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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东:画画最不让我脸红

2012-09-29 23:10 来源:新京报 作者:周文翰 阅读

“新生代”代表画家推出一次性展览,接受专访谈媒体、市场与纪录片

  近日,“新生代”代表画家刘小东在新北京画廊的新作展更像一场“一次性画展”。

  刘小东把新作《多米诺》画到了墙壁和立柱上,东墙上有五个都市时尚女孩的人像,对面柱子上是五个男孩的画像,每对男女画像之间的地面上用一长串多米诺连起来。等到11月23日展览结束那天,刘小东将和特邀嘉宾把画彻底毁掉。这次“一次性”画展的策展人是尹吉男,同时展出的还有阿城拍摄的刘小东创作过程。同时,他的油画作品《三峡新移民》正在拍卖行待拍,据说估价已经超过1000万元……

  ■自解新作

  捉迷藏式的“青春与毁灭”

  开始我就想尽量做一个单纯的、跟买卖没关系的展览。后来我到新北京画廊,一看到里面雪白雪白的墙,首先产生的是一种破坏欲。后来想到了“多米诺”,它打破了所有有关爱情、社会的界限,暗示了阿城当时说的“青春与毁灭”。

  等我又来展场,突然发现有五根柱子,于是又推翻了之前的想法,决定在柱子和墙之间画一个故事,把那帮小孩画在柱子和墙上,而且用多米诺连起来。我肯定这是最好的,因为它最简练,最省钱,我认为艺术应该在朴素中产生。

  我想画的就是特别青春的生命,在画人物的过程中还画了些动物,起码对我来说是一种怀念。这个展览有意思的地方是你不可能一眼把这个展览看完,有点像捉迷藏式的,从各个角度观看,最后形成展览的印象。

  新展览三人组

  尹吉男、阿城我们互相影响

  新京报:感觉你的画和尹吉男的话之间其实是分裂的,因为看你的画模模糊糊表达的的确是青春易逝这类的感触,但是尹吉男写的那句话似乎非常具体地针对当前的艺术市场、生态的“过度繁荣”。

  刘小东:我们是非常独立的,他写什么我根本没有权力过问。

  我画画的时候他经常来转转,带着神秘的微笑,我问他“老尹你写没写呢”,他笑一笑就走。最后一天他来了,带来了他儿子的一个作业本,翻开我发现上面画得乱七八糟,别人都看不清楚,我说“老尹这个手稿我收藏了,我用自己的画来换”,他就撕下来给我。等我画完一个墙角,回头看他已经写完一大半了,我说你写得太棒了,抢我戏了,他的字写在墙上,包括他的字体、语气、意思,非常富有力量,非常非常富有诗意。

  他是现想现写,边写边想,写得很慢,于是我拿起本子画了张他写字的速写,给他算是交换他的手稿。他写完了也很满意,觉得自己回到唐朝了,因为唐朝人喝点酒一高兴就提笔在墙上写字,太过瘾了。

  新京报:似乎这次尹吉男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策展人,而且也是以艺术家的身份参与创作,我想阿城的参与也是这样,都在“跨界”。

  刘小东:老尹也有策划的工作,比如大的版权意识,对整个活动的规划、对媒体的宣传、对整个作品的提炼。同时他要写字对他自己也是一个挑战,他肯定做了很多思想斗争——到底是毛笔写还是怎么写,还想过用电脑打印字体贴在墙上,最后他决定用硬笔写在墙上,这都是他自己斗争的一个过程,跟他传统的策展不一样,传统的策展只露思想不露手艺,这次他不再是伏案工作,变成动手了。

  阿城是一个杂家,现在经常做幕后人物,这次他也突然走到前台操起机器工作了,所以对他怎么拍、拍成什么我也很期待。我们天天在一起,也不怎么说话,我画画,画累了就在沙发垫上睡觉,他也不说话,坐在小马扎上抽烟,没怎么看见他做工作,最常看见的是他在那修理机器,什么时候拍的我也不知道。结果拍完两天他就剪辑好了,我还惊讶怎么那么快。看了片子以后我才感觉时间过得真够可惜的,一起工作的经历回味起来太快乐了。我很开心的也是大家在以不一样的方式工作,体会到当代艺术给我们的快乐、自由、想像力,这是我们不应该丧失的。其实这话是老尹提出的,我也会说一些。这都是我们互相影响的。

  新京报:你不让我们报纸的摄影师到有画的那个展厅给你拍摄,是因为版权方面和画廊、阿城之间有特殊约定?等11月23日毁画以后要出什么样的纪录文本?

