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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学

辛若水:孕育未来的地下写作

2012-09-29 22:35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辛若水 阅读

  (一)所谓的地下写作

  文革时代,被认为是文学消亡的时代,可以说,这是一种偏见,但是,这种偏见又有它的道理。在当时被承认的只有颂歌文学以及所谓的跟派文学;但这种文学在文学史上几乎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其实,在高压的政治环境下,人们除了唱颂歌,还能做什么呢?但是,这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人都爱唱颂歌的;有相当多的人,愿意保持独立的思考,于是便有了所谓的地下写作。地下写作,自然是秘密的,但又并不是见不得阳光的。地下写作所以要秘密,一方面是由于高压的政治环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捍卫思考与写作的尊严。可以说,地下写作,是很有自己想法的。虽然他们突破不了现有框架的束缚,但又在现有框架的基础上,力图表现出自己独立的思考与独特的观点。地下写作,是潜在的,他明知道不能发表,但依然要写。也许,地下写作更符合创作的根本精神。也就是说,创作是生命力的表现,只要把自己的观点、意见、思想表达出来,这本身就有一种成就感,而不必通过发表为别人所欣赏、理解,才能确证自身的价值。也就是说,我们的价值并不建立别人赏识的基础之上。王国维有句词,非常妙,他说:“从今无复梦承恩,且自簪花独赏镜中人”。这话很可以解释地下写作的理由。当然,这并不是说地下写作是孤芳自赏;地下写作首先确证的是自身的价值。如果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有价值,那谁还会承认自己的价值呢?正是因为自己有价值,所以才要写出来。至于写出来之后的命运,那就不是我们所能预料到的了。藏诸名山,传之其人,这是司马迁的梦想;恐怕后代的文人,也都做过同样的梦吧。没有梦,但依然做梦,这是悖论,也非常的无奈。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就非常有意思。人生总是有梦的,而所以讲无梦,那也不过要打破这人生的虚幻罢了。其实,人生本就是虚幻的,打破这虚幻,所得不依然是虚幻吗?在高压的政治环境下,一些人连梦也不敢做的。但是,同样的政治背景,大多人却做着世界红色革命策源地的迷梦。这样的梦,也算做梦么?但若说没梦,大家都处在迷梦中啊。梦中无梦,是很可以悲哀的,倒是说出无梦的本来,更让人踏实些。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就属于地下写作,现在有的文学史家,把他推得很高,恐怕他自己都不曾梦见吧。我觉得,重视地下写作,并不错;但是推得很高,就很成问题。因为地下写作,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在今天,也只是极少人在记起他们。重构文学史的努力,虽然可歌可泣,但许多时候,也不免荒诞、可笑。在文学史上,根本就不曾存在的东西,突然有了一种神圣的地位,这是一种自欺,还是为了欺人呢?地下写作,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孕育了未来。但这未来,是他们想象中的未来,而不是实有的未来。实有的未来,虽然融入了他们的想象,但和他们想象的又毕竟不一样。我知道,现在强调地下写作,并不是从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角度出发,而不过是从不同于文革的另一种政治出发。让文学真正具有文学的精神,大抵很难。在文革时代,文学是政治的婢女;而现在呢,文学又成了商业的附庸。我觉得,最好不要把地下写作视为对高压政治的反抗,虽然它可能有这方面的意义。我们理解文学,还是要从审美情感出发。过强的政治性,会损害文学的艺术性。地下写作,在力图超越自己的时代,但终于没能超越。文革时代的地下写作,虽然产生了比较出色的作品,但并没有成就伟大的作品。如果过分地强调文革时代的地下写作,那只能说明我们在文学上的幼稚。文革究竟是什么样的时代?是万马齐喑,还是万马齐鸣,恐怕不好说吧。在文革中,知识分子经历了灾难与浩劫;但这灾难与浩劫,并没有孕育伟大的文学。这是时代的悲衰,还是知识分子的失职呢?知识分子总爱抱怨时代;可是他们又为时代做出了什么呢?不管当时的环境怎么样,知识分子的集体失语却是基本的历史事实。文革之后的血泪控诉,是没有丝毫意义的,因为在当时,你成为了一个哑巴。许多知识分子把文革中的受难当做现在炫耀的资本,这本身不就暴露了自己的劣根吗?

