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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华:低温叙述和阅读事件以及精神起义

2012-09-29 21:5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夏志华 阅读

  读一部小说,小说却频频给阅读者的思维挑出许多毛病……!“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这是那位引领人们走近伊利耶-贡布雷小镇,走进普鲁斯特花园的人,看看她身后的人,手举钥匙,犹豫了一会,最后下定了决心,确定了那扇门后说的那句话。我读马叙的《伪生活书》读了许久,最后决定从这里开始——阅读者的思考被马叙的小说挑出许多毛病,那我们的对小说的忠诚、对小说的理解就转换到了自身的思考上来了。阅读者忠诚自身的思考,是相信自己不会变成小说中的某个人物,更不会相信小说中的某个人物的命运就是自己的命运,但是,事实上读马叙的小说时,阅读者会抬起头来,祈求作者的叙述把社会的整体命运设计得了我们远一些,让我们在这一距离外,站在天使的行列,听他人歌唱或者哭泣。

  阅读中的祈求往往与害怕有关,那我们害怕什么呢!当阅读者的思考在小说中失去了根据,我们才知道思想上的穷人并不是马叙小说的收容对象,我们漂泊在如伊利耶-贡布雷小镇一样的中国南方小城,逗留在马叙小说的叙事场中,却没有人举起钥匙说“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那我们就得预判到,马叙的小说不会骄纵读者的习惯思维,即使手中拿着马叙的小说《伪生活书》,或者著名批评家的评论文章,那也不是通向曲径和幽处的门票。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别的批评家对《伪生活书》的解读,因为批评家不是那个慎重说出“那么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这句话的那个人。面对一部思想大于技巧的小部,批评家选择从小说的艺术方面着手进行批评,而回避《伪生活书》对我们思维的挑剔,那恐怕也只会为小说裁剪出一件件美如错误的花衣。
  
  小说面临的今日问题状况
  
  在一个已经成为陷阱的世界中,一个人的可能性究竟有哪些?小说要回答这个问题,小说或是写作者就得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概定。托尔斯泰面对是一个腐朽、道德观游离并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和针对性的世界;卡夫卡眼中是一个官僚化的世界;马叙眼中的世界是一个数化主义世界,但是在高压的商业化时代中传统文化还在挣扎,文化的良知还没有完全断气,人的价值在不断贬值。在这样的世界中,人的可能性与人这个概念产生了极大的矛盾,人的可能性只剩下如何面对这个世界,面对方式并不重,但是,最终不知道怎样面对。

  马叙在南方生活,马叙在南方写作,马叙小说面临的是中国的南方,面对的是一个极大数化,以商业为中心,人认同了这个中心但仍然无法与这个中心吻合的社会。中国南方以经济先行的方式构筑中国南方民居生活,那里的生活热烈、躁动,如同面临全球变暖或者是台风来临的大海一样,带有鲜明的数化主义气质。随着先前的作坊式手工业生产向集团化商贸发展,社会结构中起支配作用的传统文化迅速发生变化,并逐渐被数化主义社会理想所取代,人与社会的关系变得十分简单但很微妙,说其简单,就如1+1一样,但是她一定是以数化为纽带;说其微妙,其关系式中带有明显的数化动机或数化理想——讲求利盈最大化,那就是1+1力求大于2。不过,从更深层次观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异常敏感、复杂与纷繁,并不像一个等式那样直接。

  马叙小说在探讨这个世界中的人的可能性时,同时面临着人与社会的简单关系。小说在处理人与社会的简单关系时,因为小说必须涉及人的可能性,因此发现人失去了确定而鲜明的信念。虽然人的行为可以贴上商标,但是那类商标却没有提供文化意义,马叙的小说告诉我们人们用生存取代了存在。马叙小说在叙述这样的社会现状时,似乎泄露了另一个秘密,即小说在叙事中有意识地隐藏了人行为的理由,因为小说几乎没有推出一位对社会现状略带不满的人物。

  这让我们想起马尔库塞式的人。如果小说中的人物由多向度变成单向度,马尔库塞会去寻找社会问题,我也同样会去寻找社会文化空间及其维度是否出现问题,但是马叙的小说没有。马叙的小说中的人物也没有,哪怕那些人物不得已关闭自己的公司、哪怕那些人物去断指,也不会去怀疑社会空间的大小,起码,小说人物没有明目张胆地思考自己的可能性。

  这让人想到卡夫卡的《城堡》等小说,卡夫卡小说中的人物本可以通向城堡并拥有城堡,但他们没有走进城堡;他们本可做一个有尊严的、健康的、完整的、自由的人,但他们选择了做一只甲虫。卡夫卡凭着绝望的孤独发现属于人们的空间只有一只甲壳那么大,同样,马叙小说中的人,只有断去了一指甚至多指后,才有一个空间暂且适宜他们居住。

  这让阅读者十分意外,因为我们都熟记过教科书对伟大文学作品所下的定义,伟大的文学著作(目前存留在教科书目录上的经典作品)都是因为虚构了在悲惨世界中,还一直保持永不退缩、具有坚定不移的批判精神的典型人物,他们不受社会制度、政治法律以及道德规则的约束,这个悲惨世界中的人物甚至是某一个时代的公敌,是社会制度与政治以及道德的公敌,他们的批判具有明确的方向,并且勇于挑战社会,其批判方向一直指引人们跨越几个时代,走向更新的思想阶层。可是,在马叙的小说中,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人物,他们平凡,掌管着一两个天天面临倒闭的公司,即使他们会因此损失上亿元的财产,他们也不会出示一个或者半个批判的方向呼应读者的义愤。他们的可能性有多种,但他们选择了唯一,即接受商业的虐待——把某一可能性敛纳向自身,而不是指向别的人和事。

