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欢迎光临:中国南方艺术(www.zgnfys.com)!收藏我们 [高级搜索]

苏东天:中国古代不存在奴隶制社会历史

2017-03-31 09:28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苏东天 阅读

  引言:中华民族是一个以血缘家(氏)族为基本结构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独特民族。这一根本特点,始终不变。民族的文化史就是依这两方面的特点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没有如西方那样古代的神本文化史发展到近现代的物本文化史;而是始终以人为本,形成古今一以贯之的人本文化为主导的文化体系,为世界独一无二。

  如今我们所能读到的历史教科书,从小学到大学,都是一样的,五分法: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已是现代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史分期的共同观念,不管西方或是东方的史学界,或马恩的史学观,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而我国,从近代以来,是照抄西方的史学观,来研究与编写中国的社会发展史的。新中国建立之后,以马克思的史学观为主导,而“五分法”社会发展史观并无变化,认为是世界人类史发展的共同规律与特点。从而框定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框架结构,至今犹然。

  这种史学观,乃是西欧为主体的西方人类史发展的基本特点,是基本正确的。但照抄来套在中华民族社会发展史头上,先入为主,硬生生地依此框架进行划分,就成问题了。我是攻读浙江大学(原杭大)历史系专业的,所听到的、学到的,就是如此。但当我全面地了解了西方与中国文化史之后,总觉得有问题,因为我已明白:西方古代是属于神本文化史,至近现代变成了物本文化史;野蛮的侵略战争,几乎贯穿着其全部文明史。而中华民族,是完全封闭式自行发展的,战争的性质,是属于内部为争夺政权的斗争;从不侵略别国,只为保家卫国,被迫才与外族侵略者战争。因在中国北方屡遭游牧部族的侵害,而被迫建造了万里长城,以防外敌。总是坚持与邻为善、友好邦交,五千年一以贯之。

  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一家子,没有如古希腊、罗马那种不同民族联盟组成的联邦政体国家,须推行民主共和制政治与法制。而中国乃是以血缘家族(氏族)为基础结构的家国一体的独特国家,所以是以“孝”为本来理家治国的。家以孝为德,国以移孝作忠为德,历五千年而不变。西方古代是以游牧经济与商业经济为基础,至近现代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而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至今尚未根本改变。所以,中华民族是一个以血缘家(氏)族为基本结构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独特民族。这一根本特点,始终不变。民族的文化史就是依这两方面的特点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没有如西方那样古代的神本文化史发展到近现代的物本文化史;而是始终以人为本,形成古今一以贯之的人本文化为主导的文化体系,为世界独一无二。

