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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文东 | 应物而累心于物:序李永才《与时光伦理》

2020-05-29 09:11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敬文东 阅读

应物而累心于物
——序李永才《与时光伦理》

敬文东

李永才
李永才

在高音量和广告语盛行的时代,李永才先生的诗似乎一直音响低沉,就跟他写诗几十年却倾向于蛰伏那般,显得很另类,很不合时宜。如果考虑到永才是个四川人,此等情形就更加令人惊奇了。要知道,四川人向来以大嗓门和雄辩著称。火锅店里的大声武气、酒桌上彼此间争抢话头;茶馆里的嘈杂、热闹,乃是雄辩和大嗓门的经典意象。大嗓门无需解释;四川人的雄辩却并不意味着逻辑上的缜密,推理上的谨严,而是意味着有太多的话要说,大声地说,充满激情地说。如果你认大嗓门和雄辩为粗鲁,那你就既独断,又大错特错了。四川人之所以以这般火爆的方式进行言说,仅仅是因为他们距离皇权和政治中心太远,人人都觉得自己是自己的大爷,自己是自己的领导,不似皇城根的语言,每句话都点着头、哈着腰,都满是请安的姿势——想想《茶馆》里以“多请按少说话”自警的小老板王利发,就啥都明白了。反倒是经历过意识形态和金钱崇拜的几番蹂躏后,我们原本羞涩的汉语开始变得恬不知耻,谎话连篇,又岂止“粗鲁”二字可堪形容。在这个大背景下,永才的低音量才显得弥足珍贵:

一场梨花,一场雪
连蝴蝶也放弃了
对斑斓的思考。我更看不清
什么才是真正的闲愁
(李永才:《某种剧情在延续》)

对音量的节俭,甚至高度吝啬,极有可能是自我修行的结果,更有可能是叶芝所说的那种“随时间而来的智慧”(The Coming Of Wisdom With Time)使然,但更有可能出源于罗兰·巴特所谓的“心境的蜕变”。依照语言哲学家塞拉斯(Wilfrid Sellars)的精湛观察,心境原本就是一个语言事件,稠密,无声,却先在性地打满了符号的烙印。需要恭喜永才的是:他经由个人心性的神秘栽培,凭借自我修行,也通过对时间的体悟而发生的“心境的蜕变”,很是幸运地和汉语的羞涩品质接上了头。所谓汉语的羞涩品质,就是打一开始,我们的汉语就知道自己的界限处于何方,其限度又在何处,并且绝不冒犯限度,也决不僭越界限。这正是汉语思想的伟大觉悟:“知止而后有定。”不用说,“知止”正可谓羞涩的同义词,知耻则是羞涩的最低标准。由此,永才既碰巧,又似乎必然性地解除了四川人的大嗓门,但尤其是把意识形态和金钱崇拜带来的语言腐败,丢弃在乌有之乡,几无商量之余地。他因此有能力如是写道:

一些事物正从亲密的屋顶
雨水一样地流走
所有物理学上的形状
都在重新开始
(李永才:《雁江以北》)

很容易观察到,因为重新恢复了汉语的羞涩感,永才的诗句才有足够的能力低垂着头­,身材苗条却身板硬朗,线条柔和而坚定,没有多余的脂肪或碳水化合物,唯余骨架和筋骨;而懂得羞涩的语言(或害羞的语言),则反过来给操持这种语言的人以深深的加持。所谓加持,不多不少、不偏不倚,正好是难得的谦逊,罢黜了广告语的自吹自擂和轻佻浮夸。在这里,语言和人相互滋养,彼此成为对方的供养者;语言和人携手并进,像康德所说的那样,愈思考愈觉神奇,内心愈充满敬畏。谦逊和敬畏带来的,不是不说,而是尽量少说,但关键是要正确地说、得体地说。顺理成章地是:汉语的羞涩感给永才的教诲和恩典,乃是精确和准确,它首先建基于正确地说、得体地说——

风声过后,落叶沉默
一堆又一堆,被秋天抱在怀里
这些人间丢弃的纸币
足以见证,万物的清白
(李永才:《北方叙事》)