  人的可能性与他们所处的社会以有文化维度有着直接的关连,世界的本质产生异变,米兰·昆德拉总结出三种可能性,即帕斯诺夫的可能性,埃施的可能性,胡格瑙的可能性。帕斯诺夫的可能性是,“约阿钦·帕斯诺夫的兄弟死于一次决斗。父亲说:‘他为荣誉而倒下。’这些词永远地嵌入了约阿钦的记忆”。i昆德拉说,在情感不可能抵制时代变迁后,身着“制服”的帕斯诺夫失去“制服”的保护——这在未来不会再有任何东西值得尊重——拿着一把手枪是帕斯诺夫唯一的可能性。

  失去上帝的时代可以升华出一种人性的狂热,那么,失去秩序与诚实的时代的狂热从何而来?布洛赫笔下的埃施因为失去了上帝最终将一封告发信放入信箱——这也是一种、甚至是一种必然的可能性。当马叙小说展示的社会失去公义,陈布衣、拉瓦们却违背了埃施式的可能性,而表现出对秩序的极大热爱,他们公然把商业的性质淡化到了自己的命运之外,表现出对信念的极大忠诚,这种指向自身的可能性与埃施的必然的可能性大相径庭。小说没有告诉我们,陈布衣没有识破社会的具有两面性的公义与道德,这就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善良与忠诚(而不是愚昧),但是具有陷阱性的社会并没有一点良知自觉到自身的罪恶,反而理直气壮地将一个不成熟的社会的非公正的社会命运强加到一个诚实的生命中。小说人物逆可能性的存在,让我们了解到了马叙小说的深度,让我们了解人存在的环境,这是叙述的第二套语义带给我们的社会批判。

  从叙述的第二套语义中发掘社会批判——这样的思考,显然受到了马叙小说的挑剔。虽然马叙小说没有指定这种思考犯下了哪一种错误,也没有断言这样的思考属于哪一类毛病,但他对批判式的阅读基本上不那么热衷,也没有一定的章节回应这样那样的批判,更没有章节呼应人们对社会的审视,这看似小说失去了某种职责,但是其两可的态度并不是模糊的,因为他的理论根据是,否定只能使小说的空间更加主观,而事实是,小说很难否认现实中一种既定事实,只要叙述符合事实,叙述就是合理的,就符合小说的艺术特质。

  即使采取了这种叙述态度,但是,小说并不回避对生活意义的讨论。鲁道夫·奥伊肯在讨论生活的意义与价值时,首先提醒我们要理智地面对今日的问题现状。“很难否认,现今的人,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其生活的意义,都没有确定的信念。这不仅在于他总是反映出环境的形形色色的差异,而且他的整个生存被一种绝对的对立分成两半。往昔留下来的旧传统与各种新的理想争相要求他付出全部忠诚。这些传统不仅在细节上相互冲突,而且把生活放置在根本不同的基础上。因而,凡是涉及生活意义与价值,它们便截然不同。”ii马叙在不损害小说的艺术特质的条件下,把对立的两半统一在叙事中,就得包容小说人物对传统的留念与对现实社会的忠诚,他首选的方式是让叙述降温,让叙述处于低温状况下,保证人物不带上作家的主观意断,让人物真实大于社会的真实,而不是让社会背负罪恶。因其如此,把对立的两半统一在叙事后,他还得把小说写作设立为绝对对立的两半——叙事与社会语境的非对称结构下,叙述承担小说的本质,社会语境只在隐喻功能上留给读者以思考空间,马叙说,对社会提问是读者的事。

  这种结构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呢?小说并没有提供讨论这一论辩的根据,但是,当我们像走进普鲁斯特的小镇一样,走进中国南方的城市,我们清晰地发现,小说就是在叙述中国南方小镇的人和事。而叙述的事实上,我们能感受到一些细节上的冲突,而且也了解到生活与小说的根本不同的基础,因此,我们阅读小说时,就完全能够感受到生命的生存与存在的差异,也能感受到生活的意义与价值截然不同。

  也许马叙在写作过程中,全然不会在乎这些哲学方面的问题,但是,他的小说却完全面临且裸露在今日生活问题状态下。我们知道,现代思想无论采取多少路径,无论选择哪条线路,无论确定何种座标;现代思想无论选择政治表达,还是选择哲学表达或者贴近人的法律表达,它都能通向小说的社会语境。就像我们部阅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一样,无论有多少个布恩迪亚,无论布恩迪亚们辈份有多大区别,他们都能够告诉我们,他们古老的房子正在遭遇蚂蚁的蛀蚀。

  虽然马叙的小说中没有出现家族似的人物,他们也不必在一个家庭范围内讨论前些年的战争与近几天外面轰隆而过的火车,也不会因为一个话题产生许多分歧。但是,我们只要阅读马叙的小说,就会分清谁忠诚于传统,谁热衷于现代商业生活,就像《百年孤独》中谁热爱蛀蚀房子的蚂蚁,谁喜欢在窗下呼啸而过——运送香蕉的小火车一样分明。当那位父亲到儿子生活的地方照过一面后,就狠狠地说他再也不来了。我们就会感到他的儿子的孤独可能要蔓延一百年,甚至更久。这两个人的分歧还不一定属于鲁道夫·奥伊肯所说的“现今人”的范畴,他们生活在两个地方,而且生活结构上也有不同,但是因为互为左见,他们都失去了确定的信念——那位在细节上十分讲究、一见到儿子就不太顺眼的父亲也是如此,他的信念比他的儿子强不了多少。

