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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评论

梁实秋批评鲁迅的翻译:“强译、硬译,稀奇古怪”(2)

2021-01-13 10:21 来源:翻译教学与研究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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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回的“比天书还难”的无产文学理论的译本们,却给了梁先生不小的影响。看不懂了,会有影响,虽然好象滑稽,然而是真的,这位批评家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里说:“我现在批评所谓无产文学理论,也只能根据我所能了解的一点材料而已。”这就是说:因此而对于这理论的知识,极不完全了。

但对于这罪过,我们〔包括一切“天书”译者在内,故曰“们”〕也只能负一部分的责任,一部分是要作者自己的胡涂或懒惰来负的。“什么卢那卡尔斯基,蒲力汗诺夫”的书我不知道,若夫“婆格达诺夫之类”的三篇论文和托罗兹基的半部《文学与革命》,则确有英文译本的了。英国没有“鲁迅先生”,译文定该非常易解。梁先生对于伟大的无产文学的产生,曾经显示其“等着,等着,等着”的耐心和勇气,这回对于理论,何不也等一下子,寻来看了再说呢。不知其有而不求曰胡涂,知其有而不求曰懒惰,如果单是默坐,这样也许是“爽快”的。然而开起口来,却很容易咽进冷气去了。

例如就是那篇《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的高文,结论是并无阶级性。要抹杀阶级性,我以为最干净的是吴稚晖先生的“什么马克思牛克斯”以及什么先生的“世界上并没有阶级这东西”的学说。那么,就万喙息响,天下太平。但梁先生却中了一些“什么马克思”毒了,先承认了现在许多地方是资产制度,在这制度之下则有无产者。不过这“无产者本来并没有阶级的自觉。是几个过于富有同情心而又态度偏激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要促起他们的联合,激发他们争斗的欲念。不错,但我以为传授者应该并非由于同情,却因了改造世界的思想。况且“本无其物”的东西,是无从自觉,无从激发的,会自觉,能激发,足见那是原有的东西。原有的东西,就遮掩不久,即如格里莱阿说地体运动,达尔文说生物进化,当初何尝不或者几被宗教家烧死,或者大受保守者攻击呢,然而现在人们对于两说,并不为奇者,就因为地体终于在运动,生物确也在进化的缘故。承认其有而掩饰为无,非有绝技是不行的。

但梁先生自有消除斗争的办法,以为如卢梭所说:“资产是文明的基础”,“所以攻击资产制度,即是反抗文明”,“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的生活斗争的手段。”我想,卢梭去今虽已百五十年,但当不至于以为过去未来的文明,都以资产为基础。〔但倘说以经济关系为基础,那自然是对的。〕希腊印度,都有文明,而繁盛时俱非在资产社会,他大概是知道的;倘不知道,那也是他的错误。至于无产者应该“辛辛苦苦”爬上有产阶级去的“正当”的方法,则是中国有钱的老太爷高兴时候,教导穷工人的古训,在实际上,现今正在“辛辛苦苦诚诚实实”想爬上一级去的“无产者”也还多。然而这是还没有人“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的时候。一经传授,他们可就不肯一个一个的来爬了,诚如梁先生所说,“他们是一个阶级了,他们要有组织了,他们是一个集团了,于是他们便不循常轨的一跃而夺取政权财权,一跃而为统治阶级。”但可还有想“辛辛苦苦诚诚实实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的“无产者”呢?自然还有的。然而他要算是“尚未发财的有产者”了。梁先生的忠告,将为无产者所呕吐了,将只好和老太爷去互相赞赏而已了。

那么,此后如何呢?梁先生以为是不足虑的。因为“这种革命的现象不能是长久的,经过自然进化之后,优胜劣败的定律又要证明了,还是聪明才力过人的人占优越的地位,无产者仍是无产者”。但无产阶级大概也知道“反文明的势力早晚要被文明的势力所征服”,所以“要建立所谓‘无产阶级文化’,……这里面包括文艺学术”。

自此以后,这才入了文艺批评的本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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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首先以为无产者文学理论的错误,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因为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有不同的地方,但还有相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这两字原有套圈〕并没有两样”,例如都有喜怒哀乐,都有恋爱〔但所“说的是恋爱的本身,不是恋爱的方式”〕,“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

