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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东:我对画画一直有饥渴感

2012-09-29 23:46 来源:外滩画报 作者:陆彦 阅读

 著名油画家刘小东,一度凭借油画巨作《三峡新移民》创造了中国当代艺术家作品拍卖价格纪录。2007年夏天,刘小东在青海完成了两幅油画新作《天葬》和《青藏铁路》。纪录片《消失的现场》记录了这次青海写生的故事,在2月7日开幕的柏林电影节上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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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2日,记者在北京798 艺术区举办的翁云鹏个展上见到了刘小东。稍后,刘小东开着他的车,载着记者和摄影师来到他位于798的工作间。北京1月的黄昏很阴冷,刘小东掏出钥匙,打开了他那如一个大仓库的工作间。这两年,刘小东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家中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之一。2006年,他的巨幅油画《三峡新移民》(10 米长,3 米高)被俏江南集团老板张蓝以2200 万人民币的价格买走,创造了中国当代艺术家作品拍卖的纪录。张蓝成功拍下这幅画后说:“我们志在必得,不考虑价格。”

  2007年2月,贾樟柯笑傲威尼斯电影节,凭借《三峡好人》一片擒下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而他拍《三峡好人》的念头,是2005年在三峡给刘小东拍纪录片《东》时萌发的。作为《东》一片唯一的男主角和中国独立电影的参与者,刘小东和好友贾樟柯一起去了威尼斯,既为纪录片《东》作宣传,也为《东》的“双胞胎”《三峡好人》捧场。

  今年,另一部以他为唯一男主角的纪录片《消失的现场》又受到柏林电影节的正式邀请,在2 月7 日开幕的柏林电影节上放映。《消失的现场》记录了去年夏天刘小东在青海现场创作两幅巨幅油画的经过。

  2007年夏天,由国内艺术界著名策展人郭小彦(现任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策展人)策划、北京“现场三”现代艺术空间投资人惠玮投资,刘小东去青海呆了将近1 个月。在那里,他完成了两幅油画《天葬》和《青藏铁路》。在刘小东工作室,记者见到了挂在墙上的巨幅油画《天葬》:鹰隼盘旋在蓝天之上,俯视着天葬台上的死者。

  这幅作品描写生死之际的苍凉,气势逼人,令人一见难忘。震撼之下,记者突然想起刘小东早年在纽约看过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表现主义画家,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之孙)原作后说的一句话:“看过原作后,我再也不愿意看印刷品了。”

  “绘画需要阳光的滋养”

  “每有大雾天,我都站在这条高速公路上看一看大雾的尘埃,后半夜我差点撞上这辆被撞了的奥迪车。夜景的颜色很难画。”

  在北京“现场三”艺术空间,记者看到了一本名叫《写生》的大书,以上这段话即出自于这本书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刘小东说到了一个细节:他平时基本不写东西;但一旦创作,每天都会“记点什么”。《写生》即是他几年来创作手记和创作草图的集合。

  “ 写生”, 即“Painting From Life”,从生活和生命中作画。刘小东对此有一个解释:“绘画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它需要阳光的滋养。在实地描绘身临其境的人们,会给绘画增添力量和光彩。在此点上绘画与其他艺术是相通的。”

  这几年,刘小东走过许多地方,始终坚持在自然光的变化下描绘他见到的人和物。为此他吃过很多苦,也经历了很多次精神危机。

  2002年,他第一次来到三峡,就产生了要画三峡和三峡移民的强烈冲动。2003 年,他在三峡完成了《三峡大移民》。这幅油画8 米长,2 米高。画面上,6 个干活的民工扛着钢筋,并排站立。他们穿得寒碜,表情木讷。江水从画面右下方流过,昔日绿色的家园变成了巨大的废墟和堆满工业垃圾的建筑工地。

  2004年夏天,刘小东再赴三峡,在刺眼的阳光下站了整整一个夏天,画出了《三峡大移民》的姊妹篇《三峡新移民》。太阳的热力滋养了他的画面,也差点刺瞎了他的眼睛。“直接写生是很累人的,那是体力活。你必须出手麻利,因为光线不停变化,模特也总在动。”

