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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川:文化记忆和虚假的文化记忆

2018-05-07 08:35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西川 阅读

  “文化记忆”是一个如此庞大的话题。为了说话方便,我把我的发言圈定在“文化记忆和虚假的文化记忆”这个小小的范围之内。但即使我们只触碰一个相对窄小的话题,我们也不得不面对由它引出的诸多问题。我想从几件具体的事情说起。

  2002年夏天我在北京接待过一对德国夫妇。女士是一位画家,先生是一位教师,同时还是一位老嬉皮。

  他们想在处处高楼的北京找到“真正的”北京(几乎所有外国人都在潜意识里认为,只有旧北京才是真北京),我便带他们去了北海的后海,也叫什刹海。北京是一座缺水的城市,什刹海难得有一片湖水,与中南海湖水相连。由于那片湖水和环湖的老房子,那片区域成了北京的白领、小资和外国人喜爱的地方。于是众多酒吧应运而生。那是一个黄昏,我们坐在什刹海边上的一个酒吧的门前。该酒吧地近从前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银锭观山”。眼前是湖水,远处是绵亘的西山,太阳正在落下。老嬉皮由衷感叹道:“这景色太美了,这简直是日本!”我知道他没有别的意思。他只是不知道如何来形容眼前的景色,如何来表达自己当时的感受。我抢白他说:“这明明是中国,怎么是日本?”老嬉皮只好以傻笑回应我的抢白。但事后我自忖,也许那老嬉皮说得有点道理,也许那景色真有点日本味呢!至少关于那类景色的当代命名,在老嬉皮的脑海里,是被“日本”这样的概念占了先!

  什刹海酒吧街不是中国惟一具有所谓“中国味”的酒吧街。广西阳朔、云南大理都有同样的酒吧街:同样的大屋檐,同样的卡布奇诺。山水、屋檐是中国的,但酒吧或咖啡馆是新生事物,是西来的东西。坐在酒吧里的人们,需要这种富于“异国情调”的东西。西方人舒舒服服地觉得这是东方,中国人即使不完全觉得这是过去的中国,也会被大屋檐唤起自己对过去的想象。并且,这种在想象中消费过去的行为带有某种国际色彩。很明显,大屋檐酒吧所呈现出来的“记忆”不太可靠。这种东西也许会在将来变成我们文化记忆的一部分(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在当下,它们不是。生活的觉醒可能会需要记忆的觉醒,但记忆的觉醒可能会有所选择,有所回避,有所遮掩,有所发明。它有可能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条件下指向一种虚假的文化记忆,并以虚假的记忆抵消真确的记忆,甚至有可能把本来真确的记忆对象改造成虚假的记忆符号(例如在某些地方的墙上被特别保留下来的文革口号,几乎不再服务于历史记忆,而是服务于消费)。由这些现象引发出的问题,涉及身份、遗忘、文化焦虑与文化建设。虚假的记忆把历史打造为传奇和神话,把生活打造为段子和戏说。从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来看,也许记忆的生成方式不是由过去而现在,而是相反,记忆产生自需要和想象。

  因此,在这里,在什刹海或大理或阳朔的酒吧街上,可以说,所谓中国文化仅仅是一个躯壳。此一现象的实质是消费主义的,而此一消费主义又是左右逢源的。它既符合全球化对于消费异国情调的需求,也符合地方主义保护地方文化遗产、文化特色的要求。此外,对地方来说,这也是一件“好”事:如果没有消费主义借助中国文化作为躯壳的兴起,上述地方实在也得不到发展,因为维护和发展文化记忆是需要钱的;不向这类地方注入资金,那么记忆还是记忆,文化还是文化,但与追求现代化的社会目标相矛盾。2005年7月到10月,我因参与由德国联邦文化基金会组织的“北京现场”项目而走访过一些北京古老的宗教建筑。在北京西郊一座大型购物中心现代化的、五光十色的建筑背后,有一座年久失修的道教建筑。根据文物部门的要求,谁开发某一地面,谁就得负责保护和维修该地面上的古建筑(文物部门没钱维修保护,除非是国家级古建。文物部门通常把“不够档次”的古建的管理权转移给当地房管部门,而房管部门同样无钱投入)。于是,该购物中心只好半心半意地施工维修这座破烂的道教建筑。在我走访该地时,购物中心只投入了所需维修费用的一半,并且目的是要将该道教建筑改造成一座茶馆或酒吧。也就是说,他们要把一个文化记忆的载体生生改造成一个虚假的文化记忆符号。