  (二)悬崖边的树

  诗人曾卓有一首诗,叫做《悬崖边的树》,这可以说是经历文革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最好象征。经历文革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并不是圣徒,在其中甚至有许多卑鄙龌龊之人,但是在里面又真的有圣徒。也只有为苦难所造就的圣徒,才对历史有意义。至于平常的,卑鄙龌龊的知识分子,实在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进入历史。文革确实失败了。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也许,文革最大的失败就在于对知识分子改造的失败吧。知识分子并没有变成文革政治所要求的那种人。他们虽然撕心裂肺的否定自己,改造灵魂,但并没有变成驯服的工具。他们依然固我,也就是说他们依然是知识分子,而没有成为文革政治理想中的民众中的一员。作为臭老九,知识分子被排除在了人民之外,既然被排除在了人民之外,又凭什么指责他们自绝于人民呢?是政治的飓风把他们吹成悬崖边的树。悬崖边的树,经受着政治的飓风,而也正是这飓风,塑造了树的模样。文革时代,是刮风的时代。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毛泽东则坚信“东风压倒西风”,在他的时代也确实如此;而以后的时代,似乎皆然相反,然而这一切,又不是他所支配得了的。而实际上,无论东风还是西风,对人的精神都是一种折磨,当然这种折磨,对于坚强者,可以成为一种磨炼。郑板桥讲不是讲么:“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但是,这说的是青松。谁敢保证悬崖边的树就是青松呢?实际上,悬崖边的树,有两种命运,一种是跌入深谷;另一种是展翅飞翔。但是,这两种命运,都只是可能,而唯一的现实却只是处在悬崖边上。文革对知识分子来说并不就是灾难的深渊,而毋宁是彻底改造的炼狱。文革并不以为知识分子罪该万死,如果罪该万死,那直接拉出去枪毙得了,又何苦改造呢?改造,虽然基于所谓的知识原罪,但更多的是一种灵魂的上升。如何让灵魂上升呢?那就是时时让它看到堕入深渊的危险。其实,对堕入深渊的恐惧比堕入深渊本身更可怕。如果知道定然要堕入深渊了,那倒不觉得怎么可怕了。反正是不行了,心里也觉得舒坦了。就是可以堕入深渊,又可以飞入天堂,让人觉得最痛苦。因为这需要的是抉择,而抉择本身就煎熬着我们的精神。我想,没有人愿意堕入绝望的深渊吧,大家都想着上天堂的。而要上天堂,那就拿出行动来,好好的改造啊。可以说,文革时代的知识分子是处在于极度的焦虑、恐惧中的。他们总是自信自己的纯洁与忠诚,但是又面临着艰难的扶择,对于前途,是不敢想象的。他们对将来的恐惧甚至超过了对死亡本身的恐惧。也正是因为如此,许多人选择了死亡。“自古艰难唯一死”,当一个人主动地选择死亡,这意味着他的精神面临着多么大的恐惧、焦虑、痛苦与煎熬啊。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既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天堂、地狱只在人们的心中。文革初期的知识分子,有许多人因为恐惧、焦虑死掉了,但更多人却活了下来。而活下来,却不过逆来顺受,或者苟延残喘。死,是为了维护生命的尊严;但死了,就维护了生命的尊严吗?屈辱地活着,便不得不放下生命的尊严。然而,也只有活着才谈得上生命的尊严啊。从某种意义上讲,文革的苦难也确实锻炼了人。当然,这种锻炼,是违背文革的初衷的。文革要锻炼的是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但知识分子要找回的却是做人的尊严。在许多知识分子的眼中,文革成为了封建主义的复辟。这虽然是一种误解,但这种误解同样根基于真实。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人的重新发现,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的话;但这种重新发现,已经不同于五四时代人的发现了。五回时代,人的发现,洋溢着青春的精神;而文革过后,人的重新发现,积淀着太多的苦难。知识分子为什么偏偏成为悬崖边的树呢!如果他们是“郁郁润底松”,而被永远的埋没,也不会经历那么多的苦难啊。在苦难中,知识分子,既没有上天堂,也没有下地狱;但却好像要上天堂,却又好像要下地狱。跌入深谷,还是飞到天上,这是痛苦的抉择。然而,他们既没有跌入深谷,也没有飞到天上,而只是成为了悬崖边的树。

