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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劲秀:陈独秀与蔡元培(2)

2019-08-13 09:44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彭劲秀 阅读

关于陈独秀的嫖娼风波

  陈独秀鼓吹新文化运动,遭到封建守旧势力的嫉恨,他们便利用一切借口攻击、贬损、丑化陈独秀,以达到搞臭、挤走陈独秀的目的。

  1919年3月间,守旧势力听到陈独秀逛八大胡同的消息,如获至宝,遂添油加醋,编造出陈独秀与学生为同一妓女争风吃醋,并抓伤妓女身体以泄私愤的桃色新闻。

  1917年之前的北大,学生多是官二代、富二代,以混学历当官发财为目的;学校上下风纪败坏,尤其是“课余生活”令人瞠目:晚饭后,有钱的教师带头,大批师生坐洋车直奔北京最大红灯区——八大胡同。妓院皆称“两院一堂”是这里的常客。“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的旧称“京师大学堂”。可见当时的北大教师频繁出入八大胡同妓院是司空见惯的事。

  鉴于当时政府对卖淫嫖娼没有法律上的严禁规定,蔡元培上任后成立进德会,倡导不嫖、不赌、不纳妾,但仅仅是倡导而已,并没有行政上处罚的效力。加之,涉足色情场所的师生很多。所以,蔡校长也想淡化处理,但那些把陈独秀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老派学者却不愿善罢甘休。曾任晚清翰林院编修的国会议员张元奇,向国会提出弹劾教育部长傅增湘和北大校长蔡元培,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纵容陈独秀嫖娼。一时舆论大哗。两年前力荐陈独秀到北大任职的北大教授沈尹默和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也都反戈一击,指斥陈独秀破坏北大声誉,要求蔡元培撤销其文科学长之职。

  蔡元培爱才心切,自然不愿意开除他。但在压力之下,1919年3月26日晚,蔡元培召集几位教授到汤尔和家中开会,至午夜12点才散。 会议决定,在4月10日的全校教授会议上公布:北大废除学长制,文科、理科、法科等各科的学长都予取消,改而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推马寅初为首任教务长。

  对陈独秀的去留,蔡元培一再坚持不让陈独秀离开北大,仍保留教授职位。不久,“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于1919年6月因散发传单被捕,出狱后南下上海,着手共产党的创建工作。

  北大师生出入妓院并非陈独秀一人,同为北京大学的理科学长夏元瑮也是其中之一,但北大那些人为什么对夏的嫖娼问题很少提及,却对陈独秀死死揪住不放?这主要是因为那些老派教授对陈独秀推行新文化运动非常仇视,正好以此为借口对陈独秀穷追猛打,并利用一些市民小报大肆渲染,诋毁陈独秀的声誉,损害陈独秀的形象,以期达到把陈独秀赶出北大的目的。

  1935年,汤尔和将早年日记借给胡适看。胡适看到记录1919年3月26日晚上在汤家开会这一篇,不禁感慨不已。1935年12月28日,胡适写信毫不客气地谴责汤尔和不辨是非。“嫖妓是独秀和浮筠(夏元瑮的字)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胡适认为,这些传言表面针对陈独秀的个人道德,其实是离间计。“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

  1936年1月2日,胡适再次致信汤尔和:“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皆起于此晚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陶孟和)的影响,故不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定论。”

  胡适与陈独秀曾是知己好友,后来虽然在政治理念上分道扬镳了,但对陈独秀的离开北大仍是深为惋惜。胡适给汤尔和二次写信发表的观点只是他的一家之言,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当代学者袁伟时曾为这一事件撰文,坦言:“胡适赞许‘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笔者理应追随先进,略尽微薄”。接着指出:“陈独秀并不特别稀罕进北大,是蔡元培三顾茅庐把他请进北大,并委以重任,请他当文科学长。蔡先生不拘一格选材,历来众多史家赞誉有加。”“至于说陈独秀以‘嫖娼出北大’,如果出自猎奇文人笔下,一笑可也。若是学者所为,稍加检视,漏洞百出,有损作者声誉,实在可惜。”

  1919年4月,蔡元培面对社会上对陈独秀等人的攻击浪潮,他明确表示:“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嫖、赌、取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蔡元培全集》第三卷576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话说得非常清楚。按今天的法律,纳妾、狎妓、赌博都是违法行为。但在民国初年,依然视为风流韵事和消遣行为。研究历史不考虑历史环境,那是戏说历史以博一笑的勾当,绝不是学者应有的态度。

