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又何尝不知道时势之艰难,又何尝不知道思想之危险——一种后哲学的思想,一种非客观化的、非对象性的思与言本身就是一种历险。问题在于:一种超越传统二分法的思想,一种后哲学的或非哲学的思想,它如何保持自己的纯度和尺度?如果说纯度乃是思想之为思想的品质,那么这种“思想”到底具有何种品质?如果说尺度乃是思想之为思想的严格性,那么它的严格性何在?它的非理论性质如何担保它的自律和意义?它的非实践性质又如何可能为它提供对于人类实存的有效性诉求?
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一文的结尾处,海德格尔似乎意在为我们释疑。首先是要作一种必要的区分。思想的尺度是有别于哲学的规矩、法则和要求的。海德格尔指出:“从作为真理之天命的存在而来的道说的合适性,乃是思想的第一规律。它不是逻辑的各种规则,逻辑的各种规则只能从存在的规律而来才变成规则”。(30)进一步,根据存在历史之思想的合适性的规律,海德格尔向我们——向世人、也向自己——提出三项要求:“沉思之严格、道说之细心、词语之节约”。并且说:“在当今的世界困境中必需的是:少一些哲学,多一些思想的细心;少一些文学,而多一些文字的保养。”(31)
这些都不是趋时附势之论,而是逆流而动的思想坚持。后海德格尔的思想课题首先恐怕仍旧是一种抵抗姿态——现在,当我们追问“一种非推论的思想还能叫哲学吗”之时,我们也许只是与海德格尔一道来传达一种抵抗,一种后哲学的思想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