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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头”与文学:鲁迅和沈从文的两条路线

2020-12-18 09:41 来源:凤凰网文化 作者:王德威 阅读

鲁迅由于一张幻灯片“弃医从文”的故事被大众所熟知,也影响了五四以后的诸多作家。在他的散文与小说之中,闹哄哄观看“砍头”这一极刑的大众是冷漠与愚昧的代名词。鲁迅希望通过对身体与心灵的对照描写,达成改变中国人精神的宏愿。

学者王德威对此产生了质疑。他认为鲁迅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批判观看的大众,实则维护了以极刑规训群众的政治思维,是“惫懒又犬儒”的。对比来看,沈从文对于“砍头”的描写,则抽离了“身体与精神、社会与礼教、国家与国魂”之间的象征链条,以“温柔”与“抒情”的描写,给现代小说的叙事方式觅得了另一条出路。

本文摘自王德威的《想象中国的方法》,作者以“砍头”切入,对比了鲁迅与沈从文的写作方法,以新的角度理解中国现代文学。

1906年,日本仙台医学专校的中国留学生鲁迅在课余幻灯欣赏时,看到一个画面:一群中国人正兴致勃勃地围观一桩砍头盛事。被砍的也是中国同胞,行刑者则为日本人,行刑地点却在中国东北。犯人的罪名是:日俄战争期间替俄国人作军事侦探。这张幻灯画面深深震撼了鲁迅。如其日后所言,学期未毕,他即遄返东京,随之竟弃医学而就文学。砍头一景,俨然成为刺激鲁迅生命志业的源头,亦从而掀开了现代中国文学的新页。

鲁迅对头与砍头的执念,再在可见诸文章。无独有偶的,五四作家中另有高手,也曾把无“头”故事写得头头是道。这不是别人,竟是沈从文。提起沈从文,我们立即联想到他温柔敦厚的品格、抒情婉约的文字、乡土田园的故事。谁曾想到他和血丝呼拉的头­会有所轇轕?但沈从文不但写,而且写了不少有关砍头的文字。他少年从军,曾亲见多起千人受屠的大场面;看幻灯作文的鲁迅与他相比,反倒是小巫见大巫了。

然而沈从文有关砍头的小说或散文里,不见郁愤激越,却有反常的平静从容。难道他真如过去极左派所言,黄连树下弹琴、死人堆上跳舞,苦中作乐到极点了么?就算“反动保守”,沈亦实可不必冒这样题材的大不韪。他的砍头文字因此值得细思。我以为它们一方面凸显了沈少年经验的传奇面,一方面也透露了他温暖闲适的抒情哲学后,前卫叛逆的冲动。

而与鲁迅作品合观,我们更可见两者为现代中国写实文学的美学及道德尺度,所形成的一场主要对话。

青年鲁迅

青年鲁迅

01

在1906年的那张幻灯里,鲁迅看到清末中国人最卑怯投机又麻木不仁的劣根性。 何以日俄两军在中国的领土厮杀而中国人仍甘为其所役,打探侦察? 何以自己同胞受戮,而中国人仍张口垂涎,津津有味地欣赏砍头大观? 鲁迅的忧愤,莫可言喻。 16年后,在小说集《呐喊》的序言中他写道:“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 ”

这段文字,剀切动人,可以视为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基调。医学只能救治中国人病弱的皮囊,惟有文艺才能改造他们的心志,使他们免于没“头”没“脑”、行尸走肉地生活。躯体的腐朽断裂,犹可担待,重寻心灵的头绪,才是首要之务。更进一步说,中国人引颈待戮之灾,何尝不肇始于他们精神上的身首异处?

鲁迅对头与身体、身体与心灵的对照描写,果然卓显他的文学才具。而他自述1906年亲睹幻灯,愤而弃医就文的经过,实已极具戏剧张力。较之说部创作,亦不遑多让。学者如李欧梵等业已指出,由于缺乏实证,这场幻灯经验有可能出于杜撰,本身就是一件文学虚构!到底鲁迅是否看过那张改变他一生的幻灯片,恐怕要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桩无头公案。但值得我们注意的,不是幻灯的有无,是鲁迅“无中生有”,以幻代真的能力,他从文字幻象凝聚毕生执念的才华。不仅此也,鲁迅看砍头幻灯的自述,原就是他回顾创作之路,为自己、也为读者“追加”的一个起点,“后设”的一个开头。我们因而要问,此“头”果系彼“头”乎?何以一开头即是断头?

