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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永波诗以及一个苹果对存在的准确性的判断

2015-04-29 08:54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夏志华 阅读

  理性对于当代诗歌的意义
  ——马永波诗以及一个苹果对存在的准确性的判断

  夏志华

  诗疏远思想的时候开始退化,人类疏远思想的时候就变得感性,生命个体疏远思想时伦理观就开始涣散,并逐渐失去罪恶感。诗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诗丢失尊严,“突然降临的事物,在晚些时候/遭到厄运”,在马永波的这一诗歌场景中,一种现实“将傍晚的到来一并推迟/谁在推迟自己的一生?将火焰从肩膀/抖落,从灰烬取得入骨的寒冷”,这是生命个体因社会大局而不由自主地疏远思想后的情形。丢失思想,不由自主的诗为撒旦所唱的赞歌越来越华丽,但满足不了魔鬼的虚荣心。

  需要复苏诗的理性精神,使她符合她最古老的称号与荣誉,使其成为存在,就像任何事物的存在不被利益左右,就像一棵果树只服从伦理而只为责任生长。事物的存在,比如一首诗和一个苹果,它们的存在不仅有关精神气候,有关季节的技术,而且有关大自然的观念,有关宇宙精神,它们令人称道并争取的不是因为发现了它们,而是一个苹果将对发现者做出何种评判。

  诗必须做出判断,判断能有效阻止感性削减诗存在的准确性。马永波的诗的判断性质符合这一原则,符合事物的取舍,符合人类未来的健康需要。因为“判断在最高最严格的意义上是至深地统一于理智直观的主客体的原始的划分,经过这一划分客体和主体才变得可能”1,判断让对象与标准出现,让对象与标准二者不再游离而时时接受双方拷问,让诗的思想具有客观的意义,而不再随风飘扬,毫无目的,净享无限自由。一首诗没有评价没有判断,就不能像存在一样表达主体与客体的联系,诗就不能有助于满足生命的改造与进化。

  诗的存在与表达就像完成理性分配的古代希腊神话中的一个苹果,在马永波的诗中读者随时都可以遇到这样的苹果。它在词语中旅行,考察它的踪迹时,发现它透露出成熟的哲学气息,带有强烈而鲜明的质疑性质。诗能够质疑是因为诗中的伦理原则让理性一直处于警觉状态。毕达戈拉斯代替大自然把它安排在数字的中间位置,马永波的诗把它安排在诗的最核心部位,既对称又非对称,大和小都无法动摇它恒定的份量,直到被穿上神话的花衣,如果不能透视这件花衣,当代人只能看到它的厄里斯功能。

  对于普通人,神话的确如一件花,披在任何事物身上都美丽得让人难以喘息,普通人都会臣服于它的感性能力。马永波的诗对一个苹果的物性的重视,在于他认识到神话是理性的结晶,让其具有诗一样崇高的地位,让它的光芒在诗中分配智慧、美德、伦理等等所有深含理性的反应。

  一个苹果的存在性伦理效应或者理性效应进入马永波的诗,诗就显示出完全不同于当代诗的特质。它没有甜腻的抒情性,庞大的气势拥有吹灭盛大宴会上红色蜡烛的力度,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将生活装点得歌舞升平,只有它坚持让黑夜洗刷众多沉醉的灵魂,其冷酷不适宜王子,也不适宜号称拥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人类。

  马永波的诗如此侧重理性表达,是因为当今社会生活,就像一场完全忘却安危的巨大盛宴,因其完全失去了危机感,让一个苹果在人类盛宴上有了许多展示价值的地方。在马永波的诗中,一个苹果永远会选择强者,当盛宴上蜡烛的红色贺词还在蛊惑各种纷争的时候,强者比弱者更需要理性。

  理性与感性在人类社会以不同的强弱形态交替出现,马永波的诗执守的当代感性泛滥,失去理性人就像一根苇草,虽然如英雄一样勇敢、疯狂,但难掩其失智、脆弱。的确,“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但他是一根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高贵得多”2。人脆弱但能坚强起来,比能致他于死地的东西高贵,在于人会思想,在于人一直在努力地思想,人努力思想是生命道德的原则。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思想形成人的伟大。帕斯卡尔的声音从十七世纪传来,敲击被感性围困的当代诗人。

