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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评论

梁实秋批评鲁迅的翻译:“强译、硬译,稀奇古怪”

2021-01-13 10:21 来源:翻译教学与研究 阅读

本文转自:凤凰网读书

鲁迅与梁实秋

鲁迅与梁实秋两位文学大家,曾在同一个时代引领一时之文学风潮,但是一场将近10年的论战,使两人成为最为人所知的死对头,造就了民国文坛有名的一段公案。两人从文学观点到政治立场,笔战升温,直至梁被鲁迅斥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可谓是硝烟弥漫。但这场论争的导火索,竟然是一场翻译风波。

1929年9月,梁实秋在《新月》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论鲁迅先生的“硬译” 》的文章,质疑鲁迅的翻译,认为其是“硬译” 、“死译”,说这“稀奇古怪的句法,读了等于不读”,于是白话中文诞生未久,便遭遇了这次翻译理论的交锋。

论鲁迅先生的“硬译”

文/梁实秋

西滢先生说:“死译的病虽然不亚于曲译,可是流弊比较的少,因为死译最多不过令人看不懂,曲译却愈看得懂愈糟。”这话不错。不过“令人看不懂”这毛病就不算小了。我私人的意思总以为译书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令人看得懂,译出来而令人看不懂,那不是白费读者的时力么?曲译诚然要不得,因为对于原文太不忠实,把精华译成了糟粕,但是一部书断断不会从头至尾的完全曲译,一页上就是发现几处曲译的地方,究竟还有没有曲译的地方,并且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竟还落个爽快。死译就不同了:死译一定是从头至尾的死译,读了等于不读,枉费精力。况且犯曲译的毛病的同时决不会犯死译毛病,而死译者却有时正不妨同时是曲译。所以我以为,曲译固是我们深恶痛绝的,然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

什么叫死译?西滢先生说:“他们非但字比句次,而且一字不可增,一字不可先,一字不可后,名曰翻译,而‘译犹不译’,这种方法,即提倡直译的周作人先生都谥之为‘死译’。”“死译”这个名词大概是周作人先生的创造了。

死译的例子多得很,我现在单举出鲁迅先生的翻译来作个例子,因为我们人人知道鲁迅先生的小说和杂感的文笔是何等的简练流利,没有人能说鲁迅先生的文笔不济,但是他的译却离“死译”不远了,鲁迅先生前些年翻译的文字,例如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还不是令人看不懂的东西,但是最近翻译的书似乎改变风格了。今年六月十五大江书铺出版的《卢那卡尔斯基:艺术论》,今年十月水沫书店出版的《卢那卡尔斯基:文艺与批评》,这两部书都是鲁迅先生的近译,我现在随便捡几句极端难懂的句子写在下面,让大家知道文笔矫健如鲁迅先生者却不能免于“死译”:

“这意义,不仅在说,凡观念形态,是从现实社会受了那惟一可能的材料,而这现实社会的实际形态,则支配着即被组织在它里面的思想,或观念者的直观而已,在这观念者不能离去一定的社会底兴味这一层意义上,观念形态也便是现实社会的所产。”(《艺术论》第七页)

“问题是关于思想的组织化之际,则直接和观念形态,以及产生观念形态生活上的事实,或把持着这些观念形态的社会底集团相连系的事,是颇为容易的。和这相反,问题倘触到成着艺术的最为特色底物质的那感情的组织化,那就极其困难了。”(《艺术论》第十二页)“

内容上虽然不相近,而形式底地完成着的作品,从受动底见地看来,对于劳动者和农民,是只能给与牛肉感底性质的漠然的满足的,但在对于艺术底化身的深奥,有着兴味劳动者和农民,则虽是观念底地,是应该敌视的作品,他们只要解剖底地加以分解,透彻了那构成的本质,便可以成为非常的大的教训。”(《文艺与批评》第一九八页)

够了。上面几句话虽然是从译文中间抽出来的,也许因为没有上下文的缘故,意思不能十分明了。但是专就文字而论,有谁能看得懂这样希奇古怪的句法呢?我读这两本书的时候真感觉文字的艰深。读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出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

鲁迅先生自己不是不知道他的译笔是“蹩扭”的。他在《文艺与批判》和《译者后记》里说:“从译本看来,卢那卡尔斯基的论说就已经很够明白,痛快了。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折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我们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是无所得。“硬译”和“死译”有什么分别呢?

