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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华:艺术创作 一次群体复苏活动

2014-04-23 09:50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夏志华 阅读

  作者之死与上帝之死一样,令人欢欣鼓舞了好一阵,但是随之而来的是理性空前闲置,主观势力乘虚而入,缺乏伦理责任的强权知识大势屠杀各类客观原则,定义泛滥,一些标准失去了严肃性。虽然有一批艺术哲学家仍然强标准对于艺术的必要性,认为赋予作品艺术地位的,正是艺术家的创作意图,通过回答何为艺术这个问题,门罗·比尔兹利强调艺术品之为艺术品,是因为艺术家有着把作品塑造成艺术品、用以满足审美旨趣的意图,力图以此挽救垂死的作者;也有不少人把黑格尔艺术是为了揭示形而上学真理这一观点收藏在最尊贵的高度,作为纯粹艺术的最后阵地。但是,标新立异的口号既出,习性上厌倦沉闷的艺术家揭竿而起,大势所趋之下,创作被书写代取代、作品与文本移位,死亡之后作者沦为书写者。

  中国是极端行为的沃土,外来奇观异点的良港。死亡之黑侵入中国,作者、创作、作品等等概念一一被涂黑、遮蔽,写者、书写、文本等成为先锋批评的领导性词语。人们一向认为稳沉持重、学识渊博、辨识能力强、课堂话语言之凿凿的大学教授,也纷纷改弦更张,易帜换旌,即使花费了三十多年心血、颇有心得,并且已经具有体系的论述,也自愿臣服于这些新概念。

  教授的鉴辨能力当然不可置疑,因此我们不能说中国大学教授对出自罗兰·巴特的一些概念缺乏辨伪能力。排除这一因素,这一现象就像艺术面临的问题一样,教授在奇异知识中伦理责任死亡导致教授身份死亡。伦理责任死亡、身份死亡,除了严肃的标准外,一切皆可发生,利用新奇概念和知识重返权威,也是不可排除的动机。

  当今艺术哲学家和教授为何一定要用“文本”来替代艺术“作品”呢?首先得考察、比较——或者仅仅只是复述一下——-“创作”和“书写”这两个一旧一新、前者具有历史身份后者在努力争取合法性的概念。创作是创造性劳动,价值生产劳动,这体现在艺术作品的意义上,作者创作及其创作的结果作品其实都含有生命性质的创造属性。艺术创作的主要动机之一如萨特所说当然在于创作者需要感到自己对于世界而言是本质的;威·休·奥登说,创作及其作品就是道出真理,使人清醒,使人不再沉醉在幻想中。而书写,就是对任何声音、任何起因的破坏,就是使我们的主体在其中销声匿迹的中性体、混合体和倾斜致滑空间,就是任何身份——从写作的躯体的身份开始——-都会消失其中的黑白底片(罗兰·巴特)。托马斯·沃特伯格对此解释说,书写就是既不完全信任也不完全破坏地引用、编织已有的写作,这样一来,书写者唯一可做的不过是将其集合成大杂烩而已。创作与书写之间的核心区别在于“创造”的取舍与有无,随后“主体”“意图”“理性原则”“价值取向”随着“现代写者埋葬了作者”而全部被埋葬,剩下的只有语言或者写者如何操作语言。对于艺术而言,如果缺少创建性,艺术是否还能保持其身分就令人担忧了。如果不用“埋葬”这个令人惊慌的词汇,只用“降格”这个多少还带点安慰的词汇,创作降格为书写,那么创作之前的作者,与创作之后的作品,当然都得降格,作者死亡,创作与作品随之死亡,前者不可避免地降格为书写者,后者难以回避地降格为文本。