  马永波的诗执守的是一个文化夏季,理性与感性交替循环过程,一种社会取值助长了感性的势力,感性卸下了人的思想功能,一个文化夏季虽然繁花似锦,但一直处于普拉斯所说的一百零四度的高烧状态,当然不会有苹果诞生。“社会必要理性”面对感性全面复辟,原本适应于正确存在的价值观成为服务于生活与快乐的借口,观念仅仅忠于享乐,要求成为思想的替身。“现实是一根刺/进入血液,有一个朝向心脏的走向”。马永波在《夏日知识》一诗中写出了对现实最个体的感受,但并不仅仅保留在语言上,而是将那疼痛注入诗的文化责任感中。本来,诗不再思想则还不如一棵苇草,如果诗改变了思想的性质,诗因品质发生变化则会失去价值与尊严。马永波意识到思想在当代人这里发生了本质变化,他首要的责任就是让诗不同于社会真实而带着疼痛思想,此刻,他定然不会淡漠帕斯卡尔“思想形成人的伟大”这一名言的启迪,因而,思想成为他的诗的道德原则与伦理精神。

  马永波的部分诗作敞开理性的死亡场景,让生命最应珍贵的、让人亟需的高贵的东西在语言上反复死亡,以此复苏人的罪恶感。《词语中的旅行》一诗,令人毫不怀疑地确认那个集中所有词汇直至最后一个词汇的苹果,就是曾经引发特洛伊战争的苹果,只是关于美的最古老的标准,在诗中不断回溯,直至回到关于观念的标准。

  “一个最后的词是一只苹果,一份成功的生活
  蕴藏着命运和转机”

  对于生命的季节,一个苹果也是一个最后的词汇,看似简单的表达,凝结着马永波的诗的表达公式。就我个人看来,马永波诗的表达公式是一种理性的形式,它相当于宇宙的表达公式,拥有季节的表达逻辑,集中了万物最核心的关系,而毫不放松对关系的伦理把握。在诗的季节般的表达公式中,那个挑起旷日持久战争的苹果,需要人拿出一种自己独有的东西面对它,----你拿出任何一件失去伦理统一的东西,权威也好,智慧也好,美乐也罢,都会坠入厄里斯陷阱。马永波的诗就是一个苹果的忠告,转机、胜利与成功需要人拿出一种能甄别命运的“对的东西”。

  马永波的诗的表达公式中,“生活”与“最后”与“死亡”之间没有任何距离,生活与死亡共同面对一种观念,进行选择的过程它们是二分的即最后与死亡,一旦完成选择,二者必须统一起来直指一种结局。这是马永波的诗的叙事逻辑及其过程,在终端在最后,你不是被苹果选中就是被苹果淘汰,这有点像古老的特洛伊被苹果淘汰一样。

  马永波的诗的表达公式,时时透露一些理科知识带来的逻辑力量,排斥美丽的错误,在大多数情况下错误是美丽的,而跨越感性纠缠,让诗中诞生的观念直接服从伦理力量。如果万一在他的诗中发现了赞美,赞美也会像千年古树,苍老遒劲,饱经沧桑。《本地现实:必要的虚构》一诗赋予一间屋子(家、办公室)----所有当代人的生命场景----许多常态的愉悦与美丽后,诗在一个转折处突然复苏一股存在的目的性记忆:

  怎样使不在场的
  成为在场,让时间倒回去。但里面显然
  没有灵魂的位置。因为无法想像灵魂
  在猛烈震动中,是依物质的惯性向前
  还是依照上帝的引力向下

  警觉的理性在理性知识的支持下,突然像牛顿的苹果一样展示生命质量,让人发现现实的生命场景原来这样消极,让人感到生命的热情被消极的现实紧紧围困,以致损耗掉了生命的精神实质。“我们要做些工作,创造一些价值”----“我们”其实只是以其物性陪伴着那些生活符号,供那些生活符号寻欢作乐。

