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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才:诗性的流沙

2015-01-08 10:20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李永才 阅读

李永才

  李永才,1966年出生于重庆市涪陵区,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星星》诗刊理事会理事。北京大学公共管理硕士。成都市高新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作品散见于《星星》《绿风》《山东文学》《四川文学》《边疆文学》《青年作家》《中国诗歌》《天津诗人》《文化月刊》《芙蓉锦江》《中外文艺》《中国文学》《文艺报》《四川日报》等上百种刊物,作品在全国诗歌大赛中获得“大运河杯”特等奖,第四届“曦之杯“一等奖,”“天佑德杯”优秀奖等多种奖项,并入选《中国2013年度诗歌精选》《新世纪诗选》等多种选本。出版诗集《故乡的方向》《城市器物》《空白的色彩》。

  这些年来,我以诗歌的形式写下了许多文字。在写作过程中,时常会追问自己,什么是诗?为什么写诗?怎么写诗?这些个似乎简单而又难以回答的问题。不知道有多少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从不同的视角去探讨过。但至今仍难以找到让人心悦诚服的答案。正如要回答何为人,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一样的困难。但我们仍想把自己的思考说出来。我以为,诗是个体生命独特的经验和体悟。于我而言,写诗就是把我对日常生活中的事物的独特感受和发现用语言展开和呈现出来。是自己内心独特的体验和诉求的表达。我觉得,相较于小说和散文,诗歌在形式上是独特的,在文字上是简省而节制的,“大道至简,大巧若拙,大音希声。”在技巧上是依靠独特而陌生,让人出其不意的意象来表达。

  我有这样的体会:诗人写诗,就是希望在其中寻找一些干净而简单的时光,让自己沉浸其中,让内心更加开阔、澄明。从诗歌中获得一种恒久的力量,去梳理、修整甚或安排已失的或未来的内心秩序,“向一生不可多得的喜爱靠近,寻求那漏失或尚未出现的东西。”1“我们这个时代受到庸俗化传媒的影响,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大众文化乃至机械化的影响,诗人也多少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很多诗人因而淡忘了诗歌真正的要义,淡忘了诗人的作用。”“诗歌最重要的不是解决文化的问题,而是存在的问题。”2无庸置疑,一个真正的诗人不仅仅是充满对文化词语的想象力和表达的冲动,而还应是充满对现实,对存在的想象力和表达的冲动。一位法国诗人说过:“没有神话的国家,会死于寒冷。”他说的神话也包括了诗歌。“诗歌和其他知识、其他科学不同的一个特质是,诗能够表达一切,能够表达科学与哲学,表达智慧,表达政治;而一切科学、一切知识都不能表达诗——正因为这样的特质,诗人才负有巨大的责任,这个责任不是宣传、教化,而是重构存在、重构世界。”

  笔墨当随时代,诗歌也不例外。说到诗歌与时代的话题,我也想追溯一下,现代诗歌在我国的发展路径,或者说我们这些60年代生人对新诗的追随过程。中国新诗如果从梁启超和黄遵宪提出“诗界革命”算起超过一百年了,即使再往后,以胡适的《尝试集》出版为新诗的起算时间也至少有90年了。三、四十年代中国新诗是在接纳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一百年间产生的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新古典主义,象征主义等各种风格、流派的基础上进行新诗探索的。如李金发、戴望舒、徐志摩是当时分别代表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风格的诗人。北洋军阀时期出现了郭沫若、艾青两位标志性的诗人。尤其是郭沫若的《女神》,按闻一多的评价,郭沫若是新诗的“真正奠基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歌,在七、八十年代才开始出现。1979年前后出现的“朦胧诗”,代表诗人有北岛、芒克、顾城、欧阳江河、杨炼等。北岛、芒克他们创办了《今天》杂志,1980年《诗刊》1月号转载了原刊于《今天》上的舒婷的《致橡树》和北岛的《回答》。包括舒婷的《神女峰》,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等诗歌,成为我们80年代在校大学生追逐的诗歌圣经。

  伴随着有关朦胧诗的论争,中国诗歌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1985—1986年,诗歌界发生了两件引人关注的事:一是成都的大学生诗歌协会提出了“第三代诗人”的概念,二是在1986年10月,《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举办了一个“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参展的有84家单位,但他们的背后有数百家社团,当时形成了重大影响的一些社团有四川的“非非主义”、“整体主义”、“莽汉主义”,上海的“海上”、“大陆”,南京的“他们”,北京的“圆明园”等。整个80年代,是中国新诗有史以来最火热的时期,至今中国诗坛上的中坚力量基本上都是这一时期的爬涉者。这一波诗歌浪潮,我们身临其景。尽管我们当时初出茅庐,不可能也没有资历成为封面人物,但受大浪淘沙的影响。也在其中得到洗礼。

