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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小林:贾平凹为何越写越差?(2)

2019-11-06 08:54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设想一下,如果是贾平凹来描写这一段,一定是乌尔苏拉·伊瓜兰的祖母被吓得屎尿流了一裤裆,以及因为她不能进行房事,她丈夫无奈之下便只能对着墙壁,或者跑到厕所里去自慰。类似的场面,笔者在贾平凹的小说中多次读到。

不仅如此,在《山本》中,贾平凹对于暴力的痴迷和陶醉,可说是直追莫言的《檀香刑》;这也正是贾平凹的小说只能写农村的原因。如果离开了农村,小说中的人物到哪里去“砸粪”?贾平凹只能像《废都》那样,以春宫画一样露骨的性描写来刺激读者的眼球,或者干脆就像《饺子馆》那样,将小说写得近乎黄段子。在《山本》中,有将对方割了舌头又割喉管的,有用枪托敲破对方脑袋,掏出脑浆把麻绳塞进去点天灯的,有将人皮剥下来做鼓敲的。更有甚者,不仅用两个指头将叛徒的眼珠子抠了出来,让一只鸡给叼跑,然后再对其进行惨烈无比的酷刑:

夜线子在问井宗秀:旅长,咋样个祭奠法,卸头还是剜心?井宗秀说:他不是不吭声吗,慢慢剐,剐到头了卸头,剐到心了剜心。夜线子和马岱就各拿了一把杀猪刀,口含清水,噗地在邢瞎子脸上喷了,从半截腿上开始割肉。割一条了,扔给早拉来的拴在北城门的两只狼,一只狼就张口吞了,再割一条,还是扔给两只狼,另一只狼也张口吞了。一个骷髅架子上一颗人头,这头最后砍下来也献在了灵桌上,祭奠就结束了。

贾平凹之所以喜欢在小说里写土匪,这并不是因为他对土匪的生活有多么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而是因为土匪们血腥残暴的故事,更能迎合读者猎奇的心里需求,满足其写作商业化的需要。基于这样的写作目的,贾平凹在小说中总是忘不了采用“暴力+生殖器”这样血腥刺激的场面来渲染故事情节:

五十年前,中星爹也是我这般年纪,土匪在西山湾杀了人,要把人头运到清风街戏楼上示众,就抓了中星爹去运人头,中星爹也是一副挑担,挑担里盛着人头,人头的嘴里塞着割下来的生殖器。

——《秦腔》

也就是狼灾后的第五年,开始了白朗匪乱,是秋天里,匪徒进了城,杀死了剩下的少半人,烧毁了三条街的房子,那个黑胖子知县老爷的身子还坐在大堂的案桌上,头却被提走了,与上百个头­被悬挂在城门洞上,每个头­里还塞着各自的生殖器。
闹起白朗,一队匪兵又在磨坊里轮奸了他的女儿,匪退后,邻居的阿婆用烤热的鞋底焐女儿的阴部,焐出一碗精液。

——《怀念狼》

当年老槐树上挂着伪镇长的头,看的人里三层外三层,那头挂着,嘴里还夹着他的生殖器。

——《带灯》

开春之后,陆菊人的爹患鼓胀死了,她奔丧从纸坊沟回来,经过河滩一片蒲草丛,发现两只狗在那里撕夺什么,近去看了是具女尸,下身裸着,私处溃烂,竟还插着半截秤杆,而一只脚已经被狗啃没了。

——《山本》

《秦腔》出版于2005年,《怀念狼》出版于2006年,到2018年4月《山本》出版,贾平凹由当年《废都》疯狂露骨的性描写,不断地“转型升级”,越写越残忍,越写越离奇。像贾平凹小说这样黄段子之多,性描写之露骨,在当代作家中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人。在当代文坛,一个不可思议的怪现象就是,诸如贾平凹一系列“性暴力+毛片”似的写作,不仅总是一路绿灯,而且还会受到陈思和、李星们的大肆吹捧。如果谁要对这样污浊的作品进行批评,反而还会遭到“群殴”,被说成是患有“道德洁癖症”。