  可是,“整个人类变得越来越分裂,越来越窘困。有着各种各样方向的社会生活潮流越来越分离,最后失去了一切联系。相互冲突的运动各有其自己的活动范围,各有其自己的实在概念,各有其自己的标准和评价,并各以其自己的方式解决生活的问题。”iii马叙的小说就是让人物们各自采取自己的方式解决生活问题,而并不去讨论人们的信念如何消失。

  当然,目前,有些作家不会眼睁睁地让人物失去信念,并且勇气十足地在人物的命运走向安装上自己的设计,这似乎是完成了小说的社会责任,但实际上是作家的一厢情愿,是作家无法承认社会赋予人物的命运逻辑。我想,马叙小说对这种错误的挑剔,比挑剔我们的误读更为合理,更有必要。


  
  叙述与回答的对立
  
  读马叙的小说《伪生活书》,如果把讨论停留在表达形式上,也就是在艺术方面精打细算,它确实无法让人找到一架梯子走进天使的行列。

  里尔克通过诗歌在人群中寻找——“谁站在天使的行列,听我歌唱”,在人类灵魂被另类的歌声引诱到了一个宗教般的陷阱后,里尔克企盼人们能够听到他的歌声,能够走出被魔鬼奴役的行列,但是,诗人最终只能为人类留下一首永不停息歌唱的诗,为诗人高洁的期盼留下等待。时隔多年,人们没有走进天使的行列,社会却从设置宗教陷阱发展到设置数化病毒。

  谁能从天使的行列走出,站在受难者的行列,听马叙讲述人类的故事呢?不用摹拟和揣测,我们读马叙的小说,就能发现马叙这一写作的精神心理。

  马叙写作的这一精神、这一心态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小说的叙事基础呢?在讨论实在论的生活图式时,哲学家发现现代思想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构筑现代生活图式。因而鲁道夫·奥伊肯说,“它或者竭力寻找一种超出纯粹主体的生活,一种世界性生活,这种生活把人完全彻底地包括在自己的存在之中,而不给主体丝毫的独立;或者使主体自身成为起支配作用的控制因素,而世界则被认为仅仅是提供了环境,仅仅是为保证人的幸福服务的手段。”iv而马叙发现,其实这两条不同路线已经被提供服务手段的社会环境混杂在一起了,生命主体既不是起支配作用的因素,它更不能享有纯粹的主体的生活,这种混杂的生活把人完全箝制在社会存在中了,或者人只是社会需要的投影。我们看马叙在《伪经济书》中的人物陈布衣,“陈布衣想,这个城市就如一个女人的肉体,颓废的时间又充满着盲目的激情,而有时,这欲望被关在体内,在内部冲突,损耗,有着自渎的倾向”。南方生活环境鼓动起来的欲望,让每个需要生存的人无法不具备一些施展欲望的技巧。而一个人能够施展技巧驾驭欲望,那他就走出了人的行列——人如此的存在境况,比起奥伊肯所说的世界性生活来,想是更加残酷了些,更加数化了些,因为这种生活,既不会让人得到幸福的服务,也不会让人超然于一种纯粹的生活之外。

  当然,《伪生活书》中的人物并不都是随波逐流,也并不都用“同流而不合污”来宽慰自己的行为与心灵,都有挣扎的痕迹。马叙在许多文字中让他们挣扎得十分快乐、纵情,同时也挣扎得十分迷惘和虚无。一个没有正面出场的然烟(马叙小说人物)因其挣扎也不空洞,她在叙事环境中,也就是在南方的小城中,为了生存而施展无数精妙绝伦的技巧性欲望,从一个名称下转换到另一个名称下,而使陈布衣或更多的人无法走出那些技巧。马叙的小说告诉我们,然烟的技术性生存,或者说然烟的欲望技巧,并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那个城市,属于世界性生活,属于中国式局域社会。

  在人与人的众多关系中,马叙小说强调了“经济制造了人与人之间的伪关系,但是这个从情感关系、血缘等等角度判断为‘伪’的关系,确实是经济关系的‘真’,是这个社会的最真实的部分。如果社会本质不做彻底的改变,人终究会屈服于社会,‘真’终究会屈服于‘伪’”(阅读时眉批于《伪生活书》第28页)。这是马叙这部小说泄露给我们的一个命题。

  如此看来,纳入到叙事中的社会环境,让马叙拥有了“谁能从天使的行列走出,站在受难者的行列,听我讲述人类的故事”这样一种叙事精神和叙述心理。但是,小说却告诉我们,愿意站在天使的行列听里尔克歌唱,那是人类普遍的精神需求,那会大有其人;会有人放弃歌唱从天使的行列走出,自觉意识到苦难的现实,而自愿加入受难者的行列,听马叙讲述人类的故事吗?我想谁也不会——因为人们无法意识到社会环境是在哺育天使,还是在制造魔鬼和受难者!而目前的数化社会无时无刻不在标榜其文明,尤其是数化主义社会自诩拥有服务于公民幸福的完善体系,即使它让人们陷入利欲薰心的泥淖无法自拔,整天用制造金子的公式危害目前的人文环境,并把人归纳到天使的行列,这样的社会也从来没有从小说那里获得过审判,如是,人怎么会离开天使的行列,而来听马叙讲述人类的故事呢?确实没有!难以为继、试图从父亲那里赊贷一些传统立场的陈布衣没有走到听众席;四海漂泊,但连岸都不愿意上的卓大为等等人物,都没有一位从天使的行列走出,进入另一个行列。