《促使鲁迅弃医从文的照片为三船敏郎之父所摄》

图片来源:《促使鲁迅弃医从文的照片为三船敏郎之父所摄》,【日】铃木正夫著,赵陕君译,发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丛刊》2020年第1期

砍头或头的意象,在鲁迅小说和散文中均有发挥。著名的《药》写的就是革命志士刀下断头的血,如何竟沦为民间偏方的故事。烈士的血到头来既不能治心,也不能治身。我们也都记得《阿Q正传》中,犯人被绑赴刑场,砍首示众的场面,如何成为阿Q心中的绝妙好戏;而阿Q最后莫名其妙地被枪毙了事,如何成为围观群众的一大遗憾。还有《故事新编》中的《铸剑》,眉间尺为报杀父之仇,不惜自刎其颈,以求知交黑衣人能藉机谋刺秦王。故事的高潮中,眉间尺、黑衣人及秦王的三颗头­俱落秦廷镬中,啮咬追逐,为鲁迅作品中最奇诡的景象之一。1928年的杂文中,鲁迅更讥地评着万人争看杀头的新闻:“‘民众’一批是由北往南,一批是由南往北,挤着,嚷着……脸上都表现着或者正在神往,或者已经满足的神情。”闻之宁不堪惊!更不提像《墓碣文》等那样夸张人头尸身的场面了。

砍头为鲁迅带来的文学想像,可从刑罚与道德角度解释。作为过去极刑的一种,砍头在执行技术上饶有社会意义。 如《阿Q正传》所述,被定谳斩首的犯人在受刑前必得游街示众,必得在大庭广众下,咔嚓人头落地。群众的围观原是其设计的一部分。藉此,执行砍头的当局不仅可收杀一警百之效,也向公众证明其生杀予夺性命的无上权力。

这类诉请群众的“大观”式刑罚技术中外皆然。近年法人福柯(Foucault)对此曾加以理论化。他提醒我们,“大观”式刑罚有其隐忧。暴力的展示,可能刺激群众对权力当局形成一挑衅的力量。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斩首示“众”也可能导致一残酷的娱乐场合,在其中群众既怕且爱地观看身首分家的奇景——正如《阿Q正传》所述。但群众的笑声叫声未尝不使杀头的威吓警惕意义大打折扣,从而摇动了执法者严肃的权威性。

由是观之,鲁迅赋予头的诠释,便得从长计议。我们还记得、1906年的那场头是在幻灯上看到的。鲁迅的叙事位置是“观看”中国人“观看”杀头的好戏。这样的游离位置引发了道德的歧义性。当他斥责中国人忽略了砍头大刑真正、严肃的意义时,他其实采取了居高临下的视角。他比群众看得清楚,他把砍头“真当回事儿”。但试问,这不原就是统治者设计砍头的初衷么?鲁迅当然反对砍头及执行砍头的那个暴虐政权,但他似乎并不排斥使砍头成为可能的那套道德与政治思维模式。君不闻“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死多少都是不足为惜的么?鲁迅于此反成指点批判看客的高级看客。另一方面,他以笑谑的口吻写着砍头盛事,讽刺之余,不无自我颠覆的作用。群众的热情捧场,已暗示了传统刑罚意义的质变。当砍头渐失威吓效用时,嗜血的群众开始蠢蠢欲动。阿Q终被“抢毙”,因而代表另一轮刑罚与镇压技术的开始。只是它真能达到目的吗?鲁迅的怀疑态度,既惫懒又犬儒,并不亚于他笔下的群众。他是“与人民永远在一起”的。