《山本》中形形色色荒唐的性描写,简直是多如牛毛。有谁知道,垂垂老矣的贾平凹,写了几十年的小说,居然还是在用地摊文学的写作方式来撩拨读者的荷尔蒙。贾平凹小说中的男人们总是欲火中烧,动辄就是手淫、性暴力和由此产生的残酷杀戮。在《山本》中,作战记功的方式,不是像传说中的割掉死者的耳朵,而是以割掉其尘根来记数。阮天保在生死时刻,抓住了史三海的生殖器,用力一捏,“那两颗卵子像鸡蛋一样被捏碎了”。井宗丞与杜英即便在逃亡的野外,也仍然忘不了争分夺秒地做爱,致使杜英不幸被草丛中的毒蛇咬死。井宗丞后悔莫及,一面解开裤子对死在怀里的杜英发誓,一面用手扇打自己的尘根,甚至恨不得将它扇死,并且又想割掉自己的尘根。因为没有刀子,他居然点燃火柴来惩罚自己的尘根,将毛烧焦,皮肉烧伤。周瑞政意淫房东儿媳,半夜里偷走她的小袄拿去厕所,掏出尘根对小袄泄欲。(这段描写与《秦腔》中傻子引生偷白雪的内衣如出一辙。)一个兵蛋子觊觎女人,遭到上司训斥:“你个兵蛋子成什么家!”之后又因性功能障碍遭到嘲笑而疯掉,于是便将尘根阉割掉,一气之下扔到了尿桶里……

在多年的写作中,贾平凹已经摸索出了一套“肉蒲团”和“春宫画”似的写作秘籍,总是以刺激的描写来挑逗读者的眼球,从而形成了一种动辄拿“脐下三寸”来说事的“生殖器叙述”风格。以《山本》为例:

不知睡了多长时间,井宗秀又醒了,人已经睡在被窝里,是媳妇在揉搓着他的那根东西。他说:睡觉。媳妇只是不听,还揉搓,他就完全醒了,说:它起来了你用去。后来真的起来了,媳妇便坐上去自己动,满足了……

井宗丞站了起来,往右边跨了一步,裤裆烂着,吊出来了尘根。

史三海赤条条睡在床上,双腿分开着,生殖器就那么晾着,上边生着菜花状的肉疙瘩。冉天保吃了一惊,说:队长咋得了瞎瞎病?!

女人说:你救我,我给你好东西。冉双全说:你有啥好东西,不就是长了个×吗,你给他不给我?!一把夺过女人抱着的一个包袱,一扔,就拽起女人的两条腿往开掰……你也别×她,她是白虎星!杨钟说:什么是白虎星?冉双全说:你不知道呀?她下边没有毛,谁×了就会短命遭灾的,怪不得保安队长死了!(笔者按:在贾平凹的小说中,多次出现“白虎星”这样的性噱头,越是畸形怪异的性描写,贾平凹就越是喜欢,并且百写不厌。)

在数不胜数的性噱头中,贾平凹最自鸣得意的,是这样一些“性工具”描写:

我说:“这是不是违犯法律和道德呢?”赵宏生说:“我给你法儿,至于你怎么用,给谁用,那是你的事。斧头可以劈柴也可以杀人,斧头仅仅是工具么。男人都身上带着×,难道能说是有强奸嫌疑吗?”

——《秦腔》

他说:刚才来的那人是不是你们一伙的?我说:那是翠花的堂哥。他说来打架呀?我说:你怎么说他来打架的?他说:他手里提了个木棍。我说:提木棍就是打架呀?他说:出门提木棍那就是打架么。我说:你出门还带生殖器,难道你就是要强暴人?!

——《高兴》

派出所人说你们聚众赌博不该抓吗?五个人就矢口否认,派出所人便指着麻将桌子说摊子还没收拾哩就抵赖?尚建安强辩打麻将就一定是在赌博吗,我家里有菜刀是不是就杀人呀,我还有生殖器在身上带着就是强奸犯呀?!

