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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华:阳光在45°辩护

2014-11-17 09:25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夏志华 阅读

李永春《大雨将至》封面图

李永春《大雨将至》封面图

  人的存在,是一切事物的前提。这个前提在当今几乎失去了全部正义性,因此,人实存的方式与类型,显得十分繁多、混乱与模糊。从一个阳光明媚、生机盎然的早晨七点开始,一部名为《大雨将至》的小说让人重新面对这个问题。与上个世纪六十至八十世纪的文学作品不同的是,政治不再因为嚣张与荒诞而为此承担责任,更为潜在的因素就像阳光把光合作用植入罂粟一样,让人觉察不到人为何陷入如此境地。

  无根据悲剧是《大雨将至》叙事策略自始至终所期待的效果,因而在叙事之初就提升了阳光的具有统治性的象征意义。用阳光驾驭一场叙事就像用阳光统治生命一样,面临的可见性危险可能要小得多。简朴的叙述与阳光的性质等同起来,即使阳光赋予生命影子,最多会让人去专注于阴影的物理现象,而不去观察影子生于人的脚下,不去追究阴影的真正源起,这可以让叙事不必那么小心翼翼。如果对小说的认识一定要从文学的文化功能角度去深究,那似乎只是他人在纯粹的文学面前产生了利用哲学的动机。就此而言,所有认识与论述制造或是带来的危险,《大雨将至》有充足的理由拒绝承担。

  一个文本具有驾驭风险的优势,可以将其归为某种风格。风格是艺术的绝缘体,如曾经流行的私人小说,它从理论上削减了审美的社会功能,缩小了对社会的诉求效应,因此可以对任何道德事件不负责任。《大雨将至》故意放大其平淡的叙事风格,即使审判也不可能附会更多的深刻与用意。的确,平实客观的叙述,甚至让阅读感觉不到语言的力量,以致我们的阅读际遇最多就像在看一起起发生在身边而没有文学修饰的真实事件一样。而大多数小说惯于采取过去时,让现实变成故事,让事件变成概念,让时间掩饰作者的意图,同时让时间为作者承担可能的责任。《大雨将至》与此不同,从头至尾采取呈现的方式,没有用过多的艺术手段来修筑一座迷宫,也没有机巧的构思像一个季节修饰另一个季节的真相。只以低温叙事呈现最大的真实,让阅读者很容专注于自己发现的问题,专注于当今代社会人的各种存在类型。

  但是,这部小说终究无法左右阅读逻辑,总是让人联想到曾经读过的某些名著展示的恐怖:如阳光下的罪恶等等。甚至“一种隐蔽的死亡,不被人察觉,不让任何人震惊”这样的警句也从记忆深处活跃起来,这是显然的启示性,但绝不是那种阅读者思想深处有小说才有,阅读者经验深处无小说则无的那种多少缺少根据的联想。

  当我们从小说的平淡中获得一些自信,而认为可以对小说进行归纳时,它的叙述又随即瓦解了刚刚出现的归纳,揭示社会真相这样貌似深刻的概括显然比小说的叙事还要过于直白、简单。阅读就是艺术劳动,认真的阅读势必趋向深究,这可能让人不得要领时会想到安伯托·艾柯的观点,开放的作品等待阅读者自己创作,这类作品需要阅读者具备思想才能产生意义。这不得不让人丢开叙事,放弃人物,而一旦放弃这些,阳光、大雨等等几乎只能在诗中产生意涵的事物,在这部小说中就变得不只是一个词汇、一个意象那么简单了。

  一部刻意破坏逻辑预约的小说,并不顺从叙事规律,这实质上是让小说顺从社会规律。小说的真实性不容任何距离担保读者只保持阅读者身份,从而让阅读者无法与社会现实拉开距离,进而让阅读者角色化,你既是黄布,也是马丽萍,或者是一位政府官员,任何伤害的逼近与任何羞愧的产生,都没有推脱的余地,就是在这么一种混淆中,我们亲历了比叙事更真实的经历,我们懂了这不仅是小说,也是我们的现实生活。

