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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昂内尔·特里林 | 关于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演讲:一次文化事件

2022-02-14 08:53 来源:南方艺术 作者:莱昂内尔·特里林 阅读

“当然,我也有充足的想象力去憎恨城市。同时,我也当然有充足的感性,会因为城市所特有的知性生活而感到厌倦和恼怒,因为这不仅是其他人的感受,同时也是我自己的经历。但是对于批判性的知性所产生的核心事业(我所指的批判性知性具有最广泛的意义),无论这样的事业在何处得到传承,它都会迟早与大都市发生关联。(……)人们指责城市的知性,说它不安分守己、好战,而且过于抽象,这一切我都了然于心:我在这方面的知识或许要胜过公开反对城市生活的人。我同时也知道,当这种知性出现疲软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精神也会有所失落,而如果它停止存在,则国家的状态也会一落千丈。”;

“他并不是那位驳斥现代人关于人类生活本质的苦闷而惊诧之观点的弗罗斯特:他的情况恰好相反。他也没有用他对古老的美德、单纯、虔诚,以及情感方式的肯定来宽慰我们:他根本没有这样做。”;

“我依然对旧有意识的分裂和抛弃现象所经历的可怕过程表示极大的关注。”

莱昂内尔·特里

编者按: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1905—1975)是马修·阿诺德、利维斯一类英语文学批评家的继承人,在上世纪中期成为美国批评界的代表人物,对“新批评”持批判态度。他的作品主要有《逃亡者的一次聚会》、《自由的想象》(1950)、《对立的自我》(1950)、《弗洛伊德与我们的文化危机》、《文学体验导引》(有中译本)、晚年在担任哈佛大学诺顿诗歌教授时的演讲集《诚与真》(1972,有中译本)、去世后由利昂·维泽尔蒂尔编辑的文论集《知性乃道德职责》(有中译本)等。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因学生运动被警察关闭,特里林出任负责重建哥大的三人小组成员之一。1974年,特里林从哥伦比亚大学英语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的教席上退休,一年后在哥大的寓所去世。

以下这篇讲演曾经更新并深化了世人对罗伯特·弗罗斯特的理解,第一次提出弗罗斯特“是一位恐怖的诗人”,在当时,是对既有理解的冒犯并激起了一部分情怀论者的愤怒。由于中国读者对弗罗斯特的理解同样存在着单一性,重读这篇文论就有其必要,尽管今天看来,这篇文论远非一个已经抵达弗罗斯特之“恐怖”的终点标志,而只是一个小心礼貌的开始。


关于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演讲:一次文化事件
(1959年)

作者:莱昂内尔·特里林

(出自严志军、张沫译《知性乃道德职责》一书)

1959年3月26日,罗伯特·弗罗斯特的出版商亨利·霍尔特公司为弗罗斯特先生在华尔道夫酒店设晚宴庆祝他的八十五岁生日。我是宴会的嘉宾演讲人。现在我将当时的发言稿刊登出来,并非因为我认为它本身很有意思,而是因为它对当时的场面对了相当大的波动,而我也觉得有必要回应一下人们经常对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我到底说了什么话,竟然差点造成了一次丑闻?

J.唐纳德·亚当斯在4月12日的《纽约时报书评》专栏中刊登了我的部分演讲内容。亚当斯先生得到了我的许可,根据从霍尔特公司那里获得的演讲稿进行了整理,他也相当准确地列出了令他反感的部分内容。应该说,在亚当斯先生对我的回应中,认为令他反感的内容仅限于我对弗罗斯特所表达的批评性评价方面。亚当斯先生基本上没有质疑我的发言品位或得体性,除了一个很小的、可能带有调侃语气的地方——他认为“考虑到弗罗斯特的满头白发”,我不应该“将诗人比喻成一头秃鹰”。(但是所有合格的美国人都应该知道秃鹰其实并不秃,而且成年秃鹰的特点就是它的满头白发。)不过亚当斯先生的回应在一些人心目中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即尽管我在一位德高望重之人的生辰与成就庆典上表达了我的敬意,但我也在实际上造成了对他的侮辱。我觉得,之所以有人会觉得我冒犯了弗罗斯特,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我说过弗罗斯特先生是“一位恐怖的诗人”。