  雷达先生在忧患中国当代文学时说,整个中国当今文学,普遍缺少信仰的力量,净化的力量。他说这样说绝不是责备小说只写了些灰色的或沾满铜臭的人物,没有通常的“正面人物”亮相——文学完全允许只以揭露和批判为主,也允许反派角色担当主人公,但问题在于,即便没有正面人物直接出场,也应该有正面的价值声音和精神的理想在场。仔细体味大师们的经典作品,再读一读中国自己也许堪称精彩的作品,便不能否认,我们实在过多地显示了民族性、自足性、封闭性,缺乏必要的终极关怀。 缺乏终极关怀这个文学评语,似乎成了一些著名评论家高尚的尚方宝剑,它挥动起来,一剑横削下去,可以让具有了一定高度的文学作品矮下去几尺。不过这不足为惜,目前中国文坛上确实少了这样的批评,但这样的批评之剑对于一些理论家捧起来的作家,即使剑锋再利也无济于事了,一是谁要那些理论大师眼中只有那些名作家呢?二是,文学批评大师们让那些他们吹起来的名作家拥有了金钢不坏之身,什么剑能削矮他们的高度呢!而马叙这类作家对人类的关怀终究是得到理论的关注的,他们就像他们小说中的人物一样,生活在一个小地方,写一些小地方的小人和小事,他们等同于他们的小说,自身的命运反映了理论界那种高高在上的担忧。正是这样的作家——也许他们只能被称为作者——居住在小说中的作者,像里尔克诗歌中描述的一样,为站在天使的行列和魔鬼的行列的人唱歌,唱出价值的声音和理想的精神。

  马叙小说中:阅读事件引发内心精神起义
  
  如果一部小说能把读者(包括那些担忧中国小说的著名理论家)从阅读奴隶的身份解放出来,阅读者就应该放弃奴隶的身份而从小说中获得自由。马叙的小说,首先是为理论家们建设理论期待的值价声音和理想的精神在场,其次剥离人们被社会涂画在繁荣景像中的命运逻辑,再次是让人们得到从文化角度来理解的解释。不过,这些依然是中国任何一部技艺高超的小说做不到的(这就是我只从内容上讨论马叙的小说而不从艺术角度进行批评的理由)。借用中国著名评论家提倡的“终极关怀”这个谁都挂在嘴边笔头,而谁也不会去做、谁也不知道怎么去做的文学行为,我们来看马叙小说的对于读者的解放。无论是《结构相同的房间》、《摇晃的夏天》,还是《西水乡子虚乌有的人与事》,它们都有一股力量把小说人物与读者、与生活现实中的人们等同起来,让人恍然大悟而对所处的生活环境产生悴死般的恶心,带着恶心(有作家曾用此词为小说名)而后的理性逃离这种环境。在马叙的小说中,逃离具有积极意义,如果有读者追随逃离的踪影,那就像人们从内心产生起义而奔赴解放区一样,这是否就是雷达先生所说的信仰的力量呢?当然是!因为它让人走向解放。……而解放,不仅仅只有这些,它还证明文学不是通过艺术手段暗算读者的信仰;也不是通过艺术手段囚禁读者的理性认知,让读者盲目地忠于小说提供的人物和事件;更不是通过艺术手段,为读者埋下十年后才会恍然大悟的伏笔,它就是与阅读过程同步发生的阅读事件。

  马叙小说制造的阅读事件针对了什么呢?面对中国特有的社会形态,小说面临文学价值、文化价值、商业价值的折磨,在大多小说显得惊惶失措的现状下,如果有一个小说家无比的平静,这份平静就会让读者感到恐惧,在众多小说争先恐后地标新立异,但实在是展示不出方向的情况下,如果有一位小说家不疾不缓,像普鲁斯特那样,怕世人忘记他们的生活而将一些人物从伊利耶—贡布雷小镇,或者是中国南方小镇乐清海选出来写入文字,这样的小说家恐怕也会让人颤抖。归纳起来,马叙与他小说的“平静”、“不疾不徐”与社会现状大相径庭,把他的小说的价值取向做一个排列,他刚好与其他作家相反,市场价值似乎不属于他的考虑之列,他小说的文化价值也大于文学价值。就此我们明白,他的小说制造的阅读事件具有更广泛的意义。更广泛意义在于阅读事件发生在一个人物的叙事场中,发生在叙事场的隐喻环境——社会中,发生在阅读者的心灵。

  某晚在阅读马叙的小说时,发现了一个阅读事件的结局,这个事件的结局可以用一句话做标题:这个不肖子真正成了他父亲彻底对立的敌人。这是一对简单而好多小说描述过的关系,有些作品甚至十分夸张将其喻为所有对立关系的全能象征。当晚阅读时纪录在书的页边有如下文字:在当代商业社会,经济关系相对于任何精神体,它显得虚无而又强烈,之下的人与人的关系也同样虚无而且无果,父亲与儿子的关系,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朋友与朋友的关系、同事与上级的关系,人与社会的系,都显得没有任何结果。虽然没有结果的关系最终不能用虚无来概定,但是,如果用“存在”来概定,显然就太没有方向性了,这就是中国社会目前的全部。(批于马叙《伪生活书》第34页)。我把阅读过程中、阅读而后引发的内心起义称为阅读事件,因为小说也给我安插了一个敌人的身份,也让我感受到了我周身的关系,并且,信仰由此升起,——如月亮一样升起。
  
  对小说描述的无果关系的理解
  
  毫无结果的关系是马叙小说较重视的内涵,除社会事实如此外,还在于“本质的人性降格为通常的人性,降格为作为功能肉体存在的生命力,降格为凡庸琐屑的享乐。劳动与快乐的分离使生活丧失了其可能的严肃性。v生活可能的严肃性属于马叙小说的思考,而不属于他的小说的叙述,小说的叙述正如卡尔·雅斯贝尔斯所说一样,个人融入社会功能后,存在就完全被客观化了,个人的行为与言说都在表达社会功能,而社会是那么顽强地要求个人在表达功能方面如“守法的纳税人”时,还必须行使文化功能,如“榜样”、“好公民(人民)”。但是表达功能的个人的对应关系基本不由社会来承担,那么,表达功能的个人与社会也是无果关系。写到这我差点冒出悲哀这个词汇,这就太泄露小说的政治意味了,但我们想到雅斯贝尔斯的“在例外场合,个人也会在工作中找到欢乐而没有一点儿自私色彩”这句话时,那我们为小说人物的悲哀还得迁怒于哲学,这比较稳妥,即使这也是一次阅读事件。