  而那些没有可能被改造成茶馆或酒吧的旧日的庙宇,其惟一的命运可能就是自行倒塌了。北京西四那一带有两座废庙。一座名“双帝庙”,原本是一座道教庙宇,内中原本供奉“双帝”,即关羽和岳飞。一般北方的此类庙宇只供奉关羽,南方只供奉岳飞,像这样双帝共奉的庙宇在中国北方颇为罕见。另一座为佛教废寺,名“隆长寺”,其大雄宝殿现为“西四日杂”的仓库,其配殿和僧房完全被居民住成了“大杂院”;内部私搭乱建的小平房、小厨房和煤池子让出“曲径”,但这“曲径”并不通“幽”,而是通往其他小平房、小厨房和煤池子。隆长寺和双帝庙均紧邻繁华的西四大街,而这“繁华”竟然禁不起偏离大街半步的探测!据双帝庙中的居民讲,双帝庙大概是明代建筑,不过如今已是破烂不堪;房管部门无钱维修,或许他们更认为这样的破庙根本也没有必要维修。居住其中的老百姓原本是50年代被民政部门安置在这里的无家可归者。50多年过后,他们或他们的后代依然居住在这里。他们想搬走,但无处可搬,原因当然是:没钱。他们的抱怨,那才真正是“老北京”式的抱怨,从用词到语调(文化记忆活生生地扎根于人们的抱怨)。

  关于究竟是拆除还是保护老建筑,拆除多少、保护多少老建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土木建筑的寿命极限(与西方砖石建筑不同)、保护老建筑的成本(高于建造现代化建筑的成本)、街道拓宽与建筑的比例(汽车工业的发展要求拓宽街道)、居民对于自身生活的预期,等等。过一种有质量的传统中国式的生活是极其昂贵的,只有有钱的中国人和有钱的外国人才过得起这样的生活,普通中国人如今只是力求生活方便而已。即使在知识界,对于老建筑的态度也并非一边倒地倾向于保护。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应该具有博物馆意识,像保护文物一样保护老建筑。另一种观点认为,土木建筑的天然寿命有限,中国人传统上所保护的其实是营造的技艺(因此便有了北京的平安大道:拆毁老房子,再伪造出新的“老房子”)。事实上,有关保护老建筑的呼声颇具反讽色彩:我们是从西方人那里学来了保护老建筑的意识。也就是说,我们保存文化记忆的愿望所借助的精神资源竟然外在于我们的文化记忆。北京的城市规划部门和政府决策机构只是在近五六年才将发展城市的榜样由美国置换为欧洲。在面对这一系列问题时我不想简单地站在先知先觉的英雄人物梁思成一边,尽管我赞成尽可能多地保护我们已经所剩不多的老房子。

  再说一遍: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极其重要。但是在这里,我的意思不是要把话题轻飘飘地递进到呼吁保护老房子。我之所以谈到双帝庙、隆长寺,还有那座购物中心背后的道教庙宇,是想用它们的处境衬托出什刹海、大理和阳朔的酒吧街所代表的虚假记忆,在今天取得了怎样的记忆话语权。这类虚假的记忆符号对于真确的记忆形成了侮辱。所谓文化记忆,不可能仅仅依赖几个貌似的传统文化符号的再现来得到传承,甚至几个真正的文化载体,也无法道尽文化记忆的复杂性。在中国历史上,过去和现在,出于政治的需要,对于记忆的篡改屡见不鲜。经王莽所篡改的儒家典籍甚至已经生根在我们的文化记忆当中。既然过去被篡改的记忆对我们文化的走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那么我们现在对记忆的篡改将来也定会产生同样深刻的影响。我们无需为此而特别担心,因为历史常常就是这样演进的,但我们也许需要为建立在虚假记忆基础之上的历史演进做好心理准备。另一个时时修正着我们记忆的因素,便是遗忘——主动的遗忘和被迫的遗忘、全体的遗忘和部分的遗忘。造成遗忘的,除了我们的生理因素,更致命的是政治、经济、文化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或许我们当下经济的快速增长正“得益”于我们的“遗忘”,使我们没有负担,一往直前。“文化记忆”是一个容易使人陷入虚无的话题。虚假的文化记忆同样是历史的一部分,但由于它关乎我们此时此刻的文化身份、我们此时此刻对于生活的判断和预期,所以我们无法对它掉以轻心。

  涉及文化记忆的问题非常复杂,当然不应由我们简单的生存处境、道德立场、怀古幽情、现代化观念等等蛮横地决定记忆的走向。要讨论文化记忆,我们就得首先面对对记忆的分类,包括国家记忆、社会记忆、集体无意识记忆、个人记忆,等等。其次,记忆又可区分为短时记忆和长效记忆,它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所诱发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结果各不相同。第三,时代性的、暂时的文化、道德、政治立场会为记忆罩染上颜色,会使我们对于记忆不自觉地做出时代性评价。如此这般对记忆的评价有可能导致记忆的失真(除非我们对于记忆的真确与否无所谓)。失真的记忆大概可以分为四类:1,标准化记忆对于集体和个人记忆的修正和驱逐,例如文革中对于儒法斗争史的整理,例如昨天的革命化记忆和今天的消费性记忆对于个人真确记忆的压倒性胜利;2,记忆的一边倒或单一化,例如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都会出现单一保留痛苦记忆或单一保留快乐记忆的情况,无视记忆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我们若以此来看待五四或文革或80年代或我们的个人生活,我们就会别无选择地走上偏执之途;3,以别人的记忆来充当自己的记忆,例如政治上的自我洗脑,例如文化上的自我殖民;4.在记忆缺失的情况下以自己胡编乱造的东西来填补空白(这里不涉及艺术创造)。

