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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若水:温柔敦厚的诗教

2013-08-28 08:47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辛若水 阅读

  (一)所谓温柔敦厚

  温柔敦厚,可以说是我们民族性格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民族性格的温柔敦厚,正是由温柔敦厚的诗教塑造的。所谓诗教,就用《诗经》来推行的教化。是否《诗经》的全部都是温柔敦厚,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但是,温柔敦厚在《诗经》中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又是一定的。“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可以说,这个度在《诗经》中把握得是非常巧妙的。当然,这个度,可以解释为中庸,也可以解释为理性。其实,中庸本身就富有理性的精神。不是讲我们中华民族是最富有实践理性精神的么?我们温柔敦厚的诗教就体现了这一点。温柔敦厚的诗教,一方面培养了我们的情感;另一方面也塑造了我们的人性。因为温柔敦厚,所以我们的情感不会过分的热烈,但也不会过分的冷漠,它是“发乎情,止乎礼”的。因为温柔敦厚,所以我们的人性是善良的,和谐的。温柔敦厚,实际上有两个层面的;在女子是温柔,在男子则是敦厚。可以说,温柔似水合乎我们对女子的理想;而敦厚老实,则符合我们对男子的理想。在《诗经》中,许多女子确实有非常不好的命运;但是,对于这不好的命运,她们并没有歇斯底里的发泄,即便有哀怨,甚至愤怒,也是非常和谐的。譬如“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这里既有义正辞严,也有愤怒,可以说有着反抗的精神;但是,这种反抗的精神很快就被和谐掉了。所以,中国女子在承受了不幸的命运之后,不是向不幸命运的制造者复仇,而是自怨自艾,自己作践自己。这就是温柔似水的好处,同时也是莫大的不幸。我们再看一下敦厚老实的男子。如果说,温柔敦厚把女子变成了温柔似水却又自怨自艾的人;那它则把男子变成了俯首听命的顺民。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敦厚老实的男子,是非常善良的,可以说,没有任何的坏心眼。然而,这种敦厚老实的性格,显然是有缺陷的;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那就是“憨”。当然,这个“憨”,有时候,具有消极的意义;但有的时候,又具有积极的意义。当我们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时候,它是消极的;但当我们说任劳任怨,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时候,它又是积极的。在犬儒哲学这里,“憨”具有的是积极的意义,譬如“愚蠢使人幸福”。但是,犬儒哲学,在社会层面又是非常消极的;然而,在追求精神自由方面,又是那么的积极,即便是帝王,也不能够挡了我的阳光。与“敦厚老实”或者“憨”相对比的,那就是“聪明灵巧”或者“智”了,而聪明灵巧,同样既具有积极的意义,也具有消极的意义。在我们讲富有智慧的时候,聪明灵巧是积极的;在我们讲机关算尽的时候,它又是消极的。所以,聪明灵巧是可以的;但机关算尽就不好了。对于温柔敦厚的性格,我显然是不怎么满意的;所以,对于塑造温柔敦厚性格的诗教,我同样不满意。我在想,温柔敦厚是不是诗教的全部。当然,从统治者的眼光来看,确实如此的;因为他们正是要通过温柔敦厚的诗教来培养俯首听命的顺民。通过温柔敦厚的诗教,人民都成为了顺民,那自然不会犯上作乱了,于是天下太平。但是,除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诗教,那就是教人反抗的诗教。我们知道,温柔敦厚并不是《诗经》的全部;在《诗经》中同样有着反抗的精神。女子在反抗着不幸的命运,男子也在反抗着不公的世道。这里既有《柏舟》的哀怨,也有对《硕鼠》的怒斥。我觉得,《诗经》中的这种反抗精神,是不应该被和谐掉的;它同样参与了我们民族性格的塑造。甚至反抗的精神,较之温柔敦厚的诗教,有着更大的意义。我以为,把中国文化的全部都和谐化,是很成问题的。中国文化有很多地方,都是不和谐的。然而,也正是这种不和谐,成为了中华文化发展的动力。相反,若是什么都和谐了,那就会成为一潭死水,而失掉了发展的动力,我曾经讲过的,中华民族的性格,就是和谐的性格;在这种和谐的性格中有温柔敦厚,有任性逍遥,有虚幻空灵;但独独缺少了反抗的精神。如果没有反抗的精神,那和谐就会成为假象。所以,用反抗的精神重塑民族的性格,是非常必要的。