这些话是矛盾而空虚的。既然文明以资产为基础,穷人以竭力爬上去为“有出息”,那么,爬上是人生的真谛,富翁乃人类的至尊,文学也只要表现资产阶级就够了,又何必如此“富于同情心”,一并包括“劣败”的无产者?况且“人性”的“本身”,又怎样表现的呢?譬如原质或杂质的化学底性质,有化合力,物理学底性质有硬度,要显示这力和度数,是须用两种物质来表现的,倘说要不用物质而显示化合力和硬度的单单“本身”,无此妙法;但一用物质,这现象即又因物质而不同。

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汽笛呀!”“列宁呀!”固然并不就是无产文学,然而“一切东西呀!”“一切人呀!”“可喜的事来了,人喜了!”也不是表现“人性”的“本身”的文学。倘以表现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通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生殖——的文学,或者除去“运动”,表现生物性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

其次,梁先生说作者的阶级,和作品无关。托尔斯泰出身贵族,而同情于贫民,然而并不主张阶级斗争;马克思并非无产阶级中的人物;终身穷苦的约翰逊博士,志行吐属,过于贵族。所以估量文学,当看作品本身,不能连累到作者的阶级和身分。这些例子,也全不足以证明文学的无阶级性的。托尔斯泰正因为出身贵族,旧性荡涤不尽,所以只同情于贫民而不主张阶级斗争。马克思原先诚非无产阶级的任务,但也并无文学作品,我们不能悬拟他如果动笔,所表现的一定是不用方式的恋爱本身。至于约翰逊博士终身穷苦,而志行吐属,过于王侯者,我却实在不明白那缘故。因为我不知道英国文学和他的传记。也许,他原想“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然后再爬上贵族阶级去,不料终于“劣败”,连相当的资产也积不起来,所以只落得摆空架子,“爽快”了罢。

其次,梁先生说,“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和文学无缘”,但鉴赏力之有无却和阶级无干,因为“鉴赏力也是天生的一种福气”,就是,虽在无产阶级里,也会有这“天生的一种福气”的人。由我推论起来,则只要有这一种“福气”的人,虽穷得不能受教育,至于一字不识,也可以鉴赏《新月》月刊,来作“人性”和文艺“本身”原无阶级性的证据。但梁先生也知道天生这一种福气的无产者一定不多,所以另定一种东西〔文艺?〕来给他们看,“例如什么通俗的戏剧,电影,通俗小说之类”,因为“一般劳工劳农需要娱乐,也许需要少量的艺术的娱乐”的缘故。这样看来,好象文学确因阶级而不同了,但这是因鉴赏力之高低而定的,这种力量的修养和经济无关,乃是上帝之所赐——“福气”。所以文学家要自由创造,既不该为皇室贵族所雇用,也不该受无产阶级所威胁,去做讴功颂德的文章。这是不错的,但在我们所见的无产文学理论中,也并未见过有谁说或一阶级的文学家,不该受皇室贵族的雇用,却该受无产阶级的威胁,去做讴功颂德的文章,不过说,文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例如梁先生的这篇文章,原意是在取消文学上的阶级性,张扬真理的。但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不,“文章”了。无产文学理论家以主张“全人类”“超阶级”的文学理论为帮助有产阶级的东西,这里就给了一个极分明的例证。至于成仿吾先生似的“他们一定胜利的,所以我们去知道安慰他们去”,说出“去了”之后,便来“打发”自己们以外的“他们”那样的无产文学家,那不消说,是也和梁先生一样地对于无产文学的理论,未免有“以意为之”的错误的。

又其次,梁先生最痛恨的是无产文学理论家以文艺为斗争的武器,就是当作宣传品。他“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但“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我以为这是自扰之谈。据我所看过的那些理论,都不过说凡文艺必有所宣传,并没有谁主张只要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诚然,前年以来,中国确有许多诗歌小说,填进口号和标语去,自以为就是无产文学。但那是因为内容和形式,都没有无产气,不用口号和标语,便无从表示其“新兴”的缘故,实际上并非无产文学。今年,有名的“无产文学底批评家”钱杏村先生在《拓荒者》上还在引卢那卡尔斯基的话,以为他推重大众能解的文学,足见口号标语之未可厚非,来给那些“革命文学”辩护。但我觉得那也和梁实秋先生一样,是有意的或无意的曲解。