  不仅如此。有很长一段时间,刘小东无法找到画《三峡新移民》的切入点。他在《写生》中用铅笔记下了创作过程中的心路历程:“用油画很难像画国画那样画出水和人的神交。这个初稿卡了我很久,怎么看都不对,显得水很浅人也很矫情地浮在上面,完全没意思。憋了很久,有了这样简单的突破,想表达水的凶猛和辽阔,画满水也于事无补,于是慢慢压缩水的范围,最后构图挤成了V 字形。有了,都对了。”

  《三峡大移民》和《三峡新移民》问世后,刘小东对三峡仍无法释怀。2005 年,他决定画《温床》系列时,选择了两个地方,一个是三峡,一个是曼谷。他再一次来到三峡,以11 位民工为写生对象。为了这次写生,刘小东在三峡买了一张床垫。《温床》系列中有一幅,就是民工们坐在刘小东买来的床垫上打牌。

  刘小东画《温床》的时候,贾樟柯在一旁拍摄以刘小东为主角的纪录片《东》。那是贾樟柯首次去三峡。就像三峡深深刺激了刘小东一样,三峡也震撼了贾樟柯。刘小东告诉记者,当时他和贾樟柯基本不互相干扰。他画自己的画,贾樟柯在一边拍他的电影。只是《东》拍到尾声时,贾樟柯觉得其中几个镜头需要重拍,于是让刘小东摆了几个造型,来回走了几趟。这时,他已经萌发了拍《三峡好人》的想法。

  在三峡画完之后,刘小东来到曼谷,又买了一张床垫。这次是请了11个性工作者。画面上,一张色彩艳丽的床垫放在地上,周围散落着香蕉、菠萝、榴莲等色彩绚丽的热带水果。五官浓烈、轮廓鲜明的热带女郎们,穿着吊带裙衫,或坐或站或斜躺于床垫上。这几张作品令人想起刘小东一度非常喜欢的卢西安•弗洛伊德。《温床》笔触粗砺,色彩浓烈,让人联想到卢西安•弗洛伊德作品中肉块与肉汁的堆积,暗示着在极度紧张的现代社会中,人们茫然不知所措而肉身堕落沉沦、灵魂不知归属。

  接受采访时,刘小东指着工作室里一张不起眼的床垫告诉记者,那就是去曼谷时买的床垫。

  这次去往青海,计划一定下来刘小东就选好了两个题目:青藏铁路和天葬。在青海玉树州府结古镇的街头,刘小东找到了他的模特:一个标准的康巴小伙,19岁,披肩发,红脸膛,浓眉长眼。这个名叫扎西的康巴小伙和他的表弟接下了模特的工作,与刘小东一行同去14小时车程之外的西宁。在德令哈,刘小东沿着青藏铁路找到了一片荒芜的山坡。

  接受采访时,刘小东说:“我觉得也许只有这个时代具备这个景观,有的地方是21 世纪,非常先进的,有的地方差不多是两个世纪以前的。我突然一下子就摸到了这种景观,工业革命和农业社会像战争一样的场面。”

  在完成的《青藏铁路》画作上,最右边一列火车像细长的蠕虫沿青藏铁路驶去,一旁有工厂冒出团团黑烟。前景和主角是扎西和表弟,一如往常穿着黑色西装、闪亮的皮鞋,牵一黑一红两匹马,从坡前走过。刘小东本来对画面的设想是两个农业社会的年轻人,牵着农业社会的马,在农业社会的荒地上行走。在实际生活中,模特其实过着城镇生活,很少牵马。刘小东自己也承认了其中的矛盾:“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社会是理想的社会,人家那里的人真正需要什么样的生活。”