  1989年初,四川师范大学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诗社——东方诗社成立。李文化、何春、张述鸿、南江、陶诗文,山杉、印冬冰、饶勇、殷明、许志君等,包括我在内成为诗社的发起人。著名美学家高尔泰,《星星》诗刊的孙静轩,四川师范大学的曹万生及石光华、万夏等是诗社的顾问。记得当时,第三代诗人中的贵州大学的郑单衣,四川大学的赵野,重庆大学的钟山,四川大学的查常平,四川师范大学的老师陈小平也曾有过指点。东方诗社只出了一期刊物《东方》后解散。“社友们各自东西,一些兄弟被迫提早沦落江湖。”3事隔20年后,东方诗社有了一次集体纪念。2009年,《星星》诗刊在第8期上用了30个页码来专门刊发东方诗社当年13名诗人的诗歌。当时青春年少,如今人到中年,诗歌已经在物欲横流的时代抛弃了一大批曾经的狂热追求者。像我这样信徒一般虔诚的写作者也为数不多了。从最近一次东方诗社曾经的诗友的聚会也略见一斑。

  关于诗歌的困境和出路。其实作为一个业余诗歌写作者,这样专业的问题我是没有底气来回答的。当代诗歌同现实之间关系的张力,使得如何回应现实的设问变得急迫。……在像人口一样高度密集的、复杂、活跃、混乱、多变的现状面前,诗人的选择主要有两种:其一、成为新的隐逸派,“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语出《周易》),以便在语言中自处;其二、向屈原和杜甫学习,关心天下事,且能够“随时敏捷”(语出杜甫),从而不使亲历者的历史记忆与见证散逸于语言之外。二者的交互影响或许还产生出第三种,即着眼于启示未来的,更博大的综合,它取决于诗人个人的抱负与时代的机遇。”4欧阳江河认为,诗歌写作和现实,和贫富,和经济高速发展之间,不是一种成正比的关系,诗歌最终是无用的,它不可能变成坦克,不可能让什么真正发生。诗歌还是和内心更相关。写诗,也是我们对智慧迷恋的一种形式,所以和经济发展没有直接的关系。……诗歌最大的力量就在于它背离现实,而不是顺应现实的力量。5而于坚却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正进行在激烈的转型阶段。今天我对现代化已经变成了困惑和怀疑。如果现代化旨在消灭古代社会的黑暗,消灭一切朦胧和混沌,把一切都变得清楚,用数字和货币来衡量的话,我对现代化的前景是不能表示欢迎的。……当我们拥有许多物质的东西时,我忽然发现,我们的内心非常空虚。所以,我认为,诗在今天不仅仅是自我的延续,也具有拯救的力量。6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网络文化、电脑文化正在侵蚀着我们既有的文化形态,物质主义征服了整个世界,诗歌能做什么,出路在哪里,这会是一个恒久的话题。每个人的生活经验、情感体验、价值取向不一样,对诗歌的认识也不可能一样。诗歌的确不能干什么,正如爱尔诗人希尼所说,你不能指望用诗歌挡住一辆坦克。因此,你不能指望诗歌解决什么现实问题、政治问题、伦理问题。诗歌的作用在现实中存在和生长,如康德所说有的作用是“无用之用”。诗歌会在无意中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和你的语言方式。当一切都变得不那么容易判断时,诗歌或许更好地成为对生活世界的揭示和守护。成为揭示我们内心的矛盾、困惑、冲突、混乱的场所。在现在这个灵魂失守的时代,诗人应当因应现实,有一种使命感,有一种责任和担当,而不是逃离或者隐逸。“无论我们用怎样的方式来回应现实,都应该是用诗的语言来回应。”(翟永明语)诗人应当忠实于内心的感受,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中去发现和挖掘被遮蔽的真,既要将现实中的否定因素转化为肯定因素,还给人类以尊严,又要重塑语言的诗性品格。像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说的那样,“试着赞美这遭毁损的世界。”在苦难面前表现出诗人的基本优雅。这些中外诗人的真知灼见使我深受启发。然而骆英对当代诗人和诗歌的反思,让我的印象更为深刻。他认为,我们的当代诗人需要重新或者开始做点什么,我们的当代诗歌如何再次定位。坦率而简单地说,我们的诗歌,从表现形式和情绪上,自然或不自然地都能和都去从欧美的影响上找源头,导致同质化、无张力和缺乏色彩,因而很难在世界当代诗歌场景中夺人眼目。无论如何,复制的、摹仿的和不自觉的或者不自信的诗歌艺术绝对不可能搞点激情或者令人心动。他还发现,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在近几十年才趋于稳定而快速,当代诗歌还未及冷静下来思考。因而,体现不到相对于欧美诗歌的独立性、艺术性,这是有悖于诗歌艺术性的。我们必须回到诗歌的人类本性之美和艺术之美,必须回到民族的语言母体,艺术审美母体,记录和反映同一时代的不同民族的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骆英还提出了“全球化语境下的新悲情美学写作”的观点。他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加快,有太多的因素和外来的东西对我们的社会基础,文化传统带来了冲击。价值观念从未有过的颠覆性撞击,社会利益的多层次性、复杂性为我们带来的矛盾和困惑。作为诗人,或者诗歌,我们是不是可以穿越经济、政治和民族的受益区域,来探讨表现人类本质上不能失去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希望保留一种精神追求的痛苦,一种尊重生命和死亡的态度,一些田园式的单纯,一类原始性的讴歌。即便是不能和无法挽回的,我们至少也可以和必须哀歌和叹息。以此让我们或者人类不要显得仅仅是全球化制造的经济生物。在精神层次上,远离现代化的“新丛林法则”,返回到宽容、互助和和谐的东方文化怀抱之中。7这些深刻的思想和敏锐的洞见,对我近年的诗歌创作影响较大。我始终在写作,但也始终再思考,今天的诗歌,应该怎么写,我也曾经在不同场合请教过当下诗歌经验丰富的老师,比如梁平,比如龚学敏、鄢家发和干海兵等。尽管英雄所见不同,但我受益匪浅,我要真诚地感谢他们。尤其是《诗刊》社的赵四老师向我推荐了一套《当代国际诗坛》丛书,我阅读后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中西诗歌的认识,不管是在抒写对象,技法及语言等方面都有了新的提高。“在人类诗歌先哲用爱、心血和苦难写就的巍峨圣殿前,我们应该保持追寻和敬畏。从根本上说,一个诗人不能忽视无所不能的神性”。“诗歌不能决定我们的生活常态,诗歌却是我们精神世界里最核心的部分。”8为此,我们不能游戏诗歌,更不能玷污诗歌。作为诗人,只有把写作诗歌作为一生不懈的精神追求,你才能在一派喧哗的现实里获得真正的宁静。

