去排版的时候,我感觉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地了,跟他聊天的时候,也好好地拍了一下娄先生的马屁,谁知道他却一本正经的对我说:“这些都是我的本分工作,作为一个译者,当我翻译的时候,我的心里只有读者。这么说你大概以为我在自我标榜,可是我就是这么想的。”这句话,时至今日仍不时出现在我脑子里,“心里只有读者”我想也会成为我编辑生涯永远的标杆和目标。

当我满以为一切都按部就班准备妥当的时候,娄老师的认真劲儿,又给我出了道难题。初校样来了之后,一份交给校对科一份交给译者审读,在这个过程中,娄老师再次提出:我需要重译。反复沟通了出版时间之后,他在春节期间加班加点,总算在刚过正月十五的时候,把译稿改得七七八八了。可是我按约定去他家的时候,按了好久的门铃都没有应答,说实话当时我是有点担心的,虽然娄先生一向身体健朗,但是毕竟已经是86岁的人了。就在我惴惴不安的时候,他给我开了门,这次见到他,他人很萎靡,说话也有气无力,语气里全是懊恼,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又聊了两句我才知道,昨天他工作了一夜没有合眼,到中午才坐在椅子上睡着了,但是这不是他最沮丧的地方,令他难过的是由于之前修改的文稿在电脑里存了几个文档,他把自己弄糊涂了,以为之前的工作全部白费了。好在我打开电脑检查了一下,虽然混乱,但是还能理出头绪,很快我整理好了稿子发到了我的邮箱里。这时再看娄先生,竟开心得像个孩子一下子容光焕发了一般。他说:“遇到你真是我的幸运!”我说:“有您这样负责的译者,是出版社的幸运、是编辑的幸运也是读者的幸运。”两天后,我又去了一趟娄先生家,他说:“上次让你看到了我的沮丧的样子,那时最后一首诗还没有完全改好,可是我已经没有信心了,你给了我信心,我把最后一首诗也改好了!”就这样,我早上从家里直接去了他家,整理好译稿回到办公室,下午开始誊改校样,3天时间,写秃了两只红笔,总算把改正的校样完成了。可是难题又抛给了出版和校对部门,虽然很难办,但是大家都极力配合,拼着午饭不吃,忙着解决这本书的问题,一位马上要结婚的同事,甚至在要出国去办结婚典礼的前一天还在为这本书忙碌。

最终,按照预定计划的截止线上,交上了准备下印的稿件清样。在我写完这些文字的时候,这本书也已经印好在发往各个仓库的路上。而娄先生,我想,他应该正伏案翻译着《布罗茨基诗歌全集 第一卷 (下)》吧。我知道,这时他的心里,只有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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