  马永波的诗中有读者绕不开的理性力量,如果读诗的人因为缺乏相应的思考准备而不加选择,那必将遭遇苹果的决断,遭到存在的判决。当我们习惯于停留在诗的抒情层面而玩味诗中的绮丽与华贵,即使一位读者在阅读上拥有赫拉一样的权威,雅典娜一样的智慧,像一个客观事物苹果一样存在的诗,也不会把你亟需的光亮交给你。在马永波的诗中,接受一个苹果的评价----你是美的、智慧的还是权威的;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而美的智慧的权威的等等一切与诗的目的无关,其评价的有效性产生于读者是否以思考的方式、或是否有相应的思考接受一种思想与观念,是否可以在诗中完成一次精神相遇。这是马永波的诗的一种阅读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情感不是万能的金币,它换不回丁点你需要的东西。两个不同的世界本身就在不断地解除金币契约。

  说马永波的诗是一种观念运动,是一种理性抒写,这有悖于他的叙事理论,他是一位文学理论教授,他尊重所有文体的理论特征;说马永波的诗在努力地淡化观念性,但又与这位大学教授的职业与思考特性不符。当然,一个好诗人会很机智且自然地淡化职业习性的影响,但是一个勤于思考且其职业要求思考的人,他很有可能把诗写得不同于一般诗人,因而,最个人的写作总是一种观念的运动,而并非总是被一种文体特征驾驭。就中国当代诗歌写作来看,诗为灵感始、诗为情动这种古典策略仍然被大多数中国当代诗人所倚重,诗为观念生仍被视为诗创作的异类,在我看来,唯其如此,诗才在普遍中显示其特别,马永波的诗正是我这个读者所一直期待的诗,他的《夏日知识》、《词语中的旅行》、《本地现实:必要的虚构》、《伪叙述:镜中的谋杀或其故事》、《再卑微的存在也妄图建立自己的秩序》这几首最具特点的诗,基本上是观念的语言运动,这五首诗同时展示了他的诗的抒写理论。

  这几首诗近乎抽象,情绪被价值表达收拾得干干净净,但仍然没有破坏文体特性。其表达姿态就像荷尔德林站在莱茵河畔遥望上游的两位兄弟一样,不被事物的外象困扰,不被河流的气度左右,不被水的永恒方向牵引,因而超越感性而出现“认识到善的力量,天主的微笑/从未回避过你”之类神遇3。撩开事物的外在花衣,直接接受事物的存在的感召,并与之完成精神相遇,获得存在的诗意的启迪,价值传达(而非情感传达)要求马永波的诗冷静理性。在文化伦理的统治下,马永波的诗有着季节一样的力量,有着成熟的方向。诗臣服于文化伦理才能使观念运动完成价值,才能让语言运动成其为有价值,这与一个藐视意识形态需要、摒弃知识经验、忘记生长技巧,在宇宙中成熟的苹果的贡献具有同等意义。

  诗中存在诗性观念或写作时能将所思所想所得的结果诗意化,需要诗写作者拥有成熟的创作理论、拥有思想功能,----仅仅只有美感达不到;需要写作者的语言能力能够识破诗到语言为止这一类浅见。算起来写了三十多年诗的马永波很少自造诗歌口号,同时也能识别他人的诗歌口号,这得益于他“从20世纪80年末起致力于西方现当代文学的译介与研究”4。将马永波的这种观念式写作当作一种检验当代诗歌的标准虽然有不当之处,但他的诗能让中国当代诗歌存在的欠缺显现出来,这一观点不需要代表大家的认识,仅就我,由马永波的诗力图终结抒情而发现,中国诗歌自我抒情阶段太过漫长。

  在一个情绪化的时代,马永波的诗训练思考肯定要比训练抒情重要得多,练习思想肯定要比练习感情有意义。诗歌训练思考能让宇宙精神与人缩短距离,能让人与大自然的更多亲缘性复苏,从而识破意识形态经济学的目的,逐一排除人们拒绝思考的理由。

