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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

学衡派向陈独秀胡适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叫板

2019-09-18 10:1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学衡群体大多是留美归国学生,基本为执教于高校的知名学者、教授。他们都有着自己坚守的人生信念和文化“道统”,敢于逆已成大势的新文化运动“主潮”而行,公开与以陈独秀、胡适等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主力军“叫板”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第26期

文 |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上海、南京

孙建平油画《学衡风骨》(2018) (左起:柳诒徵、刘伯明、胡先骕、吳宓、汤用彤、梅光迪)

孙建平油画《学衡风骨》(2018) (左起:柳诒徵、刘伯明、胡先骕、吳宓、汤用彤、梅光迪)

引子

“哈佛男孩”的1919

“五四”运动爆发时,25岁的吴宓正在哈佛大学读比较文学专业。

在这位哈佛男孩的1919年日记中,“五四”运动几乎不见踪影。据后辈学者推断:如果不是因为他太懒或太忙,很可能是因为当时海外留学生无法在第一时间获知北京的消息。“五四”爆发后,北京通往国外的有线电报被切断,外国记者的报道主要通过无线电传送,发出的信息是零星片断的。

5月9日的《纽约时报》只有一则简短快讯:“由于对巴黎所作的有关山东问题的处理表示气愤,首都北京发生了骚乱……”

在吴宓1919年的日记中出现的不是“五四”,而是被视作“五四”导火索的“青岛事件”。8月11日这样记载:“晚,在宓室中开国防会(记者注:波士顿留美学生组织)董事会,由郑君莱述说日前特赴华京,遍谒各参、众议员,始末情形(为青岛事件)。”

这一年从春天到夏天,以哈佛中国学生为主的波士顿中国留学生多次集会,反对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省境内的权利。他们一再致电美国总统威尔逊,请求他在巴黎和会中主持公道,同时致电与会中国代表:如条约将权利转让日本,应拒绝签字。他们还把文章寄往国内的《申报》、《新闻报》,“以表见留美中国学生之活动”,这些发出的中文稿多由吴宓起草。

相比“五四”在日记里的缺席,1919年至1921年,吴宓大量地记下了和好友“梅君”、“张君”等人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与斥责,字里行间充溢着反感和抵触的强烈情绪。

当时,国内由陈独秀、胡适等《新青年》同人引领的“新文化运动”正走向高潮。吴宓的师兄、哈佛学生梅光迪开始“招兵买马”,在留学生中召集志同道合者,准备和“新文学-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进行大论战。

因着清华同学的介绍,1918年秋转入哈佛的吴宓和梅光迪相识了。

新大陆之笔墨官司

“逼上梁山”和“老梅上战场”

“我回想起来,若没有那一班朋友和我讨论,若没有那一日一邮片,三日一长函的朋友切磋的乐趣,我自己的文学主张决不会经过那几层大变化,决不会渐渐结晶成一个有系统的方案,决不会慢慢的寻出一条光明的大路来……一班朋友做了我多年的‘他山之错’,我对他们,只有感激,决没有丝毫的怨望。”

——胡适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胡适出版了个人传记《四十自述》,回顾当初“文学革命”的思考如何在留美时代酝酿、成熟。他以“逼上梁山”作比喻,把这场发生在世纪初的最激烈的思想文化运动的源头“归功”于和当时密友、主要是梅光迪之间的一场持续近两年的“笔墨官司”。

梅光迪,生于1890年,安徽宣城人。梅家是宣城当地望族,梅光迪幼年在乡里有“神童”之誉,12岁应童子试,后就读于安徽高等学堂。1909年在上海时,经同乡介绍结识了一位名叫胡嗣穈的安徽绩溪少年。两人结伴坐船北上,一起参加庚子赔款的官费留美考试。

当年胡中而梅落。梅于第二年再应试,如愿踏上赴美的海轮。他先入威斯康辛大学、西北大学,1915年秋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主攻文学,拜在新人文主义思想家、文学批评家白璧德门下。

改名为胡适的胡嗣穈早梅一年赴美,初入康奈尔大学选读农科,1915年转入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实用主义集大成者约翰·杜威。

留美期间,胡梅二人继续交好。胡适好热闹,在美期间热衷到处作英文演讲,以至于引起物议。梅光迪由衷地佩服胡适的聪明和才华,称他为“东方托尔斯泰”、“稼轩、同甫之流”,并且乐观预期“他日在世界学人中占有一位置,为祖国吐气”,“将来在吾国文学上开一新局面。”

他们和同在美国留学的赵元任、任叔永、陈衡哲、朱经农往来密切,频繁通信讨论各种问题。从保留下来的信件和日记看,胡梅当时探讨的话题包括如何复兴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古学”,以及如何看待当时国内兴起的“孔教运动”、基督教等一系列问题。