  根据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发展史,其发展规律与特点,也是独特的,亦为世界史所无。依据历史实际,以炎黄为代表的原始社会,是以血缘氏(家)族为基本结构的原始公社制为基础的家国一体的德治共和社会。夏、商、周三代定性为奴隶制社会,乃是错误的;中国古代史不存在奴隶制社会历史。夏代开始实行等级礼治政治体制,这是依社会历史发展实际变化的要求,由上而下所作的重大变革,是和平过渡的,积极进步的,因此成功了。这是因为其变革并未触动原始血缘氏族集团为基础的公社制为特点的社会基本结构,只是将其变为诸侯国。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大夫建邑、士食田,这就是国家统治集团网络组织结构之等级礼治特点。政治性质是“家国一体”,天子为兄为君,诸侯为天子陪臣;故天子称呼诸侯为叔伯甥舅,诸侯称呼天子为兄为君。诸侯立家为候国,称“君子”或“寡人”(即为血缘家(氏)族的最高权威之人,成为候国的统治者。)大夫为诸侯的家臣,为子辈氏族集团的管理者;士为大夫家臣,乃是大夫的叔伯甥舅。诸侯,依其候国国度大小与庶民人数的多少及功勋的大小等,封爵为公、候、伯、子、男五等。天子每五年,须朝会诸侯或巡守候国(不是全部,依需要),以求共治天下,加强家天下的治理。大夫有权参与国事,协助诸侯治理邦国与沟通与天子及其他邦国的关系。“士不知有国”,即无权参与邦国与国家的事务。为基层管理者。“士食田”,重点是管理经营农业生产。庶民以“井田制”分封土地,是依血缘家(氏)族聚居为村落。士以上为不同等级的贵族,享有文化教育。“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以显示礼治文化等级贵贱的差别和大夫以上统治集团的高贵性与权威性特质。由此,又规范了一整套礼仪文化制度;礼以分序,等级井然,以礼为规为法,为德为仪,使国家、社会文明水平大为提高。大到国家祭典,小到尊卑称呼、服装与身份饰品,出行乘骑与车马规格等等。如天子庙堂祭祖、郊祭天地山川,祭品可用大牢(牛),春祭不可杀牝;诸侯只祭祖神,不可祭天地山川。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其意是天下之国土,都属于天子所有,各候国不准随便开垦与扩张。而管辖各候国土地的诸侯,乃是天子的臣子。(诗,滨字为误,“说文”中无此字,为汉代以后产生。)所以,三公九卿诸侯皆可称呼为“君子”(君子即天子之子也,这一身份是极其高贵的,他们是与天子一家子,以共治天下的陪臣。)大夫贵族称子,之子为公卿大夫的夫人或子女;天子妻室称妃子,公卿诸侯妻室称夫人,大夫妻室称孺人,士妻室称妇人,庶人妻室称妻。大夫以上贵族子女出嫁,称“于归”,而士庶子女出嫁则称“适”。服饰:非五彩(黑白红黄青)不入公门,庶人不可服五彩之服;大夫以上贵族以五彩正色为衣,以黑色为贵,以间色为裳。庶人只可服间色衣服,间色布帛不可拿到市场去买卖。士以上贵族可佩戴不同规格的玉佩,如天子充耳为玉,诸侯充耳为似玉之石。天子衮衣绣裳,诸侯可服狐裘、羔裘豹祛,大夫有韨等。大夫可乘驷马大车,办公事可在国道上奔跑,士只可乘单马之车等等。以上这些举例的礼仪制度,在《礼记》、《周礼》中均有记载,而在《诗经》中亦有充分的反映。可我们的史家与释诗者,一概加以无视,竟认为文献、经典皆不作据,只凭主观意断和实用需要,所谓“大胆猜想”,凭“权威”压人,导致对传统文化史的曲解。礼治文化,经过西周初年周公的努力修订,达至成熟完善,从而创造了“郁郁乎文哉”的“成康之治”文化盛世。“六经”即是西周盛世文化的结晶,也成了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

  夏、商、周三代的更迭,是由于天子夏杰、商(殷)纣王的无道,为商汤、周武王推翻,取而代之。虽用武力,也只是攻灭无道者,而夏族、商族只降为诸侯国,仍然保留。没有如希腊、罗马时代,以灭绝性的侵略战争,将被侵略战败的民族人民都变成畜牲一样的奴隶。在中国三代并不存在这种惨无人道的历史,三代天子所坚持的统治思想,即如西周初年倡导的“以德配天、敬天保民、尊礼尚施”,“重贤任能”、“知稼穑之艰难”。这其实在夏代就如此。因为发祥在歧山的西周族,在推翻殷王朝建立西周王朝之前,其候国还处于比较后进的原始公社德治社会阶段中,是德礼结合得非常好的诸侯国。因此,众志成城,兴旺发达。“以德配天”、“天人合一”观思想,乃是五帝时代的德治观。

  夏代的变革,夏启(一)是废除了公社民主共和的“禅让制”为家天下世袭制,政治上化公为私;(二)是改变原始巫术礼教的“天人合一”观为“天命观”,天子乃天之儿子,受命治理万邦,家国一体,天下一家,以孝为本,变“亲亲”为“尊尊、亲亲”之等级“礼治”思想,以“尊礼尚施”制度治理天下。(三)是宣布天下土地、臣民属王家所有,财产为候国私有,经济基础化公为私。西周初强调了“以德配天”的“天人合一”观与“尊礼尚施”的天命观相结合。其实是由于夏商时代的好传统,被殷纣王破坏了,害虐蒸民,致使天下诸侯皆叛。而西周族在周文王领导下,因德声遍天下,在未讨伐纣王之前,便已得三分之二天下,即大多数诸侯已叛殷向周了。所以,周武王很轻易地推翻了腐败的殷纣王而取得天下。西周建国,加强了孝道以强固天下的统治:如周天子虽霸九州天下,乃是名义上的,真正居有的仅是王畿千里。而于天下,是以周族与各诸侯联姻的关系,以加强家天下嫡与外戚两系之叔伯甥舅之间的血亲关系,以孝为本,才完善了尊尊、亲亲的等级礼治体制与礼仪制度;并以血缘家族尊卑等级礼仪制度来约束统治秩序,巩固统治网络结构,使天下井然有序,安定团结。对各诸侯国“封土受民”是实行“井田制”,“疆以周索”、征“什一之税”,与兵役、劳役、贡赋等。从而完善了“礼治”政治制度,使西周的政治、经济、文化迅速地发展起来,达到了三代的最盛期,“成康之治”的盛世文化,因此成了孔子理想的“小康社会”典范。