  20年前,刘小东在中央美院上大学时来德令哈写生,只有几排土坯房,马还常见;现在德令哈已经是很干净的一个小型城市。为找两匹马,他跑了80 公里。

  刘小东说,他企图回到过去用手工绘画记录世界的快乐时光。在中国当代艺术火爆得让人开始有所反思和怀疑的上下文中,作为最成功的艺术家之一,刘小东坚持“写生”,从生活和生命中作画,从太阳中汲取绘画的力量。这是刘小东始终不变的坚持,也可能是他的艺术中最为可贵的地方之一。

 中国独立电影的发起者和参与者

  采访到了尾声时,刘小东送给记者一本名叫《Liu Xiaodong》的英文书。这本书由尤伦斯基金会赞助,香港Map Book 出版社2006 年出版。这本书中有一张弥足珍贵的海报:1992 年王小帅拍摄的电影《冬春的日子》。男主角是刘小东,女主角是画家喻红—刘小东那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刘小东和喻红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同学。1993 年,“红星照耀中国”中国当代艺术展在纽约举行。作为参展艺术家之一,刘小东从北京去了纽约。在德国参加中国前卫艺术展的喻红则取道柏林去了纽约,两个人在纽约登记结婚。刘小东对妻子喻红的评价特别高:“她不做艺术,做别的也会做得非常好。她性格很好,特别稳,特别自信。什么她都干,可画也画得好,她的精力是超人的。”除了画画,喻红鼎力支持丈夫的事业,支撑起一家大小的吃喝拉撒,满足了刘小东这个东北男人“老婆孩子热炕头”式朴素而美好的“生活理想”。在艺术圈,他们是广受艳羡的一对。

  《冬春的日子》虽然取材于他们年轻时的一段经历,但结局不同。这部用黑白胶片拍摄的电影,虽然1999 年被英国BBC 评为自电影诞生以来的100部佳片之一,也是当年唯一入选的中国影片,却一直没有机会在影院与观众见面。影片讲述的故事是:两个年轻的画家毕业后留校任教,生活拮据,看不到未来;最后女主角选择了出国,男主角进了精神病院。

  刘小东告诉记者,《冬春的日子》基本上是他们当时和王小帅自己的真实情况。那时候他们刚从中央美院毕业没多久,生活过得确实挺惨。但拍的时候生活已经好转,为了角色需要,他们很不情愿地重温了一下以前的生活。

  同年(1992 年),刘小东还担任了张元电影《北京杂种》的美术指导,并画了《挚友张元》;1995 年,他的画作《儿子》取材于张元的同名电影;2000年,他的另一幅作品《自古英雄出少年》取材自王小帅的电影《十七岁的单车》;2004 年,他与王小帅一起在贾樟柯的电影《世界》中客串两个暴发户,拉开了他和贾樟柯合作的序幕。

  刘小东说,他与王小帅、贾樟柯等人的合作始于朋友之间互相的支持。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玩票性质的支持,却让刘小东多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称号——中国独立电影的发起者和参与者。

  B=《 外滩画报》

  L= 刘小东

  一个画家的电影、书和摄影

  B:听说你这次去青藏高原写生,不仅现场完成了两幅油画,还拍了一部名叫《消失的现场》的纪录片,已受邀到柏林电影节放映。这是不是自上次与贾樟柯导演合作纪录片《东》后的第二部纪录片?

  L:这次去青藏高原应该算是比较大的社会背景下的一个事件,拍的纪录片有那里的生活、那里的景观,可能会有更多的文化上的意义,所以被邀请到了柏林电影节放映。其实我一般做项目都会拍一些东西。今年春天去日本写生,也拍过一个。

  B:你每次出去写生的时候,还有记日记的习惯。这个习惯特别好。

  L:我平时什么都不写,就是做项目的时候每天都习惯记录一些事情,有点像社会考察。这次去青藏高原也是如此。书正在做,1 个月内就出了。书名叫《青藏高原和北京姑娘》,记录了我画画的过程,有日记,也有一位英国艺术评论家对我做的访谈。这本书是整个“消失的现场”中的一个部分,项目最后还会出一本更全面的全集,这本书是我先出的一个单行本,也配合今年我去美国做的一个个展。

  B:美国个展是什么时候?