  (二)近乎人情

  温柔敦厚的诗教,是近乎人情的;而人情亦是喜欢温柔敦厚的。大凡教化,只有近乎人情,才能够推行;否则,是没有人接受的。在这里所谓的人情,一是指喜怒哀乐之情,一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譬如爱情、亲情、友情等等。每一个人都是有喜怒哀乐之情的;而且这些情感并不能够得到抑制,抑制人的喜怒哀乐之情,只会适得其反,甚至损害感情本身。我们即便不能够把喜怒哀乐之情升华为艺术,也应该让这些情感以适当的方式的到释放。我们知道,性格忧郁的人,往往是那些情感得不到释放、悲苦郁积在心中的人。高兴了,大胆地笑出来,那就不会没事偷着乐了;愤怒了,咆哮出来,那就不会怒火中烧了;悲哀了,倾诉出来,那就不会郁结在心中了;快乐了,释放出来,周围人都会感受到你的快乐。其实,喜怒哀乐之情,是应该的到节制的;如果不节制,那就会走向歇斯底里的发泄。只有受到节制的喜怒哀乐之情,才是富有诗意的;相反,若没有受到节制,就会流于叫嚣。人的喜怒哀乐之情,虽然是应物而发,但很大程度上,还能够自己做主,爱哭就哭,爱笑就笑。但是,在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中,就不一样了。人情,又岂是能够自主的?我们只不过是复杂关系链上的一个环节罢了。哪一个环节动一下,我们都不免歌哭悲笑。再则,人情并不是那么美好。美好的人情,也许不过一个乌托邦;而我们时时要面对的,则是人心的险恶。孔子说,人心险于山川;而白居易则讲:“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复间”。这人情的反复,就恰似覆云翻雨手;而我们呢,只好见怪不怪了。人情险恶是远甚于人情淡薄的。人情淡薄,只会让我们感到孤独;而人情险恶呢,则会让我们受到很深的伤害。人情,虽然有淡薄的一面,险恶的一面,但毕竟还有浓厚的一面,善良的一面。完全的悲观失望,会让我们忘记这个世界还有美好的一面。在人情中,就有许多的美好,这并不是人心险恶所能够掩去的。我们既然是讲诗教的,那就不妨看一下《诗经》中对美好人情的描述,关于爱情,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有“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些爱情的名句,所写了的既不是单纯的爱情故事,也不是相亲相爱的爱情对象,而是爱情本身。爱情本身,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也就是说,究竟情为何物呢?这个问题恐怕没有人回答得了。我以为,所谓的情感,不只来源于我们的经验;它甚至超越了我们的经验,具有了某种形而上的意义。也正是这种形而上的意义,才能够让人生死相许。情感,是无比丰富的;如果只把它局限在爱情这里,那就不免狭隘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爱情在所有的情感中,是最为闪光的。当然,亲情,友情,同样可以让人感动不已。《诗经》中的《凯风》不就有着儿女对父母的爱吗?当然,这种爱,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里,总是解释为“孝”。古代不是讲以“孝”治天下么?所以,这不孝,完全可以成为铲除政治对手的借口。对于“孝”的文化,我们是应该有所批判的。所谓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我们就是不能接受的。这是典型的愚忠愚孝。如果有谁今天还继承愚忠愚孝,那就说明他的脑袋确实不怎么灵光。愚忠愚孝,当然是要否定的 ,但是,对国家的忠诚,对父母的孝顺,在今天,同样具有现实的意义。也是说,我们否定的是愚忠,而不是忠诚本身;我们否定的是愚孝,而不是孝顺本身;乌鸦都有反哺之意,为人又怎能不孝顺呢?可以说,在《诗经》中,人情有极为闪光的一面;相应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也培育了人们的感情。温柔敦厚的诗教是近乎人情的;所以,诗教本身,也可以看做情感教育。在情感教育这里,最动人的就是情感本身了。每个人都是有情感的,所以,每个人都可以为情感感动。动人心者,莫先于情。既然心灵为情感所激动,那诗教本身就会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近乎人情,所以就会为人所接受;相反,背离了人情,哪怕是基于崇高的目的,也很难为人们认同。当然,人情是会变的,正所谓“人情似流水”;但是,无论怎样变,我们的心都是永恒的。