鲁迅“有”头“没”头的文字,因此投射了他感时忧国的块垒,以及自身立场的游移。但我以为在上述道德的层次外,头及砍头更能导出一种认识论上的吊诡,不容忽视。回溯鲁迅自述的创作缘起,我们可说他在砍头一景中,不仅看到中国人的无知与无耻,也更感到个体生命符号系统的崩裂,而此一崩裂足使社会文化意义停止运作。身首异处使人不再是人:但更可怖的是躯体的肢解断失,只是整个“中国”象征锁链散落的一小部分。中国领土四分五裂,中国的政治群龙无“首”,中国的语言“古为今用”、难达新义。连传统那圆融有机的礼教机构,也证明只是一席人吃人的盛宴,一场神魔不分的梦魇。陷身在这样个人及历史意识的断层中,鲁迅的呐喊与彷徨自是既深且远,撼人心肺。

然而鲁迅在求取艺术表达形式时,实陷入另一难题。他对砍头与断头意象所显示的焦虑,无非更凸出其对整合的生命道统及其符号体系之憧憬。但是这一憧憬在鲁迅创作意念里,只能否定的形式表露。换句话说,鲁迅越是渴求一统的、贯穿的意义体现、便越趋于夸张笔下人间的缺憾与断裂;他越向往完整真实的叙述,便越感到意符与意旨语言与世界的罅隙。砍头一景因而直指鲁迅对生命本体意义失落的恐惧,以及一种难归始原的乡愁式渴望。

由是延伸,我们更要说断裂的主题不只显现于头与身体的分家,也显现于像《狂人日记》中,叙事语言的文白分歧及主角性格的分裂,《祝福》中样林嫂对身后二鬼分尸的恐惧,乃至《在酒楼上》知识分子言行不一的愧疚上。鲁迅的杂文,正是以文类上芜杂散漫、“见首不见尾”的风格,分立于传统种种“大叙述”之外。鲁迅以惊见砍头所象征的意义崩裂起家,竟至自身迎向崩裂的主题、人物与风格,以作为对此一现象的批判。这不能不看作是一为求“全”却自我割裂、否定的极致演出。

隐藏在这迹近以毒攻毒的写作姿态下。至少有两层吊诡。

第一,如果理想社会文化境界只能藉否定或崩裂形式作负面衬托,鲁迅的美学观势必沦入不断自我矛盾的轮回。他越暴露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丑陋,越显出现实与他原始理想的差距,越暗示弥补此一差距的艰辛无望。那为什么还要继续写呢?“写作”成为荒谬的活动。陷身此一轮回中,鲁迅犹抱一暧昧的耽溺心态。诚如夏济安先生当年以《黑暗的闸门》一文,描述鲁迅及其角色的悲剧命运所指:当英雄如鲁迅者投身于黑暗的战斗中,他自膺的宿命负担竟可成为一种蛊惑,一种夸耀。

第二,肢体及社会结构断裂带来了非理性状态,亦释放出始料未及的欲望。批评家早指出,鲁迅对死亡和人之心灵的幽暗面,有着不足为外人道的迷恋。《狂人日记》里他对礼教“吃人”意象的描摹,何其鬼趣多端;又如《药 》 中他写古中国对人头人血的迷信、竟自流露一己的好奇。 而最令人难忘的是,《阿Q正传》里万人争睹阿Q正法的场面充斥着一片嘉年华盛会的欢乐气息,与《铸剑》里的三“头”大战,遥相呼应。 至于出现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那个蛇身人首的女怪,或是散文诗《墓碣文》里,那具“胸腹俱破,中无心肝”,而能口发人言的死尸,更展现鲁迅因由着身体的裂变,所生的深广想像。 这些吊诡层面构成鲁迅作品最引人胜的动力。

02

沈从文14岁从军,曾经转戍湘川黔边界。 军事的杀伐牺牲,对他原不足奇。 尤其地方汉苗等族杂处,传统上民风已极强悍,一逢乱世,枉死刀枪下的冤魂,更不知凡几。 沈的作品中关于死亡,尤其是横死的题材不在少数,但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仍属他对大规模头的描写。