  诗让人承担多少、诗让诗人承担多少,世界让诗人承担什么?在一个连死亡都失去意义的世界,生活成为变相死亡。对于生命而言,诗创作就是一次对死亡的检讨,诗创作就是一次对生活的检讨,对于生活而言,诗创作就像是对存在的精神检讨,对于世界而言,诗创作就像是一次文化检讨,虽然错误与诗人并不相关,但检讨总能表现出各方的尤其是诗人的文化责任。马永波的诗创作对不可言说的事物保持着一种敬畏,诗人慢慢接近诗中的晚年时,责任感由然而生并紧迫起来。诗人对需要承担的东西承担了多少,诗的抒情功能承担不了这一思考,对世界对生命的担待必须由诗的思考功能来承担。因此,马永波有这样的诗句:

  可又有什么意义
  我们写下的,都只是对那唯一的诗的计划与阐释
  实际上我们一直在门外徘徊,猜着谜语
  而风景正在园中凋弊

  何处存在那意义确定的词,对应着
  触手可及的事物

  在马永波的同一首诗中,被隐藏的事物挣脱语言,直接问诗能否复活一个词语,以便拯救一连串的事物。一种思想一个重要的词汇,能否让得到苹果的阿佛洛狄忒不因胜利而扬长而去,而是像得到苹果的阿佛洛狄忒一样回头,看看另外两个失败者的表情与原因,在回头中同时发现自己也将有一份失败。这当然不是对语言的不信任,而是强调了诗人在语言中的理性责任,只要进入创作,就得对诗进行再检讨,一个拥有思想功能、具有文化责任的诗人,每一次创作都是对诗的检讨,诗创作其实是一次理性的文化检讨。

  这是马永波对于诗的文化态度。切斯瓦夫·米沃什说,诗歌被定义为自人类开始以来,自穴居者那些神奇的仪式以来,就是人类的友伴,诗永远是原型的组织者,诗人永远是生命存在的初始价值的发现者。在马永波的诗中,诗这一最古老的名词与生命行为融为一体,诗人要承担诗赋予的责任,并号召凡生命都要承担文化责任。诗“从宇宙生命深处涌出,在我们看来便比任何其它表达形式都要紧密地与那精神和物质的运动联系在一起,它是那运动的催生者和组织者”5。这需要诗以理性的力量完成组织,而抒情性恰好是推卸织组者身份的理由。抒情性容易让人拥有反叛精神,一个已经经历过漫长抒情阶段的诗人要比反叛者热情,在于他拥有的责任以及与世界的永远不可摧毁的关联。因此,诗人不能总是站在个人的立场把世界排除在个人之外,不能总是认为罪恶的世界是他人的,不能总是在“你们的世界”指指点点,或是表达自己的愤怒。中国当代诗歌现实显示的则是,抒情性容易产生虚无主义者情绪,跨过抒情阶段的诗人,相比虚无主义情绪,诗人要比虚无主义者现实、理性,也是因为更具有责任感。

  在漫长的抒情阶段,人逐渐失去罪恶感,诗被撒旦的谦卑姿态所迷惑,因而诗为撒旦所唱的赞歌越来越华丽。撒旦的策略在这个年代产生了连撒旦自己也感到意外的效果,是因为人毫不甄别地完全接受了他的鼓舞,他赠送给我们的奖赏就是卸去人的负担与束缚,卸去人的思想功能,卸去诗的思想负担。安德鲁·戴尔班科说,魔鬼最狡诈的伎俩僦是让人相信他根本不存在6。比这一洞见更早的是一个英国人在戴尔班科之前就识破了魔鬼的诡计,告诉人们魔鬼的策略就是说服我们相信从来没有魔鬼。魔鬼早在公元元年就着手进行他伪装谦卑姿态的当代计划,在中国当代诗歌中得到成功实施。

