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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若水:从学人之诗到诗人之学

2017-03-21 09:09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辛若水 阅读

  从学人之诗到诗人之学

  辛若水

  (一)所谓学人之诗

  其实,“学人之诗”与“诗人之学”的区分是非常刁钻的。但是,我们却能够在这刁钻的区分中,见出学人的灵心慧性。按照字面来解释,“学人之诗”,即是学问家所做的诗,而且在这里,是难免“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学人之诗是近于宋诗的,或者说即是宋体。当然,学人之诗在卖弄学问的同时,也难免汩没了性灵。其实,我们并不能够以学问的标准来评价学人之诗。因为无论评价什么诗,我们都只能有一个标准,那就是诗的标准。而与学人之诗相对的,也就是“诗人之诗”;可以说,诗人之诗,才是真正独抒性灵的诗;它决不是宋体,相反,更近于唐调。也就是说,在诗人之诗这里,学问本身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独抒性灵,写出天地间绝好的诗。在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比较中,所谓学人之诗是很容易落在下风的。因为学人之诗,并不合乎诗的标准。我们知道,在诗歌本身,最首要的就是表达情感;惟其如此,它才能够感染人。但是,学人之诗并不重视情感的表达,相反,它往往在那里说理。虽然道理也未尝不能感动人;但是,这本身却诉诸理性的。而真正动人心魂的诗歌,往往是诉诸直觉的。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通过理性的思考,就能够发现一首诗的妙处。但是,以理致、才学、议论见长的学人之诗,显然远离了人们的直觉。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学人之诗,只能够为学人所欣赏。亦即,在这里,诗歌本身并不具有终极性,相反,它不过是学人讲学的工具。如果这样说来,我们似乎又不好以诗的标准来要求学人之诗了。然而,即便如此,学人之诗依然是介乎学问与诗歌之间的怪物。在诗歌中卖弄学问,这是学人之诗的长处,也是学人之诗的短处。就学问而言,这是长处;而就诗歌而言,则又成了短处。但是,在这里,我们也不免思考一个问题,即学人之诗能否具有深沉的内涵。其实,学人之诗多有中年人的气度,也就是说,它更富有理性的精神。而诗人之诗,则多有少年人的闲愁与感伤,亦即更富有青春的精神。即便是执著于诗人之诗的黄仲则,也会有“结束铅华归少作,屏除丝竹入中年”的转变。我想,所以会有学人之诗或者宋体诗的出现,恐怕要在成熟的理性精神那里得到解释。当然,理性精神的成熟是有代价的,这一方面失掉了少年人的精神,另一方面也经验了“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的衰飒。其实,我们还应该看到另外一点,即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是有所交叉的。一方面学人之诗有着诗人之诗的本来,因为谁也不可能一下子便拥有成熟的理性精神,相反,大多人都经过“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时代,另一方面诗人之诗也难免以学人之诗为归宿,当然在这里轻狂的少年,已经经验沧桑,而具有了成熟的理性精神。其实,诗人之诗,是起点;而学人之诗,则是归宿;至于所谓的向诗人之诗的复归,那就是回光返照了。实际上,诗人之诗,是需要理性精神的洗礼的。在诗人,不也强调“无一字无来历”么?虽然这本身,作为教条,是很迂执的,当然,也非常好笑,但是,重视学问本身并不过。我们一般认为,诗人之学是非常荒疏的;他们并不能够与治经的博士相比。但是,在学问与诗歌之间,并不存在一个等号。也就是说,在这里,有一个转化的问题,即把学问化到诗歌中,如盐在水,不着痕迹。当然,这就走到严沧浪以禅喻诗的路线上去了。也就是说,在诗歌本身定要展现那种镜花水月般的境界。其实,以禅喻诗,也并不曾在真正意义上返回诗歌本身;相反,这依然是“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路线,只不过,它是以虚幻空灵的禅学为诗罢了。当然,许多醉心于以禅喻诗的人,并不曾意识到严沧浪实在和他所激烈排击的“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走了一条殊途同归的路线。如果说议论说理,会成为诗歌本身的障碍;那虚幻空灵的禅理,何尝不会成为诗歌本身的障碍呢?我们总讲,回归到诗歌的本来;实际上,这就是要回归到言志与缘情的路线上去。当然,言志与缘情,也有矛盾;甚至由这可以直接引导出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分野。但在这里,我们就不细论了。