  因此,尽管当时北大内部一些人出于不同动机,在嫖妓问题上大做文章,陈独秀已辞职等流言满天飞,冀图逼他出校。蔡元培举重若轻,迅速回应,把预定的改革提前实施,并于 1919年3月19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致神州日报函》驳斥谣言:“陈学长并无辞职之事”“文理合并不设学长,而设一教务长以统辖教务,曾由学长及教授主任会议定(陈学长亦在座),经评议会通过,定于暑假后实行”,现在仅是时间挪前而已。

  陈独秀的文科学长帽子没有了,但他没有“以嫖娼出北大”。蔡元培先聘请他为史学系教授,他没有答应,改为聘请他担任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编纂。这个编纂处原来是中央政府的国史馆,1916年改为国史编纂处,1917年4月划归北京大学领导,由蔡元培兼任处长。换句话说,陈独秀北大人的身份并没有改变。

  1919年6月11日,他在游乐场散发传单——《北京市民宣言》,被当局拘捕,直至9月16日在各方压力下被保释出狱。

  文章还说,陈独秀的声誉没有因嫖妓事件受损,却因受北洋政府迫害而登上巅峰,“我们的光明”、“思想界的明星”等等对陈独秀的赞誉之词铺天盖地。

  袁伟时先生最后说:“陈独秀在北大的最后岁月留下的是知识分子被迫害、排挤的历史,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教育史的重要篇章,值得史家认真探讨。把它演化为吸引眼球的黄色新闻,太不严肃,不敢苟同!”(《流言里的民国》,中信出版社)

陈独秀、蔡元培的分道扬镳

  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掀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招来了顽固守旧势力近乎疯狂的攻击,由此也影响到了陈独秀与蔡元培的关系。

  旧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林纾发表《荆生》《妖梦》两篇小说,诋毁新文化运动,影射攻击陈独秀。林纾还发表《致蔡元培书》,攻击指责新文化运动人士“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蔡元培爱护陈独秀,从捍卫新文化运动立场写了一封还击林纾的长信。信中指出:北大教授讲解古书时虽用白话,但白话并不逊于文言,而且提倡白话的教员,皆是博学且长于文言。蔡元培的信,表明了支持新文化运动的立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了辞呈。并于9日离京。5月13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向政府齐上辞呈,支持蔡元培。6月15日,在他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后由于北大师生极力挽留,蔡元培答应只做北大师生的校长。

  1920年初,蔡元培与李石曾、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在北京创办中法大学,蔡元培任校长。2月,蔡元培下令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即正式招收女生,开中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5月,蔡元培聘任地质学家李四光出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8月,聘鲁迅为北京大学讲师。年底赴欧洲考察。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等合作,决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

  1923年春,不满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破坏法制的行为,提出辞职,离京南下。秋间转赴欧洲,从事研究和著述,并参与要求英、法等国退还庚子赔款兴办教育事项。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孙中山提名,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926年初回国。在上海参加苏浙皖三省联合会,配合北伐战争,策划三省自治运动,遭孙传芳通缉。

  由于各种原因,两位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从此分道扬镳,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离开北大后陈独秀回到上海,开始创建中国共产党,而作为老同盟会会员的蔡元培则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活跃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

  1927年起,蔡元培在南京国民政府任大学院院长、司法部长和监察院长等职。3月28日,蔡元培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主席,对吴稚晖提出的弹劾共产党表示附议,主张“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之党籍”。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最初两年,蔡元培在政治上站在蒋介石一边,支持“清共”。

  但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在清党的实施过程中,他反对滥杀。在清党的初期,蔡元培就曾对浙江清党委员会的草菅人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且出面尽力营救可能遭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

  之后,蔡元培把精力主要放在组建中央研究院上,他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开始专注国家民族的文化教育和科技事业,并相继辞去了其他职务。