  (三)高扬道德

  在诗教中,是高扬着道德的;并且这高扬着的道德很多出于附会,非常得迂腐。我们看一下《毛诗序》中所讲的《关雎》之义。“《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可以说,这种比附是很牵强的;我们在《诗经•关雎》中,实在找不出什么“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的,因为那不过是一首很普通的爱情诗。在诗教中,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那就是大凡说男女的,便是讲君臣。但这个传统本身,显然是荒谬的。诚然,确有诗歌用男女之情来讲君臣之义,但那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大部分诗歌,写男女之情,就是纯粹的男女之情,并没有君臣之义的寄托。所以,把男女之情,全部都附会成君臣之义,是很成问题的。然而,这种迂腐的附会,只属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在《诗经》本身是没有的。当然,那些迂腐的比附,是有非常神圣的意义的,因为它着眼于道德的教化,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很显然,它走到了一个极端,为了道德的教化或者政治本身,损害了文艺。不过,这也说明了,文艺本身并不那么纯粹,即便是吟咏情性,也可以变成意识形态。温柔敦厚的诗教固然是迂腐的;但惟其迂腐,才能够起到教化的作用。如果一点也不迂腐,非常的通达,那诗教也就不存在了。我说过的,诗教所高扬的是道德。可以说,道德是时代精神的风向标。我们当然可以讨厌迂腐的道德;但是,通过迂腐的道德,我们也可以觇见时代的精神。但是,迂腐的道德本身,并不能够为我们所欣赏;我们要破除这迂腐的道德。而破除迂腐的道德,只要从温柔敦厚的诗教,回到《诗经》本身就是了。在《诗经》中,是决没有迂腐的道德的;但是,我们又不能不说温柔敦厚的诗教用迂腐的道德把《诗经》给绑架了。所以,我们破除迂腐的道德,就是把被绑架的《诗经》给解救出来。可以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诗经》已经传达不出自己的声音了。我们纵然听到一些声音,也是被诗教改造了的声音。可以说,在《诗经》本身,就没有诗教中所高扬着的那种道德。道德,在《诗经》中,并不占有一个崇高的位置;在《诗经》中,占有崇高位置的,是人的自然生命、情感本身和对自由的渴望。本来《诗经•关雎》,是自由活泼的;但诗教所抽象出来的《关雎》之义却是那么的迂腐,而且是打着神圣旗号的迂腐。我们并不否认诗歌有教化的功能,可以“兴、观、群、怨”,但是,我们应该首先把诗歌作为一首诗来欣赏,其次才是道德的判断。诗教最大的坏处,就是不把诗作为诗来看。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另外一点,诗教从来就是不是以文艺的态度来欣赏诗歌,它是要推行道德教化的。所以,在诗教这里,诗歌本身便不再重要,重要是人们由之附会出来的道德。好在推行诗教的人,不曾作诗;如果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标准作诗,恐怕一个字都写不出来的。我在想,迂腐的道德最大的敌手是什么?也就是人的自然性情罢。迂腐的道德,迂腐到一定程度,就会去压抑甚至扼杀人的自然性情,“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人的自然性情又是压抑、扼杀不了的。我们看《诗经》就可以深刻地领悟到这一点,《诗经》中的郑卫之音,是经常为迂腐道德所指责的,认为那是淫乱、奢靡,甚至不过亡国之音。不是讲“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么?然而,我们破除了这些道德教化的偏见,以文艺的态度去欣赏郑卫之音,就会发现它实在洋溢着自由的精神。在道德教化眼中的淫奔之诗,恰恰是追求自由恋爱、抒发自然情性的绝唱。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审美眼光与道德眼光的根本不同。审美眼光肯定的是美,是色;而道德眼光,所着眼的是贞,是德。好色,是人之常情;好德,则是圣人所难。在诗教中高扬着的道德,虽然有点迂腐,但毕竟还是温柔敦厚的。但是,用道德去扼杀人的自然情性,毕竟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做的是由于温柔敦厚的诗教返回《诗经》本身,也即由高扬着的道德,返回人的自然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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