鲁迅先生说“中国文本来的缺点”是使他的译文“艰涩”的两个缘故之一,照这样说,中国文若不改良,翻译的书总不能免去五十分的“晦涩”了。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有些种句法是中文里没有的,翻译之难即难在这个地方。假如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那么翻译还成为一件工作吗?我们不能因为中国文有“本来的缺点”便使“读者硬着头皮看下去”。我们不妨把句法变换一下,以使读者能懂为第一要义,因为“硬着头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并且“硬译”也不见得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假如“硬译”而还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那真是一件奇迹,还能说中国文是有“缺点”吗?

(1929年9月10日《新月》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

之后,鲁迅开始在《萌芽月刊》上发文回击,从此开始了两个人旷日持久的翻译大论战。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文/鲁迅

1

听说《新月》月刊团体里的人们在说,现在销路好起来了。这大概是真的,以我似的交际极少的人,也在两个年青朋友的手里见过第二卷第六、七号的合本。顺便一翻,是争“言论自由”的文字和小说居多。近尾巴处,则有梁实秋先生的一篇《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以为“近于死译”。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就引了我的三段译文,以及在《文艺与批评》的后记里所说:“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这些话,细心地在字旁加上圆圈,还在“硬译”两字旁边加上套圈,于是“严正”地下了“批评”

道:“我们‘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是无所得。‘硬译’和‘死译’有什么分别呢?”

新月社的声明中,虽说并无什么组织,在论文里,也似乎痛恶无产阶级式的“组织”、“集团”这些话,但其实是有组织的,至少,关于政治的论文,这一本里都互相“照应”;关于文艺,则这一篇是登在上面的同一批评家所作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的余波。在那一篇里有一段说“……但是不幸得很,没有一本这类的书能被我看懂。……最使我感得困难的是文字,……简直读起来比天书还难。……现在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用中国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写一篇文章告诉我们无产文学的理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字旁也有圈圈,怕排印麻烦,恕不照画了。总之,梁先生自认是一切中国人的代表,这些书既为自己所不懂,也就是为一切中国人所不懂,应该在中国断绝其生命,于是出示曰“此风断不可长”云。

别的“天书”译着者的意见我不能代表,从我个人来看,则事情是不会这样简单的。第一,梁先生自以为“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究竟硬了没有,是否能够,还是一个问题。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第二,梁先生虽自来代表一切中国人了,但究竟是否全国中的最优秀者,也是一个问题。这问题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里,便可以解释。Proletary这字不必译音,大可译义,是有理可说的。但这位批评家却道:“其实翻翻字典,这个字的涵义并不见得体面,据《韦白斯特大字典》,Proletary的意思是:A citizen of the lowest class who served the state not with property, but only by having children。……普罗列塔利亚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至少在罗马时代是如此〕”其实正无须来争这“体面”,大约略有常识者,总不至于以现在为罗马时代,将现在的无产者都看作罗马人的。这正如将Chemie译作“舍密学”,读者必不和埃及的“炼金术”混同,对于“梁”先生所作的文章,也决不会去考查语源,误解为“独木小桥”竟会动笔一样。连“翻翻字典”〔《韦白斯特大字典》!〕也还是“无所得”,一切中国人未必全是如此的罢。

2

但于我最觉得有兴味的,是上节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里,有两处都用着一个“我们”,颇有些“多数”和“集团”气味了。自然,作者虽然单独执笔,气类则决不只一人,用“我们”来说话,是不错的,也令人看起来较有力量,又不至于一人双肩负责。然而,当“思想不能统一”时,“言论应该自由”时,正如梁先生的批评资本制度一般,也有一种“弊病”。就是,既有“我们”便有我们以外的“他们”,于是新月社的“我们”虽以为我的“死译之风断不可长”了,却另有读了并不“无所得”的读者存在,而我的“硬译”,就还在“他们”之间生存,和“死译”

还有一些区别。

我也就是新月社的“他们”之一,因为我的译作和梁先生所需的条件,是全都不一样的。

那一篇《论硬译》的开头论误译胜于死译说:“一部书断不会完全曲译……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末两句大可以加上夹圈,但我却从来不干这样的勾当。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读了会“落个爽快”的东西,自有新月社的人们的译着在:徐志摩先生的诗,沈从文凌叔华先生的小说,陈西滢〔即陈源〕先生的闲话,梁实秋先生的批评,潘光旦先生的优生学,还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义。

