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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劲秀:陈独秀与蔡元培

2019-08-13 09:44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彭劲秀 阅读

陈独秀与蔡元培

  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杰出的爱国者、革命家、启蒙思想家、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创始人,并任一至五届党中央总书记。蔡元培是著名的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早年参加反对清朝帝制的斗争。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上任伊始就三顾茅庐登门聘请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陈独秀比蔡元培小11岁,蔡元培却比陈独秀早去世二年。陈独秀与蔡元培一生的交往跟他与章士钊、胡适等名士的交往有相同之处,既有志同道合的早年、肝胆相照的合作、危难之际的援手,也有政治、思想上的分歧和碰撞,但是,他们的友情却保持终生。

在上海爱国协会暗杀团相识

  辛亥革命前,许多革命志士认为,中国革命应该分“鼓吹、暗杀、起义”三步进行。陈独秀也受此影响,曾加入过暗杀组织。他与蔡元培就是在上海暗杀团相遇相识的。

  1903年7月,东京留学生军国民教育会改组,确定“暗杀”为其重点工作之一。1904年,为配合黄兴的华兴会在长沙起事,留学生军国民教育会杨笃生、何海樵、章士钊等人召集革命同志在上海组建爱国协会,成立暗杀团,把暗杀定为革命的重要方式,经常开展射击练习、试制炸弹炸药等活动。

  在老朋友章士钊的引荐下,陈独秀到上海并很快加入这个爱国协会,也就在这个时候,陈独秀和蔡元培相遇相识了,也为日后的相知相交打下了牢固的友谊基础。此时的陈独秀尽管加入了暗杀团组织,但是他认为,革命不能仅限于暗杀一条途径,更重要的是“要努力唤醒广大群众,起而救亡……进行革命,要能谨慎而不懦怯,要有勇气而不急躁”。可见,陈独秀一边参与暗杀的革命活动,一边非常关注发动群众的一面。

  1905年9月,吴樾暗杀清朝五大臣事件失败,陈独秀收集烈士部分遗物后,几经周折,最后转交给暗杀团骨干之一的蔡元培保存。吴樾的革命行动,令陈独秀和蔡元培为之动容,蔡元培赞誉其行为乃“中国第一炸弹”。陈独秀则在后来悼念烈士时写下了赞颂吴樾的《存殁六绝句》诗。革命同志为了革命事业勇于牺牲、视死如归的爱国主义精神,在陈独秀与蔡元培的心里都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责任担当,把两位年龄相差11岁的历史传奇人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蔡元培三顾茅庐登门聘请陈独秀到北大任职

  1916年12月26日,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发布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曾说,我来北大的目的,就是想寻求教育救国之道,但现在的北大还像个衙门,没有学术气氛,学生们把北大当作发财升官的跳板,风气败坏,庸俗不堪。他决心改革北京大学的迂腐学风、校风。为了破解顽固守旧派占优势的局面,蔡元培决定聘请具有革新思想的人才来主持和充实北大文科。在汤尔和等人的推荐下,蔡元培决定聘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相当于现在的文学院长)。蔡元培与陈独秀同是老革命党人,曾一度共同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结下斗争情谊。蔡元培对陈独秀“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尤其对陈独秀在芜湖办的《安徽俗话报》印象很深,蔡元培认为陈独秀“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于是决定亲自登门去请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

  此时,恰逢陈独秀因为亚东书社和群益书社合并事宜来到北京,与汪孟邹同住在前门西河沿的中西旅馆。蔡元培打听到陈独秀的住处后,接到就任北大校长任命的第一天上午就来到旅馆走访陈独秀。汪孟邹在日记写道:“12月26日,早9时,蔡孑民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言,令人起敬。”从这天起,“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起初,陈独秀不想受聘,要回上海办《新青年》。蔡元培说:你就“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吧”。陈独秀被蔡元培的热诚深深打动,感到盛情难却,便答应回上海稍稍整理一下再来北京。

  陈独秀离沪时,原岳王会成员、比邻相居的岳相如为其饯行。席间陈独秀坦言:“我从没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我试干三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返沪。”

  1917年1月15日,蔡元培在报经教育部批准后,以北京大学校长名义发出布告,宣布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同日,陈独秀就任北大文科学长,正式开展工作。

  多年后,蔡元培回忆说:“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后厉行改革成绩斐然

  蔡元培用人不疑,委任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之后,即放手让他开展工作。特别是对陈独秀的文科改革,蔡元培更是全力支持。同意陈独秀无需开课,以集中精力,专心致志于文科的改革。文科有关人事、行政等问题,一概由陈独秀主持盒决定,校方不加任何干涉。