  这样一来,被阅读的《大雨将至》陡然产生了比既有人物更多的角色。这个具体数字无法计算,当阅读者对一个人物产生同情或是憎恨时,总会有种偶尔让人发现你同情的是你自己,你憎恨的也是你自己,被叙述隐瞒的时间突然苏醒,并告诉你,我们比小说中的人物异化得更早,小说不便说出的原因也同时压在我们沉甸甸的思考上,我们感触到的某种精神气候出现大雨将至的兆头。

  这种感受当然可以表示我们触摸到了这个社会的精神气候。假设阳光执守固有的象征,大雨就不能执守它固有的寓意,二者反应在各色人物的行为上,阳光就不一定是正义,大雨也不一定就是邪恶。而小说反复让人遭遇阳光,反复让阳光校正悲剧事件的原因,调校可能出现的思考偏差,阳光为悲剧反复辩护,让人突然觉得这种光明已经失去了意义。

  《大雨将至》中,阳光为光明提供了根据,也瓦解了根据。明媚的阳光之中,各类人物貌似的浪漫关系中,小说里几个较大的事件让存在这个词汇从哲学层面漂浮到文学层面,存在与生存产生了令人哀伤地区别,《大雨将至》中所有人物的必然精神似乎被什么抽空了,徒剩下一些影子。但是,小说设置的环境正如南方某个小城的天气一样,明媚的阳光将一切阴影变幻成诗意盎然的风景,即使把整部《大雨将至》理解为别具用意的文字,也很难遭遇阴影的涂抹,那么,黑暗就更不屑于控制有关人的生存的一切叙述了。

  这让人得出的结论是,《大雨将至》不是一部旨在揭露的小说,整部小说用阳光照亮一切,用光明指导我们去看一个个实体,指导我们去观察一个个生命及其与之相关的事件。假若我们投入在阳光中和语言上的目光被阴影收获,那只能说明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这就使得这个文本出现大雨的呈现与阳光的辩解这样一种二元性。任何艺术都是观念的,一部小说如果能够归入艺术,再过谨慎也必然隐瞒不了它的观念。

  当代小说有不顾一切进行揭露、破坏直至摧毁的勇气,与之相比,《大雨将至》多了几分客观与理性,在切开生活的某个断面时,也没有制造血淋淋的效果,哪怕作者在叙述一个人的死亡场境,以及目睹这类场境的社会态度时,似乎事先就把每个可能流泪的文字、每个可能沁血的句子都擦拭得干干净净了。

  没有曲折的故事,没有宏大的场境,它可以像其它小说那样成为众多阅读中的过眼云烟。如果读者恰巧对《大雨将至》的作者又是那么熟悉,作者一贯的轻描淡写就更阻碍阅读走向纵深。但是,《大雨将至》带给人不良心情,让阅读者无法忽略社会这个所有艺术表达的真正语境。事实确实如此,《大雨将至》这部小说的文本面貌就像一棵长在南方深山的植物,一半露在阳光中,一半隐涵在尘雾里,这难免不让人把目光转向看不太清晰的另一半。

  在欣欣向荣的经济活动中,小说中的黄布是一个学会了如何运用潇洒、学会了如何脱俗的人物,他对小环境的操控能力吸引了众多人,但是,与之构成关系的所有人物,却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不是缺少智力,就是缺少诚实,有些人物几乎缺少一切,但唯独不缺少欲望,因此,这种关系就成了智慧和愚蠢的交易关系,而在连爱情也成为消费品的数化时代,道德有时是交易的最大障碍,有时又成为交易的筹码。《大雨将至》并不到此为止,在所有事件中,道德有时就连被伤害与贱踏的价值都没有。如果一个人必须完成某种交易,道德在逼人就范时可以产生无可估量的作用,因为现在道德一般只存在于人的话语中,不存在于人的行为上,只存在于法庭上,不存在于市场中。一般而言,社会活动归根结底是体系性价值活动,仅仅只剩下经济活动的人,女性付出的“爱情”往往因为对道德的强调而增加了份量,因此,她们可以在黄布那里获得更多的智力。《大雨将至》中的女性有时会因为没有付出“性”而获得黄布的智慧,反而会觉得自己不道德。这部小说展示的情形就如社会现实一样,交易座标上,道德可以是正数,也可呈负值。

