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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小说是语言、是意思、是思想

2018-04-16 08:40 来源:长篇小说选刊 作者:阿来 阅读

  文化、文学本身就是沟通工具, 但如果说它过于奇特、过于讲究差异, 那么它的一部分沟通功能就消解了。

  阿来,藏族。1959年出生于四川西北部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毕业于马尔康师范学院。现任四川作协主席。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19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著有诗集《棱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等。《尘埃落定》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我的《机村史诗》

  阿 来

  我认为写作者的生活应该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阅读以往的经典文学作品;第二,安静地写作,通过一点一点的书写,建构一个自己的世界与空间;第三,光在书桌前写作还不够,杜甫老先生曾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说写作者也应当背上行囊,一个人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到生活的最深处,走走、看看、想想,这是一个写作者的本分。

  今天,让我给大家讲文学,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过去,比如八十年代,讲文学是比较简单的,全社会对于“文学是什么”、“文学有什么作用”这些命题并没有太多歧义,大家有一种共识。但今天,消费主义盛行,与此同时,伴随的是多元文化。所谓多元文化,便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对文学、文化设定自己的标准。而且,不同的人、机构出于不同的目的也会推崇、“扩张”不同的文学标准。

  比如,微博开始出现的时候,就有人宣称,这个时代是段子的时代。段子手通过微博发段子,而微博只能造一百四十个字。再比如,有些人力图出版带有更多图画的书,因为现在没有人有耐心认真读那么多字,并认为读图时代已经到来。其实读图从猿猴时代便已开始,因为当时还没有文字,到现在,已经过了几百万年了。

  与此同时,阅读的目的似乎也在发生变化。以往,谈及文学之功用,大概都会说到“丰富情感世界”、“加深对世界与生命的认知”、“提高审美能力”等。可现在,有些人会说,我不需要这些东西,不过是混混时间而已。因而谈文学,就变成了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所以说,当下是一个缺乏共识的时代,那么谈到文学,便缺乏会心的讨论。

  有人曾问布鲁姆赞同哪些文学,他说,要说清楚赞同什么文学很难,倒不如先说说反对什么文学,于是一口气说了四条。

  第一条,反对新批评。他当然可以反对新批评,因为批评方式与立场不同。

  但接下来一条,他居然敢说反对女权主义。女权主义,我想现在一般人是不敢反对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正确,就像你不能有种族歧视一样,同样你也不能质疑女权主义。

  第三条,反对绝对的文化多样化。有人说,文化多样化要怎么反对?他说,我就是要反对。实际上,当下很多成功的作家与作品都是基于文化多样化才产生的。比如,这些年在世界文坛上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家与作品,很多都不是来自于我们过去所习惯、所理解的欧美、传统与主流,像莱博尔、土耳其的帕慕克、还有石黑一雄等人。这些非主流文化到主流文化中心,文化多元化是巨大的推动力。但布鲁姆这样一个权威的批评家仍然提出要反对绝对的文化多样化。

  第四条,反对一切哈利波特文学。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二流、三流的小说,而读这些小说意味着将会损失读一流作品的时间和可能。更何况当下娱乐日益丰富,占用了越来越多的时间,那么也就是说阅读时间相对过去越来越少的同时,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读那种所谓流行的作品。实际上,对于这些作品的出版者、写作者而言,它们有着很大的商业价值,但能够提供给读者的价值却是需要质疑的。

  举布鲁姆的例子,其实就在于说明我们对文化、文学的理解可以如此的不一样。所以说,在这样一个众生喧哗的时代,每个人只要说出一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一些胆子比较大的、锐利的话,反而可能闻世。基于这样的原因,今天我才敢来这儿说这么长一段辩护词,从而为自己的胆怯辩护。

  我从2005年开始写《机村史诗》。写完《尘埃落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自己在做出版商,主编了四五种杂志。《尘埃落定》于1994年写完,随后有七八年的时间我基本上没有写过什么,中间只写过一本中篇小说,叫《遥远的温泉》。当时,中国作家协会的作家代表团去日本访问,住在温泉酒店里,那时我便想开始写小说。