  在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下,陈独秀一面对北大文科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一面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秉承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校宗旨,联络了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优秀分子,建构起以北大学人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这批具有新思想的北大学人中,陈独秀团结了沈尹默、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鲁迅、章士钊等一大批先进分子在自己的周围,并借助于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这个思想文化阵地,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引领青年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立志成为“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的奋发有为的青年”。一时间,各种思想在这里碰撞激荡,交流交锋,一些进步社团和刊物也效仿《新青年》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在北京大学纷纷破土而出,北大校园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欣欣向荣、充满生机的新局面。

  1919年4月,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北京大学学生立刻行动起来。5月2日,蔡元培在学校餐厅召开学生班长和代表会议,号召大家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奋起救国。陈独秀在5月4日刊出的《每周评论》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的文章,号召“人民站起来直接解决”。但是,北洋政府却施行反动的高压政策,疯狂地逮捕和********,并逼走北大校长蔡元培,逮捕陈独秀。由于全国人民的奋争,五四运动取得最终胜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和蔡元培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每周评论》等为阵地,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发挥了组织领导的作用。

  文科改革后,学生可以自由选修各课,不用必修全部课程。学生既可以上本系的课,也可以听别系的课.文科校门是开放式的,除了注册的正式生,也有旁听生,甚至还有“偷听生”。这当然不是放任自流.陈独秀发布了《文科学长白》,明确学生上课不得无故旷课;上课不得迟到;选修课一经选定,就不得任意更改及旷课。同时规定学生以成绩为标准,学业期满成绩合格者,由学长审阅,上报学校,而后发给毕业文凭。

  在文科改革中,陈独秀从上海带来的《新青年》给北大校园注入了活力,广大学生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 活跃了思想,焕发了青春,增强了斗志.文科的改革也对整个北大的改革产生巨大的影响和推动。蔡元培对北大的文科改革十分满意,时隔多年,他在《宇宙风》发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仍充分肯定文科改革的成绩,他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后,“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空气,遂大流行”。

  陈独秀在文科大刀阔斧地改革引起北洋军阀和守旧势力的恐慌和仇视。皖系军阀控制的《公言报》撰文说:“蔡元培氏自长北大以来,引用非人,败坏士习,有目共睹。蔡氏夙隶国民党,比年复借教育家之美名,实行灌输社会革命、无政府等等邪说,阴为破坏举动,而己则肥遁鸣高,聚群不逞之徒为之羽翼。”京师警察总监朱深还告诫同僚:“诸君不可视蔡元培为一书生,当视为十万雄师,吾人不可不以全副武装对付。”蔡元培不为所动,毫不退缩,而是大义凛然,针锋相对地为新思潮辩护。他在《新青年》发表《洪水和猛兽》一文,说:“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象,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人感受痛苦,仿佛水势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受他,就泛滥到岸上,把田庐都扫荡了。……

  猛兽,恰好作军阀的写照。……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奢侈的了不得;别种好好作工的人,穷的饿死,这不是率兽食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对反动军阀和守旧势力给予了有力的回击。

  陈独秀在文科的改革取得很大成绩,主要得益于蔡元培的全力支持。如果没有蔡元培的全力支持,陈独秀不仅在文科的改革举步维艰,甚至在北大立足都很困难。1986年,当年在北大任教的梁漱溟回忆说:“我认为蔡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中,陈独秀先生确是佼佼者。当时他是一名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但是,陈这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喜欢他,爱护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个,由五四而开端的新思潮、新文学运动,首先打开大局面的是陈独秀,他在这个阶段的历史功绩和作用,应该充分肯定。但是,如果得不到蔡元培先生的器重、维护和支持,以陈之所短,他很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脚,而无用武之地。”

关于蔡元培为陈独秀“编造”假学历问题

  关于蔡元培为陈独秀伪造假学历履历问题,曾经在社会上炒的沸沸扬扬,其经过是这样的:

  聘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必须履行报批手续。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正式致函北京政府教育部。全文如下:

  敬启者,顷奉函开,据前署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呈称,顷据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函称,锡祺拟于日内归省加有他事相累,一时不克来校,恳请代为转呈准予辞去文科学长职务等语,理合据情呈请钧部鉴核施行等因到部。查文科学长夏锡祺既系因事不克来校,应即准予辞职,所遗文科学长一职,即希贵校遴选相当人员,开具履历送部,以凭核派等因到校,本校亟应遴选相当人员,呈请派充以重职务,查有前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斯任,兹特开县该员履历函送钧部。恳祈詧核施行为荷。此致

  教育部
  附履历一份
  中华民国六年一月

  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

  蔡元培“致教育部请派文科学长”的公函1月11日发出,13日教育总长范源濂就签发“教育部令”第3号:“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令”。15日,北京大学张贴第3号《布告》,宣告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同日,陈独秀正式就任。