  刘小东:我怕到处乱拍以后影响我们以后出书的计划,我希望在外面流传的照片少一些,也就是希望大家买这本书,照片都看了谁还来买这本书啊。这个作品没有任何商业价值,就是想出一本特殊的书,把整个过程全部纪录下来,纪录全部由阿城把握,所以希望外面的照片少一些。我们的意思是出一本有阅读感的书,不要做成豪华的画册。

  “大明星”谈传媒

  “媒体是一门艺术”很有道理

  新京报:你从到三峡现场创作以后做的都是一些项目性的艺术创作,和之前在画室绘画不同,这给你个人的生活、创作带来了什么大变化了吗?

  刘小东:我个人没什么变化,感觉最大的改变是媒体关注的多了,也许这种形式别人“进入”的角度多,自然关注就多了。在工作室独立画完一张画,别人“进入”的角度就少一些。对我个人创作来说,做这种大项目更开心一些,很多人合作,有现场挑战的味道,对身体、心理来说是个不断挑战、上升的过程,也感觉到艺术有许多可能性、很多空间。走出画室以后突然感觉自己被打开了,感觉艺术可以给人带来许多可能性。

  新京报:看到有藏家把你2004年画的《三峡新移民》拿出来拍卖,估价1000万元,很多人感觉这个市场确实急功近利,很投机,前段还有报纸报道说你这张画不值1000万元,是吗?

  刘小东:这些作品都像我的女儿,出了画室就是18岁了,成熟了,跟谁结婚我管不了,也管不到了。因为我最近和媒体打交道比较多,我觉得安迪·沃霍尔说的一句话挺有道理,他说“媒体是一门艺术”,媒体不会准确地传达你的意思,他只会传达它的意见。但是对艺术本身来说,在这个游戏里没有失败者,只有不停地往前走,去创造。所以艺术是活的,你千万别信艺术家说什么,艺术就是你个人的看法。

  新京报:现在艺术家和媒体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密切,那你怎么看待媒体在艺术圈生态中的作用的?

  刘小东:最近做大型的创作计划,和媒体打交道比较多。以前接触的是小圈子的专业杂志,现在和大众媒体交往多了,感觉媒体确实是艺术,我觉得有人骂媒体是不对的,有人天天捧媒体的臭脚也不对,媒体是独立的,他有权发挥任何观点,他也有权断章取义。所以我感觉媒体怎么议论、怎么截取你的访问,完全是它的自由。

  新京报:看透了媒体这样的操作方式,是否也让自己说话的时候更加放松?甚至胡扯?也就是说,你现在不在乎别人怎么写你、评论你?

  刘小东:其实我本来就口无遮拦,我能说出来都会说给你。现在媒体很关心艺术品价格问题,不知道是媒体关心还是老百姓关心,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发展非常快。有人以为艺术家很了解艺术市场,其实这个市场的发展超出任何人的想像,不是艺术家能掌握的,可能任何人都无法掌握。

  虽然评论可能不影响我,但是我还是很喜欢看别人怎么写我,我决定和各种限定做斗争,你觉得我应该是那样,我一定要变成另一个样子。

  纪录片诞生记

  镜头不会影响我投入地画画

  新京报:贾樟柯拍摄的你进行“温床”计划的纪录片《东》参加了威尼斯电影节,最初是怎么开始合作的?

  刘小东:贾樟柯目前正在想把纪录片和同期拍的故事片《三峡好人》一起公映,我自己也希望早点能拿到DVD,我还没看到这个片子。

  最早是一个德国人想投资拍艺术家的纪录片,但一直没成。

  后来我2005年到三峡画画,正好西安的一个收藏家给我打电话,我说起和贾樟柯的想法,没想到他说要投资这个项目,让贾樟柯随便拍。贾樟柯很感动,决定在纪录片之外还拍一个故事片。

  拍完以后,我去泰国画“温床2”,他也去了,我画完回来,他又去三峡、泰国补拍了一次。

  新京报:“温床1”画的是三峡的民工,“温床2”画的是泰国的女孩,联系他们的概念是什么呢?

  刘小东:因为我想反映的是移民的话题,从三峡的移民到泰国城市里的女孩子,在泰国我画的女孩都是在酒吧工作的,这是我要求的上限,不能是大学老师、不能是青年学生,因为我希望是一些有社会痕迹的人,她们好多都是泰国郊区的人,和中国挺像的。她们来自周围的乡镇,也是向往着物质世界才来到城市工作的,表现出因为旅游、经济发展而发生的变化。

  新京报:有个镜头跟着,会影响你的创作心态吗?

  刘小东:不会,我画画的时候很投入,因为是现场创作,模特在等着,我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

  新京报:最近老做这样的项目性艺术计划,会不会以后干脆不画画了,做装置、雕塑、行为艺术去?