  这些阅读事件中,有许多是由对小说人物的同情而引发的。虽然马叙在小说中没有大喜大悲的人物命运刻画,他居住的乐清小城进入他小说中的人一个个都有阳光般坚定的面貌,一个个都有海水般柔韧的身姿,碰到顽石时,顽石不碎时他们自身就自觉地提前碎了。他们时常经受台风的袭击,金融危机的浪潮只是他们的一场或某次淋浴,小说也丝毫没有泄露马叙对这些人物的悲悯,但是,看得出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他如同兄长和父亲般珍视的人物,如果只在乐清这个商业环境中,我们会厌恶他们的生命行为,但是一经走进马叙的小说,一经走进马叙小说为他们构织的社会经纬中,他们就显现代表的性质,他们代表中国的这一层人,代表这一个时代的人。因而,我们就读出了马叙以及他的小说的感情了。在小说中我们看不出马叙为之心悸的时刻,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他如同普鲁斯特那样,对这些人物抱有许多希望。

  普鲁斯特在《论读书》中写道,“与现实中的人物相比,对小说中的人物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感情,我并不总是勇于承认我多么爱他们……这些人物让我为之心悸,让我为之哭泣。但是一合上书,我就再也看不到他们了,对于此后的事也将一无所知……我是多么希望这些书里的故事能够继续下去。如果这是妄想的话,我是多么希望能够有关于所有这些人物的其他信息,能够了解他们生活的现状,能够将我自己的生活献给一些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们在我心中激发出的爱有关的事情,他们的目标令我怀念不已,我为失去它们而蓦然神伤……而这些人物到了明天就只不过是在一本与生活无关的书里,写在被遗忘的书页上的一些名字而已。”的确,马叙将自己的感情献给一些人和事,但是,马叙奉献的方式就是思考,因为马叙认为,思考比同情更为令人不忘,思考之后,就不仅仅只是写入书的那些容易被遗忘的名字了。

  在一系列阅读事件中,小说人物与作家只构成了思考上的关系,而没有情感关系左右作家的叙事。马叙认为,作家与人物的情感关系必然产生结果,而这个结果因其带有明显的情感倾向,必然会违背社会事实,必然会左右小说事实,必然会像目前的文学理论所期待的那样,带有鲜明的信仰与理想的精神。我与马叙具有同样的观点,小说展示的理想的精神在场,是人物与社会关系的一个生硬的结果,这个结果虽然能展示符号化的信仰与力量,但实际上它并不能解救在生活中缺乏信仰滋补的人们。从总体上来看,当今社会进入无果关系时代。卡尔·雅斯贝斯也说,“关于时代之实在的问题,既不能回避,又无法回答。在这个里,除了怀疑,我们不可能发现其它东西”vi某个时代的实在出现无法回答的现象,与之构成的所有关系,包括与人的关系,包括其怀疑,都不会产生结果,更不谈人与时代的关系会出现理想的结果。在这种状态下,硬要让一篇小说向人们展示没有社会基础的信仰,那只能抹黑小说的艺术品质。

  当然,小说对于时代——无论这个时代如何——必须有所回答,就像雅斯贝斯所说的“不能回避”一样。面对这个问题,马叙将回答设置在阅读事件上,而不是给小说人物注射大剂量的信仰的马啡。他更没有通过正面人物,以桑提亚哥式(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形象)的形象展示时代的精神需要。马叙的小说巧妙的应用了阅读事件,当当今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在阅读过程中因小说而引发某一次精神上的起义,这次精神起义当然就能准确无误地回答这个时代。

  马叙的小说明白这一点,即小说赋予小说人物以意义,毕竟没有小说赋予读者以意义重要。既然如此,那我们干吗一定要像文学理论家们所期待的那样,来刻画一个正面人物,并赋予这个正面人物一些凛然的正义,而后去让读者像学习保尔·柯察金一样去学习一个小说人物呢?毕竟,由某个机构推崇的榜样,是政治意义上的,而不是文学意义上的。马叙小说在这方面的表示是,与其让读者去学习小说中的榜样,还不如让读者在阅读事件中自己来一次灵魂上的起义。灵魂上的起义必然会产生对时代的思考,只要读者思考,只要在阅读过程是产生一起心灵的起义,就必然会产生结果。那么,这个无果关系时代也就会步入正常的文化逻辑。


  
  低温叙述及语言温度符合人物体温

  如果把一支温度计插入这个社会,插入现今生活,这支温度计真有可能测出相当惊人的高温,这个社会确实像西尔维娅·普拉斯所说的那样——高烧103度。这种高烧的生活现象被理论家总结为“浮躁”、“狂热”、“不安”、“秩序絮乱”、“兴奋点频现”。深有感触的小说家们也觉得这个社会混乱、狂躁,但是,有此感触的小说家们如何呢?他们的写作是不是在给这个社会添加一些质量上乘、燃点极好,而且乌黑发亮的煤炭呢?纵观当代小说,小说们的狂躁与生活比起来也好不了多少。借助一股无法控制与排斥的狂躁,作家们的叙述就像一把越磨越锋利的刀子,把一些本质性的东西切割得七零八落,把一些完整的东西肢解得支离破碎,把一些完美的东西切割得血肉模糊,然后置于西尔维娅·普拉斯式的高烧中进行毫无节制的煽情,再放出苍蝇般的文字与语言,播撒滋生霉烂的罪菌。闻一多在他的《死水》中写道: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仍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让死水酵出一沟绿酒,
  飘满了珍珠似的白沫;