——《带灯》

审问人拿出了一件东西,啪地拍在地上,这东西是从井宗秀身上搜出来的,说:为啥你就有凶器?井宗秀说:这不是凶器,是抹石灰腻子的刮刀。审问人说:刮刀是不是刀?井宗秀说:算是刀,如果带刀就是共产党,那我还长着鸡巴,也算是强奸犯了?!

——《山本》

《三国志》记载,刘备入川之后,因粮食不足,遂颁布了禁酒令。因为酿酒会浪费大量的粮食,凡是酿酒者一旦被发现,都将获刑。有官吏在检查时发现,有的人家中有醸酒工具,决定按禁酒令将其与醸酒的人一样进行处罚。当时备受刘备器重的益州官员简雍觉得这样做不妥,却又不便直接进行反拨。一天,他和刘备一起,见一男一女正好从大街上走过,便对刘备说:赶紧将他俩抓起来,这对男女正要进行淫乱。刘备非常诧异:你凭什么知道?简雍说:因为他们都带有发生奸情的工具,与那些私藏酿酒工具的人一样,都应一起入刑。刘备听罢,不禁恍然大悟。

透过上面这些关于“带生殖器”是否强奸的描写,我们看到了一个与陈忠实、路遥创作态度截然不同的文学投机者。为了写出《白鹿原》这部可以垫枕的当代文学经典之作,陈忠实不断地进行着新的冲刺和自我超越,苦苦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句子,仅构思就花了两年,写作又花了四年。路遥在写作的时候,始终对文学都胸怀着一种崇高的敬畏之心,在创作《人生》的时候,他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分不清白天和夜晚。他用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和准备工作,最终创作出了《平凡的世界》这部被无数中国人口口相传的经典之作。而贾平凹在写作的时候,不是闭门造车,就是热衷于收集黄段子,甚至改头换面地将古今中外优秀作家的作品和精彩描写,投机取巧地拼凑到自己的作品中。

读贾平凹的作品,我们总是会看到别人作品的影子。贾平凹的散文,对朱自清、茅盾,甚至古代的韩愈、金圣叹、龚自珍等都有明显的模仿痕迹。小说《瘪家沟》中对那位做梦都想成为作家的石夫临死前的那一段描写,完全就是《儒林外史》中守财奴严监生临死之前的翻版。《土门》中的刽子手,《秦腔》中的三叔和《山本》中陆菊人吃芝麻的描写,也是贾平凹从晚清小说家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改头换面地克隆过来的。再看《山本》中这段经过“乔装”之后的描写:

井宗丞看到冉天保拿着一杆长枪,有心要压压他,也是要看看他的本领,就说:你来了我得招待你一下,请你吃烧雁腿吧。从腰里拔出短枪,照着河沟里的三只雁,叭地打了一枪,一只就倒下了,另两只惊慌起飞。冉天保说:一只不够呀。举枪也打了两枪,空中的两只野雁正好飞过头顶,一只垂直掉下来,一只也垂直掉下来。

这段描写,明显存在多处硬伤。第一只野雁被打死之后,以野雁的飞行速度,两三秒钟的时间,其余两只野雁早就不知逃到哪里去了,哪里还容得二人在那里争论一只够与不够?况且,以手枪有限的射程,怎么能够射中远处河沟里的野雁?贾平凹恐怕从来就没有想过,或者说因为其对常识的无知,而只能胡编乱造。