  L:3 月6 日。这次展览除了展出去青海画的这两幅作品,还有两件北京女孩的作品,和一个纸上的长卷,画的是青海的风景。

  B:青海的写生完成后,你最近在忙什么?

  L:2 月1 日到2 月底,要去意大利去完成一个新作品,现场去画,画一些外国人吃饭,画一些食物。在中国,吃的场面往往比较壮观,我想把这种经验投射到外国人的环境里,试试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B:会去街头的餐馆临时画,还是预先安排好?

  L:美术馆会安排好,会请一些人来。

  B:上个月在连州摄影节上见到了你的摄影作品系列“富足的生命”,我记得有张照片拍的是一些民工在打牌。

  L:我2006 年出了一本书《当代艺术家刘小东影集》,涵盖了我1984 年到2006 年所有的摄影作品。我拍照片没有那么多的目的,就为了记录生活的一些瞬间,为了画画收集素材。这些照片跨越的年代比较长,有20 多年,完全是时间沉淀下来的。当时拍那些照片完全没有想到以后会出集子。2004 年,意大利的一个策展人计划给我出一本书,把绘画作品和照片放在一起。把所有照片集中到一起后,我发现再出绘画部分就没意思了,于是全是照片,这本书也有了历史的分量,很有趣。

 不画画我会有饥渴感

  B:“温床”系列是你继“三峡”系列之后的重要作品。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

  L:简单从字面上看,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温床”意味着一个有点温暖的、可以滋长很多细菌的东西。我们小时候有一个说法,叫“资产阶级的温床”。我把它变成一个实体,一个床垫,男人在上面打牌,女人在上面休息。你身后就有一张,这是去曼谷买的那张床垫。

  B:有个美国艺术评论家问过你,为什么在“温床”系列中选择去曼谷画12个性工作者。由此而来的一个问题是,性欲在你的作品中处于怎样的位置?我记得你当时回答得比较简单。我想重问你这个问题。

  L:当时在三峡画完11 个民工,接着想画11 个女孩,马上想到去曼谷。那里人穿得少,很自然。

  从更广泛的社会含义上看,我们亚洲人活得都很辛苦。中国人面临着主动或者被动的迁移,变化很大。曼谷也一样,社会很动荡,她们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向往着比较好一点的生活。我画的这些男人和女人都是想用肉体换好一点的生活。

  我当时选择时没有多想,就想涵盖得更广一点。这不仅仅是我们中国自己遇到的问题,亚洲整个地区都在面临着全球化的变化、社会城市化的问题、人口的迁移,所有这些大的变动都会影响个人感情的世界。

  画她们很自然。她们在酒吧里陪人喝酒,有时也出台。晚上工作,下午有时在我画画的时候就睡着了(笑)。她们的肉体很真实,很质感,不像模特是经过训练的。

  性欲和食欲很接近,都是人一种很本能的饥渴。我对画画一直有饥渴感,一种饥饿感,就像我饿的时候看到一桌酒菜很想吃。性欲也是一样,看到一个漂亮姑娘想跟她做爱,就像看到一桌好酒好菜想吃。很自然的本能和渴望。隔一段时间不画画我会特别难受,一画就感觉满足了想吃东西的欲望。我已经把这种饥渴移到了画布上(笑)。

  B:你上次还画了林志玲。以后还会有意识地去创造这样一些机会,去画这样一些有意思的当红的明星吗?

  L:一个艺术的想法,分寸很重要。如果从此以后我就画明星,那很无聊,专门画三峡也很无聊。当时是广东美术馆邀请我去那里做一个展览,希望我到那里做一个新作品。我想画什么合适呢?大家在吃饭的时候聊天,突然就想到如果画一个漂亮女孩会很好玩。明星是一个消费符号,被社会所消费。记得我当时刚刚画完了三峡,就去画一个明星,感觉很新鲜。

  B:一位美国艺术评论家说你的作品是“具体的现实主义”。你是否同意他的看法?从现实主义的层面上,你怎样定义你的作品?