卢那卡尔斯基所谓大众能解的东西,当是指托尔斯泰做了分给农民的小本子那样的文体,工农一看便会了然的语法,歌调,诙谐,只要看台明·培特尼〔Demian Bednii〕曾因诗歌得到赤旗章,而他的诗中并不用标语和口号,便可明白了。

最后,梁先生要看货色。这不错,是最切实的办法;但抄两首译诗算是在示众,是不对的。《新月》上就曾有《论翻译之难》,何况所译的文是诗。就我所见的而论,卢那卡尔斯基《被解放的堂·吉诃德》,法兑耶夫的《溃灭》,格拉特柯夫的《水门汀》,在中国这十一年中,就并无可以和这些相比的作品。这是指“新月社”一流的蒙资产文明的余荫,而且衷心在拥护它的作家而言。于号称无产作家的作品中,我也举不出相当的成绩。但钱杏村先生也曾辩护,说新兴阶级,于文学的本领当然幼稚而单纯,向他们立刻要求好作品,是“布尔乔亚”的恶意。这话为农工而说,是极不错的。这样的无理要求,恰如使他们冻饿了好久,倒怪他们为什么没有富翁那么肥胖一样。但中国的作者,现在却实在并无刚刚放下锄斧柄子的人,大多数都是进过学校的智识者,有些还是早已有名的文人,莫非克服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之后,就连先前的文学本领也随着消失了 么?不会的。俄国的老作家亚历舍·托尔斯泰和威垒赛耶夫,普理希文,至今都还有好作品。中国的有口号而无随同的实证者,我想,那病根并不在“以文艺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而在“借阶级斗争为文艺的武器”,在“无产者文学”这旗帜之下,聚集了不少的忽翻筋斗的人,试看去年的新书广告,几乎没有一本不是革命文学,批评家又但将辩护当作“清算”,就是,请文学坐在“阶级斗争”的掩护之下,于是文学自己倒不必着力,因而于文学和斗争两方面都少关系了。

但中国目前的一时现象,当然毫不足作无产文学之新兴的反证的。梁先生也知道,所以他临末让步说:“假如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定要把他的宣传文学唤做无产文学,那总算是一种新兴的文学,总算是文学国土里的新收获,用不着高呼打倒资产的文学来争夺文学的领域,因为文学的领域太大了,新的东西总有它的位置的。”

但这好象“中日亲善,同存共荣”之说,从羽毛未丰的无产者看来,是一种欺骗。

愿意这样的“无产文学者”,现在恐怕实在也有的罢,不过这是梁先生所谓“有出息”的要爬上资产阶级去的“无产者”一流,他的作品是穷秀才未中状元时候的牢骚,从开手到爬上以及以后,都决不是无产文学。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以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就拿文艺批评界来比方罢,假如在“人性”的“艺术之宫”〔这须从成仿吾先生处租来暂用〕里,向南面摆两把虎皮交椅,请梁实秋钱杏村两位先生并排坐下,一个右执“新月”,一个左执“太阳”,那情形可真是“劳资”媲美了。

5

到这里,又可以谈到我的“硬译”去了。

推想起来,这是很应该跟着发生的问题:无产文学既然重在宣传,宣传必须多数能懂,那么,你这些“硬译”而难懂的理论“天书”,究竟为什么而译的呢?不是等于不译么?

我的回答,是:为了我自己,和几个以无产文学批评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图“爽快”,不怕艰难,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

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打抵好象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例如我所属的阶级罢,就至今还未判定,忽说小资产阶级,忽说“布尔乔亚”,有时还升为“封建余孽”,而且又等于猩猩〔见《创造月刊》上的《东京通信》〕;有一回则骂到牙齿的颜色。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封建余孽出风头,是十分可能的,但封建余孽就是猩猩,却在任何“唯物史观”上都没有说明,也找不出牙齿色黄,即有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论据。我于是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韧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梁先生说“他们要报复!”其实岂只“他们”,这样的人在“封建余孽”中也很有的。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

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文艺政策》,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