  (三)苦难的象征

  鲁迅先生曾翻译过日本厨川白村的美学著作《苦闷的象征》。但我总觉得,把艺术作为苦闷的象征,似乎并不怎么合适;毋宁说艺术是苦难的象征。苦闷,只是一种心情,并且带有灰色;而苦难,则生活的全部,是最能够成就人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文革时代的地下写作是高于比翼齐飞的颂歌文学、斗争文学的。因为地下文学重视了现实的苦难,而没有陶醉于虚幻的颂歌。颂歌文学虽然有高涨的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但并没有对灵魂、精神的深入开掘。颂歌文学的着眼点在群体,即便有英雄,但也是群众中的英雄,但是,地下写作却由群体回归到了个体,而也正是这一点上,地下写作孕育了未来。因为未来的八十年代,就是重视个体的年代。但是,地下写作中所重视的个体,并不是解放了的个体,而是被压抑甚至被扭曲了的个体。文革政治的高压确实扭曲了许多人的精神、甚至灵魂,即便我们要为文革讲公道话,也决不会忽略这种精神、甚至灵魂的扭曲。现实的苦难,我总觉得,还好承受些;就是精神、灵魂的苦难,难以承受。精神的创伤、灵魂的煎熬,才是最难熬的,所谓的度日如年,说的就是这了。文革十年,知识分子确实经历了苦难的历程。当然,这种苦难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说实在的,干点体力活,这算不上受难;打扫厕所、出出大粪,也算不上折磨,只不过,知识分子不曾干过这样的活,不习惯、不适应罢了。再则,知识分子都是有尊严的;知识分子的尊严来源于知识和生命本身。知识要有尊严,知识分子更要有尊严,但是让知识分子去扫大街、挖茅厕,是维护了知识的尊严呢,还是维护了知识分子的尊严呢?文革时代,知识的尊严扫地,知识分子的尊严更是扫地。我们可以说,文革所以这样做,有着高尚的动机,那就是取消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在以往的时代,人们鄙薄的是体力劳动,尊重的是脑力劳动;但文革把这颠倒了个儿,脑力劳动是罪恶的,只有体力劳动才是最光荣的。所以,脑力劳动者,即知识分子,要参加体力劳动。但是,脑力劳动者的长处并不是体力劳动,所以在体力劳动中,他们便有一种受难的感觉。让张飞去绣花是难为人,但让绣花的小姐去舞动张飞的丈八长矛,不同样是难为人吗?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是受了苦难,并且他们对这苦难又相当的敏感。所以,在后来的回忆中,文革作为灾难、浩劫的一面,便被无限地夸大了,以致人们误以为文革是一团漆黑、一无是处的。然而,现在即便三岁孩子都知道文革并不是一团漆黑、一无是处,更何况,那些从文革中走过来的人了。实际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曾被视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而文革时代又是追求平等的。如果能够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那人们不就自然而然的平等了吗?但是,问题的关键都是怎样消灭这种分工。文革使用的法子是让脑力劳动者从事体力劳动;又让体力劳动者从事脑力劳动。这法子当然是巧妙的,但却导致了反智主义的泛滥,脑力劳动者荒废了自己的专业,但体力活又没有做好;而让体力劳动者学文化呢,他们又在学习交白卷的榜样。如此以来,巧妙的方法失效了,善良的愿望落空了。在我个人,总觉得体力劳动与脑力的分工,大抵是克服不了的。至于未来,能不能克服,那还得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文革是知识分子苦难的根源,这大抵并不错。文革时代的地下写作,为苦难所孕育,也深刻地反映了这苦难。在反映苦难的时候,一面不免愤世嫉俗,一面又深刻反省。愤世嫉俗,虽然为一些人所指责,但却会迎来更多人的喝彩。用今天的话说,所谓愤世嫉俗,大抵即愤青;其实,这愤青,是有许多偏见的。视偏见为真理,这是愤青的共同特点。有人以为,所谓真理,不过偏见的总和;但在我看来,愤青们并没有得到真理。愤世嫉俗,并没有太大的价值,最重要的还是自我的反省。在愤世嫉俗的同时,我们也要想一想,自己是不是这世的一部分,这俗的一分子。只有深刻地反省自身,才能深刻地理解苦难。从某种意义上讲,艺术就是苦难的象征。但是,艺术又从来不以苦难为满足,它要在苦难中升华自身的灵魂。