当然,亚当斯先生关于我的言论的转述对美国的部分舆论产生了一定的冒犯。在我看来,《书评》4月26日所刊登的读者来信表明,这种冒犯是非常深刻的,而这些读者也表示了对亚当斯的回应的支持。一共有九封这样的来信,而且每一封都流露出悲愤的情感,或者表达了个人的怨愤,抑或因为亚当斯先生对我的全盘批评而表示出胜利的喜悦。我必须要承认,这些来信所表现出的低级的个人和知识语调令我感到非常惊讶。我对美国文化的当前状态了解还不够充分,所以在这个时候觉得很意外。“特里林一定都没有自知之明,不知道何时已经脱离了自己的领域,失去了自己的深度,总之挺恶劣的。”“要不是有这么多纽约批评家去追捧欧洲的名流,弗罗斯特可能早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这个名叫特里林的家伙真是处心积虑。”“我希望罗伯特·弗罗斯特在阅读亚当斯先生的评论时,面前能摆放一盘精美的荞麦蛋糕,再加一杯佛蒙特州的枫叶糖浆。只有将这位所谓的教授赶出自己的小木屋,他才能过上更好的日子。”“我是一位遵从弗洛伊德主义的心理分析师,但是我也非常赞同亚当斯先生的观点。真是很难想象有人竟会将弗罗斯特称为‘恐怖的诗人’。特里林教授从未在弗洛伊德主义的丛林里迷路过。他只是跌进了特里林自己的世界里。”(亚当斯先生在他的专栏文章里敦促我“走出弗洛伊德主义的丛林……面对生活的真相”。大家可以发现,我在演讲中并没有提到弗洛伊德,但是我的确提到了D.H.劳伦斯,而亚当斯先生说劳伦斯是一位天才,但是没能理解“美国的历史”,因为,像我一样,他也“在弗洛伊德主义的丛林里迷路了”。当然,劳伦斯是憎恨弗洛伊德的,而且一有机会就去谴责他。)上述读者来信的个人和知识品质具有特殊的趣味性,因为写信的人都具有特定的职业:除了那位“遵从弗洛伊德主义的心理分析师”以外,其他的作者还包括《大西洋月刊》的编辑、《星期六评论》的出版商、两位相当知名的诗人、一位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成员、一位知名且很有文化的小说作家兼专辑作家、一位杰出的文学研究学者。其中只有一位作者,即《大西洋月刊》的维克斯先生,亲自听取过我的演讲,因为他也曾出席当天的晚宴。他说他觉得我的讲话“出现了判断失误,在一个原本应该表达感激之情的场合表现出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接着还说“如果让W.H.奥登来发表演讲,那么效果将会更加合适,尤其是考虑到英国人早年曾认可过弗罗斯特的作品,因此我们就可以不用听那一段冗长的弗洛伊德式的自我分析——没几个人是来听这番讲话的”。其他几位作者都仅凭亚当斯先生的回应来了解我的讲话内容。这些人当中竟然有一位研究文学的学者,这一点令我不禁觉得非常难过,因为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本科的时候曾经是埃默里·内夫教授的学生,而且还在他的研究领域里做过研究,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研究生的学习;我一直认为自己能从内夫先生那里学会学者应该具备的方法和态度;现在,他竟然抛弃了学者的准则和精神,在没有看到我的演讲全文情况下,撰文支持亚当斯先生对我的驳斥(这是他所选用的词语),这一点让我深感不安,以至于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自己的失望之情。

对任何希望得出某种文化结论的人而言,这次的事件一定不会令他们失望,对此我深信不疑。

因为我现在将演讲的全文当做一部文献资料公开发表,而且与当时的演讲内容完全一致,甚至连开场白中充满学究气的幽默语调都没有修改过。

里格先生,女士们,先生们

(我应该马上称呼一下弗罗斯特先生):

我敢肯定,今晚任何一位站在我这个位置的人,担负着一个喜悦的职责,在这场盛大的、索福克勒斯式的生日晚宴上,来恭贺弗罗斯特先生的华诞,这样的人一定会像我一样真切地感觉到,内心有一种极度不自信的忐忑。

