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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狄兆林:苦荞花上的故乡

2015-06-10 09:50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吉狄兆林 阅读

  惯于迁徙的先祖没有在母语中留下与汉语的“故乡”确切对应的词,却给我们留下了三个“故乡”:一个是云贵高原上的“孜孜濮乌”,那是我们“诺苏彝人”或“笃姆惹尔”这个种族的发源地,无论身在何处,它都是我们“灵魂的故乡”;再一个是大凉山的“吉勒布特”,那是我们“吉狄”这个家族的发源地,无论身在何处,它都是我们“精神的故乡”;还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吉狄勒则”这个支系安身立命、繁衍生息已经十余代的这个名字就叫“吉狄火草儿”的小山村,这是我们“身体的故乡”。

  三个故乡,相距迢遥,但有个共同点:都很适合苦荞生长——对于我们,这苦荞不仅是可以填饱肚子的粮食,更是一种祭祀祖先、驱鬼辟邪等仪式都不可或缺的灵物,承载着许多只可意会的情感。所以,每当苦荞花开的时节,即使不喝酒,我们也可能恍恍惚惚、不由自主想起那些大裤赤脚的先人——传说中的他们半农半牧,偶尔啸聚山林打打猎,无事可做就晒晒太阳,捉捉虱子,物质方面很容易满足,日子过得简单随意而低碳,然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都是精神贵族,勇敢坚强、视死如归、可杀不可辱——或许由于天时不再,或许因为基因变异,相比之下,我们的人生显得做作而忙碌,又总忙不到点子上。为此,我想写写我们这一代人中最“不忙”,也因而被大家公认最没出息,约等于人渣的吉狄措比。

  吉狄措比,昵称阿约,学名付兆海,绰号老海棠(汉语地方方言,“老母猪”的意思),年幼时,家境尚好,又身为独子,父疼母宠,几个姐姐也关爱有加,过足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好日子——饭是白花花的大米饭,衣是精致漂亮的小汉装,脖子上据说还挂过一种叫做“长命锁”的稀罕玩意儿;少年时曾响应“政府”号召去到“阿支得果”(意为宽处,指汉区)的汉语学堂混了个初中毕业,在村里,属于文化程度较高者,会唱许多那个特殊年代特别流行的汉语歌曲。我和他既是叔伯弟兄,又是姨妈弟兄,曾经有过那么一度时期,我把他看成了比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们更亲的亲人,对那些老是叫他绰号的人也常常心怀不满。在我七岁那年秋天,村里办起了小学,我开始上学,学名付兆林,绰号小蛮子,最大的心愿是苦荞粑、洋芋酸菜汤别断顿。他想当民办教师,由于家庭成分(“劳动者”,相当于“中农”)不如学历仅为小学二年级的竞争对手(“奴隶”,相当于“贫农”)好,也因为拍关键人物马屁拍得不到位,没成,转而被任命为生产队副队长。

  副队长付兆海,口头上很积极、随时高调地紧跟着什么;行动上却拈轻怕重、经常磨洋工。我母亲常常在没有别人在场时批评他,劝他不要把那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副队长”太当回事,老老实实凭力气养家糊口。尽管有时很不服,按天理、道理、情理,他都只能对倔强的姨妈礼让几分,内心的不满却无法消解——也许在当时的他看来,作为“奴隶主家属”的姨妈代表的是反动腐朽、必将消亡的旧传统,自己代表的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时代新风尚。有一天,生产队薅苞谷。队长安排我母亲在前面放化肥。母亲放得快,放了化肥的苞谷当天没薅完。母亲做了记号,第二天又接着放。一夜过后,头天放的化肥有些化了,看不见了。他以为母亲耍滑头,抓住机会,不留情面,结合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当众指责起母亲。两人吵起来。母亲反复说的是:“措比啊,老海棠啊,你看不见,太阳看得见啊。”他的结论是:“现在是新社会,不是你领导我,而是我领导你啦。”我当时不在现场,是母亲回家以后跟我讲的。母亲以为,是那些莫名其妙的汉语知识害了一个好人家的孩子,使其走火入魔了。母亲甚至因此对也已走进汉语学堂的我,有些担心,担心有朝一日我这个小蛮子,也会变得老海棠一样不可理喻。我也由此对他渐渐失去尊敬,不仅不再反感别人叫他老海棠,自己也开始偶尔在背地里叫他阿约老海棠。