郑伯奇先生现在是开书铺,印Hauptmann和Gregory夫人的剧本了,那时他还是革命文学家,便在所编的《文艺生活》上,笑我的翻译这书,是不甘没落,而可惜别人着了先鞭。翻一本书便会浮起,做革命文学家真太容易了,我并不这样想。有一种小报,则说我的译《艺术论》是“投降”。是的,投降的事,为世上所常有。

但其时成仿吾元帅早已爬出日本的温泉,住进巴黎的旅馆了,在这里又向谁去输诚呢。今年,说法又两样了,在《拓荒者》和《现代小说》上,都说是“方向转换”。我看见日本的有些杂志中,曾将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觉派片冈铁兵上,算是一个好名词。其实,这些纷纭之谈,也还是只看名目,连想也不肯想的老病。译一本关于无产文学的书,是不足以证明方向的,倘有曲译,倒反足以为害。我的译书,就也要献给这些速断的无产文学批评家,因为他们是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些理论的义务的。

但我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

然而世间纸张还多,每一文社的人数却少,志大力薄,写不完所有的纸张,于是一社中的职司克敌助友,扫荡异类的批评家,看见别人来涂写纸张了,便喟然兴叹,不胜其摇头顿足之苦。上海的《申报》上,至于称社会科学的翻译者为“阿狗阿猫”,其愤愤有如此。在“中国新兴文学的地位,早为读者所共知”的蒋光Z先生,曾往日本东京养病,看见藏原惟人。谈到日本有许多翻译太坏,简直比原文还难读……他就笑了起来,说:“……那中国的翻译界更要莫名其妙了,近来中国有许多书籍都是译自日文的,如果日本人将欧洲人那一国的作品带点错误和删改,从日文译到中国去,试问这作品岂不是要变了一半相貌么?……”〔见《拓荒者》〕也就是深不满于翻译,尤其是重译的表示。不过梁先生还举出书名和坏处,蒋先生只嫣然一笑,扫荡无余,真是普遍得远了。藏原惟人是从俄文直接译过许多文艺理论和小说的,于我个人就极有裨益。我希望中国也有一两个这样的诚实的俄文翻译者,陆续翻出好书来,不仅骂一声“混蛋”就算尽了革命文学家的责任。

然而现在呢,这些东西,梁实秋先生是不译的,称人为“阿狗阿猫”的伟人也不译,学过俄文的蒋先生原是最为适宜,可惜养病之后,只出了一本《一周间》,而日本则早已有了两种的译本。中国曾经大谈达尔文,大谈尼采,到欧战时候,则大骂了他们一通,但达尔文的着作的译本,至今只有一种,尼采的则只有半部,学英德文的学者及文豪都不暇顾及,或不屑顾及,拉倒了。所以暂时之间,恐怕还只好任人笑骂,仍从日文来重译,或者取一本原文,比照了日译本来直译罢。我还想这样做,并且希望更多有这样做的人,来填一填彻底的高谈中的空虚,因为我们不能象蒋先生那样的“好笑起来”,也不该如梁先生的“等着,等着,等着”了。

6

我在开头曾有“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这些话,到这里还应该简短地补充几句,就作为本篇的收场。

《新月》一出世,就主张“严正态度”,但于骂人者则骂之,讥人者则讥之。

这并不错,正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虽然也是一种“报复”,而非为了自己。到二卷六七号合本的广告上,还说“我们都保持‘容忍’的态度〔除了‘不容忍’的态度是我们所不能容忍以外〕,我们都喜欢稳健的合乎理性的学说”。上两句也不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和开初仍然一贯。然而从这条大路走下去,一定要遇到“以暴力抗暴力”,这和新月社诸君所喜欢的“稳健”也不能相容了。

这一回,新月社的“自由言论”遭了压迫,照老办法,是必须对于压迫者,也加以压迫的,但《新月》上所显现的反应,却是一篇《告压迫言论自由者》,先引对方的党义,次引外国的法律,终引东西史例,以见凡压迫自由者,往往臻于灭亡:是一番替对方设想的警告。

所以,新月社的“严正态度”,“以眼还眼”法,归根结蒂,是专施之力量相类,或力量较小的人的,倘给有力者打肿了眼,就要破例,只举手掩住自己的脸,叫一声“小心你自己的眼睛!”

〔发表于一九三零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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