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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小林:莫言“乱炖”出的历史剧

2019-11-22 09:07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我们的荆轲》是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趁热出版的一部话剧剧本。在该书的“莫言采访之三”中,莫言告诉记者说:“我们一直将《史记》当信史读,但其实这部书里,司马迁想象的成分很多。他写的也是他自己心中的历史。他对历史人物的爱憎,也影响了他对历史的真实记录。我写《红高粱》时就认识到,历史其实就是传奇,因为最初的历史是口口相传的,人们在传说历史时,都在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添油加醋,夸张神话。我现在还活蹦乱跳,但在我家乡,已经有人在‘神话’我了,譬如说我过目不忘,说我能背诵《新华词典》,其实,我记忆力很差。所以,我建议将历史当成文学看。”

读罢莫言的这段话,我真佩服其卓越超群的想象力和将历史当作儿戏的放言无忌的“大嘴巴精神”。如此不靠谱的话,既是对司马迁的不尊重,也是对历史的不尊重。莫言之所以敢于挑战司马迁,一方面说明他偏激的思维方式有失全面和客观,另一方面则说明,莫言对历史的理解,仍然是晃来荡去的“半桶水”。

对历史一知半解的莫言,也许根本就不知道,尽管历史有时会被当成可任意打扮的小姑娘,但更有许多史官“据事直书”,如太史伯、太史仲、太史叔、太史季兄弟,在崔杼弑其君齐庄公,强令改写历史的强权面前,不怕淫威、不怕杀头,毅然据实书写,执着地将真相告诉未来的历史学家。也许莫言更不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更有董狐这样秉笔直书的“良史”。在撰写《史记》时,司马迁始终本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思想。在《封禅书》中,他无情地抨击了汉武帝不顾民生,热衷鬼神,享乐于方士们对自己的欺诈。对于老子思想中的糟粕,司马迁同样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并力图为后来的人们观察历史提供一种有效的借鉴。

由于对历史存在着片面的误解,莫言在写作历史剧的时候,采取的是当今某些影视剧为了吸引观众眼球、增加票房而进行的大胆解构和戏说。莫言的“历史剧”,除了剧中人物的名字是“历史”的,事件和故事都是犹如一锅猪下水一样的“乱炖”。

莫言说:“《我们的荆轲》取材于《史记·刺客列传》,人物和史实基本上忠实于原著,但对人物行为的动机却做了大胆的推度。我想这是允许的,也是必需的。”在《刺客列传》中,司马迁所记载的五位刺客,除了槽沫缺乏可信度之外,其他如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四位,都已得到历史学家的首肯,而这些刺客都体现出了弱者在强者面前如何维护自己的尊严、小国如何抵御外来入侵和污辱以及“士为知己者死”这样一种昂扬向上的壮丽人生。但在《我们的荆轲》中,一位千古英雄,却成了不学无术、钻营行贿、一心想出名的无耻宵小。莫言借剧中人物秦舞阳之口,大肆矮化和妖化荆轲,称其“每到一处,就提着小磨麻油和绿豆粉丝去拜访名人。哪里有名人,哪里就有他的身影……”继而又将荆轲塑造成一个劣迹斑斑、罄竹难书的卑鄙之徒:“我曾经欺负过邻居家的寡妇”,“我还将一个瞎子推到井里”,“我出卖过朋友,还勾引过朋友的妻子”,“总之,我干过你能想象的所有坏事”。如此的“妖化”,难免会让读者产生怀疑乃至愤怒:太史公怎么会如此“有眼无珠”,居然把荆轲这样无恶不作、人面兽心的人渣,打造成为人所景仰的一代豪杰?

运用这样一种解构方法,莫言动辄对那些历史人物肆意抹黑。在另一个剧本《霸王别姬》中,莫言对“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千古英雄项羽,照样进行了如出一辙的“解构”。莫言说:“历史剧,其实都是现代人借古代的事来说现代的事”,项羽“与其说是一个历史人物,不如说是一个文学典型更为合适”。在莫言看来,项羽这个人物,除了名字是真的,其他都可能是假的,因为所有的文学典型,都有可能是不真实的。按照这样一种推翻、“强拆”历史的逻辑,为了建构所谓的新发现、新观点,所有的历史和人物都有可能遭到强行解构——如此行径,就像“黑旋风”李逵一般,看谁不顺眼,就抡起板斧,一路砍去。

莫言的这种“历史剧”,最终只能给人们认识历史造成新的混乱。莫言的文史知识可谓惊人的肤浅,这从《我们的荆轲》一书就能看出来;但他不但没有感到羞愧,反而因一时的“成功”而宣称,支离破碎的教育经历,是他最庆幸的地方:“很庆幸我读书较少,保护了我的想象力。”真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种罕见的奇谈怪论、井蛙之见,无疑是对知识的诋毁和对读书人的公开凌辱。

纵观莫言的创作,谁也无法否认,正是因为读书少,使他虽从事写作数十年,但文字功夫一直都不过关,甚至连最基本的“的”“地”“得”都分不清楚。大量的文史知识“硬伤”,更是使他的作品常常是泥沙俱下,乃至洋相百出。形形色色的差错,在他的“历史剧”中随处可见,实在是令人错愕——

