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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文学院教师忆路遥:儿时我曾和路遥争稿纸

2013-01-17 10:14 来源:中国新闻网 阅读

作者当年与路遥(右)合影 供图/曹培文

作者当年与路遥(右)合影 供图/曹培文

  曹培文

  去年11月17日是作家路遥去世20周年。每当人们谈起路遥,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我深感人们对这位已故作家的崇敬。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路遥对于我而言,从来没有特别的感觉。在我的内心,路遥就是我的父亲曹谷溪的一位好友,是《平凡的世界》中平凡的一员。小时候我为跟他争几张稿纸,甚至还引发过一次无从告人的不愉快。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幼稚和羞愧。路遥去世后,众人悲痛,我也很伤心。虽然已过去很多年,记忆中的路遥却常常让我想起,也算是怀念吧。

  为了半沓稿纸,我幼时曾怨恨过路遥

  在我很小的时候,确切的时间应该是1970年的夏末,西瓜成熟的季节。那时候我还没上小学,母亲领着我去延川县城看望父亲。父亲在县里工作,我跟母亲住在距县城40多里的乡下。因为父亲经常不在身边,所以我对父亲陌生而畏惧。

  我去县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得到一个写字的本本。因为我到了快能上学的年龄,母亲答应用父亲写文章的稿纸为我订一个。母亲没有多少文化,但对子女的教育还是非常在心的。她常常坐在院子里,一页一页翻着连环画册,用清涧腔很浓的普通话给我读“列宁的故事”。

  从家到县城几十里的路程,我们竟换了几次交通方式。记得先步行,继而是坐驴车,最后还搭乘过一辆两排座位相对的绿色吉普车。坐在里面风很大,噪音也很大,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才到了县里。

  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县城,城市的繁华令我眼花缭乱。这里要比我曾去过的集镇要大得多。父亲工作的县革委会在一个山坡上。顺着一道长长的石板坡上去,无需拐弯,径直找到二排十八号,就是父亲宿办合一的窑洞。不巧,父亲外出不在。只看到靠近掌炕的办公桌前坐着一个年轻人,正在铺开的稿纸上写字。母亲和他很熟,寒暄了几句后,他又坐下来继续埋头写字。我倚在母亲身上,母亲坐在靠近窗口的椅子上,我当时感觉只有羞怯和窘迫。

  母亲首先打破沉默,推了一把我说:“去跟你王卫国叔叔要一点稿纸。”我便勇敢地走过去,站在那位叔叔的面前。眼前这位叫“王卫国”的人,就是后来的著名作家路遥。那是我对路遥最早的记忆。

  路遥拿起写字的那沓稿纸,扯了一半递我。我正要去接,蓦地,他却将手收了回去,将那半沓稿纸较仔细地又一次一分为二,然后递给我。我接过稿纸转身,扑向母亲怀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好像受了极大的委屈。幼小的生命是多么脆弱和单纯!

  为了得到一个习字本,对于一个学龄前的孩子,从梦想到现实,委实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这个叔叔怎么这么小气!”我想,“你住的是我爸爸的窑洞,用的也是我爸爸的稿纸,这么小看人!”为此我还在心里暗暗怨恨过路遥,觉得他使我蒙受了巨大的羞辱。几十年过去了,到现在每当想到路遥,就会想起这件事。

  大年初一路遥来我家看父亲的藏书

  1971年,我家住在延川县城贾家坪公社的刘家沟。大年初一,刚刚吃过早饭,路遥就和他未婚的妻子林达两人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到我家。按当地的习俗,大年初一是不出门的,但思想激进的路遥,向来都不按套路出牌。头一天晚上,他和林达回延川郭家沟陪养父过除夕,第二天上午就到刘家沟找我的父亲。而且,一住下就不走了。

  那是一个粮食极度匮乏的年代,几乎整个陕北人都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穷光景。人们常说:“贼来不怕,客来怕。”记得有一次,为追回一块弟弟偷吃的玉米发糕,我将弟弟一直追到离村一里外的河畔。很多年后,弟弟还提起这件事。

  路遥却是我家的常客。当时村里住着北京知青,离我家很近。冬季农闲时都各自回京过春节,路遥和林达各占了一孔知青的窑洞住下。冬天日子短,又不上山劳动,村里都是一日两餐。虽然贫困,但春节期间的食品相对还是丰富的。家家都预备了一定数量的黄米馍、年糕,我家还磨了豆腐。

  他俩通常起床较晚,常常是饭熟了还不见他们进门,母亲就打发我去唤他们。母亲的任务是料理好每天的生活,有时候林达也偶尔帮忙。印象中的林达个子不高,梳着两个羊角辫,长得很清秀。

  吃完饭母亲收拾碗筷,路遥和林达就长时间陪父亲说话。有时低声细语,有时情绪激昂。虽然谈话的内容我不懂,大概离不开文学和时政。有时他们凑到我家的书柜前,翻看里面的书籍。当时我家有较多藏书,父亲还为这些书专门做了一个极富创意的书柜。柜子的下半部分是一个可以揭起的整板,揭起就是个桌子。那个年代一般家庭是没有那么多藏书的。路遥经常光顾我家,除了跟父亲讨论学问,另外一个原因大概是冲着父亲的藏书。他们挑选好喜欢的书,就躲到知青的窑洞看书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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