好一个“万物的清白”!它不但毫无油腻味和脂粉气地把事情说清楚了,还极为精简地充当了把事情说清楚的英雄,其态度和口吻显得既温润,又坚定。更值得注意的,乃是诗歌写作上的精确性:“沉默”、“丢弃的纸币”等不动声色的语词,让事物迅速回到了事物自身,让事物自己开口说话、自己开口说出自己;“抱在怀里”、“见证”等洗尽铅华和褪尽脂肪的动作,则让事物在一个毫不留神的瞬刻间自动生成,但更让事物自动成为人爱抚的对象。在此,精确除了有力地回应、回报了汉语的羞涩感之外,还让永才得以触及到汉语的另一个秘密:它以诚为自身的伦理;诚才是古老的汉语随身自带的秘密武器。《中庸》有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除此之外,《中庸》还有极为关键的表述:“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诚者非自成己而已矣,所以成物也。”人之“成己”,顶多算得上“诚”的起始,或“诚”的初级阶段;人协助万物“成”其为万“物”(亦即“成物”),才算得上“诚”之本旨,但更是“诚”的目的之所在。事情已经显而易见,没有“成物”,“成己”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没有物,人就是不可想象、不可思议的存在,类似于孤魂野鬼。很容易设想,被赋予成物之重任的人,一定是成年人,决非青葱少年:这正是古老的汉语打一开始就满是沧桑语气的根本原因。永才的自我修行让他至少在潜意识的层面上,明白了这个道理。他因此写道:

时令如此。忧郁之鸟
已逃离了,荒凉的旅途
又有什么旧人旧事
不可思议?
(李永才:《对物设问》)

羞涩中有沧桑,沧桑中有精确,精确中有诚,更有诚导出的敬。这情形,恰如牟宗三所言:“在敬之中,我们的主体并没有投注到上帝那里去,我们所作的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仿佛在敬的过程中,天命、天道愈往下贯,我们的主体愈得肯定。”永才的诗歌写作正是如此这般地充满了世俗味,满是人间烟火气,不装神,不弄鬼,质朴、本分、放弃了雄辩甚至四川话从娘胎处认领的幽默感,并以此呼应了汉语自带的伦理。

诚不但导致了汉语的沧桑感,还导致了悲悯语气。这样说的理由很简单:那些被赋予成物之重任的成年人,一定是仁爱之人;因为天下万物尽出于己,所以,唯有满心满意的怜爱,才是成己以成物者们唯一正确的情感选择。有鉴于此,我们的夫子才主张“仁者爱人”。孟子才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张载无疑说得尤为动情,更有一种震撼人心、沁人心脾的力量:“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或许,这就是古老的汉语打一开始,就自带悲悯口吻的理由之一。永才因其自我修行,又一次颇为幸运地在潜意识的层面上,有可能搞清了这个问题——

像万物的快乐
在市井流淌。从锦江秘密的水道
流过一片落叶的伦理
窄小的巷子,灰暗的墙
除了音乐和咖啡,再没有堪称
苦难的东西
(李永才:《在玉林北路》)

山水的价格,已掉得
不及一枚落日
几株失序的白杨,还有多少东西
值得你抱怨?
(李永才:《对物设问》)

阳光明媚时,让一篮忧伤
挎在少妇的臂腕上
细雨缠绵时,让三月的鸟舌
以某种抽象的形式
在杏花春雨里,美而不妖
(李永才:《春又江南》)

细心的读者当不难发现,在永才那里,每一个细小、卑微、琐碎的事与物都得到了抚摸,得到了照顾——这源于汉语因诚而来的悲悯情怀。三十多年前,李泽厚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中国现代性的标志性因素乃是革命和启蒙,以及二者之间构成的奇异关系。在此之外,王德威极富眼力地加添了抒情这个新元素。在王氏那里,革命、启蒙和抒情,成为型塑中国现代性的三驾马车。陈世骧早已阐明过,抒情传统是汉语文学的精髓所在。但他没有指出的是,抒情传统存乎于汉语因诚之伦理而导致的悲悯语气和沧桑口吻。在古老的汉语思想中,应物而无累于物,直至在宥万物,任其无所驻心地自在生长,是圣人的境界。明道有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应物而有累于物,乃凡俗之人与万物相往还时必备的代价。《庄子》甚至极端地认为,作为老子心目中“大盗不止”的重要原因,也作为儒家的圣人,连孔子都不可能不被外物所拖累。除圣人之外的一切人等,都得以有累于物为货币,购买应物的资格,因为人生在世,焉能有不应物之理乎?随时间而来的智慧或心境的蜕变让永才心态低调,满是谦逊感,这让他在和万物打交道(亦即“应物”)时,得以保持既抒情,又有累于物的心理状态,只因为他知道,唯有有累于物者,才更可能是有情之人——

唐朝的残山剩水,刻骨铭心
现在的锦江还好吗?
此时此刻,西蜀的草堂
满园锦绣。不留一丝杂念。
有多少佳人,也敌不过
红杏枝头上的春意
而一朵梅花,喃喃自语
低调得无可救药
(李永才:《望江楼上》)

这种心态和这等书写,在日趋冷漠的现代社会显得尤为宝贵。随便放眼望去,很容易看清:当下世界有无数人至少是倾向于应物而无累于物。其原因不在于他们居然是圣人,正在于他们本质上是无情之人。无论如何,在这个时代做一个有情之人,既是人之为人的规定性,更是诗之为诗的最低限度。

我为认识永才这样的诗人备感欣慰。

2019年2月6日,广元南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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