此时的东方老帝国正经历着一场千年未有的暴风骤雨。辛亥革命爆发,帝制被推翻,袁世凯在南北和谈之后上台,北洋政府从名义上暂时控制了中国。这些留美学生通过西方报纸、亲友信函密切关注国内局势,一起探讨“救国济民”的药方。

1915年夏,梅光迪由西北大学毕业,准备转入哈佛大学。去波士顿前,他来到康奈尔大学所在地绮色佳,同胡适、任叔永、杨杏佛等留学生共度暑假。这个夏天,他们讨论的主要话题是中国的文字和文学。

梅光迪

梅光迪

几年前,胡适就表现出对中国语言文字问题的关注。1915年夏,他关心的是:“汉文究竟可成为教育利器否?”他的出发点是把汉语言文字作为教育工具来考察——要求它能够普及到大多数人,也就是要把汉字变成大多数人接受教育的工具。

自晚清以来,一直有人主张把白话文作为开启民智的锐利工具,各种白话报兴盛一时,其中也有十分激进的主张,有人甚至主张放弃汉字、把汉字全部拼音化。

胡适最初着眼的,只是如何改变文言难以教学的问题。他分析了文言的弊病,通过中西文对比,把文言判定为“半死”之文字。他主张用白话文讲解文言,提倡文法与标点,也就是使书面语向日用语或口语靠近。由此,他也把思路从文言教学改革转向了作为宣传启蒙工具之广义文学。

在1915年那个夏天,他的这些想法并没有赢得好友们的赞同。据他回忆:“这一班人中,最守旧的是梅觐庄,他绝对不承认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学。他越驳越守旧,我倒渐渐变得更激烈了。我那时常提到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

梅光迪离开绮色佳时,胡适作《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长诗,十分大胆地宣告:“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箠,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

对当时多数留学生来说,胡适津津乐道的“文学革命”听上去荒诞不经。任叔永还写了一首把外国人名连缀起来的打油诗来打趣他。

胡适随后写了一首很庄重的诗,以回应朋友们对他所倡导的“文学革命”的质疑,想赢得他们的理解与支持——“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愿共僇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

正是“诗国革命”、“作诗如作文”这两句,引发了一连串的“笔墨官司”,并最终催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

人在波士顿的梅光迪首先发难,写信给胡适,认为诗、文是“截然两途”,两者文字根本不能混同,“吾国求诗界革命,当于诗中求之,与文无涉也。”此外,他也认同诗界需要革命,许多诗家实为“古人奴婢”,并无古人的学术怀抱,只知效其形式,结果是“陈陈相因,腐烂不堪”。但究竟该如何下手,他的态度很谨慎——认为应该先认真研究英法诗界革命家,比如华兹华斯或雨果的诗及18世纪的诗。

他认为:“文学革命,窃以为吾辈及身决不能见”,所谓“创造新文学”,只能是一个梦,我们应有“自知之明”。

胡适认为梅“未达吾诗界革命之意也”,又致信梅,再论“作诗如作文”之意,提出今日文学之大病在于“徒有形式而无精神,徒有文而无质”,若要改变,宜从三事入手: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求文法;第三,当用“文之文字”。

自1915年夏到1916年,在和梅光迪书信来回交锋中,胡适一直在思考有关文学革命的问题,甚至耽误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写作。

1916年春,胡适又致信梅光迪,和他分享了自己最近的心得——他发现中国文学史上已经发生过多次“革命”,以韵文而论,“(诗)三百篇变而为骚,再为五言、七言古诗,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古诗之变为律诗,诗之变为词,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元代以后,词、曲、散文、剧本、小说,都成为第一流的文学,之所以是第一流,就是因为它“皆以俚语为之”,是“活文学”。

这一见解得到梅的赞同。梅回信说:“来书论宋元文学,甚启聋聩。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入手,此无待言;惟非经一番大战争不可,骤言俗俚文学,必为旧派文家所讪笑攻击。但我辈正欢迎其讪笑耳。”但对胡适“作诗如作文”的观点,仍持保留看法。

看得出,梅光迪并不反对胡适所提倡的“文学革命”,两人的关键分歧是在具体问题上,尤其是在白话能否入诗的问题上。

1916年暑假,任叔永等几位中国留学生在绮色佳的约嘉湖划船,忽遇风浪,紧急靠岸时,一船人不小心船翻落水。任叔永作了首四言诗记录这件趣事,寄给胡适——“行行忘远,息楫崖根。忽逢波怒,鼍掣鲸奔。岸逼流回,石斜浪翻。翩翩一叶,冯夷所吞。”