  蔡元培之所以急如星火地办理陈独秀的任职手续,主要是当时北京大学亟待整顿,而北大的整顿必须从文科开头。蔡元培深知陈独秀“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他认为北大文科学长一职非陈独秀莫属。所以才这样不遗余力地促成陈独秀尽快就任此职。

  质疑和指责蔡元培为陈独秀“编造”假学历的文章虽然也提到“1901年10月,陈独秀首次赴日留学,先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补习日语,就读于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但又说,蔡元培怕教育部嫌陈独秀学历低,不同意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所以,蔡元培《函致教育部请派文科学长》中所附的陈独秀“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都是假的,是假学历、假任职。完全是“由蔡元培编造”。

  笔者认为,蔡元培《函致教育部请派文科学长》所附上的陈独秀学历和履历非常简单,去掉姓名、籍贯9个字,学历和履历仅29个字。虽然不太准确,但毕竟不是无中生有。

  这类质疑的文章也有瑕疵,如说陈独秀1901年10月“就读于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其实,资料显示,日本早稻田大学是日本前首相大隈重信于1882年创立的一所世界著名的研究型综合大学。该校人才辈出,“历届日本首相中有七位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生,国会议员近三分之一出身于早稻田大学。”陈独秀既然是1901年10月就读于该校的,此时,这所早稻田大学已经建校19年,不存在“前身”之说了。

  有人不仅对陈独秀的学历提出质疑,而且还说“陈独秀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履历,也是假的。

  众所周知,安徽公学的前身是安徽旅湘公学,由于安徽旅湘公学的革命色彩渐浓,引起了清政府的警觉,在长沙的办学环境已相当困难,于是便于1905年初,安徽旅湘公学从长沙迁来芜湖,改名为“安徽公学”。

  据《芜湖档案》中《陈独秀教书办学在芜湖》一文载:在办《安徽俗话报》的陈独秀“一边办报,一边在安徽公学教书,从事革命新思想的灌输宣传。约在1905年8月间,陈干脆放弃办报,全身心投入安徽公学。”

  此文还说:“安徽旅湘公学之迁来芜湖而不迁往当时的省会城市安庆,这也与陈独秀在芜湖活动有关。这样一所具有革命色彩的学校迁来芜湖,一方面有助于他开展活动,另外一方面也是与芜湖当时所处的政治经济地理交通环境有关。”“在安徽旅湘公学迁来芜湖后,《安徽俗话报》就登出招生广告。安徽公学的校址就在芜湖中二街三圣坊,与陈独秀寓居的芜湖科学图书社可谓近在咫尺。”

  安徽公学在芜湖开办期间,云集了刘师培、苏曼殊、谢无量、张伯纯、江彤侯、柏文蔚、陶成章、潘赞化等一批“当时革命思想及行动的领袖人物”担任教授职责,而这些人物,都是革命党人,无一不是与陈独秀有着深厚情谊的挚友。

  安徽旅湘公学从湖南长沙迁回安徽,当时选址芜湖,是因为陈独秀在芜湖从事革命活动;师资配备,几乎都是陈独秀的故交好友和革命党人;教学内容,都是以宣传革命、推翻清朝专制统治为主。所以,就陈独秀与安徽公学的渊源、关系来说,陈独秀虽然没有在安徽公学担任教务长一职,但他所处的地位、发挥的作用都是非常大的,正如曾在芜湖多所学校任教和任职的高语罕回忆所说:“芜湖的安徽公学(是)……从湖南迁来的,而迁校运动的中心人物,就是陈独秀氏”(《百花亭畔》)这都充分说明,对安徽公学,陈独秀的作用和影响比他担任教务长要大得多。

  至于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问题,汪军在《陈独秀:筹建安徽省立大学第一人》中说:“1917年1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致教育部公函谓陈独秀曾任安徽高等学校校长,有研究者认为是造假,妄自揣测很多,甚至怀疑蔡元培、陈独秀人品”。“1912年陈独秀在旧址建安徽高等学校,教员多系其故交,如苏曼殊、郑桐荪、沈燕谋、周越然、应溥泉、傅盛君”等。“陈独秀虽是安徽高等学校创办人,但他不肯担任校长,聘桐城派马其昶任校长,自任教务长,实际还是他掌管这所学校。蔡元培致教育部函说陈独秀曾任安徽高等学校校长,是基本符合事实的。”这种说法当然是不准确、不严谨的,但至少说明陈独秀在安徽高等学校的地位和作用。

