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没有目的的“我”(3)

　　五、关于自然哲学的表达
　　　　
　　如果说思辩面临着执著观念的危险，那么表达使用符号和概念、文字和语言，几乎无可避免地会进入这种危险。用一种限定的、习惯的形式，表达无限的全新的体悟，本身就是悖论。中国道家，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点，老子《道德经》第一句即告诫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为了避免误导，在表达自然意识的时候，中国人对语言自最初起就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老子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难免蕴涵着自身表达以外的目的性，使表达的内涵及方式不由自主地随着对象的改变而改变，脱离本体，进入规范的谬误。老子说：“辩者不善，善者不辩”——针对的就是这种偏离自然的表达。
　　　　
　　语言如果仅仅是为了论及是非、征服对手，就不再是自然之道了。拘泥于此一目的，亦必落入言筌。
　　　　
　　自然之境不需要被接受。自然之境的表达不是以令对方接受为目的的，它没有目的，它是存在本身，可显为表达，亦可不显为不表达。它显为表达的形态可以有千万种，如朱熹所说，其境如月印万川——使用语言符号，通过逻辑推理，只是其形态之一。
　　　　
　　中国哲学的自然表达形态，有语言、隐喻、明示，也有准语言的呼啸和棒喝，以及各式异样的和正常的行为方式，亦包括不表达的表达——心心相印。
　　　　
　　在中国哲学家的意念里，表达是真性的显现，显现为符号只是此一时一地的偶然。禅宗里有时说心是佛，有时说性是佛，有时又说本来无一物；看似不同，实则是同一的佛性于不同境遇中的影象显现。几朵菊花，可以是佛理，一片竹子也可称神树菩提。既然在哲学境界中，万物万象都是自然的表达和象征，那么超越语言的表达也就不足为怪了。
　　　　
　　有人说中国哲学家是有情无累，但也是有理无累。六祖慧能说，得道者道理围着他转，不得道者他围着道理转。他们可以说道理，但并不被道理所困。有则有，无则无。道理亦不过符号，而任何符号不过是姑且有之的，在哲学上不足为凭。老子说：“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
　　　　
　　有人问马祖说：“和尚为什么说即心即佛？”曰：“为止小儿啼。”曰：“啼止时如何？”曰：“非心非佛。”
　　　　
　　尽管中国的为道者对知识说了许多不恭的话，但在求真知上，他们其实走得更远；他们深知，要了解道，了解那个全体，必须抛弃人的局部经验。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很彻底的。
　　　　
　　而正是由于在求真知上的无私、彻底，中国哲人方才对于表达方式和使用语言象征，采取了无可无不可的随意态度。
　　　　
　　六、哲学方式的类比 　
　　　
　　从自然的角度来看待人的思辩和表达，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特点。
　　　　
　　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人都需要了解自身，了解使之存在的事物，了解超乎于自身存在，甚至超乎于自身理解力之外的事物。这似乎是人类共有的天性。有一种我们所未知的，来自内心的，也是来自宇宙的召唤，一种潜涵于生命自身中的微妙的记忆和明悟，使人能够超乎他的存在，从一个独在的角度看待一切，从而发现一个独在的宇宙。这种观注可以说就体现为哲学。
　　　　
　　由于每个民族的天性的不同，每个人的天性的不同，这种明悟显示的色彩和形态也不同。
　　　　
　　西方人偏重于思辩和逻辑，重论证。他们认为“有”高于“无”，更愿意接受有限、明晰的概念。他们在东方人放弃努力的方向上，建立起精确庞大的体系。他们出色地避免了个体面临无限时的绝境，在预设的上帝、理和人之间架设了思辩逻辑的价键。在一定范围内，它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非常有效的，即使出现了悖论，也可以由更复杂的系统来加以解决。
　　　　
　　但是在近代社会，这个系统出现了问题：思辩系统的一支——科学的发展，打破了最初以为不可漫溢的预设；这个支持他体系的关于未知的预设，被它自身的逻辑所损坏。科学所发现的那个无情的无限的未知，侵蚀着它关于“有”和“存在”的既定概念。如何修补这个体系，以避免未知的侵袭，似乎已成为当代西方哲学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我们可以用很多方法来研究哲学，但这只是对于哲学的研究，并不是哲学。在纯哲学的表达和体现上，所有方法都显得无能为力。“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道德经》）哲学是超知的。在真正言及这个事物的时候，老子说：知不知者上。苏格拉底（Socrates）会说：我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
　　　　
　　东方哲学倾向于“空”、“无”，善于用直觉和意会以感知和表达。他们对于超乎人的理解力和表达力的事物——自然，有特殊的兴趣。
　　　　
　　但是他们并不企图以思想为工具来掘取它，他们不是盗火者。他们深知自然是超乎人类知识的。知识和方法在中国被称为“术”。每一种可以重复的方法都含有不自然的目的性，在使用时都是有限度的，与自然的无限性相悖。这就是老子所谓的“执者失之”。
　　　　
　　为学为道，在中国是两个概念。
　　　　
　　为学永远含有目的性，为了到达这个目的，它要求不断增加和完善自己的能力，这也就是“学而知之”，“为学日益”。
　　　　
　　而自然之道是没有目的性的，它不需要增加也不需要减少。所有相对目的而言有效用的人的知识，只会遮蔽它，而不能到达它。为道者所要做的事情，不是增加知识，而是减少概念，使心无依无傍，无牵无挂，无遮无拦，乃至无心，合乎自然；也就是达至老子所说的与“为学日益”相对的“为道日损”的不知之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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