胡适在回信中批评了这首诗,认为写覆舟一段,未免小题大做。任叔永却颇为自得,认为覆舟一段是“全诗中坚”。胡适再致信,毫不客气地批评说翻船一段所有字句“皆前人用以写江海大风大浪之套语”,“足下避自己铸词之难,而趋借用陈言套语之易,故全段一无精彩”,并指出诗中多有“死字”和“三千年前之死句”。

对于胡适的“全盘否定”,为人厚道的任叔永诚恳地接受了。谁知梅光迪读信后对胡适大为不满,去封长信把他数落了一通。梅认为中国古诗文“沈浸醲郁,含英咀华”,而诗乃“高文美艺”之境者,是诗人和美术家的专利,如依胡适所谓“活文字”之言,那么“村农伧父皆足为美术家矣!甚至非洲之黑蛮,南洋之土人,其言文无分者最有诗人美术家之资格矣”。

收到梅光迪的质问,胡适有意和他开个玩笑,于7月22日写了一首游戏诗。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首白话诗,全诗一百零六行,近千字,部分内容如下: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
拍桌骂胡适, 说话太荒唐。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今我苦口哓舌,算来却是为何?
正要求今日的文学大家,
把那些活泼泼的白话,
拿来锻炼,拿来琢磨,
拿来作文演说,作曲作歌。

梅光迪读罢此诗,给胡适写信兴师问罪:“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足下诚豪健哉!”这一次,他排斥了所有文学革命的实验,批评胡适好名邀誉,“皆喜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豪,皆喜诡立名字,号召徒众,以眩骇世人之耳目,而己则从中得名士头衔以去焉 ”,断言“新潮流者,乃人间之最不祥物耳”,警告胡适“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

胡适的这首游戏之作,一时间成为留学生圈里的笑谈。用胡适自己的话说:“竟闯下了一场大祸,开下了一场战争。”

8月,梅光迪又致信胡适,提出他的四条“文学革命”主张:一曰摈去通用陈言腐语,他批评如今之南社诗人作诗,“开口燕子、流莺、曲槛、东风等已毫无意义”;二曰复用古字以增加字数;三曰添入新名词,如科学、法政诸新名字。四曰选择白话中之有来源、有意义、有美术价值者之一部分,以加入文学,“然须慎之又慎耳”。他认为第二条最有效用,第四条“为最轻,最少效用”。

梅的这四条主张被胡适记录在日记中,他认为第二条似是而非,表示要与梅详细讨论。同月19日,胡适致函朱经农,初步提出自己的八条文学革命纲领:“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须讲求文法(以上为形式的方面);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以上为精神内容的方面)。”

至此,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八事”已基本成型。此外,他还做了一个决定,在给友人信中写道:“吾志决矣。吾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

当时,胡适和在上海办《新青年》的陈独秀因约稿之事保持通信。来往书信中,两人兴奋地发现彼此对文学的看法惊人地一致。1916年底,胡适把自己对文学革命的思考写成《文学改良刍议》一稿,寄给了陈独秀和《新青年》。陈独秀看过后大为赞赏。那以后,就是人们所熟悉的有关“新文学-新文化运动”如何发生、发展,最后成为时代洪流的历史叙事了。

陈独秀

陈独秀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广揽人才,请陈独秀北上出任文科学长。陈则极力推荐胡适任学长,并写信给胡适催他尽早回国。留美七年的胡适早有归国实施“文学革命”抱负之意。拿到北大聘书后,他匆匆离开纽约,临行前又作一首白话小诗送梅、任两位好友:

“前年任与梅,联盟成劲敌/与我论文学,经岁犹未歇/吾敌虽未降,吾志乃更决/誓不与君辩,且著《尝试集》。”

1917年刊登于《新青年》第2期的《文学改良刍议》点燃了“文学革命”之火。年仅27岁的胡适由此暴得大名,和陈独秀一道成为当时中国最耀眼的思想文化明星,和无数新青年心中的导师。

几乎在同时(1917年1月),梅光迪在英文版《留学生月刊》第12卷第3期上发表了《我们这一代的任务》一文。他提出:在当前的文艺复兴时代,伏尔泰主义(启蒙主义)是不可避免、也是必要的,因为习惯的枷锁困住了我们。但是,这样容易导致中庸的丧失,尤其在一个动荡狂躁的社会环境中,一时冲动的行为容易在卑微地模仿过去和反传统两个极端间摇摆。所以,他认为: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空前的民族危机中寻找到一种方法,重新调整变动不居的情况,去收获新与旧融合的最佳成果”。

有别于当时国内的种种复古、守旧思潮的是,梅光迪提出——“我们今天所要的是世界性的观念”,并要使“历史成为活的力量”。

几个留学生在1920年代一场关于文字与文学改革的小争论,何以逐步引发并震荡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新文学-文化革命”运动,又何以使得一批近现代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由此分化为对立的两大思想文化阵营?