  1930年杨开慧入狱后,其七舅向定前派同济青布庄店员杨振湘护送杨开慧母亲向振熙去南京,与正在南京的杨开慧的胞兄杨开智一道找到杨开慧父亲杨昌济的老友章士钊、蔡元培、谭延闿等教授、名流营救杨开慧。他们曾联名向国民党当局致函。南京政府屈于外界压力,致电何键,嘱其缓刑。蔡元培还援救许德珩等爱国民主人士,营救丁玲、朱宜权等共产党员。1934年3月,何香凝之婿、共产党员李少石被捕,蔡元培又给最高当局去函去电,要求无罪开释。1935年2月,瞿秋白被捕后,他受鲁迅之托设法营救。在国民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出:瞿秋白很有文学天才,中国不可多得,应网开一面,惜护人才。但是,却遭到戴季陶等人的坚决反对。浙江最早的共产党员徐梅坤,1927年7月在萧山县被捕后,关押于杭州陆军监狱长达9年,由于蔡元培出具保状,徐梅坤才走出牢房。

  “九·一八”事变后,蔡元培主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1932年,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抗日爱国运动。

  1933年,蔡元培倡议创建国立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前身),并亲自兼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抗战爆发初期,蔡元培与厉麟似、胡愈之等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合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积极组织发动文化界人士及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此外,蔡元培还与厉麟似等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创始成员联合全国各大高校校长、教授联合发表长篇声明,揭露日军蓄意毁灭中国教育机关的罪恶暴行,并组织救亡协会扩大对外宣传,争取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安葬于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墓右侧立黑色大理石墓碑,上书“蔡孑民先生之墓。”国内各主要党派和团体以及要人名流纷纷致电吊唁 。

  毛泽东早年在北京曾受到蔡元培的关照。1918年8月,长沙新民学会的一些成员决定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没有去,准备留在北大找点事干,一边工作,一边读书。蔡元培知道后便写信给李大钊,安排毛泽东在图书馆工作。这样,毛泽东在北大不仅站住了脚,而且有了自学读书、结识陈独秀、李大钊等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的机会。为后来的政治活动奠定了基础。所以,毛泽东对蔡元培非常感佩,称蔡元培为“夫子大人”。

  蔡元培3月5日病逝后,3月7日,毛泽东即发来唁电:“香港九龙奥士甸道蔡孑民先生家属礼鉴: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谨电驰唁,尚祈节哀。”3月9日,中共中央又发来唁电,称誉蔡元培“老成硕望”、“勋劳卓著”,并派廖承志前往吊唁。4月14日下午,延安各界千余人在中央大礼堂举行蔡元培、吴承仕二先生追悼大会,会场悬满挽联,周恩来送的挽联是:“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对蔡元培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

陈独秀、蔡元培政见虽异但友谊长存

  尽管陈独秀和蔡元培于五四运动后,分道扬镳,但是不论是作为中共早期领袖的陈独秀还是身为国民党元老的蔡元培,两人始终怀抱关心国家兴亡的赤字情怀,始终没有放弃为中华民族竭尽心力的无限忠诚。陈蔡两人虽然走上不同的政治道路,但互相之间的友谊并没有中断,两人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帮助,相互欣赏和怜惜。1932年陈独秀被捕后,蔡元培联合杨杏佛、林语堂等社会贤达,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南京国民政府“伏望矜怜耆旧、爱惜人才”,对陈独秀宽大处理。

  1920年2月,陈独秀回到上海,着手创建中国共产党。这期间,蔡元培所整顿的北京大学一直被封建军阀视为异端。为了暂避麻烦,他只得赴法国考察教育。11月22日,蔡元培途经上海时,陈独秀通知所有在上海的北大同仁在一品香饭店为蔡元培饯行。陈独秀在席间发表热情洋溢的欢迎词说:“蔡先生自任校长以来,竭力扩充,而各方之阻力亦日大,如安福俱乐部当权时,即无日不思与北大反对,蔡先生之精神力用之于对付反对者三分之二;用之于对付整顿校务者,仅三分之一耳。”陈独秀还将蔡元培送上法国“高尔地埃”号轮船,才依依不舍地握手作别。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噩耗传来,陈独秀十分悲痛,

  他在给友人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哀痛之情:“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又增一伤痕矣!”陈独秀并以病弱之躯写下《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表达对老朋友的怀念。陈独秀在文章中对蔡元培的人格人品给予高度赞誉,他说,蔡先生对下决心的事很是坚持,且态度温和,令人佩服。

  陈独秀在忆及往事时,还极富感情地说,蔡元培“这样容纳异已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蔡元培生前极为欣赏陈独秀的渊博学识、敬业精神、开创魄力和坦率性格,他曾说,陈独秀“忠于人,忠于事”,“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两人真是彼此相知,肝胆相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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