就小说的故事而言,《山本》写得也实在是过于弱智。一个小小的麻县长和井旅长,脑袋一发热,就可以将县政府的所在地搬迁到涡镇。贾平凹根本就不知道,这样的搬迁,是否需要经过国民政府的同意?所有的经费究竟从哪里来?而在一个县政府里,我们看到的就仅仅是一个麻县长成天在那里为自己忙来忙去,他的工作就只是埋头研究秦岭大山里的动植物。一支军队的开支,主要就是靠被井宗丞心仪、斗大的字都不识半升的农村妇女陆菊人担任总领卖茶叶,开一些所谓的连锁店来维持。并且井旅长啥都不过问,一需要经费的时候,就去找账房先生查看还有多少银元。如果陆菊人觉得井宗丞的支出不妥,就可以瞒报金额。井宗丞作为一个旅长,连发放自己士兵的基本给养都成问题,却还要养一个戏班子,幻想着“搞城市规划”——小说中的一些语境和描写,根本就不像是故事发生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陆菊人……听取各分店今年的营业汇报,哪些做好了,哪些还没有做好,还有哪些困难是需要自己解决或需要茶行出面解决,再是畅谈来年计划和安排。他们……对茶行改变经营方向、推销黑茶的决定称道,夸陆总领善于理财,精于管理,今年取得这么大的业绩,明年以美得裕牌号继续扩张,前景真是不可估量。

在那样一个兵荒马乱,土匪蜂起的年月,一个文盲的乡村妇女,连小小的涡镇都没有走出过,家里穷得叮当响,自己死了老公,成天带个拖着鼻涕的儿子和死去老伴的公公,靠开棺材铺过日子——就这样一个人,却一下子就成了“善于理财,精于管理”的茶总领,并被井宗丞尊称为“夫人”。小说中明明写道,涡镇的人时常都在胆战心惊地躲避兵患,他们哪里还会有闲情逸致喝茶养生,乃至养心?试问贾平凹先生,在交通闭塞的秦岭大山中,陆菊人的这些连锁店,究竟将茶叶卖给什么样的消费群体?“销售”“理财”“管理”这样一些现代语汇,怎么会穿越时空,一股脑地跑到上世纪初期偏僻的秦岭山中,并且被一个农村文盲妇女熟稔地玩弄于股掌?如此这般的荒唐,暴露的是不是作者的无知?

贾平凹宣称:“一条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了黄河长江,统领着北方南方,这就是秦岭,中国最伟大的山。秦岭的故事,就是我的一本秦岭之志。”但贾平凹写小说,始终都像是在沙滩上建高楼,在夜空里摘星星,缺乏扎扎实实的基础。贾平凹既没有陈忠实那样在暑热的季节里查阅史料、进行田野调查的沉着和耐心,更缺乏对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年代和人物的性格深刻的了解,而仅仅是根据《山海经》上对秦岭的描绘,就以怪力乱神和胡思乱想的方式来瞎编故事。

尤其可笑的是,贾平凹写作了几十年,虽已被捧为“大师”,却居然连许多基本的句子都写不通顺,甚至病句迭出:

⑴这一刀把老魏头没砍死,躺了三个月,天天给挂在墙上的钟馗像祷告,竟然又活下来,只是从此,腰驼得更厉害,看人不看脸仅看脚。

⑵陆菊人看着陈先生,陈先生的身后,屋院之后,城墙之后,远处的山峰峦叠嶂,以尽着黛青。

⑶杨钟还和她商量着拿什么礼去行情,她正熬煎着拿什么礼着好……

⑷涡镇人还在夸说着陆菊人,而五雷二反身住在了130庙里不走了,人们又傻了眼,再不说了陆菊人的好,反倒抱怨这都是玉米的死导致的。

⑴中的“把……没……”完全是一个生造的句式,汉语中习惯的表达是“没把……”。⑵中的“以尽着”和⑷中的“二反身”,都是方言不像方言,文言不像文言,现代汉语不像现代汉语,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奇葩语言。⑶中两个“着”字,完全是多余的蛇足。汉语中的“着”字,在作为时态助词时,通常用在动词的后面。⑷中“住在了”“不说了”中的“了”字,同样是蛇足。我们在读贾平凹的作品时,之所以总是觉得疙疙瘩瘩,这完全是因为贾平凹不懂语法,又不愿虚心学习而造成的。贾平凹总是搞不清汉语中的时态助词“着”“了”“过”和结构助词“的”“地”“得”究竟怎么用,因而导致了其作品总是语言不过关,再加之其本身的文史功底非常贫乏,审美又出了问题,无论再怎么勤奋,依然是写到老,错到老,甚至越写越差。

(《文学自由谈》2018年第4期。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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