  女性人物在确定道德的取值时,道德在她们行为上无论是呈正面意义还是呈负面效应,都会使她们比男性更有力量,一位男性越具有道德感,女性的付出就更有价值,一个女性越具有道德感,其色与性的力量就越坚锐。这点明了当今社会女性达到目的易于男性的原因。而道德是集体的,具有明显的社会属性,因而在拨弄道德天平时,多数状况下呈倾斜状态。

  我们可以不去计较《大雨将至》中几件重大命运事件的份量,因为即使人物死亡,如果没有道德作为天平一端的砝码,死亡也没有什么份量。在考察马丽萍的死亡时,会令人发现生命的价值是如此之轻。一个道德失衡倾斜的社会,总让生命处于倾斜状态,让所有生命都具有四十五度坡度型存在特征,生命的四十五度存在,让所有人都处于爬坡状态。的确,这个时代,即使放弃灵魂,只带肉身,没有哪个人不感到累、不感到危险!这个四十五度,随时都会让一个人在倾覆中交出全部尊严。

  《大雨将至》中的人物都在心机用尽、不遗余力地减小这个坡度,减少生存的负重,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与心理由此复杂起来,导致生命存在类型日趋繁复。他可能是本质型的,也可能是非本质的,可能是人文的,也可能是生物性的,可能是价值的,也可能是非价值的,可能是自主型的,也可能是寄生型的。种种类型的存在因其是非本质型的,而使他们行为的初衷与结果大相径庭,设计与效果总是离题万里,直至走向事物的反面,生产出让人目瞪口呆的反价值。《大雨将至》有一系列事件说明了这一点:一些非价值的存在类型的人物通过交易而从黄布那里获得一份企划书,也以价值存在的方式存在于社会中,即使她们意识到自己属于非价值存在,为了生存得更好,他们往往会出卖诚实而穿上道德的花衣招摇过市。《大雨将至》中的许多人物大多如此,小说也以此展示了小城社会面临倾斜的险情。

  长篇小说最需要道德天平的颤抖与摇晃,也需要正义时常血迹未干。而《大雨将至》不在叩人心弦,它只在拨开阳光及其众多掩饰,让人看到生命的四十五度存在这一真实,是否能发人深省那是读者的事。如此简单的审美目的之下,小说的许多叙述甚至语言文字姑息了一些肮脏的东西,对此,劳伦斯说,“一部长篇小说如果揭示了真正的鲜明生动的关系,它就是一部有道德的作品,不管它里面包含一些什么。”①假设《大雨将至》的作者不是因为社会价值而不由主的表现自己的偏好,不知不觉畅快淋漓地表现自己的艺术才华,某种姑息也不能归咎于叙述失去道德底线。在这个时代,有太多才华正在伤害道德。

  用一系非文学思考把问题从人物身上引向现实语境,并不表明小说理论多么睿智。《大雨将至》就像一幅惯于藏锋的作品,不以锋芒毕露来获取艺术上的价值,它的指向之远与表达之近,一开始就表明需要依靠社会语境来支持它完成叙事,这种书写策略虽然让这部小说少了先锋与革命意味,但其坚定的指向要比先锋小说更有力量----坚定的毅志与稳健的行为,让叙事直接指向社会。米兰·昆德拉就说,人仅需要与自己灵魂中的魔鬼搏斗的最后和平时代已经一去复返了。② 卡夫卡,布洛赫等众多小说家用自己的作品表明,魔鬼来自外部世界。《大雨将至》中的人物大都呈现一种与魔鬼搏斗的姿态,但大都用自己来消灭自己。黄布觉得似乎完成了搏斗,最后归隐田庄,但最终还是牺牲在一串省略号上,牺牲在他人的牺牲中。这不会让我们为小说人物付出不必要的同情,而从人物身份上去寻找魔鬼,假设我们积聚足够的力量,就会去外部世界与魔鬼搏斗。