  安徽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沈寂曾访问过民初皖都督府收发科长张啸岑,张啸岑回忆说:辛亥革命后,“孙少侯是安徽第一任民军都督,因其嗜大烟,实际主持工作的是秘书长陈独秀。同时在安徽大学堂旧址,重办安徽高等学校,聘马其昶(通伯)为校长。陈自任教务主任,即将秘书长让给李光炯”。沈寂认为,“这是1912年的事。此事虽不见于书面记载,但可找旁证,在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二号(1912年1月30日)为保释刘光汉的《安庆来电》中,有秘书科成员陈仲列名。章士钊在英国获讯武昌起义,立即由伦敦返国,一到上海就打听‘仲甫踪迹,或谓方从孙少侯游’。这些均可印证张啸岑所述是实。陈独秀之所以把秘书长让给李光炯,据张啸岑说是因与孙少侯的意见不合。此后则专任安徽高等学校教务主任(或称教务长),一直到1912年年底”。

  由此可以肯定:安徽高等学校由陈独秀倡议创办,陈独秀是安徽高等学校的主要创办人之一,他只挂个教务主任即教务长的名义,无意担任该校校长职务。后来陈独秀辞去省都督府秘书长,专职安徽省高等学校教务主任即教务长之职,虽不是校长,但他在该校的地位和作用是大大超过校长的。

  再说,陈独秀性格刚烈,正如章士钊所说,陈独秀是一匹“不羁之马,奋力驰去,回头之草弗啮,不峻之坂弗上”,不会为谋取个人职位低三下四求人,他不可能让蔡元培为他“编造”假学历和假履历。另一方面,当时虽然重视学历,但不唯学历。蔡元培既有一双识才的慧眼,又有非凡的用才的魄力,如1917年,24岁的梁漱溟报考北京大学,因分数不够落榜。北大校长蔡元培曾读过梁漱溟第一次用现代学说阐述佛教理论的一篇文章——《究元决疑论》,留下深刻的印象。听说梁漱溟报考北大落榜,就说了一句:“梁漱溟想当北大学生没有资格,那就请他到北大来当教授吧!”就这样,一个北大落榜生,转眼就到北大从教。再如刘半农也是这样,1917年夏天,26岁、中学尚未读完的刘半农却意外地收到一份由北大校长蔡元培签署、文科学长陈独秀书写的聘书,请他到北京大学担任国文教员。

  蔡元培具有打破常规不拘一格地破例选拔、任用杰出人才的眼力和魄力,况且当时陈独秀比梁漱溟等人的声望大得多。加之民国政府刚成立后,蔡元培就以辛亥元勋和著名学者的身份,众望所归地就任了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凭他的资望,教育部怎么会拒绝他提请任用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的报告呢?这没有什么悬念,蔡元培相信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根本没有必要去为陈独秀“编造”什么假学历和假履历。

  蔡元培“致教育部请派文科学长”的公函1月11日发出,13日就获得批准的第3号“教育部令”,15日,北京大学就宣告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同日,陈独秀正式就任。当时工作效率之高,实在令人惊叹!

  那时,慧眼识珠、破格用才的事例很多,并非蔡元培一人,如1925年,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梁启超向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曹云祥问:陈是哪一国博士?梁启超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也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廖廖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说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启超介绍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大学教授对陈寅恪的推崇,曹云祥听后就聘了陈寅恪(《清华人物志》第1集,第170页)。

  总之,陈独秀虽然不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但他确实在1901年10月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过学,并非蔡元培无中生有的“编造”。其次,陈独秀虽然没有当过安徽公学教务长,但他是安徽公学的“中心人物”,安徽公学选址芜湖和师资的选聘等办学事宜都是因陈独秀而确定的,他在安徽公学所处的位置和发挥的作用是远远超过教务长的。陈独秀虽然没有担任过安徽高等学校校长,但他是安徽高等学校的主要创始人,无意追求校长之职。他任该校教务主任即教务长,其地位和作用并不比校长差到哪里。

  蔡元培之所以在陈独秀学历履历上出现瑕疵,并非担心教育部在学历资质上会认为陈独秀不够格而不批准对陈独秀的任命,所以才故意拔高陈独秀的学历和任职经历。而是因为蔡元培知道陈独秀曾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过学,便想当然地说陈独秀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知道陈独秀在安徽公学和安徽高等学校的地位和作用,便把陈独秀曾任安徽高等学校教务长误为安徽公学教务长,把陈独秀曾任安徽高等学校教务长误为校长,这完全是蔡元培没把此事当作大事,压根儿就不认为这个问题存在悬念,而是稳拿铁定的事,只不过“走走程序”而已,完全是凭感觉和印象所致。这当然是不准确、不严谨的,但绝非蓄意造假。作为民国首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没有必要这样做,更与当下的学历、履历造假之类的违法违纪行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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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8-13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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