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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学

夏志华:庄子“三言”的当代叙事学意义

2012-09-28 15:4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夏志华 阅读

  当代叙事文学文体核心与庄子“三言”的距离
  ——庄子“三言”的当代叙事学意义

  夏志华

  当代文学的叙事态度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明确的问题,叙事文学的文体核心与叙事态度有着任何先锋意识都破解不了的关系,许多文艺理论家曾将这个问题提升到多个层面包括哲学的层面来思考,也得出了一些正确的结论,但是,这些结论往往被文学写作者肢解,究其原因有多种,最近童庆炳先生说是当前的文学太功利了,缺少创作应该秉持的文学理想和精神,这是其中一种原因,不过大多数思考得出的总结都指向文学的叙事态度。

  文学的理想与精神当然值得重新温故,但在中国,人们讳于政治,加上理想与精神等概念不是容易流向空泛就是容易趋向定指,容易饰上色彩(红色),因此,这只是指出了问题所在,而并没有阐明具体的解决方式。中国古代文论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其实很明确,比如言论齐物,文以载道,但因其“道”同样被中国早期的政治文学理论所利用,人们对这个其实很方向的问题产生普遍性冷淡。其实将“文学理想与精神”“言论齐物”“文以载道”这些问题实化到具体的表达上,都属于叙事的态度问题。叙事的态度涉及言说的根据,由此而产生言说的对象与方法,庄子的“三言”阐明了这两个层面上的递进关系,并且通过着重阐述“卮言”在叙事中的重要性,从而确立叙事态度是叙事的根据这一观念。

  庄子对“三言”的阐述、特别是对“卮言”的阐述不是抽象性的论述,而是通过《逍遥游》、《齐物论》、《天道》等文章的言说行为,以及语言行为来实践他的理论,完成他的叙事观念。如专家对“三言”的众多解释中的一种一样,即庄子的文章十有八九采用寄寓之言,十有七层引用圣哲前贤之言等结论,就表明庄子众多文章的这一统一的言说态度。

  文学的叙事从“言之有物”到“言之有道”,看似是一个比较轻松熟稔的说法,是一个说多了反而不太深入理解与实践的问题,但是从物到道的演进正是经历了许多实践与总结之后的提升,不过,这个提升过程并不来源于发展,而是来源于重新认识与认可。这个认识过程一直追寻到中国古典哲学,才发现叙事的发展是一个远离古典的客观的自然观,而走向极端人文主义的过程。古希腊诗艺提出的叙事根据就是真实,这与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倡导要符合自然精神极一致,后来西方关于理式的理式的讨论也是如此。庄子“三言”融汇了叙事的本质与方法,其实要比其它理论更具有实际的指导性意义。

  如果当代叙事文学因叙事的许多困惑而逐步离开极端的人文策略,那些最初认为原始的、不太适用的观点却为叙事揭示了一些新的景观。庄子的“三言”展示的叙事态度就是最好的例证。庄子“三言”是指“寓言”“重言”“卮言”。庄子在《寓言》篇中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专者解释说,寓言是寄寓之言,寄寓的言论十句有九句让人相信,引用先贤圣哲的言论十句有七句令人信服,而卮言呢,随心表达,无有成见的言论天天变化更新,与自然极度吻合。与自然极度吻合即是关于真的问题,而人类所有观念都来自大自然,因此,叙事也应以“真”为核心,与之相关的观念与文化精神也应该是来自大自然,庄子认为这是言说(叙述)的基础,也是叙事文体的核心。或者文体的形成过程必须体现在对“物”与“道”(真实)的表达的需要上,叙事文体的所有要素都要与这个核心吻合。

  庄子认为,寄寓之言大多令人信服,是因为寄寓之语基本能做到与物齐一,是因为借助客观事物的实际来进行论述,这一样的论述要洞悉客观事物的存在的全部内涵。从表面来看,寓言好象是一种言说方式,但是寓言成了为一种文体后,它的内涵与性质发生了变化,或者说它的包容性更为广阔,既有言说的方式,也表明言说方式所秉持的态度。杨伯峻先生说庄子的寓言宣扬了顺应自然的观念,这就阐明了寓言所秉持的叙事态度。

  当代叙事文学的叙事其实已经将言说方式与言说态度结合起来了,特别是在语言方面,就像罗兰·巴尔特所说:“语言结构含括着全部文学创作,差不多就像天空、大地、天地交接线为人类构成的一个熟悉的生态环境一样”(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15页。)不过,这转移了文体核心,往往致使方式大于叙事态度,这就使得当代文学遭遇到了一些难题,其中最主要的难题就是叙事的意义无法顺应自然的观念,无法吻合最客观的实际,从而也就无法满足人们最需要的审美需求,这样就与“寓言十九”相去甚远了。   当代文学所遵循的文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往往更多地趋向形式,在急于求成的心理下,在表达的功利下,在表达方式花样日新的情况下,甚至把一些让作者认为最赶时髦的涉及态度与观念的理论也加以改造。如对新语言的提倡,我们既看不出是对罗兰·巴尔特的发展,也看不出对文学发展富有多少创建性。当代作家这样理解,不知是因为无法理解巴尔特的全部意涵而加以肢解,还是技穷而又功利,从而断章取义了。写作到语言为止,如果不是为了标新立异,如果不是断章取义,这一号召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在对庄子三言“寓言”“重言”“卮言”的理解下提出写作到语言为止,而不是将语言精神与叙事态度从语言中剥离出来,赋予它更哲学的内涵,它不失为一个正确的、写作可向往的境界。但是,有些创作明显地把语言从结构中分离出来,把语言从文学中分离出来,而“语言结构在文学之内,而风格则几乎在文学之外;形象、叙述方式、词汇都是从作家的身体与经历中产生的,并逐渐成为其艺术规律机制的组成部分。于是在风格的名义下形成了一种自足性的语言,它只浸入作者个人的和隐私的神话学中,浸入这样一种言语的形而下学中,在这里形成语言与事物的最初对偶关系,在这里一劳永逸地形成着其生存中主要的语言主题” (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16页)。而当代写作并没有发展语言与事物的对称关系,并没有重视言与物齐,反而强调淡化两者之间的关系,这就使得当代写作语汇基本是属于没有创造性的引言,从而将庄子的“重言”概念化了,在写作实践中极端地异化了“重言”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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