  《机村史诗》当时被命名为《空山》,这个命名实际上存在着问题。因为中国文化的文字历史太长久,所以用到一些字词的时候需要反复斟酌。即在前人无数次使用一些字词,且非常成功之时,也就意味着这些字词已经被负载了一层意义且被接受下来。

  因而当我运用“空山”二字时,别人可能会说,“哦,王维啊,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当时我并没有体味到“空山”这一词所具有的附加象征意义。不过是觉得自然界的力量强大,在自然界的永恒之存在当中,人的悲欢离合——也许痛苦、也许欢喜,不过是一种短暂的存在,是一刹那、一弹指。但王维是大官、是功成名就的诗人,在长安城里办公累了,毅然回到他的辋川别业,然后“独坐幽篁里”,这表明它是一首通禅悟道的闲诗。

  显然,我与他所要表达的情绪是不同的。所以说,使用汉语要小心,使用历史悠久、产生传统文化积淀的文字更要小心,因为很有可能遇上前人已经附加上象征意义的语词。如果使用不够谨慎,读者可能会对作品产生误解。因而,我和曹社长商量,才有了现在这个名字。

  那么在我写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想要追求的是什么,时刻注意的是什么,或者说我想避免产生的写作问题是什么?

  首先,这部小说写的是边疆地带、偏远农村,而且是少数民族。它似乎离我们非常遥远。那么“遥远”便有可能产生两个结果:一是彻底地漠不关心。太远了,因而跟我们没有关系。二是,关心,但是完全把他们当成他者或异族,只看作是生活的反面。如若这样理解,就会产生番邦等等的误会。那么写作的时候,如何避免这两种情况的出现,是我非常注意的。实际上,写作就应当要考虑到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尤其是作品在和读者接触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摩擦和“火花”。

  其次,领会的偏差可能会影响写作。其实,很多关于边远乡村的各种题材的作品,其写作者严重地脱离实际。为什么?因为很多写作者害怕读者不能领会自身写作的意图或担忧写出来的真实的东西不够戏剧性,冲突不够强烈,便通过想象添加些虚假的成分,甚至揣摩读者喜欢什么,从而以期对想象中的读者群构成吸引。所以就使本身可以写的很好的东西变得很奇怪,变得风情化、风俗化、虚假,这些作品表面可能很热闹,但内里是苍白、空洞的,或者说只关注一些戏剧性的事件而忽视了对人本身的深入分析与解剖。这也是我写作时时刻刻警惕着的。

  小说创作应当有丰富的层次,不仅包括小说技术层面,也要有更深层的考量。如谈及描写人物,怎么写外在形象、怎么表现心理描写、如何抒情或思考?是应当考虑的,但如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刚才说的那两个问题,那么不管在细枝末节的技术上掌握得多么好,作品的意义是不大的。因为这样只能停留在昆德拉所说的游戏层面,没有上升到道德、历史评判层面。

  中国人讨论文学,往往会涉及“题材”,我却最怕听到这几个字。小说哪是题材啊?小说是语言、是意思、是思想。题材分类并不能分出小说的优劣高低,军事题材和爱情题材怎么比?我一开始写少数民族,也并未想这属于何种题材。当然,当代文学的确要写出其特殊性,但特殊性是自然存在的。比如,写人生活在某个村子里,在某种地域环境中,他吃什么、穿什么、想什么问题、走过哪些地方,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他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民族特性和地域性也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强调,是不言自明的。

  但现在我们过于强调地域特性,反而未能思考和深入到内在的、文化的、心灵的层面。吃的、穿的东西不一样,这是地域、文化、民族的差别,但最为基本的问题是生老病死,是生存,这些是共通的。如果我们能够提到这样一个层面来书写人的命运,那么那些特殊的东西其实也都具有了普遍性。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简·爱》。那些住在城堡的西方美女把自己腰弄得那么细、胸弄得那么挺、裙子撑得那么大,而有些人住在草房子里、困窘拮据。这些都是差异,但她们最终面临的人生最大的困境却是一样的——爱情。所以说我们的基本问题——生老病死、爱恨情仇,在终极意义上是一样的,尽管有着不同地域、文化、职业,甚至不同语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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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4-16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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