  ……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当今的作家们就像闻一多先生所说的那样,干脆给这个时代的生活扔进些破铜烂铁,爽性泼撒些剩菜残羹,因为作家们在无法左右商业潮流冲击的情况下接受了生活的全部,而且,生活中的某一次高温,或者破历史记录的高烧,还是作家们提供的,因其自身的高烧与狂躁,他们还真能从错误和糜烂中看出花朵。

  闻一多先生对现实的反讽寄予了沉甸甸的希望。但是,当代小说“爽性”加入了“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的行列,不知扔进去了多少破铜烂铁和残羹剩菜。这也许就是顾彬先生说中国当今某些小说脏的原因之所在。

  马叙的小说虽然能够制造一系列阅读事件,但是,小说家的情感、小说家的知识体系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因此,马叙小说的文字几乎是处于零度,小说的叙述语言基本上保持低温状态,有些语言甚至接近冰点,那些人物虽然得到了作家的同情,但是他们并没有被小说家的情感所左右,同时也不会被叙事语言的温度所感染。马叙的知识体系也没有给小说人物打上主观烙印,或是划分出阶级或者列入某个行列。

  狂躁不安、秩序紊乱的社会需要小说保持低温叙述,无节制兴奋的时代需要有低温叙述的小说。《伪生活书》的作者虽然切身感受到了狂躁的社会生活,各色人等就像逞着夜色的涂鸦者一样,在社会各处涂画着内心的苦闷,弄脏一面面白色的墙,有时还呼啸而过弄出大片噪音。他们受啤酒和女性浪笑的鼓励,开垦出形形色色的丑来。但是我们阅读马叙的《伪生活书》,却没看到他的小说加入“让丑来开垦”的行列。他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他“不是把小说转化为哲学,而是围绕故事调动所有手段——理性的和非理性、叙述的和深思的,这些手段能够阐明人的存在,能使小说成为绝妙的理性的总和”。(米兰·昆德拉《小说的智慧》)。使小说成为绝妙的理性的总和是小说写作的理想境界,这除了要求作家具有良好的心态外,还得要有某种信念作为基础。加缪在《鼠疫》这部小说中,让奥兰城中的人们陷入了恐怖和绝望,无路可走,但加缪把敌视现实让给了其他人,奥兰城公民从加缪那里享受到了对生活的执著和珍惜。同样,马叙把对生活的敌视转换为观察与思考,即使他的小说中出现了让他意外的人物,如他们一边敌视生活,同时又享受生活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在《海边书》中展示得较鲜明),虽然意外,他的小说遇到这样的人物也泄露出许多失措,但是《海边书》最终还是运用思考的手段,阐明了存在在反复遇险。

  这需要理性,更需要以哲学思想作为小说基础。但是,马叙不是把小说转化为哲学,而是让哲学融入小说。谈到这个话题,我本人得声明一下,大家似乎对我的文学评述有一个固定例印象,认为我爱用哲学讨论小说,而没有一定的理论修为用文学理论来理解小说。我认为,目前大多数小说在艺术方面可以说是出神入化,叙述的技巧让人叹为观止,但是小说空洞的思考浪费了那些精湛的技巧。而一旦有一位作家的小说能让我从哲学的角度来考察,我干吗要谈那些过剩的技巧而不从内容——小说展示的问题来领会作家对生活的思考呢!马叙的小说让我更加坚定了这样的信念。当然,马叙将哲学转化为小说当然是通过艺术手段。下面我们一起来读一个片段文。

   “下午,在单位里上班的李浩显得疲惫而心神不安。同事(女同事喻红)问李浩,李浩,怎么了?李浩说,没什么。但李浩仍然心神不宁,这个下午李浩在单位几乎没做任何事情,只是坐着,拿着笔胡乱地在纸上画凌乱的字,这样干耗时间。同事看了笑了笑。李浩这时看同事笑,李浩也笑了起来”。这是《结构相同的单元房》的一段叙述,这段叙事涉及“人物关系”“内心活动”“相互揣度”“对象双方情绪与情感”“社会环境注入人物的压力”“人物内心的挣扎”、处于“一个空的人对另一个空间的热望”、“对秘密的热爱”,甚至还有叙事者“对人物的偏好情绪”。这段叙述就其丰富性而言,要是其他小说就会因为缺乏理性而滋意汪洋起来,但是,马叙在这样的叙事中一点一点地抽去叙述情绪,最后抽空文字中的情感,抽去语言的体温,从而以马叙特有的超低温叙述展示人物的存在状况,小说甚至冷静地不给出一点儿阳光(温度),让小说人物晾晒他的潮显的精神。

  从《伪生活书》来看,既是写生活的小说,马叙或可弄出一些温度来,烤烤人物湿乎乎的感情,或者弄出一大片阳光来,晒晒这个阴郁潮湿的时代,但是这个时代需要温度吗?这个时代缺少太阳吗?用文学再造高温可能让日心说再一次回到地心说。而马叙的低温叙述,可以达向客观,可以直指社会的现实状态,它可以排除人物的烦躁,更多的从艺术方面排除故事的狂躁,从而进入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客观的“阐明人的存在”。

  当代小说特别是当代名家小说太爱告诉阅读者怎样理解小说了。有趋势从评论家那里起死回生的经典小说更是将人物刻划成为英雄,只给一个向度让阅读者理解人物,那些违背客观的意图式写作排除了阅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阅读过程中无法产生必要的多向度批判,这只能悍卫名家的权威与经典小说的政治需求,而无法让阅读者获得自己需要的审美。《伪生活书》反其道而行之,把艺术权威一点点流放,对于作家他快速地拆除着如下一件件事:恋爱的、合谋的、腐烂的、庸俗的。对于读者,他拆除审美上的樊篱、高墙、教材性理论,甚至几十年来形成的民间与官方的审美习惯。

