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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回望与断想

2021-01-29 09:39 来源:东方文化杂志 阅读

过去的一百年,“五四”在不同的文化立场下,被塑造出了一幅幅人们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这一方面源于“五四”作为矛盾统一体的属性——它包容了多种不尽相同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思想趣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评判者对于历史的“选择”。

众所周知,“五四”得名于一场青年运动。青年与“五四”的渊源,也由此被一再提及。单就这一论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五四”提供给青年的启示,有多少不曾被时间湮没?在“五四”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中,哪一些还可以加诸今日及未来之青年?

我以为,“五四”之于青年,忧患与担当是最紧要的启示。一个世纪以前,开眼看世界的一代文化先驱,看到的是中国与西方“思想差迟,几及千载”、“一日千里,吾人奋起直追犹并不及”的残酷现实;对国疾民瘼的深切体验,让他们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忧声——“此种散沙之国民,投诸国际生存竞争之漩涡,国家之衰亡,不待蓍卜”(陈独秀),“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鲁迅)。可以说,正是这些先驱者的沉痛忧患,直指民族衰朽的根因,也成就了“五四”汰旧鼎新的功绩。因忧患,才会有无畏的担当。

在那个颓败的时代,对于民族的兴亡大计,谁应当尽更多的义务?谁应该有更大的承担?“五四”提供的答案是——青年,只有青年。对论敌“一个都不宽恕”的鲁迅,对青年一直抱着宽容、期许、保护的态度。他赏识“稚气的”、“不安定”的青年,愿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在鲁迅看来,“五四”所代表的彻底的文化改造立场,必须诉诸充满生力的主体——那便是时代之“新青年”。

“担当”与“忧患”,着眼于对现实的批判性改造。倘若丧失了这种“不安定”和“向上走”的能动性,青年便偏离了“新青年”的本义,回到了中庸老成、未老先衰的旧路子上去。这里提一桩人们并不陌生的公案。1925年2月,鲁迅应《京报副刊》之请在《青年必读书》的附注中写道:“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此文发表后,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很收些赞同和谩骂的信”。这番对于“中国书”的惊世骇俗的评价,实际上,是对于当时文化界复古思潮的一种反拨。在“整理国故”的倡导下,一些青年“踱进研究室”,自造起“活埋庵”;还有青年听奉“纯艺术”的信念,搬入“艺术之宫”,许久不愿出来。对这样的情形,鲁迅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和嘲讽:

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本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强聒不舍”,也许是一个药方罢,但据我所见,则有些人们——甚至竟是青年——的论调,简直和“戊戌政变”时候的反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

——《华盖集·通讯之一》

鲁迅

在鲁迅眼里,所谓“研究室”或“艺术之宫”,无非束缚青年言行的“精神的枷锁”,乃是公设的“圈套”。青年进了这个“圈套”,“虽然是自己愿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计。”反对青年埋首故纸堆或“为艺术而艺术”,源于特定时期青年作为社会变革主导力量的角色;也就是说,青年所关怀的当重在社会,而非“纯”的学术和艺术。在新文化运动中,这不仅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化先驱对“新青年”的召唤,同样,也是他们义无反顾、亲身躬行的理念。

“五四”时代,鲁迅、钱玄同、陈独秀、胡适,这些完全可以稳稳当当做一流学者的思想巨擘,居然“一窝蜂”地做起了从学术眼光来看简直不值一提的时评、杂感和白话小说。而且,他们还全然不顾“价值中立”的“学术规范”,常常“拼命走极端”,发起诸如“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吾人只得任取其一”、“不读中国书”一类明显流于偏激的议论。在几近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空气下,传统所有对现实有利的事实,他们都视而不见;传统所有于现实不利的现象,他们又都会加以渲染和放大。这哪里是探讨学术的口吻,又哪里有平和中正的学者风范呢?

显然,对于他们,学术与思想的自觉蕴于启蒙的自觉,更蕴于改造社会的“矫枉必过正”的意图。这些不那么年轻的“新青年”们,视学术为社会之公器,所期望的是社会与民众在学术外获益——“他们的价值观念都异常地鲜明,不但理性健全,而且激情充沛,不但大胆探索,而且勇于践行。他们始终把人的价值看作终极价值,而不是学术或其他。他们深知学术的界限。假如学术一旦妨碍了对真理、对自由、对人的权利的追求,那么,他们就会随时扔掉它,恰如扔掉一只脏手套!”(林贤治:《五四:没有学者的时代》)

《学衡》是本以极鲜明的态度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刊物

《学衡》是本以极鲜明的态度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刊物。

有意味的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强硬反对派那里,情形也是殊途同归。无论是对白话文运动的剧烈抵制,还是“昌明国粹”、“读经救国”的疾呼,他们也并没有安安心心做自己的学问,而是搁置手中的经书,卷入了一场又一场唾沫飞扬的论战。当然,在标准化的叙述里,他们的面容陈腐而迂晦,未必有“新青年”一般“进步”的觉悟和识见;但不可否认,他们的态度同样是恳切而热忱的,着眼点也依然是现实社会。如此一来,“五四”时代的天下学人——无论是启蒙还是反启蒙——皆成“战斗的学者”。或“猛进”或怀古,他们并不将“为人生”、“为社会”视作“为学术”的拖累,也从不缺乏介入公共事务的热忱,自然比不得今日象牙塔中的学者这般怡然清静,潜心术业考究,全不问窗外雨声风声。

某种意义上,“五四”时代的“新青年”,亦即有热情、现代意识和公共关怀的主体。所谓“新青年”,不是一个年龄阶段的代称,而是一个精神主导的概念。正如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里所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在新文化先驱者的眼里,理想的“新青年”,有着超常的敏锐、敏捷和敏感;欣喜在他们脸上写下欢乐,疼痛在他们胸口烙下伤痕;观照现实的忧患,更是让他们感觉因袭的重负,产生向上的动力和热情。这种基于忧患意识而又敢于担待的情怀,是“五四”的精髓,更是再造中国之元素。

一百年过去了。遥想上世纪初叶,那些身影活跃在历史深处的“新青年”们,对触目所及的时代痼疾心存忧患,甘于为了宏远的社会抱负有所追求,有所承担。过去和未来,他们都属于“醒着的”、“要前进的”的青年,自是民族的脊梁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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