  (二)汩没了性灵

  学人之诗最大的不好,就在于汩没了性灵本身。也就是说,学人最重视的是理致的表达,因为只有在理致中才积淀着成熟的理性精神;所以,它便不怎么重视灵光一闪抑或独抒性灵。在它看来,无论灵光一闪也好,独抒性灵也罢,都太过小家子气的;而且没有那种成熟的理性精神。我们知道标举性灵的袁枚,是很不认同学人之诗的。在他看来,学人之诗已经失掉了诗的本质;在诗本身就是应该独抒性灵或者说表达人的自然情性。我当然是反对汩没性灵本身的。但是,对于所谓的性灵,我却不能不有所反思。也就是说,过分地崇尚性灵,是难免具有小家子气的。杜甫有首《白小》诗说:“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鱼”,意即有种细小微末的东西,要大伙儿合起来才凑得成一条性命。南宋的“四灵”(即徐玑、徐照、翁卷、赵师秀)以及清代的性灵诗派都给人这种感觉。亦即,过分的崇尚性灵,是不可能有那种博大的气象的。我们所崇尚的李白、杜甫,都不曾尊崇过性灵,但却拥有着那种博大的气象。可以见所谓性灵,不过是末事。更何况,能够把灵性发挥到极致的人,并不是那些拥有灵心慧性的人,相反,却是冥顽不灵的愚鲁之人。也就是说,在过分崇尚性灵与汩没性灵之间,我是主张折衷的。过分崇尚性灵,会让诗歌的路越走越窄;这就如同过分崇尚神韵,同样会窄化诗歌的道路。但是,我们反对过分崇尚性灵,也并不意味着不要性灵或者汩没了性灵本身;如果诗歌本身失掉了那点灵性,就会给人一种板滞之感。所以,我们还是喜欢那种“行神如空,行气如虹”,“采采流水,蓬蓬远春”,“落花无言,人淡如菊”的感觉。可以说,诗歌中对性灵的崇尚,应该在以禅喻诗那里得到解释。当然,我们已经讲过“禅机与诗趣的完美合壁”了,这里不再重复。其实,以虚幻空灵为旨归的禅学,完全可以在镜花水月的诗意中表达出来。而在这个过程中,禅学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诗歌。其实,对性灵的崇尚,即可以印证这种影响。在这里,我还要强调一个观点,即性灵是内在于人本身的;亦即,性灵决不是为天才所独有,而所谓天才,只不过能够在具体的情境下,随机触发性灵罢了。完全没有性灵或者灵性的人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可以讲,每一个人都潜在地是一个天才。但是,许多潜在的天才,都最终陷入了集体平庸;在这里,所谓教育,是要付出很大一部分责任的。为了避免或者摆脱集体平庸,必须自由地发展个性;惟其如此,才能激发出潜在的天才。从某种意义上讲,崇尚性灵,是具有解放意义的;当然,这里的解放是指个性的解放。而所谓的汩没性灵,显然是反对个性解放的。也就是说,它要给诗歌戴上理性的枷锁。当然,即便对于理性的枷锁,我们依然要做辩证地分析。我说过,过分地崇尚性灵,会窄化诗歌的道路;相反,若是追求成熟的理性精神,即便以汩没性灵为代价,依然会拓宽诗歌的道路。在一般流俗的意见都认为宋诗劣于唐诗;但是,人们却不曾认识到另外一点,即宋诗实在拓宽了诗歌的道路。鲁迅先生讲过,好诗都让唐人给做尽了;既然如此,那后人怎么办呢?我想,也只有努力地开拓新的道路了。唐人重视个人性情的抒发,所以多有青春的精神;而宋人则重视社会、人生的反思,所以多有中年的理性。也就是说,诗歌由重视缘情的唐调转入重视说理的宋体,不仅是必然,而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我讲过,在诗歌中,除了情致,还有理致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理致是在情致之上的;一方面,我们可以以理化情,另一方面在理性中就积淀着情感。也就是说,学人之诗,并不是完全没有情感;只不过,这种情感已经积淀到了理性中。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更为深沉的情感。当然,如果诗歌致力于表达深沉的情感,是难免汩没了性灵本身的。因为性灵并不能够成就深沉,甚至也不能够为深沉所容;相反,它所成就的是飘逸,而这本身即便有灵气的往来,亦会颇多轻巧。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即在对诗歌的创作中,如何在深沉的理性与飘逸的灵性之间允执厥中。其实,这个度很难把握。如果能够很好地把握这个度,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便完成了统一。