  (四)灵魂的净化与升华

  苦难,既能让人们的灵魂得到净化,又能让人们的灵魂得到升华。所谓净化,就是变得更加纯洁;而所谓升华,就是变得更加高尚。但现在,我们对纯洁与高尚,好像不怎么认同了。我们常讲“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看来只有不纯洁才会得到爱吧。对于高尚,人们同样提出了置疑,难得有非得高尚不可吗?高尚,是一种道德的自觉,没有这种道德自觉,虽然说不上坏,但万不可滑到无耻的泥沼中去。伪君子虽然可憎,但是真小人并不可爱。我在想文革中知识分子是不是由灵魂里充满渣滓变得纯洁了呢?知识分子是不是由卑鄙龌龊变得高尚起来了呢?当然,许多人对这样的问法,是有怀疑的。因为这里有一个前提,知识分子的灵魂充满渣滓、卑鄙龌龊。那么,这个前提对不对呢?知识分子难道生来就是有罪的?这种原罪,实际上是得不到证明的,而不过是一种理论的预设,或者来自某些片面的经验。如果做知识分子就要带着罪孽感,要整天在那里忏悔、检讨、赎罪,那我想就没有人愿意做知识分子了。实际上,知识分子是可以扬眉吐气的,而不必整天夹着尾巴做人。文革是要改造知识分子的。文革改造知识分子的目的并不是要他们成为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人,而是把他们变成驯服的工具、螺丝钉之类的。我们可以讲,文革所以要改造知识分子就是为了取消知识分子本身。但是,改造人的社会工程少有成功的。这既不是因为这个社会工程没有意义,也不是因为知识分子不虚心接受改造,而只是因为外在的强制很难变成内心的自觉。也可以说,改造人的社会工程本身,就是一种强制;对于这种强制,我们纵然心悦诚服,也会有所反抗。改造人,改造人的灵魂,这不过是一个神话。我觉得,任何一个灵魂,即使是真的卑鄙龌龊,它也是有自主权的。经历了十年文革,我们才意识到这种灵魂的自主权。没有人会把灵魂的自主权拱手相让,而这也就注定了改造人类灵魂的徒劳。文革并没有达到改造知识分子灵魂的目的,但在另一方面,它又确实改造了知识分子的灵魂。文革没有把知识分子改造成它所期望的那样,但却改造成了别的样子。文革把知识分子装到了坛子里,于是知识分子也就变成了坛子的模样;而后来,人们把坛子打碎,知识分子出来以后全是坛子的模样,而找不回来自己本来的样子了,而这就是人的异化。记得当年有人非常认真的探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究竟有没有异化的现象。而这明显的有一种社会主义的优越感,以为社会主义永远阳光灿烂,而资本主义永远在那里垂死挣扎。可现在呢,原有的优越感荡然无存,许多人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羡慕得直流口水。我总觉得,异化的现象并不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也就是说,在哪里都有可能出现异化。我们要做的是克服人的异化,向人的自然化回归。灵魂,当然是越纯洁越好,越高尚越好;但是,我们首先要确保的是,这灵魂不能是扭曲的、畸形的。如果灵魂本身都是扭曲的、畸形的,那又谈得上什么纯洁、高尚呢?文革虽然造成了知识分子的苦难,但又确实让一些人的灵魂得到了净化与升华。虽然灵魂的净化与升华,并不是文革的目的,但也算得上“无心插柳柳成荫”。其实,即使再大的苦难,只要经历过,大抵都是无悔的。对文革的反思中,有两种观点非常典型:一是青春无悔;二是我没有错,我不必负责。青春无悔,我就不说什么了。我看第二点,我没有错,那是谁的错,难道只是造化弄人?我不必负责,那谁负责,难道所有的责任都推给老天爷。实际上,那些历史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追究谁的错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是反思而已。灵魂的净化与升华是很重要的,不只在文革的苦难中如此,就是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同样如此。在我们这个时代恐怕已经很难讲灵魂的净化与升华了。灵魂即使再纯洁、再高尚,恐怕也挡不住横流的物欲。在横流的物欲面前,那些曾经的艰难与苦难仿佛又散发出了迷人的光彩。文革,纵然真的是灾难、是浩劫,那里依然有着理想主义的闪光。可我们现在,连块理想主义的墓地都找不到。