小说如《我的教育》、《黔小景》、《黄昏》、《新与旧》,散文传记如《从文自传》、《湘西》等均曾涉及砍头的情景。 陶醉于《边城》、《长河》式作品的沈迷们,可能不免讶于这类血腥场面的出现。 但沈写来处变不惊的风格,才更让人心有疑窦:怎么到了人头落地的节骨眼,他还能“温柔”、“抒情”得起来? 但也就是在这些地方,沈从文将传统抒情文类的范畴,推至危险的极致,并藉此一展他前卫叛逆的企图。 同时,他处理砍头的态度,也为鲁迅所示范的那套写实法则,提供一不同的出路。

我们且先以中篇《我的教育》为例。该作描述沈早期行伍经验,自传意味浓厚,而看杀头则是其中的一大项消遣。全文23个小节里,细写或提及杀头的部分竟占了12节。年轻的小兵沈从文看到军队砍土匪的头,也砍逃兵的头;砍罪犯的头,也砍无辜百姓的头。军队的生活太“单调”了,“要刺激,除了杀头,没有可以使这些很强壮的群人兴奋的事了”。看完了砍头,有人爬上挂人头的塔尖,“拨那死人的眼睛”,有人以抛头为乐。沈从文不甘人后,也好奇地“踢了这人头一脚,自己的脚尖也踢疼了。”晚上大伙议论刽子手的刀法,并用同把杀头的刀杀狗烹肉,沈也乐在其中。日子久了,一切习以为常,沈反在寂寞里,有了新感受。一天早上他一个人怀着“莫名其妙的心情”,走到杀人桥上观看。一掬烧剩的纸钱,“似乎是平常所见路旁的蓝色野花,作灰蓝颜色,很凄凉地与已凝结成为黑色浆块的血迹相对照”。一切宁静如常,沈无言而退。

以沈从文多次参与砍头大观的经验来看,他一定也是鲁迅痛骂的无知“看客”之一,为人吃人的社会,加油助威。可不是,沈老年轻时,看之不足,还用脚踢咧。但要紧的是,他在文中不仅是无知麻木的看客,“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兵,“也是”灵犀渐通的年轻艺术家。他同时用不同的观点看砍头、看世界,也要求读者作如是“观”。由此产生的包容的、多角并行的生命视野,在同辈作家中,实不多见。

在《黔小景》中,或在《从文自传》《槐化镇》一章中,他写尚未成年的小孩,“用稻草扎成小兜,装着四个或两个血淋淋的人头”哭啼地在山道上走着。懂得的人立刻可知那是小孩父兄的头。如何死的却是“谁也不明白,也不必须过问的”。在自传《一个大王》中,他笔锋一转,写一个狐媚的女匪被捕后,仍能颠倒众生,俟机脱走。她最后与一弁目一夜风流,事后终难逃被的命运。或是在《新与旧》中,他写一个曾经风光一时的刽子手,在刑罚技术演进到枪毙时,竟面临了生命价值的危机。描写被砍头或看砍头者的反应,鲁迅已有先例。但从黑色幽默兼同情的角度替刽子手唏嘘,沈从文此作可算独沽一味。当然,沈在追述当年苗乱及辛亥革命时所无谓牺牲的脑袋成千上百,其惨烈令人掩卷后,犹自耸慄不已。

沈从文

沈从文

试想鲁迅如果要写作这些题材,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在沈从文笔下我们只得一清如水的文字白描。既少孤愤,尤乏讥诮。但沈对人性的愚蠢、家国的动乱,岂真无动于衷?《我的教育》或《从文自传》的叙述者,以蓦然回首的姿态,回顾军旅生涯的血腥点滴。因年纪与见识成长而生之反讽意图,早藏于字里行间。当小兵沈从文凝视溪流边斩首尸身的血迹,一夜就能濯洗尽净;当他眼见无辜的农民,被迫以掷筊的儿戏方式赌输性命,哀哀向待释的难友交代后事,他形诸于外的反应是莫可奈何。但作家沈从文想到死者已矣,杀人者与被杀者的家人似平很快就忘了一切,“大家就是这个样子活下来”;“规矩以外记下一些别人的痛苦或恐怖,是谁也无这义务”时,寥寥数语,却有多少对人世劫噩的大悲悯、大惊恸积蕴其中!