  在马永波的诗中可以看到,一个好诗人与抒情性的争执,就像上帝在与撒旦的战斗中失败一样,撒旦讨好人类的感性礼品要比上帝讨好人的理性原则容易让人喜欢,那么多神父帮助上帝,也没有比一个从不言语从不教导从不现形的撒旦所取得的胜利多多少。撒旦不着一字就能获人,感性就是撒旦的最经典的语言,也是撒旦的最贫民化的语言,这种语言中没有思想的成份,这种语言造就了人类最适应当代性社会的文化水平“虚无”----感性或将造就最不适应人类未来社会的文化水平“虚无”。一个过份依赖感性的诗人,要比“虚无性”文化水平高多少呢?当代诗人的虚无主义情绪源于过度的抒情性,源于将语言感性化,源于思想失踪,而诗人应该具备的理性则源于思考、源于与现实的切实关系以及强烈的伦理责任。随着当代性诗歌的出现,诗可以表达任何东西,在这“任何东西”中却唯独缺少这个世界最需要的东西,因此,诗人必须重新面对这个问题,“如果有某种东西要传达的话,诗歌要传达什么,这一问题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7。要马永波这位诗人回答这一问题当然困难,但他不是以一件诗作品,而是以诗的一种态度和方式回答问题,理性表达与观念呈现满足了这一问题所需要的方式与实质。的确,只有拥有了满足诗歌诗性与文化责任的态度与方法,才能传达出社会需要的东西,才能为人类目前最需的健康提供良性思想。

  如果得到普遍的重视,马永波的诗歌态度或可让当代诗出现转折。“关于诗人不同于其他人,因为他的童年没有结束,他终生在自己身上保存着某种儿童的东西”8,这一点几乎所有诗人都可以做到,马永波做为一个能以诗传达出社会需要的东西的诗人不同于其他诗人的,就是从感性走向理性,很快地结束童年期,很快结束抒情期,承担起一个诗人应该承担的,以其纯真的理性保证对现实的热忱与忠诚。在当今社会或未来社会,诗人仅仅永葆童真是不够的。

  诗对现实的忠诚需要诗人用“现实”修正文体特征,就像大自然不断修正事物的缺陷而完美其品质完善其功能。任何事物都必须接受时间的修改,诗的某种阶段性经典功能,在下一个现实社会或可成为功能性障碍,比如,如果一般人认为诗是感性的,那诗人就得有足够的证据背叛这一信条,但是得铭记,人可以背叛任何事物,唯独不能背叛时间,不背叛时间则可修正我们对事物背叛可能出现的错误。诗的背叛性精神具有装饰效果,暗藏巨大的盲目性,因此,诗人要有一种纯真的理性保证背叛不是出于先锋性,而是为了让诗的更适应当代社会的文化责任从传统观念的遮蔽中挣脱出来,让诗在不同的需要下生产经典性意义。“经典之所以为经典不是因为它遵循某项结构法则,或契合某种定义,它是经典是因为某种永恒而压抑不住的新鲜”9。一首诗的抑制不住的新鲜显然不会源自表达方式新奇以及情绪的夸张程度,这两个方面或者更多方面都是可以抑制的,只有诗中的对社会构成价值效果的观念,才可以产生称得上是永恒的新鲜,马永波的诗在这一点上,以众人皆醉他独醒的执着,坚持不懈地制造当代诗歌的转折。

  经典本身就在承担比历史还多的责任,在《词语中的旅行》中,反复出现的“词语”反复着多种身份,它随着生命遭遇到不同问题而顶替缺席的责任者承担责任,并毫不隐晦地亮出观点:

  词语带着我们向不可知的结论滑行:

