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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华:思想失踪年代的诗歌

2012-09-28 17:25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夏志华 阅读

  如果在这个年代还要写诗,就得质疑诗,在某个特殊的年代,有时候质疑比信仰更能让某个陈旧的事物焕发新的力量;在这个年代,如果你还在坚持诗以前的定义,那你就得彻底放弃语言好胜论观念。对于诗而言,积极抒情与危险思考都无法解决一个比诗本身更大的危险,因为思想失踪了。

  而在此时,我读到了卢辉的新著《七层纱》。可是,能比较集中地读到卢辉的诗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这到这样的一个时代——知识丰富得让人晕眩,思想也稀薄得让人窒息。思想失踪的年代,卢辉的诗和这个年代所有的文学艺术一样,承受着“思想失踪”这一灾难。因其思想失踪,这个时代选择了数化这种存在方式,社会也显示出鲜明的数化社会特征,数化人即使从神的身边走过,也不屑辨认神的身份而只能留下对利益和幸福的记忆,现代人从诗人的吟唱边走过,也会无动于诗歌之衷。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说,这导致一切既速朽又永恒,在失去一些圭臬般的参照后,所有行为的合法性也失去了根据,永恒和诗一样,都将与虚无重合。——在这种境遇下,诗人再忠诚的写作也无法让人复位。这让人以为诗失去了早先的定义,但就诗道德而言,诗人还是无法放弃诗的义务与责任。
  
  试错式写作遭遇仇恨也是知识
  
  思想失踪年代的生活——咸苦度在降低,甜幸度在增加,为人们提供灾难也会是甜蜜的灾难,诗、小说以及所有艺术都陷入了甜蜜与虚无的泥淖。在这种境遇下,有些诗人缺少思想的支点,而一味追随、歌咏、信崇理想,在毫无根据的浪漫主义情怀下,为了写作的成立而人造阳光,并把非事实的东西打扮得灿烂辉煌;虽然有另一些诗人置身世内而不息地写作,痛苦与忧郁是他们诗的主题,但是这类诗歌只能是一系试错的产品。

  在思想失踪的年代,试错式写作实在是难免,这不是诗人之错。我们了解诗的窘境,但我们还是会寄希望于诗,我们还是会想起诗人,想起王家新、欧阳江河、肖开愚、孟浪、南野,想起目前仍在坚持诗写作的张文兵、牧南、阿蒙、卢辉等,我们需要诗人给我们一些鲜明的启示。但是,目前中国的诗把我们逼进了诗歌史,这是一些至今仍然读诗的人所遭遇的窘境,这让我们想起一些仇恨上帝与人类的诗人,“诗不是暴雨,也不是狂风,它是一条庄严而富饶的河”⑴。这些在上帝面前也显得危险的诗人,降低了诗的危险性——诗不会总是以暴风骤雨的姿态来冲洗某个时代。是的,大诗一般会放弃语言的败坏与思想的好胜,因其庄严,我们才常常想到诗,瓦雷里说,诗总会让人得到启发。这是我们所处的思想失踪年代的人的最大需要,也是这样一个时代的人们最大的需要。卢辉的写作在坚持着瓦雷里式的启发,当然,这不是简单的事,在中国,只有远在几千年外的古人的圣思才能击中数化社会的要害,但是卢辉在不懈地做着有此类功能的写作,他不怕自己的诗展示更多的疑惑而显得不够鲜明与不够刚健锐利,他用试错的方式赋予诗更多的启发性,哪怕是试错让他的诗显得态度模糊。如对战争与正义的绝对性对立,卢辉在诗中说,一种声音落下,击中远远近近的硝烟(见卢辉诗诗著《红色的碎片》中组诗《穿过战争到达谁的伤口》)。在一个号称文明的社会,伤口其实并不遥远,我们知道这道精神伤口如花一样美丽,并被某些政治领袖冠上了正义之名,而卢辉借助这种正义化了的错误,提醒我们重新思考文明,试错的意义在于诗提醒我们,再美丽再正义那也是伤口。

  而那个让诗在任何年代都保持庄严而又富饶的诗人,那个对上帝行为和人类行为怀有仇恨的诗人,面对战争,似乎也开始藐视仇恨的价值而降低了自己的愤努,这证明战争与仇恨失去了必然的关联,并由此把诗从生命、把诗从情感、把诗从知识中分离出来,因此,诗从卢辉那也不再产生概念,进而也就不再混淆梦幻与事实。

  对于卢辉而言,试错的目的不是钟爱于错误的美丽,试错不是因为无法接近真理,试错是为了暴露错误,试错是因为人们已经不在追随真理,试错是因为鲜少从人们口中听到真理。在洛特雷阿蒙的年轻的心中,人的所有行为都在践蹋真理,人类的行为是全部的知识,而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仇恨也是知识的一部分,因此,诗不可能回答没有思想的问题。就这一点,卢辉的诗从来没有掩饰一种令人窒息的失望,只不过他要比一些诗人更理想化一些,也更坚定一些,因此卢辉说:“我看重的是诗歌对生命和灵魂奥秘的追问和揭示,能以超常的察识和睿智,揿亮现实与心灵的‘图景’,呈现出‘图景’深处的时代本相与灵魂刻度”(见卢辉《关于诗歌与生命的对话》)。这一态度显示出一种期待或者是个体文化意义上的诚实,但那些忧虑也是明显的。而其诚实和忧虑都是针对文化而言的,那么,我们就发现了卢辉面临且承受的困难与文化责任,在思想失踪的年代,诗何以能发现时代以及事物的本相呢?试错能否达到揭示本相的目的呢?

  人只有通过生命之美才能来判断死亡之美,但是,诗不可能通过死亡之美来期待希望之美!诗在还没有宣布放弃原来的原则的情况下,我们人不知道何故就超越了目前的世界,人也不知何故就超越了原来的人,人更不知何故失去了思想并放弃了诗,诗中那种上帝般智性的东西在人的目光中模糊起来,伦理、道德与义务、责任这些在这个时代更应该客观、清晰起来的东西失去了它的轮廓。具有上帝智性之爱的诗,“是有关主观和客观理性完全清晰的、快乐的、纯洁的和自由的意识”⑵。卢辉诗中的这类思考,将诗推向理性的核心,在诗的表达之外,他用哲学的方式关照这个时代,让诗站在哲学的高度思考人类之事,这关乎诗的道德的问题,而诗的道德涉及诗的义务。乔治·摩尔说:“……我称之为道德义务的那个观念,即在道德上有义务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一个特殊的场合做出行为的观念。”⑶。乔治·摩尔的观点让我们发现,诗在一个特殊的场合,甚至在一个特殊的年代,诗为人应该做些什么!也就是说,‘诗应该做那件事’或‘做那件事是诗的责任与义务’,这些思考显然在指导卢辉的写作。

  而最让卢辉感到恐慌的,思想失踪后,人们失去了表达功能而陷入沉寂,让人免受沉默之害,成了卢辉写作的阶段性目的。   诗保护人免受沉默之害
  
  在思想失踪的年代,大多数人已经感受不到沉默之害了。这是一个只有诗人才能明白其严重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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