这样的诠释方法,虽点出沈从文极敬谨沉潜的人道关怀,却仍不能说明他砍头故事真正的力道所在,以及他与鲁迅分庭抗礼的最大本钱。欲论其详,一切还得从“头”开始。前文已试申明,鲁对砍头意象有着不能自已的焦虑与恐惧。这不只因为万头攒动、争看人头落地的奇观,道尽了中国人的麻木冷酷,也更因为那场景所暗示的荒谬气息,带出了一切礼仪及生命的崩颓与断裂。鲁迅的焦虑与恐惧,因有其形而上的层次。而在寻求文学语言的表达时,个人肢体砍断失落的震颤痛苦,还有阵阵围观者的叫声笑声、成为他一切想像的具体依归。请注意这里身体与精神、社会与礼教、国家与国魂之间虚实交接的连锁关系。就像语言与事物,意符与意指互为指涉的关系一样,身体、社会与国家是某种内烁资源的外在体现,构成一情境交融的象征体系。作为其基础的个人身体/精神有变,自然反映更高阶序之象征关系的倾圮。

03

沈从文与鲁迅最大的不同处,即在于他并不预设这样的象征锁链。 在他的世界里,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辗转照映,惟缺鲁迅所构思的那种牵一发动全身的逻辑秩序。 相对于“象征”,我们毋宁说他的叙事法则,更倾向于当代批评常说的“寓意”(allegorical)表达。 象征藉具体经验、符号“再现”灵光一闪般的内烁意义,迹近神秘的宗教启悟; 寓意表达则偏重具体经验、符号间的类比衍生,而将内烁意义作无限延搁,因此遥拟修辞托喻的“游戏”法则。 所请情随意转,意伴“言”生。 语言本身也正是“物”界中,最灵犀流转的一部分。 终其创作路程,沈从文一再强调语言与形式的重要,绝非偶然。 语言、形式、身体这些“外在”的东西,其实并不永远附属于超越的意义、内容、精神之下,而自能蓬勃扩散,不滞不黏。 沈从文常喜说的文学的“神性”,应在这“寓意”而非“象征”的范畴下。 才愈见玄机。

依循这一观点,我们可再思何以沈从文对天地最无情事物,仍能作最有情的观看。“亲民爱物”式的人道主义辞令,不足以解释沈写那些最残酷血腥人事的动机。从他对语言修辞上的强烈寓意特征,我们或能揣摩他出入生命悲欢仁暴之间,仍能不囿于“一”的原委。砍头当然是极其可怖的暴行。但不像鲁迅对头所赋予的唯一象征内涵,沈从文自其中还看到许多“意料以外”的意义,同样需要我们的关注。既然他无意自头的断裂中,引申一环环相扣的象征危机,他的反应在悲悯之余,竟多了一层宽容。既然他不汲汲预设一道统知识的始原中心,他的视界因可及于最该诅咒詈恨的人或事。在寓意的想像中,等列并行的类比取代了灵光“再现”的象征阶序;而罅隙或圆融、断裂或衔接都还原为修辞的符号,为散乱的世界,暂时作一注脚。尤其耐人细思的是,尽管鲁迅自身体的新伤,发展其对社会人生的认知体系,但身体毕竟不如心灵重要——恰如他认为语言文学只能作为达“义”救“心”的工具一样。沈反其道面行,在身体形而下的运作或停止运作里,他重新发掘生命不可测的律动潜能。在文学叙述的起承转合形式中,他见证意义涣散、重组、衍生的无尽过程。这一对身体、语言、形式的执著,其实说明了沈从文对五四人道主义最特殊的诠释。