  被激发起来的他人的这种毅志对于《大雨将至》是否恰当呢?小说简朴的语言表明的叙事态度,似乎拒绝赋予它更多赞赏与深刻,整部小说心无旁鹜地按照它的简单化方式剖析阳光、接近大雨、深入黑夜,外来的引申与更多的阐释似乎为这部小说增加不了什么份量。在大多数小说一直沿袭刻画典型人物的文艺惯性中,《大雨将至》让人觉得作者的态度过于模糊,并少了许多担当,对人物也绝没有鞭笞或者褒扬,平实的叙述语言似乎还有保护人物之意。但是,当意识到人与魔鬼搏斗的战场已经不再是肉体,而撒旦已经深入到浮士德博士这个智者的灵魂之中,作为一个不再能成为旁观者的人,在一旁看着一个个躯体在阳光下搏斗时,外部条件就成了一切战争的理由。《大雨将至》将视点转移到人以外的外部世界,并不是作者不具备作为艺术家应该具有的残酷,而是希望找到更为直接的原因。这样的叙事态度呈现出对人物的理解,同时排除了对社会的姑息。

  外部世界已经“变成非个人的,无法控制的、无法预测的,而且没有人可以逃避它”。③ 进入二十一世纪,大批人都要面对它的终极悖论,而政治、经济、法律一步一步推动这个悖论在一个民族进行长时间的群体实验,人的存在精神显然只剩下一个空洞的哲学术语。小说要唤起集体醒悟与群体抵抗,仅仅展示个人的悲剧毫无作用,值此,悲剧进入《大雨将至》,无根据悲悯就变成有根据悲剧。

  一直排除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哲学,面对当今社会也畏葸不前,在哲学也被技术化而不再提供观念的当今,文学艺术显然不会比政治学与经济学更有办法,而政治与经济将一些悖论存档并不再为此付出思考时,小说的价值往往只能从艺术的角度来评判。知识性悖论被输送到各个部门各个类别各个领域,极力让它们暂时互不作用。《大雨将至》在结尾部分指向山庄,类似于指向一种人们早已不屑的中国传统观念。钱穆先生说,“经济对于人生自是必须……,‘低水平’的必需经济,对人生是有其积极价值的,可是不必需的‘超水平’经济,却对人生并无积极价值,不仅如此,甚至可成为无作用,无价值,更甚则产生一些反作用与反价值。此种经济,只提高了人的欲望,但并不即是提高了人生。”④ 守贫致以平衡,这一观念显然可以解决当今的许多悖论。但是,在守贫观不能达致全球,在人类的欲望已经探入宇宙太空的情况下,在全球化日益趋紧,不同国家不可能同时在一个起跑线上接受这个观点的情况下,守贫者可能会面临灾难。《大雨将至》中的马丽萍似有所悟进而采取了一种最朴素的趋贫方式回归山野,但外部世界仍然将某个悖论作为礼物送给她的某一天,她在那一天,用一种极端世俗的极端形式代表整个社会否定了一个民族坚守了几千年的观念。这个时代,的确难逃有意利用终极悖论之嫌,这个死者用死亡来理解是:运用终极悖论就像运用自然淘汰律一样,可以帮助这个时代解决许多难以解决的难题。

  因此,雅斯贝斯说,“在今天,这一体现为事件之流的世界已经从创造性停顿的瞬间中完全抹去了安宁的存在,能够在艺术中显示出来的共同的世界精神,现在也感觉不到了。然而,渐趋强大的现实仍然是无言的黑暗”。⑤ 这个时代的这种精神现状让小说自身显得那么伤感,但《大雨将至》,仍然对政治与经济表现出极大的善良与信仰,坚持解释生命生存的各种类型以及各类型背后的原因。

  摧毁比揭露简单,揭露比解释容易,呈现又比解释可靠。人与人之间最致命的利益关系像绞索一样套在各人的脖子上,阳光之下我们实难发现背后有一只大手紧紧抓着这个绞索。正是如此,市府大院、副市长、具有官员身份的阿袖妈妈只作为一些隐秘的符号出没于小说之中,让人实难看出外部世界作为一种现实对那些人物产生了什么作用。《大雨将至》秉持的呈现态度让一切到客观为止,而始终不去完成艺术应该解决问题之类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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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9-13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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