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没有目的的“我”(4)

　　七、纯哲学——自然所在
　　　　
　　在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上，东方和西方都有含混之处。一般的情况下总含有面对道德的问题。善、合理，这都是一些人们愿意接受的意识；上帝高于魔鬼也是这种准道德价值的体现。甚至在中国最优秀的道家著作里，也含有很多教导人们明智生活的“智”理“明”言。
　　　　
　　道德是和社会的生存意识相联系的。而生存与否并不是哲学的问题。在哲学上生和灭是相等的。
　　　　
　　自然不以生灭为问题。这些问题只是生存现实在形而上中的投影。只要有这个投影，我们就能看见道德或准道德的轮廓。
　　　　
　　自然是超生灭的，就像对于宇宙来说没有昼夜一样。哲学也是超乎人世得失的。我们没办法对它有所要求——它并不悦耳，并不取媚于人世，它甚至并不给人以希望；它是什么，就是什么，它不是什么，就不是什么；它不会说上帝照自己的形像做了人，也不会说上帝把地交给了人；它不会造出一个合乎日常想象力或想象愿望的宇宙，说人在这个宇宙中是重要的，说这个宇宙是合理的，说人合乎天命或违背天命会产生什么结果；因果论也不是哲学问题，自然无因无果，皆因皆果。
　　　　
　　总之，哲学使人自在，并不使人存在。人存在与否是另外一个问题。
　　　　
　　把哲学的观念推到极限，容易使人产生一个误解，好像哲学是抽象的隔绝一切的事物。其实不然。哲学恰恰在一切事物之内，同在同往，关键是无牵无挂，没有执著和预设。中国哲学的自然意境，可以使人从有限的意念中间解脱出来，成为自然人，又叫真人。
　　　　
　　自然之境的体现并不是抽象的——一举一动，一花一木，担水劈柴，皆可显道。一个真人，不一定非得跑到山高林密的地方去住；他无牵无挂，无可无不可，故也可能做一切人间的事情，为官为盗，娶妻生子，生如蚁而美如神。他予以改变的不一定是存在，而是存在中的迷误。
　　　　
　　自然之境并不要求特别的形式。自然之境中的人，会由于自己的秉性诞生自己的形式，也会不创造任何形式。因为他已经解脱了人的观念，无身无我，便不再会为自身的存在所困惑，也不会为自身的泯灭而惶恐。他无私无畏，秉性依旧，与命不违，可生可死，从心所欲。他“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矩就是他的心性，两者无别。
　　　　
　　八、自然哲学的诗境
　　　　
　　中国哲学的自然之境与中国的诗境相合，都是一种无目的的自然观照。“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李白）。人山相映，物我无别，与庄子梦蝶，堪称异曲同工。
　　　　
　　无为与忘我，不过是一个事物的两种说法。达此自然之境，便没有了分别之心，没有了妄念，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一切尽在自然的变化之中；“泛若不系之舟”的比喻，在这里失去了语言对象，变成了“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的自然场景。这是一种超功用的语言表达。
　　　　
　　中国唐宋年代，是禅学的极盛时期，也是中国自然诗境最为明澈的时期。在禅学中隐约不言的境界，在诗中得到了自如的显现。这不仅因为诗语言是可以超观念的，更因为诗可以穿越外象，达到“象”由尔显，复所归的地方，“道”生“万物”乃至之前的地方。“超于象外，适得寰中”，“言有尽而意无穷”，说的都是中国诗歌的这种功能。
　　　　
　　在这种明澈的诗境中，语言是属于自然的，如花草树木，自生自长，灵悟隐现，如鸟飞鱼跃，作者和读者，都处在与自然不隔的状态中；不是像旅游者那样看待风景，而是像空气和春天那样，体悟万象和自身的变化。
　　　　
　　从西方的语言习惯来看，中国古诗最大的特点是缺失主语，语法不固定，视点变幻，少有抒情的“我”；它的核心也是个空，空与象一体若有似无，无身而有情。这些对于西方读者来讲，是很难想象的，在翻译上会感到不可逾越的困难。
　　　　
　　这不仅是一个语言习惯上的问题，它更表现了一个与西方观念迥异的哲学宇宙——一个不以人、思想为主体的世界，一个没有目的的自然世界。语言是文化的核心部分，而这一语言随时暗示着“无我”。
　　　　
　　“行到水尽处，坐看云起时”（王维）——为何行？为何看？谁人行？谁人看？都不是诗的问题。诗只表现一种状态，万物依缘而生，尽为客，尽为友；所以李白在他的诗中说：“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正是这个“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王维）的自然之境，使我们看到了我们处身而未感的人的自然生活，看到了生灭交替，光阴潜移，春秋轮转，日月如梭，花落去，燕归来，“有”在“无”中充满意味地隐现着。
　　　　
　　也可以说在中国诗歌里显示的自然之境，比在哲学中描述的，要清晰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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