  创作死亡是作者死亡的结果,文本是创作死亡的结果,用死亡结束一些过于严格的标准,显然不利于艺术,但有利于书写成其为书写,有利于书写者的语言身份,进而有利于不需要太多严肃性的社会。在整个价值虚拟化时代,真实与虚拟、原创与复制之间的二分法整个地被一种新型关系取代,对真实的复制符合社会对“真实”的“解释”与“需要”,符合对因缺少真实而信心普遍不足的人们的安慰。虽然动机掩饰了复制的虚拟性,社会原因愈合了虚拟制造的创伤,但文本转身假借语言的真实,却不能弥补人们的信仰饥渴。这就像我们在交流中直奔真实,但因语言策略过于机敏真实一直处于次要位置、真实一直到交谈最后也不能揭晓一样。

  作品降格为文本是种种社会原因所致的艺术现象。文本这个术语不是创见,只是社会的选择,或者说文本是对社会现状的总结。文本的社会角色承载一个转变的形态,在不能完成创作的当今,文本实现了次于创作的理想。文本作为社会文化新形态的标识,展示的变化途径大致如下,艺术创作可以把已有的多种写作塑造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即使如此,罗兰·巴特认为已经不可能。他从一些现象、事实得出结论,书写者唯一可以做的不过是将其集合成大杂烩,即当前的创作不是创造,只是反复引用过去的写作,或者只是引用式书写。文学作品引用了已有的写作,绘画艺术引用了已有的创作。假设这些现象支配罗兰·巴特的观点,罗兰·巴特此一观点的正确性——无论是引起赞赏还是引起批评——-在于指出了当今出现或是存在“这样写作”的问题,在于指出了这一亟待解决的现象,而不是确认写作就应该如此。因为,罗兰·巴特叙述这一现象,考察这一现状,叙述与考察中不无追究,因此,我们不应该认为文学创作艺术创作就应该如此。

  罗兰·巴特结论的事实依据来自于写作的糟糕现状,理论根据来自对索绪尔语言学的非完整利用。托马斯·E·沃特伯格完成比较后说,罗兰·巴特的核心观点引申自结构语言学家索绪尔。索绪尔认为,在一门语言中,决定个体讲话人的言语的意义者,并非讲话人,而是先前已经存在的意义体系,讲话人只是使用了该意义体系而已。文本主义理论加以引申后则变成,无论是日常生活中使用语言的一般人,还是特殊状态下使用语言的文学艺术家,都只能使用现成的意义体系。索绪尔陈述的是普遍规律,他的观点带有语言圣光,既可以照亮日常生活中交流者欠光明的心灵(语言自身具有交流对话沟通动机),也可以赋予艺术创作使用语言或意义体系时的特殊性(语言自身具有创造动机),比如说艺术创作因其具有创造性而反过来赋予语言更多意外的表达。因此,文本主义理论引申自语言学的观点,“引申”的侧重点及其形成的观点存在用文本书写的特殊性约束语言的普遍性之虞。如果需要一个评价,那就是此一引申只是利用了语言的某一可能,而极大的削弱了语言的全面功能。反过来,似乎可以认为文本是一个语言功能耗损空间,它的结构特性因为缺乏创造因素,而无法表达无法申张对现状的反对,观念上如此,行为(书写)上更是如此。

  其实,在文化如此庞杂的当前社会,在动机如此复杂的思想领域,为一种现象寻找理论根据是简单的,即使为文学艺术“现状”找到了理论依据,也不可以从“现象”派生出标准、用现象遮蔽方向,更不可以怂恿现象屠杀事物的本质及其未来性。已经拥有艺术史地位的艺术,因其本质属性也拥有一定的符号体系,当然也拥有意义体系,二者构成了较之于语言学宽泛的符号体系。如果按照罗兰·巴特的文学艺术的语言学宿命来看,未来的绘画也只不过是在重复前人的创作,那么,用一个艺术原点就可以安慰几千年以来的本质挣扎了,就不会有创作就是本质挣扎这一慨叹了。我们从众多定义的战争中得到的启发仍然是,艺术陷入一种事实性现状,并不说明艺术就应该如此创作。这样理解无论与罗兰·巴特的本意多么相左,如此认识,我觉得已经或者是可以从现象中获得理性思考的条件。