  诗酒趁年华。能够写诗吃酒的时间实在不多了。诗人李亚伟有句名言,“我始终在寻找喝酒和美女的路上。”这样的追求对一个有诗心,有诚心,有善心的诗人来说,显得多么重要。“中国上百年的新诗恐怕没有达到20世纪西方大诗人如瓦雷里、庞德那样的成就,也匮缺里尔克、艾略特那种深刻的思想,但是中国诗歌中的心灵和情感力量却始终慰藉着整个20世纪,也将会慰藉未来的中国读者。在充满艰辛和苦难的20世纪,如果没有这些诗歌带来的光耀,将会加重人们心灵的贫瘠与干涸。”9这些话在漠视,以至鄙视新诗的人听来,类似痴人说梦,可是对我们来说却是真实的。赵园先生说“一生钟情于诗,是一件美好的事。”诗歌有可能保护较为自由的心灵,保存生动的感性、直觉,保存内心深处柔软的部分使免于过早地硬化,同时又不失必要的坚硬。10进入九十年代,尤其进入二十一世纪,“犁庭扫穴式的全球化,带给我们的岂止是‘乡土’的遗失和叛离,文化断代,写作方法异化,审美向度激变,道德取向更新,普世价值落俗。……仿佛一夜之间一个国家从精神到肉体都被清洗一遍,失忆症、梦游症、臆想症和狂想症成为了集体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在我们生活现场和精神世界中,那种本份的、知足的、所求无多的气质已经很少了,更多的是贪得无厌,毫无敬畏之心和神灵的缺失。”11我们面临精神方面的困境:情感的沙化,趣味的粗鄙,心灵的扭曲,人际关系的敌化……这种情况几乎达到“崩溃的临界点”。在这种情境下,诗是我们普通人救出自己,创造一种有意义的生活的方式之一。12后集权时代和全球化语境构成的这些现实压力,需要当代诗人具有良心、善心。更需要诗人的责任心来深刻揭示人性的困境和看守人类的灵魂。

  谈到这里,已经无须回答为什么写诗这一问题了。写作,是一种坚守,是人到中年,接近内心的清静与真诚的一种方式。感谢诗歌,让我不断创造自己,谨小慎微地发现生活的真理与本质。这是我近来的写作态度。这一本册子也是这种心境下写出来的,从乡村接近城市,再从城市抵达乡村,是心路历程,也是我的诗路历程。

  1 林莉:《为什么写诗》,《诗刊》2012年6月号下半月刊,总第643期。
  2 阿多尼其:《诗:困境与能量》,载《当代国际诗坛》(3),作家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
  3 山鸿:《我所认识的诗人们》,求贤网2011年1月31日
  4 宋琳:《诗与现实的对称》,载《当代国际诗坛》(4),作家出版社,2010年7月第1版。
  5 参见 欧阳江河:《当代国际诗坛》特辑,作家出版社,2010年7月第1版。
  6 参见于坚:《当代国际诗坛》特辑,作家出版社,2010年7月第1版。
  7 参见 骆英:《当代国际诗坛》特辑,作家出版社,2010年7月第1版。
  8 舒洁:《是什么将我们照耀》,《星星》半月刊,2012年第7期。
  9 吴晓东:《二十世纪的诗心·后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0 洪子诚、何寒:《北大新诗研究所:未了的诗歌情结》,《中华读书报》,2010年12月8日,第13版。
  11 《与平阳谈诗·雷平阳访谈录》,《星星》半月刊,2012年第2期。
  12 钱理群:《诗歌读本·诗歌伴随我们一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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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1-08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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