  L:中国整个美术教育都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随着时代的不同,“现实主义”有时被曲解,有时它的含义会变化。我的作品也不能说是“现实主义”,也有很多“唯心”的东西。别人怎么评论我我都挺高兴的,因为不同的解读会产生不同的意义。但是艺术家自己要清醒,要不停地反思自己,脱离别人给你既有的概念。艺术只有不停地逃离,就跟生命一样,艺术不能被简单地归类;但是批评必须要规范到一定程度才能传达。所以艺术家和评论家是一对矛盾,他俩不是合作关系。他俩要合作的话,这世界就暗无天日了(笑)。艺术家不停地反抗自己,批评家不停地要把你归成某种事物,这是两种制衡的力量。

  那段艰难的日子

  B:想知道你早期的一些故事。1992年《冬春的日子》是根据你哪一段的经历拍的呢?

  L:这部电影是中国最早的独立制片之一。那时王小帅、张元等人都在自己找钱拍电影。他找我们拍主要是觉得顺手吧,因为是身边的朋友,比较好把握。拍我也不用花钱(笑)。电影除了我们,更多地综合了他自己的故事,也是那个时候年轻人的一种生活状态。比如出国热,整个社会还没有到达今天的消费社会状态,大家情绪比较压抑,有很多苦恼和挣扎。电影由我跟喻红主演,一半在北京拍摄,一半在我的老家东北拍摄。故事讲的是两个年轻艺术家谈恋爱,又想卖一些作品维持生活,让生活更富裕一点儿。片中的女孩子要出国,又跟另外一个人好,这是当时青年男性经常会遇到的事情。这并不是我个人的生活,从个人生活来讲,我跟喻红一直没有问题,但电影浓缩了当时很多年轻人的生活,很多年轻人为了出国分手。这是一部青春片,青春的压抑和张扬都有。

  B:1993 年,你和你夫人在纽约结婚。

  L:到一个社会应该多呆一呆。我们在纽约呆了一年,最开始住在布鲁克林,后来搬到纽约上城哥伦比亚大学附近一个朋友家里,他刚好回国。再后来搬进艾未未的房子,艾未未转租给了徐冰,徐冰回国,转租给了我,住了几个月。

  B:租金多少还记得吗?

  L:还真有点儿忘了。一个月几百美元吧。纽约生活很贵。我们经常去唐人街买菜、买螃蟹,4 美元可以买12 只螃蟹,特别便宜。我特别爱吃螃蟹。

  B:你跟贾樟柯有过几次合作?

  L:我们很早就认识。他拍《世界》的时候找我串个角,随便找两人串串场,都是朋友,好玩。他一直有拍我纪录片的愿望,我觉得三峡是我们的结合点。我想他在三峡拍我,比在工作室里拍我更好。他的镜头可以从我挪到另外一个情景,这样他的纪录片会更丰厚,而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家在画室里苦闷(笑)。他可以发挥更广阔的空间。我们一拍即合。

  B:于是你和他的剧组到了三峡。你画你的,他拍他的。

  L:我们选择了重庆的奉节。那里拆迁得最早、最彻底,城市的变迁最大。就在那里,他衍生了拍《三峡好人》的念头。在三峡拍了1个月,后来我去曼谷,他又跟我去曼谷拍了半个月。回来以后,他自己又去三峡补拍了一些镜头。

  B:你们合作的感觉怎么样?你对他的感觉怎么样?他对你的感觉怎么样?

  L:挺好的。他干他的,我干我的,我们也用不着过多交流。因为我需要专心在一段时间内把画画完,他怎么拍是他的事情,但他最后让我走了两场(笑),摆拍了几次。拍电影是件很麻烦的事情,如果一条没拍好,或者焦距没对好,他就会让我再来一遍,这时候我就会有点烦(笑),仅此而已。表演是一个专业,让我重复地表演,觉得有点别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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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9-29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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