  (三)所谓诗人之学

  一般认为,诗人之学是比较荒疏的。亦即,在诗人这里,学问并不具有终极性;相反,具有终极性的是诗本身。至于学问,在诗人这里,不过是供驱遣的诗料。所以,我们也不能够以学问家的标准,来要求诗人;也就是说,他们在驱遣诗料的时候,犯一些错误,还是可以原谅的;只要他们写出了绝好的诗,让人感动不已就是了。学问在学问家或者学者那里,是具有终极性的。多有以生命做学问的学者,这自然是值得我们佩服的;但是,我们同样佩服以生命做诗,甚至要呕出心血来的诗人。其实,在诗人之学这里,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诗人与学问的结合。可以说,在诗人这里,学问本身变得灵动活泼起来。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不可能找到学问家或者学者的迂腐;相反,学问本身在诗歌中获得了崭新的生命。把学问本身变得灵动活泼起来,这是诗人的功劳。既然学问是灵动活泼的,那它就不会去束缚人的自然情性。也就是说,在诗人之学这里,所谓学问决不会是自然人性的枷锁;相反,它倒成为了解放自然人性的工具。当然,这实在是让学问本身根植于自然人性。诗人之学,一方面根基于自然人性,另一方面是那样得灵动活泼。但是,如果以学问本身的标准来要求诗人之学,就会发现诗人之学是有许多荒疏甚至舛误的。那么,这些荒疏、舛误,能不能够得到原谅呢?我想,还是可以的。学人之学是以客观的真实为旨归的;而诗人之学,则服务于创造艺术的真实。而就艺术的真实而言,最多的是子虚乌有;但是,这子虚乌有,并不妨碍人性之真的表达。吴宓先生讲过,艺术是以幻显真;如果艺术准确地传达了人性之真,即便多有虚幻,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们甚至可以因为人性之真,而爱上艺术之幻。虽然从历史理性出发,我们并不认为乌有先生能够论证无是公;但是,在艺术的虚幻中,我们又何妨“姑妄言之妄听之”呢?也就是说,诗人之学,并不以达到客观的真实为旨归;相反,它要成就的是艺术的真实。所以,即便诗人之学有许多荒诞无稽的东西,我们依然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所谓的荒诞无稽,更可以成就艺术之幻的魅力。当然,要成就伟大的诗篇,仅仅凭借灵动活泼或者独抒性灵是远远不够的;相反,必须有扎实的学问积累。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诗人之学上升到学人之学的高度。当然,这一方面要求变诗人为学者;另一方面也要求诗人不为学问所束缚,也就是说学人之学不应该成为诗人之学的枷锁。在诗人,要有那种“儒者以一物不知为耻”的态度,但另一方面,又万不可有儒者的迂腐。诗人在学问方面应该有一种开放的态度,也就是说要旁学杂收、细大不捐;但是,诗人们所以砥砺学问,并不是要成为治经的博士;相反,它要做的是写出天地间绝好的诗。当然,诗人之学所要成就的恰恰是诗学本身。诗人并不能够凭空做诗;他定要有诗料,有可供参考的借鉴。诗学,则主要研究诗歌本身,为诗人的创造提供借鉴。在这里,我要强调一点,即诗学同样要有诗的灵性。我们只有懂得了诗,才谈得上对诗学的研究。如果研究诗学的人,根本就不懂诗,那就难免滑天下之大稽了。当然,懂诗,并不意味着就能够写诗;因为懂诗,属于鉴赏,在这里最紧要的是高山流水、得遇知音;而做诗,则属于创作,所以,这就需要灵犀一点。诗人之学,首先所需要的就是关于诗歌本身的学问。关于诗歌本身的学问,可以叫做“内学”,这主要涉及技巧。除了“内学”,还有“外学”。而“外学”对于成就诗歌本身,实在有着莫大的作用。陆游讲过:“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又说“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也就是说,丰富的社会生活、优美的自然风光,才是诗歌创作的源头活水。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诗人之学同样具有包罗万象的性质。当然,诗人之学是以诗的方式包罗万象的。所以,这种包罗万象就有一种虚幻的色彩。当然,这种虚幻也成就了诗歌本身的魅力。我以为,诗人之学是没有必要和学人之学较一日之短长的,因为二者属于不同的领域。诗人之学,以灵动活泼见长,但却不免荒疏;而学人之学,则以深厚扎实见长,却又难免迂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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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3-21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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