湘西

湘西

于是由小说《黄昏》我们看到这样的景象。扬子江中游的一个衰敝的小镇里,正值晚饭时分。炊烟处处,彩霞满天。午后的一场大雨停后,处处稍见新意。孩子们正在臭水塘边围捕鳝鱼,小鸭则悠游水中觅食。而这也是每日例行的砍头时分。看狱的老门丁刚从白日梦里惊醒,他原在计算“属于一生的一笔账项”。年轻时的荒唐,百年后的准备,一一流过眼前。行刑兵的步伐已近。被点到名的囚犯,或惊惶、或悲泣、或抵抗。一阵骚动后,一个被拉走的乡下人还老实地拜托狱吏:“砻上人来时,请你告诉他们,我去了,只请他们帮我还村中漆匠五百钱,我应当还他这笔钱……刑场上只剩下“留在家中也没晚饭”的孩子们高兴地围观。天上一角全红了,“一切是那么美丽而肃穆”。典狱官急着办事,偏偏一个小兵点灯不慎,打翻了一地灯油。典狱官惦记着“自己房中的红烧肉,担心公丁已偷吃去一半”。这时,“天上红的地方全变为紫色,地面一切角隅皆渐渐的模糊起来,于是居然夜了。”

我们如果只看到《黄昏》中对社会的反讽批判,或是“天地不仁”的慨叹,未免糟蹋了这篇小说。砍头,而且是冤枉的砍头,是沈从文的主题。托生乱世,人命果不如蝼蚁!但他抒情的笔触静静地将与砍头同时的各种感官意象联结起来:变幻莫测的夕照,晚饭的炊烟菜香,小孩的嬉戏目光,老门丁的春情旧梦,犯人的最后交代,添油兵丁的笨拙举动,还有典狱官的红烧肉,似乎一起来到眼前。这些杂然分属的事物好像各不相干,担又似乎有所关联。分则木然兀立,合则生机乍现。离合存没之间,它们没有象征闪烁的逻辑,惟见文字左右联属的寓意。

鲁迅断头一瞥所引出那决绝的、崩裂的危机感渐弛渐远,取而代之者竟是一连绵柔韧的生活及生命憧憬。置之“死地”而后“生”,在一个政教秩序四分五裂的时代,沈的断头故事别具道德意图。他对生命本能的惊奇,不因荒诞无道的世路而稍挫。他对文字“之间”接驳意义的可能(而非必然)未曾失去一再尝试的兴趣。这种对身体、文字、具象符号增殖互补的信心,其实充满了嘉年华式的反叛冲动,与鲁迅追逐终极形上道统的姿态,遇相对立。同时,沈从文也对抒情文类的题材及道德尺度,作了历史性的突破。

鲁迅与沈从文的砍头故事,因此提供我们绝佳的机会,回顾现代中国写实文学的不同路线。鲁迅从断头的场景,看出了中国的社会民心,以及“中国”的道统象征,不可收拾的摧颓瓦解。沈从文面对这样的现状,却试图从文字寓言的层次,提供疗伤弥缝的可能。但两者成就,皆远过于此。鲁迅在身体断裂、意义流失的黑暗夹缝间,竟然发展出一不由自主的迷恋,一种与理性背道驰的恣肆快感。奇诡曲折,令人三叹。沈从文则决非童騃的乐观主义者。正如著名的《三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结尾所述:“我老不安定,因为我常常要记起那些过去事情……有些过去的事情永远咬着我的心,我说出来,你们却以为是个故事。”沈从文书写砍头的故事,或许是求藉着叙述的力量,化解他不说也罢的生命创痛;但更重要的,因由叙述绵延不尽的寓意格式,他将碎裂的、分割的众生百相,组合起来。

在意识形态狂飙的二三十年代,我们失落的终极信仰和生命寄托“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沈从文边城结语)但对沈而言,处在或长或短的等待状态里,哪怕是虚构的希望也还得有。生活还得过,命还得活,“故事”也还没有到头。 五四以后的作家多数接受了鲁迅的砍头情结,由文学“反映”人生,力抒忧国忧民的 义愤。 他们把鲁迅视为新一代文学的头头。 沈从文另辟蹊径,把人生“当作”文学,为他没头的故事找寻接头。 因此他最吊诡的贡献,是把文学第一“巨头”——鲁迅的言谈叙事法则,一股脑儿砍将下来。 他的文采想像,为现代小说另起了个源头,而他对文学文字寓意的无悔追逐,不由得我们不点头。

本文节选自

《想象中国的方法》

副标题:历史·小说·叙事

作者: 王德威

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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