  马叙拆除的那些,都是小说走向低温叙述的艺术性条款——这些都是名家们在当今体制下签署的条款,这些条款它适应某个体制,但不适应小说艺术,更不适应小说对当今社会的解释,同时也不适应小说家通过小说对人的处境的转换。小说对生活的解释如果是在设置的条款下进行,艺术皈化到意识形态下,社会行为,即使是对人的戕害行为,也没有哪一件是不是合法的。这不仅仅是矛盾关系导致的问题,“解释学目标并不仅仅在于使传统合法化,而且在于从对传统有效性的理性考察向意识形态的批判的转变。众所周知,意识形态概念中包含了多种多样的相互矛盾的意义。然而,这对于一种批判的科学来说,却是不可缺少的,这样人们就能够思考理性对象化与社会现实的矛盾关系”。vii比格尔提出供予思考的矛盾关系基于意识形态,基于社会条款,而小说附会社会意识形态建立自己的条款,比意识形态更能滞固小说对社会的批判与解释。马叙的小说意识到这一点后,他采取低温叙述手段,抽空了艺术条款以及社会意识形态。使他的小说不仅仅局限于解释小说与意识形态的矛盾,而是更大化地阐明社会行为——如商业行为对于人性的非法性。

  哈贝马斯说,传统意义的世界向阐释者所展示的程度只是他们自己的世界能同时得到澄清的程度。这制约了作家对这一规律的僭越,传统意义的世界进入小说就成了叙事的世界,就成了小说人物生存的世界,如果小说澄清的程度只是阐释者自己的世界能同时得到澄清的程度,那当代小说无异于在重复传统的所谓经典的小说。因此,马叙的小说索性以低温叙述的美学方式拆除所有高度——即哈贝马斯所说的“得到澄清的程度”。

  低温叙述澄清所有高度,让作为阅读者的我们,一下子意识到社会在迅决变化,即社会展示这样一个变化,从“狂躁时代”转向“阴郁时代”(阅读眉批于《伪生活书》第9页“狂躁时代——到——阴郁时代”)。这是一次阅读事件中人与社会现状之间发生的一次意外遭遇,显然,得到澄清的程度远远无足于思想上的一次起义,而对生活现状的解释者《伪经济书》提供的不是高度,而是澄清,如果我们把“低温叙述”“阅读事件”“心灵起义”链接在一起,发现,低温叙述排除了所有文学的非法性干扰后,小说才能在阅读过程中引起阅读事件,才能让读者产生一次心灵上的起义。

  《伪经济书》用三种距离观看城市,乡下父亲、进城青年、城市老人看城市的距离是不一样的,看到城市的东西各有不同。而《西水乡子虚乌有的人与事》(2009年2月22日——24日夜读完)这篇小说,观看那里的人和事只有一个距离,也只有一个极度位移后的视点,不过这个视点却是贴近了人们的梦乡。“切指”“整旧”“劝哭”“天书”“打幻想”这些事件的外围包裹着十分鲜明的异质气息,小说呈现与大环境极不谐调民俗事件,反衬它的外围的气息是对于它是那么的梦幻。这一方式前些年被当作新鲜的东西——视点位移——引入中国小说,而在马叙的小说中,视点位移只属于他的低温叙述的一个细节,不过,有了这一潜入生活内里的视点,却能让读者反观到一个乡政府官员的切指行为并不显得多么荒诞,或者它象征性的指点了中国小级别单位在用权力支配着核心文化时,所表现出来的荒诞意味,当然它也表示另一类意味,即当今现实结构繁复到了自身敏病求医的程度。如果这一理解超越了小说的深刻,必然的误读与偶然的误判倒是扩展了小说的空间。因为,低温叙述抽去了作家的主观情绪后,我们思考不会停滞在作家的主观指向上,而更多进入故事的背景,进入一个乡镇的以外的环境中,用心灵承接小说给我们带来的想象、颤栗、恐惧——“切指”能让人获得许多新鲜,一些完整的东西如果让它残损一点,它就可以在我们陌生化的心理上引起一变异与刺激,读到这我们会颤栗,我们读者颤栗是害怕我们哪天也像切指一样将一些本是完美、但不新鲜的东西弄出点残缺来,比如传统文化——西方一些东西就如快刀一样搁在我们手边,用起来极其顺手,用来断其一指那真是太方便了。
  
  无主义式写作以及对危险的关注
  
  当今中国小说“玩技巧”“玩主义”之风盛行,玩技巧确实是因为名作家们谙熟于小说的所有技艺,玩主义,确实是因为当代大小说家们懂得了太多西方的丰富多彩的主义,他们写得多了,有了名家之号,他们的小说就得需求别样的面貌和别样的深度,因此,他们必须有层出不穷的技巧与层出不穷的主义,甚至在审美领域创造出许多新鲜概念,否则难以名符其实。