  ……肯定有人/将沿途经过的事物
  无目的走动的人体/只有外表和没有外表的东西,掺杂进去
  孩子把身边的一切变成玩具
  在最小的画片后面等待未来

  “未来”增加了对词语的准确性的要求,在面对每个不同际遇的具体生命体,词语成为一个分配四季的苹果。它也许是牛顿遇到的苹果,也许是塞尚拥有的苹果,或者是厄里斯苹果式留言、命运交给帕里斯而帕里斯“即将”交给最美的人的苹果,它起初将美或者不美的人、有“发现”或没有“发现”的人引向屈服,最终将执着于美的人----执着探究未来的人----引向真理,理性成为命运的保障的同时,也成为准确性的保障。马永波冰冷、理性、近乎抽象的低温式抒写,显然完全赞同真实世界对抒情性的蔑视。而当今数化社会将所有文化信息化、对所有精神抱有消费态度,让真实的社会掩埋在情绪的火山灰下,一些情绪数化后,依附的信息虽然已经化为火山灰,但数化社会仍然让其具有较高的温度与热情。某个诗人最真切的痛苦与思考难以抵挡全民抒情,全民抒情却能让错误、谬论与灾难燃烧而发出美丽的光芒。激情抒发肢解着整体性,肢解思考的全体性,人的理性本质被具有无限热情的崇高人性炙烤、挤压,被崇高人性高温打磨,人的理性也变得高烧起来而使人渐渐失去了存在的准确性。马永波凡诗无不涉及生命,凡涉及生命的诗无不展示存在失去准确性后的多种不堪。人生活在激情与虚拟中,人与世界呈现一种虚拟关系,在此遭遇下,世界迫切需还原自身的真实。马永波的诗就是在极力解除某种虚拟势力而满足世界对真实的需要。

  诗对于人类的历史意义,起始于诗人第一次回避谎言,起始于诗人的理性态度,起始于诗人第一次承担起文化责任。诗的文化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历史刚好与“意识的真正历史,开始于人们的第一个谎言”相反10。密尔顿说,诗人要召唤的是意义,而不是一个名称。对于只拥有“诗”这个名称的诗,虽然不能说其徒有虚名,但在某些历史阶段确实只是谎言与谬论的帮闲,既不能让人有所觉悟,也不能用历史意义来衡量。而“诗开始于我们之觉醒----不是对‘堕落’的觉醒,而是醒悟到‘我们正在堕落’”11。选择诗人艾略特觉悟到正在堕落并真切感受到身陷荒原,就像理性选择马永波的诗一样,面对堕落,他们都不应该一味地惊慌失措,而陷入绝望、颓废与虚无,都应该有责任理性地表达感受。

  马永波的诗承担思考责任的同时,当然也承担现实的苦难重负。思考是忠实真实世界的具体方式,思考不是推委,思考本身就是承担,一个诗人承担重负的最好方式就是哲学分解。对于不具有理性力量的诗人来说,他们大都力图用死亡诗来分解负担。死亡本身没有份量,但在一个物性社会,死亡却具有份量,而且变得十分具体,并且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特别是对抒情性具有很强的打击性。面对人类难以排解的问题,死亡不是终结,反而会增加其复杂性,也就是说,在物性社会,死亡不再具有诗意。借助诗的自然的对抗性、借助诗的超然特性而寄情死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疏淡情绪,但最终很难舒缓苦难命运提前到来的步伐,这就是为什么苦难往往容易击中诗人的原因。马永波清醒地领会到社会各个不同阶段表现出的不同意义,他的诗拒绝死亡的诗意,与其用死亡终结,用死亡狡辩,用死亡诋毁,还不如保留死亡对于生活的意义,因此,马永波的诗从不轻视死亡对于秩序的价值,死亡在秩序中具有令生命尊敬的地位。《再卑微的存在也妄图建立自己的秩序》这首诗让人懂得,其实苦难与死亡很难改变一个存在者的存在的秩序,死亡不会因为存在的卑微就变得伟大,也不会因为死亡伟大存在就变得卑微渺小。凡存在的都有道理,但凡存在的不一定都正确,一种存在具有理性保证的准确性,死亡正好是存在的正确性的一部分。

  …… 我们
  同时在自身之内和自身之外
  这是否给我们的生存
  带来了另一个永恒的维度
  让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关联