  所谓如西欧古代的奴隶制社会,在中国的五千年古代史中,是从无存在过的。但家庭奴隶制度是存在的,可以说自原始社会就开始存在了。奴隶是由战俘或罪人充当的,只用于家庭杂役,或畜牧业、百工杂役,一般不用于农业生产。不仅三代有,整个封建社会也有,但数量有限。在社会动乱时期会多一些,但到平世,就会被废除,重获自由。奴隶虽允许买卖,但人身是有一定自由的,允许立家,但子女仍属奴隶身份。只要获得主人允若解除奴隶契约,便可获身份自由。这,只要读一下《红楼梦》小说就清楚了。

  有著名史学家引《诗经·周颂·噫嘻》:“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藕。”来证明西周时代是如西方古希腊、罗马一样的发达奴隶制社会,这显然是弄错了。此诗乃是颂扬成王在春分举行劝耕祭典时,率领公卿诸侯大夫参加典礼时的演仪场面。天子亲把犁耜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参加者还有甲兵、士庶,总有几万人之多,规模宏大。以号令天下,知稼穑之艰难,而勤耕作。并非是什么奴隶劳动的场面。那有奴隶制社会的国家天子会去参与耕作演仪?“十千维藕”,不是奴隶劳动场面,而是劝耕演仪的场面。

  又有权威史学家断定西周为封建制社会,这自然也是错误的。西周分封八百诸侯国的封建,乃是家国一体的等级礼治性质的以德为裡以礼为表的、以血缘家族诸侯国为基本结构的家国一体制度。这一等级礼治政治的社会体制,是在东周后期,五霸诸侯争相轮治,夾天子而令诸侯,才先后垮台的;到三家分晋,大夫执国命,到战国士族兴起成了新兴统治贵族,至此时代,不仅天下林立的诸侯基本上倒台了,就连大夫也纷纷垮台,或沦为穷困潦倒之人,仅有少数大夫,参与国政,成了新兴统治者。战国时代的六国,虽都在不同程度上完成了封建制之新社会体制的基础结构,但还是不完善的。只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一统天下,才完全建成了封建社会性质的国家体制。如:(一)是郡县制国家行政体制取代了家族诸侯国,全国分三十六郡,郡县行政管理长官由中央任命派遣任免,由中央统辖,执行中央法制。秦王朝虽仍以家天下统治体制,但郡县长官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只是君臣法律制度的关系,并无血缘关系。以法制统治天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再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亲亲、尊尊”之血缘家国一体的等级礼制关系。(二)是土地收归国家所有,实行重新分配,推行“黔首自实田”制度,即按人头分土地,推行“税亩制”政策,这才是彻底地改变了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国家与土地拥有者之间直接发生了赋税法律关系。(三)是老子的“道学”与孔子的“儒学”,彻底地否定了巫术礼教之“天命观”,开创了理性思想发展的历史新阶段,“道表儒里”,建构了我国富有科学性的新思想体系。不仅激发了“百家争鸣”的战国思想大解放的变革时代,为推翻旧宗法礼制、建立封建制大造舆论,而且为封建制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华民族原先的血缘宗亲关系变成了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封建忠孝宗法关系。(四)战国时代七强国,从政治到经济体制,虽在不同程度上转入封建制度,但作为我国从整体上承继周王朝血缘家国一体的等级礼制国家的标志应是秦王朝的建立,才使国家一统,进行全面而彻底的变革,推行了较完善的封建制度,才真正跨入了封建社会。而封建社会体制的真正完善,则要到西汉初年,因接受秦王朝短命亡国的历史教训,继承与改造了西周的“礼治”文化,与秦法互为结合,推行家国一体的封建宗法等级礼仪制度文化,倡导“孝道”,为治国齐家之重要思想,才巩固与加强了血缘家族为基本结构的国家社会基础,从而,使西汉新兴封建国家得到了稳固与发展。

  有著名史家则认为,春秋战国之交才是奴隶制与封建制两种社会制度交替转变时期。这一说法,自然是欠妥当的。即使七国在不同程度上都在推行封建制,但都是不完善的,还只是一种处在量变中的封建因素。尤其是东方的六国,仍为旧贵族诸侯或大夫为首的血缘家族集团掌控着政权、土地与庶民,新旧制度相混杂,从思想到社会,还是比较混乱的。只有秦国,从商鞅变法之后,就不断地推行与完善了封建制度,因此,得以迅速地强盛起来,终于战胜了六国而统一天下。