  与中国当今小说的这种繁复与奇诡之风相较,马叙小说从结构、技巧上来看显得简单多了。无论是《伪经济书》、《旧工厂,新生活》,还是《摇晃的夏天》、《别人的生活》,都只有一个极其简单的故事,和故事中极其简单的人物关系。这些故事平凡、结构简单的小说,与中国当今那些主义新奇的小说相比,因其低温叙述将社会语境前置,让我们看到低温叙述下的人与事并不孤立于某一主义,因而意蕴十分深邃。这看起来较为矛盾,低温叙述下的词辞,几乎全是作者围绕小说的需要海选出来的零度语词,结构上也没有错综繁复的技巧来帮助作者煸动激荡的情感,而几乎是釜底抽薪式地将所有主观情绪滤除,是冬天就是冬天,是秋季就是秋季。但是,马叙擅长将社会现实语境前置,加上采用低温叙述排除狭隘的主观、个人独断的认知,他的小说的内涵其实就不那么简单了,意蕴也不那么单薄了。《海边书》、《西水乡子虚乌有的人与事》中的《切指》篇,同样是写人的身体,但它就不会将阅读导入对肉体的眷恋,而是意在揭示异于其它小说的另一美丽动人的唯物主义的存在。因为马叙明白,“身体既是一种激进政治学必不可少的深化,又是一种对它们的大规模替代。存在着一种关于身体话题的美丽动人的唯物主义,它是对现在已经陷入巨大麻烦之中的某种更为经典的唯物主义的补偿。作为一种始终局部的现象,身体完全符合后现代对大叙事的怀疑,以及实用主义对具体事物的爱恋”。viii他用小说人物的身体所承载的东西说明这个时代值得怀疑的所在,不同于伊格尔顿的是,对现实社会行为的替代过程只是超越现实的寄望,超越道德的简单谴责。《海边书》中的女性人物水月,把身体置放于《结构相同的单元房》的男性人物李浩,他(她)们的身体上的某个细微的冲动,都是对隐藏于身体中的道德的质问。当然,其质问在于寻找一合法文化的方向,而并非只限于对身体之外的社会道德的怀疑。

  马叙小说中的这些人物,他(她)们的质疑并不平静无痛,而是负有极大的创痛,但是马叙没有为这些负着伤痛的人物选择一些符合他们痛楚的激情型的、高温的语言,而是精确地选用可以一以贯彻于写作理念的、符合人物性格与体温的零度语言。正是因为“语言的温度适合小说人物的‘体温’”(阅读时眉批于《伪生活书》的第49页),因而马叙的小说十分干净。

  目前中国小说在无法回避肉体描写的状态下,将其局部化就是肉体与性,将其整体化就是身体,或是替代的唯物主义的社会学史。马叙不同于大多数作家而选择了后者,这样看来,马叙简化故事与低温叙述并不比主义式写作肤浅,从揭示问题深度来看,也不比奇谲诡异的小说们简单。仅就对身体的描写而言这一例,他就揭示了现实环境中人们对具体事物的爱恋的怀疑。

  在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无主义写作属于写作的态度,并源于作家特定的世界观念以及作家是用文学理解社会,还是用哲学思考社会与人等等问题,它检验作家是否能排除商业与政治干扰,保持自己独立的写作行为。联系到马叙采用低温叙述,就能明白马叙自身是用哲学思考人,而让读者用文学认识社会。

  当我们识破多元性只是文化的一件花衣后,众多纽扣锁不住口号的淫荡。 “一种对危机的关注、对社会解体的强调、对世界末日和后世界末日之预想的思考——这一状况在艺术中被体验和表达的方式随不同文化而变化极大,这是由历史、政治和环境因素造成的。”ix小说穿越历史、政治、意识环境而去追认人的存在,实属所有小说家应当采纳的建议。马叙的小说努力在履行此一职责并不懈地实践,并将干扰小说独立的因素置之度外。当然,有些事物的辩证性是这样的,她强大但极易受伤如政治,但是我们不妨听听克里斯蒂娃的建议,我们——包括政治、法律和作家——应该学会尊重我们所不知道或不了解的东西,而不是把他者理解为一种威胁,或至多是一种讨厌的东西,而尽力不予接近。

  马叙小说没有表达上述的独立于外的意愿,但实际上他面临着比上面所述多得多的问题。幸好,他并没有被问题和纷呈在他面前的矛盾所蛊惑。或许他独辟蹊径使他穿越了写作困境,在穿越过程中,他遇到了许多困难,但是,那是他必须、应该克服的!我们不能用攀登、跨越等等与批评毫不相关的褒奖来亵渎他写作的本质。不过,他面对的矛盾或是制造的矛盾,以及写作过程展示的一些异同,对中国当代小说写作并不一定没有启发。

  马叙的低温叙述表现出与中国当今写作的许多矛盾体现在,一是他的缜密的理性之网中由理性与感性构成经纬,其中思想总是大于一切,理性属于潜在部分,感性部分属于文学但他不强调也不强迫阅读者与其同步,这与其它小说一定要读者接受它的信仰不同。二是小说的理性部分从不干扰小说的叙事,更不凌驾于故事、人物之上,即人物并不代表思想,人物从来不作为作家的思想标签,与中国当今小说的言说者一定要、或者自始至终占领一个在场完全迥异。三是马叙小说并不轻视写生活写社会,但是,他并没有屈服于意识形态,而为某个政治立项完成图解。这比不敢面对社会,而只写心理的写作要勇敢得多。不过无政府主义头衔被他的强烈的文化使命和兢兢业业的社会责任瓦解。四是,马叙的小说不惧怕传统与旗帜,也不拒绝陈旧与先锋,这是认知底蕴与创造的关系,他知道,再强大再先锋谁又能与传统文化割裂呢!当创新阉割文学的功能,弄出许多花样,而大多数小说技巧新奇但华而不实,言之无物,创造未必就不是抱残守缺。这些都是一位小说家必备的文化品质。

  “当人们通过充满危险的时代后,便可清楚地看到,人们把一切自己的东西又与当年割断的东西联系起来了。回过头来,人们会对那个黑暗时代所采取的深思熟虑的智慧感到惊讶,在那个时代任何东西都不是徒然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未来”。x

  因其如此,马叙才能完了他的低温叙述。

  2009年4月8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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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9-29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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