一、张冠李戴,货不对板。因为缺乏必要的文史知识,莫言对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常常是云里雾里,张冠李戴。当秦舞阳拿荆轲开涮时,荆轲居然说出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也”这样的本属陈胜的话。当项羽四面楚歌,被汉军围住的时候,侍卫久久没能寻找到失踪的虞姬而被霸王怒斥,侍从如此禀告:“大王,敌军围困万千重,只怕夫人她进不来了……”“敌军围困万千重”语出毛泽东的《西江月·井冈山》,只是两千多年前的侍从居然都能吟诵,怎不让人联想到关公战秦琼、张飞杀岳飞?燕太子丹为了拉拢荆轲,竟然派人将捉来的猫头鹰的脑子烘干,研成粉末,让荆轲服用补脑。当燕姬劝荆轲服用这“补脑汤”时,说了一句“病笃乱投医”;而这句话,要到清朝时,才第一次由《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对紫鹃说出来。

二、缺乏科学和文化史知识。在《我们的荆轲》中,田光举荐荆轲时,勉励荆轲说:“你不要辜负了我这颗白发苍苍的头­啊,荆卿!”为了奉劝荆轲抓紧刺秦,田光现身说法地说:“仅仅三年,我就老得骨质疏松,行动不便,遗憾啊遗憾,可惜啊可惜。”在《霸王别姬》中,侍卫告诉虞姬说:“大王让传令兵带来了一只睢水镇脱骨烧鸡和一瓶睢水大曲,请夫人享用。”在古代中国,只有中医而无西医。我们今天所说的“骨质疏松”,中医称为“肾全虚性骨痹”,或者叫做“骨痿”“骨枯”“骨痹”等。所谓“骨质疏松”,则是明末清初西方近代科学和医药学随基督教一起到来后才出现的;而“曲酒”之说,也是人们真正搞清楚什么叫做“糖化发酵剂”之后才有可能出现的。

莫言总是以读书少为荣,其闹出的笑话,岂止是一箩筐。他读书最显著的毛病就是囫囵吞枣。如果说,在小说中莫言知识的欠缺还勉强可以藏着掖着,但写历史剧,却真的就是在自己为难自己。

在《我们的荆轲》中,荆轲称:“荆轲小国寡民,一向寄人篱下,眼界狭窄,没见过盛大场面。”——老子《道德经》中所说的“小国寡民”,是指国家小,人民少;而莫言却将“寡”,当成了“寡人”的“寡”,将“寡民”误以为荆轲在太子丹面前的谦称。莫言应该知道,在古代中国,只有皇帝才能称自己为“寡人”,其他的人,给他十个胆子,也不敢这样自称的。又如,燕太子丹对荆轲说:“久闻大名,果然是气韵生动,头角峥嵘,名不虚传也!”南朝齐、梁间画家谢赫在《古画品录》中,首先提出了绘画的“六法”,作为人物绘画创作和品评的准则,而“气韵生动”,则是作为第一条款和最高标准。它指的是绘画的内在神气和韵味,达到了一种鲜活的生命洋溢的状态,并非是对人的评价。说一幅画气韵生动,是对其最高的赞赏,但说一个人气韵生动,就颇有点不伦不类,莫名其妙。再如:“凡是想在燕京侠坛立腕扬名的,必须去拜他的码头。”荆轲生活的时代,燕国的都城叫做“蓟城”,哪有燕京这样的说法?

高渐离对秦舞阳和狗屠说:“方今乱世,只要是真英雄,总会有用武之地。习得屠龙艺,货与帝王家,让我们耐心等待时机来临吧。”——在这里,莫言把“屠龙艺(术)”的意思,完全弄拧了,误以为屠龙术是一门绝好的超强本领,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所谓“屠龙术”,出自《庄子·列御寇》,说的是一个叫做朱泙漫的人,向支离益学习屠龙,耗尽了千金家产,三年学会了屠龙的一整套技术,却没有龙可杀——这种技术根本就派不上用场。因此,人们就将毫无用处的本领,叫做“屠龙术”。如此不中用的“本领”,怎么可能“货与帝王家”?正确的说法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因为在古代的中国,文和武都被看做一种艺,有了这种本事,就可以受到帝王的重用。古代的读书人曾说:“一事不知,儒者之耻。”面对如此之多的文史差错,莫言难道真的就是债多不愁、虱多不痒,一点都不会感到脸红吗?

在莫言的历史剧中,我们不但感受不到什么历史的气息,反而觉得荆轲和燕姬就像是生活在今天的90后小青年。不仅如此,莫言还将当今现实生活中一大堆时髦的热词,诸如什么“人生哲学”“抢占道德高地”“小肚腩”“别闹了”“产权”“创意”“丫”等等,如下饺子一样,一股脑地倒进他的“历史剧”这口大锅里。

我总觉得,莫言写历史剧实在是太不考虑后果了。一个作家要想摔得更惨,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读者当阿斗,而去胡写、瞎写。莫言曾说:“写作时我是个皇帝。”但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皇帝心态”,他在写作时才总是不尊重笔下人物,不尊重历史,将信笔瞎写当作思维敏捷,将胡编滥造当作才华横溢。由此一来,文史“硬伤”便难免铺天盖地了。

历史剧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有“历史”。在莫言的这些历史剧中,这样的“穿帮”可以说比比皆是。剧中的人物,能说出中国任何一个朝代中其他历史人物的话。在读莫言的剧本时,我仿佛就像是从曹操的古墓里,发现了儿童时代的曹操遗骸,唯一的感觉就是牙快被笑掉。而莫言自信满满地告诉记者说:“戏剧创作方面,我是一个学徒。但我有成为一个剧作家的野心。”他却不知道,会写小说,却未必就能写剧本,正如鱼可以在水中畅游,却未必能够在岸上爬行。

(摘编自《莫言的一锅“乱炖”》,原文载于《文学自由谈》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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