  (五)相信未来

  《相信未来》是诗人食指的一首诗,还是不错的。人愈是在苦难中,愈是要坚定对未来的信心。文革,对知识分子来说,确实是极大的苦难。怎样熬过苦难呢?想来也只有憧憬未来了。知识分子最想进入的自然是百花争艳的春天。他们都太过娇气,忍受不了凛冽的寒风。诅咒“梅花欢喜漫天雪”的冬天,万紫千红的春天就会到来么?说不准,但人,总应该有希望啊。而实际上,我们都是活在希望中的。相信未来,表达的就是一种希望,但是,未来值得相信吗?未来就一定比现在好吗?相信未来,也许不过一种诗意,而我们要面对的却很可能是来日大难。也就是说,未来并不可信,相反,我们对未来是报有一种恐惧的。这种恐惧很类似于“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对于未来,谁也不敢保证什么,就是保证了也没有用。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多天才的预言家,能掐会算,可以卜知未来。我觉得,文革的地下写作,也就两个方面,一是对文革苦难的承担与反思,一是对未来的希冀。我们现在就没有必要去承担文革的苦难,因为那对我们来说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并且我们也没有经历过;我们能做的,也只有反思。我们的反思,可能非常深刻,但并没有切肤之痛。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文革的那一代地下写作者,对于苦难,就有切肤之痛了。他们是以苦难的名义,来表达对未来的希望;而他们的写作,也确实孕育了未来。我们常讲,整个的八十年代,就是由他们孕育的。当然,他们所孕育的八十年代,未必尽合他们的初衷。历史自有其道路,并不是个人的意志所能转移的。我觉得,孕育未来本身,就是一种理想主义。其实,文革本身,何尝不想着孕育未来呢?但是,毛泽东一作古,他的革命就再也进行不下去了。当然,这也不以毛泽东的意志为转移。在那个历史条件下,文革作为大灾难、大浩劫,被永远地封存,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可以在别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社会往往是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毛泽东的文革就是一个极端,而紧随其后的改革,则力图纠正这个极端。当然,纠正这个极端的时候,就会彻底否定这个极端。由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道路是漫长的。而漫长的路,又毕竟一步步走过来了。我们现在呢,已经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而这个极端,又让毛泽东的文革具有了崭新的意义。许多在文革中受苦受难的知识分子,也突然间如梦初醒,大彻大悟了,原来文革并不是诬蔑的那个样子。历史就是这个样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大是大非,也只有水落石出,才能够清楚。但是,文革中地下写作者所孕育的未来,却又显得那么是非不分。是非的标准已经荡然无存,黑白可以颠倒,历史可以编造,难道这就是向神圣与崇高开战的后果吗?未来并不见得那么美好。我们的现在,较之过去,那应该也算未来。作为过去未来的现在,就有许多缺点、不好,那么,现在的未来也是可以想见的。如果未来并不那么美好,甚至还有苦难,那么这未来,还值得相信吗?当然值得相信。既然彻底绝望的人都“未绝大冀于方来”,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未来呢?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能不能消灭苦难。实际上,所谓的苦难也就两种,一是天灾,一是人祸。对于天灾,我们大抵没有法子消灭,譬如地震、海啸、洪水,但是,我们却可以抗击它。至于人祸,我们则要力图避免,文革虽然是人为的动乱,但又说不上人祸,因为它有着高尚的动机。真正的人祸是没有高尚的动机的。关于文革究竟是不是灾难与浩劫,还会有许多的争论。可以说,毛泽东的身影到哪里,哪里就会有争论。毛泽东在历史上留下的身影太庞大了,就是文革受难知识分子的整体,依然诠释不了他庞大的身影。在毛泽东身后,有太多蚍蜉撼树,蚂蚁缘槐的事情了。然而,对于这些,去见马克思的毛泽东,恐怕也懒得理会了。也许,毛泽东的文革是没有未来的;也没有人希望毛泽东的文革有未来。但若毛泽东的文革真有了未来,似乎也没有什么挡得住。文革中的地下写作都能够孕育未来,那毛泽东的文革本身反倒不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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