就今晚的场合而言,尽管它并不庄严肃穆,但也肯定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所庆祝的,远远超出了弗罗斯特先生作为诗人所取得的成就。今晚的所有来宾,无论他对作为诗人的弗罗斯特先生有多么高的评价,都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幻想,即弗罗斯特先生,处于他今日的事业高度,会仅以诗人的形象出现在美国人的意识之中。几千年之后的考古学家可以更好地理解他真正的存在意义。他们将会是刻苦学习我们文化的学生,所以也将会注意到,春分时节,人们举办了许多盛宴来庆祝这位伟人的生日,然后在暮春时节,古老的北美居民出于一贯的求美本能,又举行了一场被爱称为“毕业典礼”的庆典,习惯性地通过一场仪式来表达对他的敬意,假装他成为了一位学者,一位学识渊博的人——博士——而美国的各所大学只有尽职地举行过这场仪式,才能配得上大学的头衔,而这场仪式也被奇怪地冠名为“学位授予”仪式。每年这种仪式性的庆典所发生的时节能让未来的考古学家清楚地发现,他们所研究的绝非一位历史人物,而是一个具有太阳一般光辉的神话,一个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人物。他们还会进而探究这个神话形成的微妙过程,发现事实上这个春天的精灵名叫弗罗斯特,而这个名字与他的本性和功能似乎产生了矛盾。他们试图解释这种异常的现象,发现了一些证据来说明,早期的北美居民相信曾经有过两兄弟,一位名叫罗伯特·弗罗斯特,另一位名叫杰克·弗罗斯特,其中那位名叫杰克的人一直顽固不化,对人类怀有敌意,而另一个名叫罗伯特的兄弟则成为了人类的朋友。不过,这些考古学家当然能理解,这只是民间的解释,其实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他们用足够中肯的语气说过,神话人物经常能体现矛盾的原则,正如阿波罗既是破坏者,又是保护者,所以罗伯特·弗罗斯特同时既冷若冰霜,又烈如骄阳,而且他们引用了一句据称是他说过的黑色传言:“就像熊熊炉火上的冰块,诗歌必须在消融自身的过程中才能纵横驰骋。”

于是我们得到了一个终极的神话。它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关于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本性的情况,而我也很乐于在此与你们分享。

但是我们手边还有另一个更容易获得的神话版本。我们不需要等待未来的考古学家,就能理解罗伯特·弗罗斯特的存在不仅具有人类的属性,而且具有神话的属性。我们认识他,而且对他有多年的了解,这已经足以成为了一种民族的史实。我们已经逐渐将他当做美国的象征,等同于那头极富表现力、事实上也很有诗意的秃鹰。当我们试图对他表示敬意时,我们的确是在敬佩他的诗人成就,但同时也是在敬佩美国所产生的一位守护神般的天才,一位捍卫我们民族灵魂的天才。罗伯特·弗罗斯特具有神话色彩的存在决定了我们这次庆典的性质,也使它具有了重要的意义。它证实了我此前的评价,即今晚任何一位公开评价弗罗斯特先生的人,都一定会感到一种极度不自信的忐忑。但是和其他可能在此发表演说的人相比,我一定更会因为这种忐忑而感到忧虑。我几乎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适合在这里讲话。因为我不禁意识到,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所表现的美国根本不同于我脑海中的美国。弗罗斯特先生的诗歌所表现的美国属于乡村的环境,而且——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它还属于极具道德品质的乡村环境,体现了积极进取的道德教育力量。因此,它表现了许多美国人所通常持有的一种理想,也许尤其针对具有文学思想的美国人,他们也因此表达了对城市生活的讨厌,同时也讨厌城市这个概念所暗示的一切因素,因为它们具有过度的复杂性、不确定性、焦虑感,而且会要求人们通过知性来处理造成这种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焦虑感的任何原因。

我可没有这样的理想。的确,从前的美国形象对我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而弗罗斯特先生在他的诗歌中传承的,也正是这样的美国。我认为,我从自己的经验可以得知(而不知道这一点的美国人也是寥寥无几的),群山和瑞雪、草地和森林,还有湿地可以给人带来多么强烈的愉悦感,而这一切都构成了弗罗斯特先生所表现的美国风貌;我还知道,这份愉悦可以在人们的道德生活中起到何等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能给我带来快乐的自然事物令我形成了人间天堂的观念,但它们却不是能主宰我真实生活的想象力的因素。

起到主宰作用的因素是都市的因素——今晚,我就是以一个不合时宜的城市人的身份在此发表演讲的。我在一所位于都市的大学里任教。我最喜欢为之供稿的杂志是《党人评论》,而就我所知,人们时常指责它过多地表现了城市知识阶层的思想,甚至认为它简直算不上是一份美国杂志。