  既然文化记忆如此复杂,我们就无法期望仅仅使用几个文化符号来表达我们的文化记忆,更别说使用虚假的符号了。这一点在跨语际、跨文化交流中尤其重要。对于一个外国人,或者一个旁观者来说,某一种文化的呈现往往是静态的,而对于该文化的参与者来说,文化记忆是一个动态的东西(举一个例子,对于烧香拜佛的老太太们,莲花座上的佛像是老的还是新的无所谓,她们只需要朝拜的对象;而对于佛教的旁观者们或者游客们来说,他们希望看到的是古老的塑像)。造成这种不同的文化感受的原因可能是,外国游客和旁观者在面对某一文化时只承担“文化道德”,而对于本地人来说,他们除了要承担“文化道德”,还要承担“生存道德”。而缺少生存内容的文化记忆很容易走样成虚假的文化记忆。有一个指标性的标准可以用来区分真确的文化记忆与虚假的文化记忆,那就是,真确的文化记忆其内部充满了自我辩驳,而虚假的文化记忆呈现出来的仅仅是静态的文化符号。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前面说到,在讨论北京市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的时候,我不想在今天,简单地站在先知先觉的英雄人物梁思成一边的原因(当然这也不意味着我要站在他的对立面上。把任何事物仅仅区分为黑与白都是有欠考虑的)。

  回到对于老建筑的态度上。历史上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汉族人,真的对于老建筑那么上心吗?我们今天拥有紫禁城,是得益于满族人。满人入关时其文化落后于汉文化,所以羡慕汉文化,因而保留下来了那些明代的宫殿。如果是汉族人内部的改朝换代,真不能想象那些宫殿的命运。在《文馆词林》这部书中保留下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三国时期的大诗人曹植。他被封作鄄城侯的时候,那地方有一座旧宫殿,是汉武帝的行宫。他派人予以拆毁,于是有人便借神话来反对。为此曹植下令道:“昔汤之隆也,则夏馆无余迹。武之兴也,则殷台无遗基。周之亡也,则伊、洛无只椽。秦之灭也,则阿房无尺。汉道衰则建章撤;灵帝崩则两宫燔。……况汉氏绝业,大魏龙兴,只人尺土,非复汉有。是以咸阳则魏之西都,伊、洛为魏之东京,故夷朱雀而树阊阖,平建阳而建泰极。况下县腐殿,为狐狸之窟藏者乎!”历史学家顾颉刚在读到这段文字时感叹道:“他说得多么爽快。有了新朝就该把旧朝的东西完全摧毁了!看了这文,谁还敢说中国人好古!”(《中国辨伪史要略》)

  所以,摧毁旧建筑,原也是传统,原也是我们文化记忆的一部分。中国人好古,好的只是一部分古,或许是一大部分,但仍然不是全部。从曹植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中,的确是充满了辩驳的。20世纪的中国人受到西来的激进革命的鼓荡,孜孜以求于现代化之途,打倒孔家店,移风易俗,改天换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但历史的诡谲之处在于,以如此粗暴的方式谋取现代化,或许多多少少暗合了我们文化记忆中的某一方面,否则一种全然西来的思想怎么会在这片土地上从胜利走向胜利?到90年代市场经济完全展开以后,消费主义借助普遍的历史遗忘,以现代化的面貌迅速登场。在消费主义看来,最好的消费主义便是没心没肺的消费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老房子还能保得住吗?直到刚刚过去的这一个世纪之交,人们才对消费生活的文化质量略有担心,举目一看,老房子已经推得差不多了,剩下的该保护了,而这种博物馆意识竟然也是西来的东西,当然它也暗合了中国人文化记忆的另一部分内容:好古。所谓现代化观念是西来的,所谓暴力革命是西来的,所谓市场经济是西来的,所谓消费主义是西来的,如今所谓博物馆意识也是西来的。也许它们都暗合了我们的文化记忆,也许它们都改造了我们的文化记忆,或也许它们都被我们的文化记忆改造了,那么我们还有必要讨论我们真确的文化记忆吗?这个问题太大了!

  我们的老祖宗对于世界是有他们一套想象的。他们不像我们,只能在当今所谓全球化的背景下想象西方,又在对西方的想象的刺激下想象我们自己。像印度人、拉丁美洲人一样,如今我们也遇到了“身份”问题。这时候,我们似乎失去了想象世界的能力和权利,而失去了想象世界的能力和权利,我们也便开始了在想象西方、想象我们自己的时代文化背景下制造虚假记忆的“伟大”工程。反对什刹海、大理和阳朔的酒吧街没有意义,它们当然是我们努力想象西方,努力满足消费主义需求的结果,我们的文化状况就该产生这样的文化现象。与此同时,只为那些坐以待毙的老房子长吁短叹也没有意义,除非我们能够改变我们今天的文化生态。如果我们打算这样做,那么,我想,超越消费主义可能是我们需要迈出的第一步。然后,让我们也来试着想象一下世界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

  2006年3月20日-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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