  诗中理性力量催生的观念超越了拉康这位突出的超越者所说的死亡本能本质上表达的是主体之历史功能的界限。这首诗对拉康之限的超越,让死亡在卑微的存在面前成为人性的一部分,让历史在一个界限之后出现另一个新阶段。马永波的诗让死亡成为人性,生命就可以进入一个新关联,这预示只要人有足够的理性对死亡开出第一个玩笑,在还没有人到达的地方就会有新鲜事发生,但这得要有足够的条件----其实最早以前,人对死亡开的第一个玩笑就是生存;对于一个真实的世界,死亡富有人性时,社会理性就会诞生。这是马永波这首诗最悠远的诗意,但是否能扭转这个社会颓废的风气,不得而知,但这首诗赋予我们一种力量以致让我们有耐心等待希望。

  写诗是在诗人设置的战斗中----社会需要的战斗----排除所有虚拟的失败,前置胜利的场面,向牺牲、人的尊严和人发现的价值表达敬意,把死亡表达的对环境感受的总结,对生命存在的总结保留在语言运动中,但是,诗接受死亡的总结一定是死亡在向语言的尊严表达敬意的那一刻。因此,“写诗也是一种死亡的练习”12。但是,要使这一练习赋予超出创作者的生命的意义,就得有一种思考能力理性地用死亡关系式把诗人和真实世界联系起来,这需要诗人有思想。

  布瓦洛对诗人说,“首先须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绝不要慷慨激昂叫人家听了骇异”13。这一声音来自17世纪,在大多数诗人还停留在抒情阶段而慷慨激昂时,马永波的诗就在实践这一诗歌信条。诗人们身陷抒情阶段之久而不能抽身,一是行为上反叛的诗人本质上保守,因而死守法则;二是在数化时代一个诗人其实比一般的人多不了几份清醒,因而身份意识随着责任感的消亡而消亡。比如在诗的抒情性特征方面,一个沉沦在信息化时代的诗人,他依然保留着对一种文体中包含的矛盾的敬畏,甚至,为了某种虚假的尊严和名份而刻意敬重矛盾。诗的抒情性与思想性具有过程与终点的关系,抒情性大多表现在形式上,而一旦成就为完美的形式,这个完美的形式必将指向观念。实际上,是一种思想让形式完美,是一种自始至终的理性力量在保证两者完美统一。当代中国诗歌技术上不亚于任何时代,甚至超越新诗的任何时代,但诗一直无法走向经典,问题就在于是否有思想。

  这是文化大局所致,但诗人一定要有思想能力识破这个大局,诗人一直无法挽回这一能力是因为思想全面失踪。这个年代最严重的失踪案就是思想失踪,思想是这个年代最重要的失踪者,而一个承平年代,很少有人发现丢失了什么。思想失踪年代的生活----咸苦度降低,甜幸度在增加,人遭遇的灾难也是甜美的灾难,诗、小说以及所有艺术都陷入了甜蜜与虚无的泥淖。在这种境遇下,诗人缺少思想的支点,思想功能也像意识的历史一样,因说出第一个谎言而逐渐退化14,诗人的思想功能也因为说出第一个赞美并习惯于赞美而退化。绿原说,“承平时期,诗人容易转向内心,缠绵于纤细的感觉”15。有些诗人甚至如布瓦洛所说,为了一种精致甚至“跑到十万八千里外去找一个漂亮的字”16。对这一诗歌现状深有感触的马永波,把诗的创作语境深置于社会行为的反面,因而我们读马永波的诗,很少发现他的诗来源于一个小灵感,他的语言也不服务于一些缠绵纤细的感觉,而是忠诚于一种有价值的思考。表达对问题的根性原因的忠诚,并发现不同于原因的声音,使马永波的诗能愉快地接受哲学的统一。

