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伊蕾、海男、唐亚平一代女诗人的社会意识有所减退，代之而起的是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和敏感，或者说她们的社会意识集中表现在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中。正如我们在上文中已经分析的，这一敏感带来了两个后果：一个是对女性命运的所谓“黑夜意识”。在这一意识的聚焦下，女诗人们对女性命运、对女性身体都有一种又怜又恨的矛盾心理，在文本上则呈现为主题、意义、情感的复杂性，而失去了第一代诗人身上的那种单纯性。另一个是作为与男权意识相对立、相抗衡的女性权利意识的凸现。这一意识体现在诗歌美学上，便是对第一代女诗人的温柔美学的颠覆，而代之以一种挑衅的、强悍的、咄咄逼人的甚至有几分男性化的粗犷美学。这种粗犷美学在这一时期的两个代表诗人翟永明和伊蕾身上最为明显。翟永明的风格尖锐、粗厉而不事修饰。伊蕾的诗更有一种咄咄逼人的、强悍的气势。伊蕾的《黄果树大瀑布》（1985）可以视为这一美学风格的宣言：“把我砸得粉碎吧/我灵魂不散/要去寻找那一片永恒的土壤/强盗一样去占领、占领/哪怕像这瀑布/千年万年被钉在/悬/崖/上”。伊蕾的《独身女人卧室》、《你不来与我同居》都具有这种咄咄逼人的挑衅性。陆忆敏、张真等女诗人虽然没有这等强势表现，但也不同于舒婷的女性化风格，采用了一种趋于中性的风格。而在另一些女诗人那里则表现为一种阴鸷、乖戾的风格。可以说，第一代女诗人通过其温柔美学竭力表现女性的柔弱、深情和奉献，而第二代女诗人则以其具有颠覆性的“黑夜美学”刻意表现女性的苦难、神秘和力量，以与男性的世界、男性的力量相抗衡。
从诗学角度来看，无论舒婷一代还是伊蕾、翟永明一代女诗人，都没有完全摆脱将诗歌工具化的倾向，观念或者说身份意识在她们的诗学中占据了一个相当的位置。这种身份意识（舒婷的“一代人”身份，翟永明、伊蕾的女性身份）某种程度上妨碍她们进入更本真的存在，也妨碍她们创造一种更完全的诗歌。对舒婷那一代女诗人，诗歌是表现其社会意识的载体；对翟永明、伊蕾她们，诗歌则是表现其女性意识的载体——而这类意识固然有其切身的经验为依据，但也难免观念化的倾向。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其文本的悬浮状态——文本的经验和诗人也和读者的切身经验存在某种隔膜和间离。翟永明说：“如果你不是一个囿于现状的诗人，你总会找到最适当的语言和形式来来显示每个人身上必然存在的黑夜，并寻找黑夜深处那唯一宁静的光明。”①事实上，在整个1980年代，女性诗歌并未找到这个“最适当的语言和形式”，也没有找到翟永明期许的“宁静的光明”——它在形式上是粗糙的，在意识上是骚动的。两代女诗人的诗学中都有相当的社会学成分——其主流的诗学倾向，也许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社会诗学和女性诗学。而两代诗人在社会学关注点的差异以及文学进化论的潜意识也造成了两代诗人之间诗学关系的紧张。这种紧张表现在写作上，也表现在批评上，甚至延伸到诗人的人际交往中。
池凌云这一代诗人的诗学出发点已经大相径庭。显然，生存经验的变迁和文学经验的积累使她们得以拥有一种更为开放的心态。无论对舒婷一代的社会诗学还是对翟永明、伊蕾一代的女性诗学，池凌云这一代诗人都有所吸收，同时也有保留和警惕。比起前辈诗人对社会问题和女性群体的关注，池凌云一代诗人更加关注个体的、具体而日常的生命体验。她们关注社会，但并不像她们的前辈一样试图寻找到某种社会学方法一劳永逸地解决面临的困境。在处理与男性的关系上，她们扬弃了第二代诗人那种对抗、对立以至敌视的思维定势。对她们，女性的姐妹情谊固然重要，但它并不构成排斥某种更为广泛的兄弟情谊的理由。比起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她们更关注人的问题——她们从个体的生命体验出发，关心人生的整体，也关怀人类的全体。由此，她们把前辈诗人的社会诗学、女性诗学发展成为一种新的体验诗学或者说存在诗学，以深入人类和存在的神秘为根本目标。其诗学焦点也由诗和社会、诗和女性的关系转向了诗和诗人、诗和读者的关系。我认为，正是池凌云这一代女诗人完成了女性诗歌由女性而诗歌的意识转变。如果说第一阶段的女诗人在某种程度上写的是宽泛意义上的诗歌——其写作意识、诗歌主题和技艺都是对同一时期男性诗歌的呼应，因而这一时期的女性诗歌只是作为男性诗歌的一种具有风格差异的点缀而存在，第二代诗人写的是女性诗歌——以鲜明的女性意识公然挑衅男性诗歌，成为具有强烈的性别色彩的诗歌存在，第三代女诗人写的是诗，但这是作为本质的、全体的诗。因此，她们既鲜明地区别于第一代诗人——绝不为男性诗歌的附庸，又显著地区别于第二代女诗人——她们同样不甘为女性意识的附庸。