当然,我也有充足的想象力去憎恨城市。同时,我也当然有充足的感性,会因为城市所特有的知性生活而感到厌倦和恼怒,因为这不仅是其他人的感受,同时也是我自己的经历。但是对于批判性的知性所产生的核心事业(我所指的批判性知性具有最广泛的意义),无论这样的事业在何处得到传承,它都会迟早与大都市发生关联,或者一定会力图在其周围产生大都市的知性生活在传统上所特有的强度和多样性——对于这样的事业,我会付出一片忠心。人们指责城市的知性,说它不安分守己、好战,而且过于抽象,这一切我都了然于心:我在这方面的知识或许要胜过公开反对城市生活的人。我同时也知道,当这种知性出现疲软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精神也会有所失落,而如果它停止存在,则国家的状态也会一落千丈。

有一种事实是我最好尽可能用简单的方式加以承认的,那就是说,很长一段时期以来,我与弗罗斯特先生的经典作品保持了疏远的状态,因为我发现这些作品中存在着某种成分,它可能本身就会诋毁批判性知性的事业,也可能会令其仰慕者做出这种诋毁的事情。只是到了最近一段时间,我的抵制态度——由于我对弗罗斯特先生的作品有了更好的理解——才转为仰慕之情;今晚在座的诸位当中,或许没有哪个人像我这样在这么久的时间里没有对弗罗斯特先生产生敬仰之情。

我将以此为开端,来解释我为什么会在今天这个场合里具有不同的身份。我还有更多的想法要表白。我必须得说,我的弗罗斯特——我的弗罗斯特:当我们觉得自己拥有一位诗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自己的言谈中添加何等高傲的架势!——我必须得说,我的弗罗斯特并不是我从他的许多仰慕者心目中所体会到的弗罗斯特。他也不是那位用自己著名的、具有民主思想的简洁言谈来令独具现代特性的诗坛感到困惑的弗罗斯特:恰恰相反。他并不是那位驳斥现代人关于人类生活本质的苦闷而惊诧之观点的弗罗斯特:他的情况恰好相反。他也没有用他对古老的美德、单纯、虔诚,以及情感方式的肯定来宽慰我们:他根本没有这样做。当然我还不至于宣称我的弗罗斯特根本就不是一位美国诗人:我相信,正如所有人都公认的那样,他是一位十足的美国人,但他的行为方式却不同于所有人对他的设想。

关于美国文学的美国属性问题,我的主要导师之一便是作为知名批评家的D.H.劳伦斯。我要在此引用劳伦斯评论美国古典文学的那本书(此书意义重大,同时也饱受争议)的卷首段落:“我们觉得,老式的美国古典作品犹如儿童书籍。当然,这只能体现我们自己的幼稚感受。美国古老的艺术演讲包含一种仅属于美洲大陆的异域品质,这一点是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劳伦斯继续说,这种独特的异域品质被世界忽视了。“我们很难听到新的声音,”他说,“同样也很难听到未知的语言……为什么?因为恐惧。最能令这个世界感到害怕的,莫过于一种新的体验。世界能对任何思想进行分门别类的处理。但它不能替一种真正的新体验进行分类。它只能选择躲避。世界是一个了不起的躲避者,而美国人则是其中的‘翘楚’。因为他们能躲避自我。”我还想引用劳伦斯更多的语句,而且因为它们与弗罗斯特先生的散文风格和内容具有契合的关系,所以觉得更可以自如地加以引用:“艺术家通常都是可恶的骗子,但他的艺术——如果它的确是艺术的话——将告诉你他那个时代的真相。而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不会有永恒的真相。真相是因时而变的……过去的美国艺术家都是些无望的骗子……永远都不要相信艺术家。要相信他们所讲的故事。批评家的固有功能就是要将故事从创作它的艺术家手中解放出来……所以,你们得听我(批评家)的,不要听他(艺术家)的。他会对你讲出你想听的谎言,而你也会因此而难逃其咎。”

现在,从事实上来看,罗伯特·弗罗斯特并不是一个说谎的人。如果认为他是个骗子,我就会毫不犹豫地讲出来。然而,他并非如此。在他的某些诗作中——我稍后会提到其中的一两首诗——他清清楚楚地表明了他的所作所为;而且,如果我们不知道他在其他诗作里表现了何种作为(因为他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那么这也不是他的过错,而是我们自己的过错。我们不需要从他的手里将故事解放出来。