  马永波的诗恢复了诗的正常表达,这在流行形态中它当然属于异常表达,他的这类“异常表达”十分警觉,从而有效地规避观念虚拟,回避自我虚构。“但目前的问题是许多人已习惯于把文学的主体性视为一种‘自我中心’,不是自我封闭,就是用一种绝对的‘自我’君临一切,问题就在这里:在一些诗人的眼里,诗不得不再次降为‘工具’---- 一种自我表现的工具。诗和世界的存在都不得不听命于这个‘自我’”,其实,“要真正接近诗并更深刻地把握世界,对自我的‘超越’就不能不是一个前提。”17 “自我中心”以及“君临一切”让诗以及诗人拥有了无限的虚拟势力。虽然虚拟势力下的诗人也想接近一些真命题,但终因这一势力不是来自思想,仅仅源出一种良好企图,而不能给读者带来任何启迪。这类诗人的疼痛感与现实的疼痛具有相同频率,以致他们的诗对于这个社会没有多少异质的东西,因而显得和整个社会一样颓废沉沦。即使他们能从洛特雷阿蒙的诗中获得一些胆量和方式,但诸如此类的对黑暗丑恶的诅咒也如同赞歌,或是比诅咒稍高一个级别的批判,但是,对于所有艺术包括诗歌,批判、摧毁是最容易的事,不容易的是如何建立支撑使其批判独特的思想。马永波解决“自我中心”以及“君临一切”这类问题时,采用的不是方法,而且直接用思考杜绝价值虚拟,哪怕他运用的思想是传统的,是其他哲学家的。就我来看,在拥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人类,创造新思想并非易事,更不可能一夕之间就能创造一种新思想,何况哪一思想是属于一个人的呢?哪一种有价值的思想是过时的呢?当今缺少的并不是思想,而是缺少对思想的感悟,领会感悟一种现有的思想比创造一种思想其价值不会少多少。在马永波的诗中,传统的思想能解决他的诗面对的问题,就产生了一种全新的价值。委身于思想之下诗人并不会迷失,在社会行为的反面生产价值,生产完全属于集体的价值,诗人才不至君临万物,诗才能君临一切。

  荷尔德林在《诗人的胆识》一诗中写道:

  “我们,公民大众的诗人,喜欢置身于生命
  在呼吸与运动的地方,乐观,倾慕一切
  信任一切,不然,我们该怎样
  向众人歌唱这位自己的神?

  ……
  一位勇者,在他忠于职守的地方
  于是诗人的歌声
  沉默在蔚蓝的殿堂。”18

  荷尔德林赞颂的勇者,和马永波诗中在词语中“寻找”的人一样,是扔掉感性花衣的思考者,他们因具有文化责任感而赤诚并信任一切,他们就像罗丹守在地狱之门的“思想者”,把自己的思想变成歌声。在诗人的歌声中,只有所有人开始思想,擅于思想,并忠于自己对世界的一份职守,诗人才算完成了职守,诗人才能接受《思想者》这一雕塑提供的奖赏,否则,他们不会沉默,将仍然执着于思考。

  注释:
  1、[德国]弗利德里希·荷尔德林《荷尔德林文集》商务印书馆1999年5月版第196页。
  2、[法国]布莱兹·帕斯卡尔《帕斯卡尔思想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156页。
  3、[德国]弗利德里希·荷尔德林《莱茵河》顾正祥译,《荷尔德林诗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94页。
  4、见《炼金术士》作者简介。
  5、[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诗的见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版32页。
  6、[美国]安德鲁·戴尔班科《撒旦之死:美国人如何丧失了罪恶感》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2月版第3页。
  7、[美国]克林斯·布鲁克斯《精致的瓮 诗歌结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版65页。
  8、[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诗的见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版第55页。
  9、[美国]埃兹拉·庞德《阅读ABC》译林出版社2014年8月版第4页。
  10、[美国]约瑟夫·布罗茨基《小于一》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9月版 第5页。
  11、[美国]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三联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20页。
  12、[美国]约瑟夫·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5月第78页。
  13、[法国]布瓦洛《诗的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2月版第5、17页。
  14、见夏志华《思想失踪年代的诗歌》。
  15、[中国]绿原《拆散的笔记簿》序《发自幸存者的责任感》。
  16、[法国]布瓦洛《诗的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2月版第14页。
  17、[中国]王家新《人与世界的相遇》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9年9月版第4页。
  18、[德国]弗利德里希·荷尔德林《荷尔德林诗选》顾正祥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3-4页。

  2015年4月18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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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4-29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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