  阿约老海棠其实长相不差,体力不弱,摔跤还很有一套;最大的问题是嘴馋,还挑食,比如,伴随先祖从孜孜濮乌、吉勒布特等地一路走来的苦荞粑,对我们是越嚼越有味道的美食,对他却是难以下咽的粗粮,迫不得已时他的选择是熬成粥喝;致命的弱点是懒,懒到了骨子里。那一年,包产到户,许多人都兴高采烈,决心在自己分到的土地上播种出美好生活,拼命劳作,他却对可以磨磨洋工的“集体”念念不忘,态度很消极,不仅自身不愿尽心尽力地干活,还对那些他认为伺候土地过于投入的人,暗含嘲讽——知道什么叫“承包”吗?你以为你真成那些土地的主人啦?到了不承包给你的一天你再懊悔去吧!所幸,他的女人比较勤劳,一女二儿也已渐渐长大,他落得清闲。落得清闲的他开始迷恋酒,疯了也似的到处找酒喝。到处找酒喝的某一天,不知怎么就和他的酒友、村里的大力士扭惹飞合起了冲突,被狠揍了一顿。作为胜利者的扭惹飞合很骄傲,大声叫嚷着要踩死蚂蚁一样踩死他。实力稍逊,又硬不起心肠拼死一搏的他,一会儿是“懒得计较”的神情,一会儿又圆睁了眼睛,扬言想杀人。许多人劝都劝不住,越劝他们反而闹得越起劲。我那时还没有原谅他对母亲的无礼,加之与扭惹飞合的弟弟扭惹晓东是亲密无比的好朋友,于是不顾亲情地有些幸灾乐祸。我同父异母的三哥却觉得这实在有辱先辈英名,气愤中找来一把杀猪刀,递向他,对他说:“你想杀人是吗?兄弟,那就来吧。”他却羞愧地把头扭向了别处。三哥又把刀递向扭惹飞合,说:“你这个鲁莽无礼的家伙是真想让他死吗?那就用这个吧。”扭惹飞合屈服于体力其实不怎么样的三哥的气势,不得不低头认错。我则远远地躲着,暗自做了这样的总结:做男人,体力很重要,勇气更重要。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几乎没再正眼瞧过他;在别人眼里,他的存在也差不多就是个笑柄。他也以烂为烂,再没个人样。

  没了人样的老海棠百无禁忌,不久之后又闹了个笑话:他说他要离婚,而且要像山下那些汉人那样,到“政府”去离。这在当时确实是个笑话。我们叔伯弟兄二十几个,没谁领过“政府”颁发的结婚证(村里其他人家当时也都如此),也极少离婚的,就算那极少数非离不可的,也只会依靠自己人用自己的方式解决,而不是臊皮臊胯去麻烦别人。深感责任重大的长兄们开始轮番教育他,有的还动用了拳脚,希望他能明确、深刻地认识到像他这种情况人家女方不嫌弃已属谢天谢地。没想到一向窝囊的他在这个问题上却很坚持,不仅不听劝告,而且三番五次把女人打回娘家,根本不给双方家族留一点面子,留一点回旋余地;然后又不知有意还是无意,给了女方把柄——据说是一封写给一个按传统习俗绝对不能在一起的女子的没有寄出的信,提到了“苦荞花”,还提到了“爱情(我们的母语中也没有与之确切对应的词)”;最终,长兄们不得不妥协,按传统方式,在他家宰了羊,摆了酒,给女方代表赔礼道歉并同意他们牵走一头牛作为补偿,放手让他离了婚。

  离了婚的吉狄措比,似乎因为终于做成功了一件大事情,成熟、稳重和自信了许多。一些关于祖先迁徙之类严肃话题,偶尔也会从他嘴里蹦出来;有时,还会神色严峻地说些仿佛模棱两可,其实挺耐人寻味的话;那些话常常让我联想起当时某位诗友的诗句:“这里不是别人的土地,对于我们却也很陌生。”我渐渐恢复了对他应有的尊重,方便的时候也请他喝点酒,几乎每次,我们都会用汉语说些“酒是水,钱是纸”、“喝死当睡着,劳改当工作”之类豪言壮语来下酒,对世俗的舆论和功利达成基本一致的态度:藐视。藐视完了,我多半要老老实实做好一个教书匠份内的工作,周末及假期则会主动或听从母亲和媳妇的指令尽心尽力干农活。他却依然如故,只能时不时打打儿女们的下手,懒洋洋的阳光里,还是更喜欢村前村后到处晃动,晃动着晃动着就很自然地坐到了随便哪家的火塘边,或者就去了邻近村寨,三五天、乃至十天半月不见踪影。

  这样的日子大约持续了五六年。突然的一天,正逢苦荞花开的时节,在山那边一位远房长兄家喝了两杯早酒之后,他却一反常态急着要回家,然后,彻底睡着在了回家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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