所以,梁先生后文说:“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这些话,在我也就觉得是废话,虽说犹如不说了。是的,由我说来,要看“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样,要伸着手指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的。看地图虽然没有看“杨妃出浴图”或“岁寒三友图”那么“爽快”,甚而至于还须伸着手指〔其实这恐怕梁先生自己如此罢了,看惯地图的人,是只用眼睛就可以的〕,但地图并不是死图;所以“硬译”即使有同一之劳,照例子也就和“死译”

有了些“什么区别”。识得ABCD者自以为新学家,仍旧和化学方程式无关,会打算盘的自以为数学家,看起笔算的演草来还是无所得。现在的世间,原不是一为学者,便与一切事都会有缘的。

然而梁先生有实例在,举了我三段的译文,虽然明知道“也许因为没有上下文的缘故,意思不能十分明了”。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中,也用了类似手段,举出两首译诗来,总评道:“也许伟大的无产文学还没有出现,那么我愿意等着,等着,等着。”这些方法,诚然是很“爽快”的,但我可以就在这一本《新月》月刊里的创作——是创作呀!——《搬家》第八页上,举出一段文字来——

“小鸡有耳朵没有?”

“我没看见过小鸡长耳朵的。”

“它怎样听见我叫它呢?”她想到前天四婆告诉她的耳朵是管听东西,眼是管看东西的。

“这个蛋是白鸡黑鸡?”枝儿见四婆没答她,站起来摸着蛋子又问。

“现在看不出来,等孵出小鸡才知道。”

“婉儿姊说小鸡会变大鸡,这些小鸡也会变大鸡么?”

“好好的喂它就会长大了,象这个鸡买来时还没有这么大吧?”

也够了,“文字”是懂得的,也无须伸出手指来寻线索,但我不“等着”了,以为就这一段看,是既不“爽快”,而且和不创作是很少区别的。

临末,梁先生还有一个诘问:“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翻译之难即在于这个地方。假如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那么翻译还成为一件工作吗?……我们不妨把句法变换一下,以使读者能懂为第一要义,因为‘硬着头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并且‘硬译’也不见得能保存‘原来精悍的语气’。假如‘硬译’而还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那真是一件奇迹,还能说中国文是有‘缺点’吗?”我倒不见得如此之愚,要寻求和中国文相同的外国文,或者希望“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我但以为文法繁复的国语,较易于翻译外国文,语系相近的,也较易于翻译,而且也是一种工作。荷兰翻德国,俄国翻波兰,能说这和并不工作没有什么区别么?日本语和欧美很“不同”,但他们逐渐添加了新句法,比起古文来,更宜于翻译而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开初自然是须“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很给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经找寻和习惯,现在已经同化,成为己有了。中国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还要不完备,然而也曾有些变迁,例如《史》

《汉》不同于《书经》,现在的白话文又不同于《史》《汉》;有添造,例如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须新造,——说得坏点,就是硬造。据我的经验,这样译来,教之化为几句,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但因为有待于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国文是有缺点的。有什么“奇迹”,干什么“吗”呢?但有待于“伸出手指”,“硬着头皮”,于有些人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不过我是本不想将“爽快”或“愉快”来献给那些诸公的,只要还有若干的读者能够有所得,梁实秋先生“们”的苦乐以及无所得,实在“于我如浮云”。

但梁先生又有本不必求助于无产文学理论,而仍然很不了了的地方,例如他说:“鲁迅先生前些年翻译的文学,例如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还不是令人看不懂的东西,但是最近翻译的书似乎改变风格了。”只要有些常识的人就知道:“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但同是一个外国文,因为作者各人的做法,而“风格”和“句法的线索位置”也可以很不同。句子可繁可简,名词可常可专,决不会一种外国文,易解的程度就都一式。我的译《苦闷的象征》,也和现在一样,是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的,然而梁实秋先生居然以为还能看懂者,乃是原文原是易解的缘故,也因为梁实秋先生是中国新的批评家了的缘故,也因为其中硬造的句法,是比较地看惯了的缘故。若在三家村里,专读《古文观止》的学者们,看起来又何尝不比“天书”还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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