  刘小东:我这一两个月又有新项目的计划,如果这个项目搁浅,可能我又会回到画室,这都有可能,但我始终会以绘画为轴心,其实以前我上学的时候也搞过很多试验,最后我觉得做艺术应该不让自己脸红,我发现画画最不让我脸红,绘画是我把握最准的一门手艺,所以我还是回到绘画了。至于未来的变化,让它随着时间自然而然水到渠成。虽然艺术的范围很广,我也有很多想法,但是我希望不丧失绘画这个基本的能力。也许做一两年这样的项目,我还会回到画室画一些细密的小画。可能会更珍惜一平方米的小画布,用一种更奢侈的心情对待它。因为之前的项目都是大画,现在在小画布上慢慢地画,可能一年就画一两张。

  新京报:你对自己的绘画技术非常自信,但是长期不画画,会不会手生?

  刘小东:不会,因为现在还是动手画。虽然大家说我技术好,但是有时候我的技术赶不上我的感觉,有时候我感觉太奇妙了,但是手头没到,比如我画的十个人不是每一个都画的特好,有的人我画时感觉太好,有的人我感觉特费劲。

  这两年因为做项目,很少在画室画画,在项目之间基本是调整状态、调养身体。我画画的时候很快乐,感觉就和劳动出大力一样,累了就像农民一样抽根烟,没那么多阴谋诡计,现场完全是投入的。

  市场新贵感言

  不要让金钱阻挡艺术享受

  新京报:还是不得不提艺术市场的问题,你个人卖出第一张画是什么时候,对比现在,我想任何人都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刘小东:我第一次卖出去画赚了几千元。1991年佳士得第一次拍卖中国油画,此后价格从1990年到2004年都没什么大变化,除了陈逸飞的价格比较高。

  一直到“非典”以后,这个价格一下变得太大了。

  新京报:这种变化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吗?比如是不是有很多画廊、拍卖行找你要画?

  刘小东:对我的创作没什么特别大的改变,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创作,而且不断打开自己,让自己的艺术更自由。开始也有画廊找我,但我不给,因为我属于自我控制比较好的人,不想和那么多人打交道。我和法国LOFT画廊和台北诚品画廊是比较固定的合作,LOFT十多年前在卖出一件作品很难的时候就支持我,有着很好的做人准则;和诚品合作是2002年开始的,他们也是很认真、负责、非常专业的画廊。

  现在我越来越希望自己成为更加单纯的人,不要因为金钱阻挡艺术本身的享受。艺术是人类最后的奢侈,因为对创作者来说艺术本身是奢侈的,因为你喜欢这工作,至于艺术品出了工作室变成什么东西,不应该是我关心的。

  新京报:有评论认为你的风格非常讨巧,就是学院派可以接受,前卫派也可以说得通,所以接受面很大。

  刘小东:所谓“前卫”和“学院”的这种简单划分我是有异议的。按我判断所谓“前卫”就是无法定论,定论下来的就不应该用“前卫”这个词,这个词不可以轻易用的,但是现在很多人用这个词说事,好像阿城讲的,这个词是个大棒子,打谁都有道理。我觉得艺术最有意思的是它的个人化,而不是扛着一个“当代艺术”或者“前卫艺术”的大棒子横冲直撞,这对艺术是有伤害的。再说学院派,你说我们中国的艺术家哪个不是艺术学院出来的,有几个像冯国东算是自学的?中国没有系统的博物馆,我们的艺术传承全部是靠学校,我们以前连原作都看不到,反过头来说学院派就不好,这是非常不人道的。

  新京报:以前评论家说你笔下多是城乡接合部的人,现在画这些都市时尚男女,感觉好像进市中心了。

  刘小东:我没有有意要画什么,我最理想的状态是看到什么画什么,想画就画,我没想过我是哪些人的代言人,或者专门要画城乡接合部。我以前住在市中心,我画的都是城里孩子,后来美院搬到望京,我住在花家地,我的工作室在大羊坊,整天看到的就是城乡接合部的人,我不画他们画谁?

  ■记者手记

  浅薄之尤

  采访时,摄影记者郭延冰希望刘小东能在他自己的画前面拍照,被他有些为难地拒绝了,因为版权问题。“不如在另外一个展厅,你让我躺着趴着都行”,于是他果然做出躺着的种种姿势,甚至还玩起倒立。就在拍摄中间,刘小东不无戏谑地透露了他的媒体观:“读者看到我倒立的照片,才有兴趣看看这个人到底在干什么”。我的头脑中立即跳出这个词——浅薄之尤,正好,他自己谈话的时候也用到了“浅薄”这个词,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坏词。刘小东不用繁难的概念麻烦自己也折磨别人,他的说话方式有一点王朔、阿城、陈丹青的味道,但又是他自己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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