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令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就职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出版批评专著《新城市文学的新语言》《新城市文学的新力量》，在《文艺报》《文学报》《中国艺术报》《中国文艺评论》《青年文学》《大家》等发表文艺评论百多篇。曾获第二届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大奖文学评论奖、第十一届深圳青年文学奖、粤港澳大湾区文艺评论奖等等。曾担任历届睦邻文学奖评委。
太阿长诗《补天记》历时10年（2014—2023），分为五卷：石窟之门（2017）、白鹭在飞（20（19）、冲傩：昨日的大典（2020—2021）、光的暴雨（2017）、苗歌：渡过浑水河（2014—2023）。《补天记》长达3435行。
《补天记》写成了三个伟大的遗憾
一是可能无法公开出版。如果要公开出版它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补天记》了。能读到《补天记》目前版本的读者是幸运的。如果说这是一个遗憾的话，那么作者、读者以及这个时代，都会愿意接受这个遗憾。
二是几乎无法翻译。从翻译本身的难度、文化的独特性来看，《补天记》要翻译成英语是非常困难的，从诗的角度和译介经验来看，《补天记》几乎无法翻译。造成的后果是，它可能无法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或者别的什么国外奖项，也无法与外国的学者交流，所以《补天记》是属于中国的。在某些方面，我不认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生死疲劳》比《补天记》更具有人类普遍的意义。如果这是一个遗憾，我认为确实是一个伟大的遗憾。
三是阅读的难度。可以说，《补天记》创造了一种新的难度书写。评论家赵卡说它创造了历史，这不是普通的历史，它涉及少数民族苗族文化、傩文化与仪式、心灵和情感史、中华民族史、个人成长史、村庄史、城市史等。我相信大部分读者是无法进入这部诗集的，包括我自己。《补天记》那瑰丽繁复、冲荡而下的叙述，以及时空的来回穿梭，冲傩祭典、神灵巫祝，以及对人类，对宇宙的凝视等——由此，在没有充分的阐释和流传之前，我只能说，这部《补天记》是一部野心之作，是太阿写给自己的，是他试图写给民族，一部分人，再大一点讲写给中国人的一个作品。至于读者，本就太少，加之理解难度，我想太阿是根本不会在意的。
《补天记》再一次展现了强烈的世界意识
佩索阿、希尼、索因卡、华莱士、库切、沃尔科特等诗人作家身上展现出强烈的世界意识，他们在写作中，从来没有停止思考什么是“历史”，什么是“世界”，什么是“民族”，什么是“我”，从来没有停止追问他们的本来真相以及深刻关系。世界意识，源于历史意识、地域意识、身份意识、悲剧意识这四种意识的叠加和交织。在现代城市诗歌中，像太阿这样具有世界意识的诗人并不多见。特别在2017年出版的另一部诗集《证词与眷恋——一个苗的远征》之后，太阿的世界意识显得更加强烈了。他的《补天记》既站在故乡（太阿诗歌展示了他的故乡的边缘性又无不突出了中心性），又站在时代的前沿，站在文明的兴盛之地（深圳这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当然，这并不能成为他拥有世界意识的理由，世界意识某种程度上讲是——意识到世界，尤其是世界与个体的关系。传统文化、童年经验、地方性、民族性直接构成“世界”在太阿的思想观念中的投影，随着他不断开拓活动疆域，经历更广大、更多元的世界，经历失落和失败，另一个“我”对“我”的反抗便产生了，由此引发了诗的悲剧，悲剧意识是进入世界意识的第一道门槛。太阿说：“我在诗中展现的形象或塑造的意象，每一次都是对自己的重塑；每一次都想以梦笔在坚硬的大地上，而非沙滩上，画出自己的影子，折射而并非记录生活，希望具有时间的意义；因此每一次说话都努力忠于自己的音色，但总有感动自己的力量让诗发出‘异质’的尖叫或者呢喃。”这表明，《补天记》当中，太阿每完成一首诗歌，既是大地上的影子，是时间的延续，异质的尖叫，也是一次自我的重塑，是世界意识的觉醒。
《补天记》是高傲而独立的诗人的“远征”之作
太阿宣称要写出“一个苗的远征”，向外或向内的远征，向外有《证词与眷恋——一个苗的远征》，已公开出版；向内的远征就是这部《补天记》。我相信，太阿的远征还没有完结，它永远不可能完成，因为时代不会让他轻松地到达远征之地，又因为时代和历史的关系，它心目中的远征之地是不确定的，譬如人类历史上的大灾难大迁徙，谁能预料到未来如何，连上帝也不能，所以太阿注定要永远在路上了。值得注意的是，太阿的灵魂和身体里的动物——猴子、大象、老虎、斑马、白鹭有其各不相同的精神，它们遥望太阿的原乡和至上的圣典，遥望古老的冲傩祭祀，与上古神灵的对话，苗族的乐歌，笙与鼓，火与水、古井，森林……我想到历次人类迁徙当中，伴随人类的，还有火种，家禽和动物，最重要的是，要有荷马以及他的歌唱与吟诵。太阿的诗歌写作，我想符合我的这种想象。
《补天记》展现了民族与城市的通灵秘史
巴尔扎克说小说是民族的秘史，诗歌何尝不是民族和人类的心灵秘史、情感秘史。但这并不简单，《补天记》这样体系化的历史写作，是一个勇敢的写作。如果把《补天记》放到一个新的坐标中，我认为它涉及了四分之一的中国文化史，涉及了八分之一或十六分之一的世界文化史。《冲傩：昨日的大典》、《苗歌：渡过浑水河》这两首卷可见一斑，它写到了西南少数民族和楚文化与南方现代城市的文化的融合对比，写到了诗人如何在这两种文化当中生活和经历，诗人是痛苦的，焦灼的，矛盾的，他既希望写下永恒，但又无时无刻处于动荡之中。诗人是一匹豹子，在钢筋水泥的囚笼中彷徨与消磨。他又是斑马，身上间隔性地生长着两种颜色，那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色，何尝不是悲剧的颜色。好就好在，太阿没有放弃人的一种超强的能力，即通灵的能力，所以说我太阿写下了民族与城市的通灵秘史。一方面，他尊崇少数民族的灵巫与祝祷文化，汲取儒道文化滋养，他以圣灵法师的眼光去观察远古文明以及当下的世界和时代，另一方面，他在城市当中，中国的和世界的城市当中，现代文明那巨大的改造机器改造着他，但他没有退败，而是葆有自己身上那种独特的民族性——犹如斑马一般，守护通灵秘史。
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不会拥有城市，一个没有自我的人，也不会拥有世界。太阿和他的《补天记》，正因为难以挽回的伟大的遗憾，始终如一的世界意识，还有他的远征，他的民族与城市的通灵秘史，这个诗人和这部作品，可能在未来留下闪光的痕迹。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但仅限于梦寐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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