  保持积极的理性就是保守吗?我们应该看清一些有意无意忽略的光线,或者从侧面从反面发现一些使其更加全面的条件,以此保证我们不是被动机左右而利用权威理论。索绪尔语言学并不遮蔽客观解读:语言具有一是自由性,二是体系性,三是关系性,其自由性与关系性说明意义体系并不具有终极性、固有性或是唯一性。事实也是如此,现代主义时期的语言不同于人文主义时期的语言,数化主义时期的语言也不同于后现代主义时期的语言,如果如同罗兰·巴特所说,书写只是在“引用”“引证”“杂烩”已有的写作,那么古典主义艺术创作就只能引证古典主义的艺术创作、甚至古典主义艺术语汇,而不会出现代义主义艺术。而事实并非如此,说明语言在不断变化不断丰富,意味着在构成关系中所指与能指在不断改变、不断删减或添加、不断创建一些新的关系形式。“语言不断丰富”过程存在大创造,大创造是微显性的,不可能在一个较短时期体现成果,如果从整个人类过程中来看,大创造产生的成果其实十分可观,但只有历史才能发现、才能收获,人不能收获因为人不太爱回首,人习惯向前看,哪怕向前看看到的是遍地贫瘠和满眼恐慌。仅此一点,说明语言自身的创造是可能的,某个时期、某种特殊的比如专制的僵化的社会状态下创造乏力,并不能说明语言就是作者之死的宿命。

  文本这个概念的认识价值在于它牺牲了一个概念自身的正面意义而展示一些糟糕的事实,并且不以绝对范式自居。的确,罗兰·巴特所描述的一种书写现状确实令人错愕,也令人警惕:一旦对事实的陈述不再直接对现实发生作用,而是为了一些无对象的目的,也就是说,最终除了象征活动的练习本身,而不具有任何功能,那么,主体在创作中就会销声匿迹,声音就会失去其起源,作者就会步入他自己的死亡,创作陷入死亡,书写也就开始了。这指的是当代创作存在的问题,因此我们也不必理解为是书写的必然,更不必怀揣死亡踏上一条可能的必然之路。

  没有准确的定义,就不能区分标准,就不能客观评判现象,就不能做出理智的决定,更不能在混淆制造的深刻中区分定义的确切价值。正是因为擅长定义的罗兰·巴特,我们才在他的定义中突然发现书写状态的危险性,正是他的定义“凸显”书写现状严重伤及了创作,以致人们可以从他的定义的精确性上丈量书写究竟距离创作有多远,在他砝码般的定义中测量出创作滑向书写消费了多少艺术精神。当人们同样以严肃的定义方式,来温习门罗·C·比尔兹利有关艺术的定义,人们获得的不是正确与否,而是客观启示。艺术品之为艺术品,是因为艺术家有着把作品塑造成艺术品、用以满足审美旨趣的意图。意图既是源自常识的直觉,也是最终完成真实本质的理想,外在上意图只接受高超的吻合理想的创作技艺的支持,并且符合一条检验标准——--能够满足审美旨趣,同时也能摆脱塞尔吉“艺术界”艺术价值虚拟,其个性严肃地理性地契合“艺术”这一古老名词的普遍用途。同样是定义,但对艺术和作者的挽救意图说明,一种定义不必因为当前的创作滑向书写而放弃其本质属性,艺术这个最古老的名词会在混乱的定义过程中受损,混淆制造的深刻不可能为写者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定义貌似可以找到新途径,实际上只有创作才能踩出一条新路,即便误入歧途,也不致伤及整体。而那些原始的定义中一些陈旧的因素正是一味图新的书写所无法逾越的标准,哪怕它们被只顾挑战观念的先锋艺术视为障碍。