《胡适评传》作者、美国历史学者贾祖麟(Grieder)的点评可谓直中靶心——他指出:在当时人们心中,文学革命的目的不只是旧文学的毁灭而已,“反对者是在保护一整套的文化价值,而提倡者则反对生硬的古语与老文学的陈词滥调,要弃绝那整个社会文化的遗产。”

这正是胡、梅这对曾经的密友价值分歧的核心所在,也是日后以北大、《新青年》为核心的文化激进主义阵营,和以《学衡》为核心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之间长达数十年论争的核心所在。

胡适在美国,1944年

胡适在美国,1944年

首聚哈佛

白璧德的中国门徒

1917年起,正当胡适和《新青年》在国内声名如日中天、呈压倒性的大势,远在波士顿的梅光迪开始在留学生中“招兵买马”,召集志同道合者,准备和胡适、陈独秀等新文化派进行持久的论战。

1918年9月,吴宓转学至哈佛,和梅光迪会面,两人一见如故,“屡次作竟日谈”,自此结盟。据吴宓所记:“梅君慷慨流涕,极言我中国文化之可宝贵,历代圣贤、儒者思想之高深,中国旧礼俗、旧制度之优点,今彼胡适所言所行之可痛恨”,他并自比春秋时挽救并复兴楚国的申包胥,而胡适则是那个发誓要覆楚的伍子胥。

梅的一番慷慨之辞令性情中人吴宓十分感动。他当即表示:愿效驰驱,勉力追随,如诸葛亮对刘备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吴宓小梅光迪四岁,陕西泾阳人,生长于吴家大院,是热门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女主角的历史原型、晚清陕西女首富周莹的堂侄。1911年,吴宓考入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1917年赴美留学,先在弗吉尼亚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次年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师从白璧德研习比较文学、英国文学和哲学,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

在哈佛,和梅光迪、吴宓密切往来的还有汤用彤、陈寅恪、楼光来、张歆海。他们一起听白璧德的课,对陈独秀、胡适此时在国内发动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都有不同程度的不满,据吴宓日记载,“均莫不痛恨胡陈。”张歆海表示:目前诸位“羽翼未成,不可轻飞”,等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

在哈佛校园,一股日后被称为“学衡派”的骨干力量已大致聚拢成形。他们都对本国文化传统怀着极深厚的情感,反感“新文化派”的反传统主张,同时也都是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的“中国门徒”。

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美国新人文主义思想代表人物,1912年至1933年执教哈佛大学。在20世纪初期,他逆时代潮流而动,对西方的现代性进行反省,抨击泛情人道主义和科学人道主义,批评浪漫主义和道德上的不负责任,呼吁节制情感,恢复人文秩序。

除思想学说外,白璧德之于当时中国留学生的魅力,恐怕很大程度上还因着他对东方文化和价值的一份尊敬和理解。身为西方学者,他摆脱了“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心态。白璧德的夫人出生于福州,他虽然不懂中文,对中国文化却十分关注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1933年白氏去世,吴宓发文悼念,列举白璧德的“中国门弟子”有梅光迪、吴宓、汤用彤、张歆海、楼光来、林语堂、梁实秋、郭斌龢八位。从事植物学的胡先骕虽没有上过白璧德的课,但曾翻译、介绍过他的文章,并在哈佛期间登门拜访过他。在梅、吴和胡之外,梁实秋是最积极、最系统地向国人宣传、实践白璧德及其新人文主义主张的人。

1921年,白璧德曾应美国东部中国学生会的邀请,做关于“中西人文教育”的讲演。他指出中国文化的最大优点在于重道德观念,最富于人文精神,孔子和亚里斯多德的学说不谋而合,中西方都应该对二者的伦理关系作对比研究。他主张中西方的人文主义者联合起来,为建立一个“人文的、君子的国际主义”而努力。

白璧德

白璧德

白璧德非常关注中国正在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以及激烈的新旧之争。在演讲中,他公开批评“新文化运动”矫枉过正,不免重蹈西方机械主义覆辙,是一场“功利情感运动”。一方面,他理解中国人希望发展工业革命、科学以抵御列强侵略的愿望;但是,他也提醒必须审慎,保存其“伟大之旧文明之精魂”,不应在倒浴水时把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

1921年,因被陈独秀批评海外留学生和国内文化运动“无关”,《留美学生季报》展开了“留美学生与国内文化运动”的讨论,孟宪承、吴宓、邱昌渭等都参与了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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