我认为,罗伯特·弗罗斯特在他的诗中所做的一切,正如劳伦斯所言,等同于美国古典传统所包含的那些伟大作家的做法。他们的事业具有终极的激进主义色彩。劳伦斯说,它由两种事物所组成:旧意识的瓦解和衰落——劳伦斯指的是旧的欧洲意识,以及处于底层的新意识的形成。

毋庸赘言,如此激进的事业并不是通过对旧的美德和虔诚的恢复和肯定来实现的。它是通过用一种新的方法来表现生活的可怕现实来实现的。我觉得罗伯特·弗罗斯特是一位恐怖的诗人。如果能令听众更容易接受的话,我们可以称他为具有悲剧特征的诗人,但我们偶尔也有必要从这个文学术语的庇护下走出来,因为这也可能是非常有用的。他所想象出来的宇宙是一种恐怖的宇宙。读一下题为“设计”的那首诗,看看你是否睡得更加安然。再读一下《不深也不远》——我经常觉得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完美的诗作——然后看看你是否能得到任何的警示,然而我们只能感受到空虚的能量。

但是人民——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考虑一下那些在这个可能具有恐怖色彩的宇宙里生活的人民!他们倒没有任何令人感到恐怖的因素;当然,弗罗斯特先生诗作中的人只能凭借他们的正直和可靠来使我们安心。也许真的如此。但我不能作出这样的推断。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它们以某种方式令我们宽心,但它们首先会吓唬我们,或者应该吓唬我们。我们一定不能被表现它们的奇怪温柔感所误导,而这种温柔感也能令他们认识到他们自身时常能产生的温柔感。但是人类在历史上何时曾如此彼此隔绝、如此遭受雷击般的震撼、如此受到生活的拖累与约束,如此承受价值的贬低——在这方面,所有人都有各自的遭遇——以至于生命中仅存那些无法再减少的核心属性。想一想古老意识所遭遇的分裂和抛弃的命运吧!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中的人物用极端的方式完成了这个过程。劳伦斯曾说过,美国人拒绝接受的是“欧洲的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古老的欧洲式的自发性”,以及“欧洲人所具有的平滑、轻快的幽默感”,在我看来,这番评论可以恰如其分地形容罗伯特·弗罗斯特笔下的美国人的品质。关于这些人通过这种拒绝的做法来产生的其他重要价值,我们尚且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猜测到,这样做是出于对真理的考虑,尤其是关于自我的真理。他们通过自己的幽默感对此予以了肯定(但这绝非“欧洲人所具有的平滑、轻快的幽默感”),同时他们也为此表现出自己的反讽态度、分离欲望,以及与外界隔绝的心理。他们肯定了自身的这种做法:他们了解自己的真实身份,直到这就是他们的生活真相,而且清楚这样一种道理,即如果真相是裸露无疑的(正如通常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那么它也比谎言要好得多。对我而言,他们发现这种真相的过程总是令人感到恐惧的。弗罗斯特先生的诗歌所表现的美国可能具有田园风格;而真实的美国却具有悲剧的意义。

那么,这种表象之下到底产生了何种新的意识呢?我对此也不甚清楚,可能是因为我还没有足够适应产生这种相对较为新近的体验的声音。我依然对旧有意识的分裂和抛弃现象所经历的可怕过程表示极大的关注。

弗罗斯特先生:

在您华诞之日,我却指出,您的大批崇拜者并没有清楚地理解您在诗歌创作生涯中的所作所为,我希望您不要因此认为这是我对您表示不敬的表现。我知道您不会指出我们中的哪一位代表着正确的观点。您的举动就像是您在诗歌中曾经描述过的那位“神秘者”:

我们围着一圈跳舞并猜测。
神秘者坐在中间全然知晓。

在您华诞之日,我将您说成了一位令人恐惧的诗人,我希望您不要因此认为这是我对您表示不敬的表现。当我开始演说的时候,我将您的华诞称为索福克勒斯式的生日,而我也认为,这个形容词统领了我关于您的一切言论。就像您一样,索福克勒斯是一个长寿者,而且佳作连连;就像您一样,索福克勒斯是他的人民极为爱戴的诗人。毫无疑问,令他们爱戴他的部分原因就在于他赞颂了他们共同的国家。然而,我认为,导致他们爱戴他的主要原因却在于,他使人民清楚地认识到了人类生活中的可怕事物:他们或许感受到这样一种道理,即只有能让他们清楚认识到可怕事物的诗人,才有可能让他们获得宽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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