  如果再从门罗·比尔兹利往前追溯,发现陈旧并不等于黑暗,陈旧中隐含取之不尽的光芒,一直“受过”的传统在艺术受洗于新定义时沉默不语,在艺术受难时却会发出圣光。人现在有能力用“历史的”“传统的”等等语言归类某些事物,但我们不能让历史的传统的把我们当作糟粕。对“历史的”“传统的”保持距离或对“历史的”“传统的”保持记忆保持尊敬,会让人获得完全不同的身份,会让人拥有完全不同的处理黑暗的根据,同时会让人获得绝对不同的拥有光明的方法与力量。黑格尔认为宇宙是一个自我发展的、动态的整体,即精神,它遵循一套理性的方案,这套方案体现在绝对精神的三大要素“艺术”、“宗教”和“哲学”中。只不过艺术的特点在于它总是要依附于直观形式,即可感知的、具体的作品形式而存在,但它和宗教哲学一样揭示真理。宗教和哲学是通过概念直接揭示真理,艺术则以形象通过审美、认知等较间接的方式达到目的。每当艺术陷入黑夜,总是理性的艺术家站在小径交叉的路口,艺术家总能让人感觉得到有一种让艺术回归其真正使命的强烈愿望,——-我们可以在那里找到“艺术家”“艺术”。在冰冷的黑夜和在阳光灿烂的白昼,同样使用意义体系的艺术家,反而是前者生产阳光,后者生产黑暗,其差异不在于如何使用语言,同样,彼一时代的艺术家与此一时代的书写者,其身份变化之大不在于使用语言,而在于拥有愿望、使命以及责任感的疏密多寡程度。

  如果不是语言而是知识伦理而致艺术的本质属性在作品中流失,任何一个当代的艺术哲学家就不能以非本质属性的定义来确立当代艺术的标准,任何一位大学教授就不能不顾知识伦理和抛弃身份上的伦理责任而大倡颓势。把艺术哲学特别是罗兰·巴特对艺术“存在的问题”的概述当作艺术的发展来展望,把艺术哲学对艺术“现状”的病理性定义当作解读、评判艺术的标准。对此,除了知识伦理能验明真相,语言以及艺术本身不会知道“教授”错在哪里。

  语言与艺术的关系反映产生艺术的历史世界,语言不是固有的,语言有诞生就会有发展,语言的发展是各类创造的结果,人类经历了词汇学上的“风风雨雨”,经历了语言学上的“痛苦与灾难”,人类已有的语言可以表达可知的事物,已有的语义体系可以表达可感知的关系,但是其丰富度还不足以表达不可知的事物、不可知的关系。语言创造了“未来”这个词汇,语言让“未来”越来越清晰,但目前还不能精确地表达“未来”,这足以说明创造是永恒的。词源学让人对语言拥有如此信仰。

  令罗兰·巴特信赖的索绪尔语言学从未表明语言体系是一个封闭的圈子,语言的自由性不仅是使用上的自由,它还表现在不断生发与丰富的过程中。罗兰·巴特的竞争式书写承认索绪尔的语言特性,但他又说竞争式书写只是在一个文本中实现,书写的意义源是语言保留的已有书写物,书写源不是“世界”。那么,即使文本是一个多维空间又如何呢?它不是一个开放式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多种书写相互结合,相互争执,但没有一种是原创的写作。文本是由各种引证组成的编织物,千千万万的文化中心是这些引证的源点,这是一种书写现状。如果从“书写现状”中抽取一个定义,“事实”上文本就是一个虽然多维但是封闭、拒绝开放的空间,即使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存在竞争式书写,其进入书写进入文本的语言自身期待的创造性也会遭到扼杀。这多少让人觉悟到,罗兰·巴特文本与索绪尔语言存在非对称机制,罗兰·巴特文本削弱了索绪尔语言的创造性,即文本是在削弱语言的创造性的条件上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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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4-23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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