这一转变在周瓒身上表现为其诗学路径在其早期诗歌和新世纪之间的某种转向——其标志性的成果即为完成于2001年的《黑暗中的舞者》。对于池凌云，这是一种更为内在、起源更早的倾向。就个人的经历而言，池凌云似乎更有理由加入抗议者和控诉者的行列，但她没有。她选择做一个爱者，原谅了所有加于个人的伤害，为所有被伤害的人，甚至伤害过她的人歌唱。她关心的问题比所有这些伤害更大，比个人的幸福更广，也比生命更长久。她的心比一个受伤的女性更悲哀，更柔软，但也更坚强——她所承担的是人世间所有的痛苦、悲伤和辛劳。她渴望拥有一颗广阔的“宇宙之心”，它“大过所有的心”，“但这颗巨大的心时刻都眷顾着最弱小的心。”①池凌云诗歌关怀的广度和深度在当代女性诗歌中恐怕都罕见的，其诗歌风格和美学风貌也因之呈现出女性诗歌少见的丰富性。
当然，这种对存在的广阔关怀并不排斥池凌云的诗歌仍然呈现出一种可贵的女性特质。然而，其表现的形态和方式都发生了改变。实际上，所谓诗歌的女性特质在池凌云的诗中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它不仅是舒婷所理解的温柔风格，也不仅是翟永明、伊蕾所抱持的反抗美学。它包容了温柔，也包容了反抗，而将之转化为一种更为深沉的情感——一种基于女性特质而又超越于女性之上的爱。在多数情况下，池凌云诗中的隐含读者仍然是女性的。这也足以说明，女性问题仍然是诗人一直悬心的重大问题。她说：“仙女与天使是一对姐妹。当所有姐妹都安静下来，我只想歌唱，哪怕没有一个字可以唱给她们听，我也想歌唱。”①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女诗人不再简单地把男性视为女性不幸的根源。诗人意识到，这一不幸的根源有更为深远的历史的、意识的、制度的原因。更重要的，她意识到从一种敌视的、仇恨的情感不能引出任何积极的成果，幸福，女性的幸福和男性的幸福，只有建基于爱的基础上。说到底，那种抱怨的、愤怒的、仇恨的情感，在把男性恶魔化的同时，也把女性自身贬低为恶的渊薮，在吞噬对手的同时，也在吞噬自身。在《一个人的对话》中，诗人写道：“你是否使用了眼睛，/让男人来到世界，骗取他们的爱？//我因为惊奇，张开眼睛，/他们在同一个时间到来，/露出白色的肋骨和闪光的皮肤，/美和善行有了新的形式，/我闻到与自己不同的气味。/他们在另一个人身上寻找我的影子，/他们都在哆嗦，失去了知觉。”在这里，男性被视为“美”和“善”的形式，而不是一种剥夺性、侵略性的异己力量。归根结底，女性的幸福和男性的幸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两性之间的问题不是一方征服另一方的战争，它实际上是一个能否爱、如何爱的问题。如果以战争的眼光来看待两性问题，则战争难免旷日持久、永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只有改变这种看待问题的方式，两性关系才有可能在和解基础上获得改善，或者说建立起这一关系的新的可能性。这是另一个艰难的意识转变。基于此，池凌云对所谓女性意识也多有反省。在写于2004年的《我注视过她的眼睛》中，诗人一方面同情于女性的命运，另一方面又对“反叛”的合理性及其后果表示怀疑，认为它只是加速生命的焚烧（“众多姐妹中的一个，体弱多病/我听到她呼痛/血液在皮肤下受阻/反叛的红药水加速了暗中的焚烧/她抚摸身体上无法褪去的瘀青/‘这是昨天留下的’”）。在诗的结尾处，诗人委婉地批评了那种盲目的反叛：“我记得夜色中的鸽子仍是只聪明的鸟儿/可现在她们不再认得归途”。池凌云关于“仙女和天使是一对姐妹”的说法也包含深意。仙女和天使象征了诗人的人性理想，这一理想在第二代女诗人那里曾经遭到广泛质疑，但在池凌云身上，它并未失去吸引力。诗人试图在共同的人性的基础上，把两个来自东、西方不同地域的姐妹结合为一个爱的家族。诗人认为诗歌的技艺就是爱和怜悯：“‘你如果歌唱，你的技艺需呈银白色，/对生长的树给予怜悯。’//是啊，所有的树都铺成闪光的阶梯，/我的歌谣唱到天使，/她们穿着美丽的长裙，/眼神柔和，就坐在穷人身边，/月亮映照他们银色的汤匙。”（《一个人的对话》）。与第二代女诗人普遍的绝望心态不同，池凌云没有放弃对未来和幸福的希望。尽管她告诫年轻的姐妹“这是幻想，/我要她发誓不要显露口音，不能歌唱”，但她仍然坚信生活是值得的，也不缺乏希望：“她就要伤心了，然而她会有属于自己的一天，/会飞走，会有自己新的发明。”（同上）。这种在苦难的阴影下对爱和希望的虔敬和坚执，正是池凌云诗歌中最为感人的东西。
2010年1月-4月
① 翟永明.黑夜的意识[M].//谢冕，唐晓渡.磁场与魔方：新潮诗论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40.
① 陆忆敏.谁能理解弗吉尼亚·伍尔芙 [M].//谢冕，唐晓渡.磁场与魔方：新潮诗论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270~271.
② 肖开愚.中国第二诗界·引言[M].//谢冕，唐晓渡.磁场与魔方：新潮诗论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276.
① 翟永明.黑夜的意识[M].//谢冕，唐晓渡.磁场与魔方：新潮诗论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43.
①见《池凌云诗选》封底说明。
①见《池凌云诗选》封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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