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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联合狱友绝食争取读书权利 书架搬进牢房

2012-09-28 12:02 来源:学习时报 阅读

  陈独秀是一位个性鲜明、特立独行且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史与政治史上,留下了他叱咤风云的身影。毛泽东受他的影响很深,称他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创造了党”。

  陈独秀博学多识,通晓英、法、日语,懂拉丁文及德语等多国语言,对文、史、哲都有精辟独到的见解。

  陈独秀经常说“饭菜可以少,书报不能少”,他读过的书超过一万本,真正做到了“读书破万卷”。

  陈独秀有一句名言:“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监狱与研究室是民主的摇篮。”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次年被判13年有期徒刑。

  陈独秀被国民党定为“危害民国”的政治犯,被视为洪水猛兽。国民党生怕他的言论引起政治事端,就规定了“三不准”,即不准亲属探监,不准通信,不准读书看报。这三点限制让陈独秀的监狱生活过得非常痛苦和枯燥。

  不准读书看报尤其让他无法容忍,他感觉自己成了行尸走肉。整日将全部的视线与注意力都集中于屋顶与铁栅栏那些没有生命的静物上,让空虚与寂寞占据整个精神空间,这简直是要了他的命。

  陈独秀便联合狱友共同绝食,最终,三不准变成了三默许。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在陈独秀的一再要求下,监狱终于允许他读书,还对他的房间进行了修缮,将两个大书架搬进他的牢房,让陈独秀方便读书、写作、搞研究。

  他的夫人潘兰珍对陈独秀坚贞不渝,全力以赴协助他读书研究,帮助陈独秀搞到了一切读书与写作的必需品。

  这样,陈独秀的狱房就变成了研究室,两个大书架上面的书籍摆得很满,经、史、子、集样样都有。不过,既然是在国民党的监狱里,陈独秀的阅读范围必然受到限制,马克思著作等一些激进书籍是不可能读到的。

  既然不准读激进的著作,陈独秀就专心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典籍,如《老子》、《荀子》等。

  1932年12月1日,陈独秀写信给胡适,希望能给他找几本书读,并开列了要找的书目,其中有英文亚当漨斯密的《原富》、英文李宏图的《经济学省贱税之原理》、英文马可斠波罗的《东方游记》、崔适的《〈史记〉探源》。另外他还提出“关于甲骨文的著作,也希望能找几种寄给我”。

  陈独秀把主要兴趣放到了对文字的研究上,对文字音韵学有着独到的探索。

  他认为“坑人的中国字,实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碍”。早在“八七会议”以后,被停职的陈独秀曾力图在文字学上做出些成就,整天埋头于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与音韵学问题。当时,如果有湖北人找他,他便问有些字用湖北音怎样读,若是广东人,他又问一些字用广东音怎样读,非常入迷。

  1932年12月1日,陈独秀写信询问胡适他 3年前所著的《中国拼音文字草案》是否可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如果商务印书馆仍不敢出版,他又希望掌管着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非常崇拜他的学生傅孟真能够帮他出版。他认为自己的这部书对于中国的文字研究能够起到“引龙出水”的作用,他希望“早日出版,能够引起国人批评和注意”。

  在信中他还劝说“已谈政治”的胡适远离政治,埋头著述,称“先生著述之才远优于从政”,并以“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长江万古流”作以勉励。他希望胡适能像狱中的他一样研究文字与音韵学,像在新文化运动中共同提倡白话文、高举文学革命大旗一样,共同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字改革运动。当然,胡适是不会接受他的意见的。

  当年,陈独秀的学生傅斯年、王森然等人都为他将精力过多地花费在政治上而痛感惋惜。认为他若专心于学术,那么“当代名家,实无其匹”。

  1934年,当王森然得知老师陈独秀在狱中刻苦读书,潜心著述时,不由得欣喜激动地说:“先生书无不读,又精通日文、法文。故其学,求无不精;其文,理无不透;雄辩滔滔,长于言才。无论任何问题,研究之,均能深入;解决之,计划周详……其个性过强,凡事均以大无畏不顾一切之精神处理之。无论任何学说,必参己意以研究之,无迷信崇拜之意。”

  这中间,还发生过一个笑话。一天,一位江苏南通姓程的老先生,对文字也颇有研究。他慕陈独秀之名,到南京监狱里看他。两人一见如故,互道钦佩,继而交换著作,互相表扬对方“卓见异常”。可不一会儿竟至面红耳赤,拍桌指鼻,互斥浅陋。两人都拍桌高声大叫,幸而没有动武。监狱长来问原因,他们说为了一个“父”字。陈说,“父”字明明是画着一个人,以手执杖,指挥家人行事。程说,纯属扯淡,“父”字明明是捧着一盆火,教人炊饭。陈说你不通,程说你不懂;陈说你浅薄,程说你也不深。当时在场看护陈独秀的濮德治好不容易才将他俩劝开,说学术讨论应心平气和,不应发火,并诌了几句打油诗凑趣道:“一曰执杖一曰火,二翁不该动肝火,你不通来我不通,究竟谁人是浅薄,若非有我小濮在,遭殃不只是饭桌,异日争论平心气,幸勿动怒敲脑壳。”程老先生笑了,陈独秀骂濮德治“你这小鬼是浅薄”,“我要敲打你脑壳”!濮德治说:我岂止浅薄,对于你们这一行,我简直是无知。隔了一会儿,陈独秀又和程老先生和好了,陈独秀还写了―封信给当时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推荐程老先生教文史。

  连坐牢都不忘读书研究、探讨学问,看来,陈独秀真是把囚室当成自家的书房了。他广泛涉猎中国古典,经济、政治理论,文字学,传记,历史,主要是文字学。他立志要“谋中国学术长足之进展”,“制造中国五十年新政治学术之结晶,以谢国人”。并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著述计划:《古代的中国》、《现代中国》、《道家概论》、《孔子与儒家》、《耶稣与基督教》、《我的回忆录》。

  在狱中,陈独秀把牢房当成了研究室,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紧紧围绕着自己所研究的课题有目的有计划地去汲取、去创造。“苦心人,天不负”,他在学术领域中频结硕果。

  虽然他的著述计划由于提前获释出狱而定格成计划,然而,他在文字学与音韵学方面的研究却收获不少。

  从陈独秀在文字与音韵方面的著述中,仍可看出他敢于怀疑权威、敢于挑战传统的无畏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陈独秀在逆境中尚且能够静下心来坚持读书和做学问,这种治学态度实在是值得我们学习。(徐文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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