  作为封建主义的统治思想,是由武帝时代的思想家董仲舒完成的。他以儒家“仁道”思想为基础,吸收《公羊春秋》的巫术“天命观”思想,构建了他的“道表儒里”的“儒术”思想体系,倡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天命观”,以巩固与加强西汉王朝的统治。因此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而确立为国家与社会的主导思想。

  由于西汉政权的统治者,主要是血缘家族士族地主阶级集团与部分大夫为首的血缘家族集团,他们有如周代的诸侯。刘邦为巩固新建的西汉政权,不得不采取封王侯的政策与制度,不仅封异姓王,而且又封家族同姓王,企求地方权力的平衡,结果却造成了汉初不仅异姓王坐大而叛乱,而且同姓王亦坐大而叛乱。汉武帝赏识董仲舒的“儒术”,不仅因其是传统思想(主要是西周盛世周公的德礼结合的统治思想),而且其是针对现实的要求,强调法治的经世致用的徳礼法互为结合的“术”思想,即推行“王霸之治”,对国家的巩固与发展是十分有利的。因此,倡导“摆黜百家,独尊儒术”,全面地推广“儒术”,为国家的统治思想。

  两汉近四百年的国运,至东汉后期,由于东汉初刘秀又采取了汉初的封王制度,经一百多年的发展,各王侯士族集团都成了雄霸一方的诸侯;又加后期近百年里的皇帝一代代幼小,使朝廷大权旁落在外戚与宦官之手,造成朝廷官僚集团与外戚集团、宦官三者之间,不断地矛盾与斗争。朝廷暗弱,造成地方坐大。各地诸王不断地发展自己的势力,大肆兼并土地,大量农民因失地而沦为农奴。他们将政、经、军集于一身,强化与扩大军队,建立乌壁,俨然变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终于造成汉末至三国、两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军阀大混战。两汉艰苦经营近四百年的中原广大地区,曾经是何等的繁华,频繁的军阀混战,终于让其变成了“千里无鸡鸣,白骨露於野”的不毛之地。不堪目睹的惨象,至使百姓大批死亡与溃散,只剩百遗一了。而作为统治者的士族集团,也已绝灭至所剩无几了。如亡命到江东的东晋统治集团士族,与江南的士族结合起来,也只剩百遗家了。

  鑑于这段空前的悲惨的历史,有的著名史家又来发表高论了。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与封建制社会的转折期是在南北朝时代。可见,即使是现代,虽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而史学界这些著名史学家,也仍然是凭主观意断,欢喜妄下结论,至使他们的一本本史书,封住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学子。我在大学时读到的、听到的,总是他们的权威著作与权威声音。大概我是一个异数“活宝”,总喜欢怀疑,不愿妄从“权威”。因此不断地翻阅古籍,总找不到奴隶制的历史资料,却不断地看到,从炎黄祖先开始,一代又一代,总倡导“以德为本”、“以孝为本”、“家国一体”,天下都是炎黄子孙;我还查到,我们苏姓也是黄帝的儿子,封在河南苏地,因此,姓苏。既然是一家子,如孔子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怎么会发展奴隶制社会呢?战乱会造成许多落魄的人民卖身或被掠成了奴隶,这种历史现象与奴隶制度社会的性质是不同的。

  我深入地研究了这段悲剧历史,乃是初期封建社会转向成熟封建社会的一个大转折时期。究其历史原因,是由于士族统治集团走了历史的回头路,终于导致了他们自相残杀,直至彻底灭亡的历史悲剧。所谓士族,其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是从原始社会就产生形成,到周代,他们是诸侯国的基层贵族,“士食田”,即他们是与土地发生直接关系的基层管理者。庶人,即是广大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民,他们依“井田制”网络依血缘家族被分封在城郊田野里聚居成村落,士一般是其族长身份的人,与庶民居住生活在一起,被称为“野人”。诸侯建城,大夫建邑,故为城国贵族。而士与庶民一起生活,故士庶并称。他虽可享受文化教育,却规定“士不知有国”,国,即城国。即他既不能住在城国中,也不许关注城国的大事。他只是管理庶民的农牧业生产事务、税收、兵役、劳役、庶民生老病死等社会事务。经过春秋战国的战乱,由“五霸”倒台之后,诸侯便垮得所剩无几了;大夫就开始篡权执国柄;大夫纷纷垮台之后,士族便依靠其掌握庶民、土地的优势,不断地开辟土地、经商以扩张经济实力,并组织强大的兵民一体的军队,在参与征战中建功立勋,获取社会高位和权力,逐步成了新兴地主阶级的集团性新贵族,有的也俨然成了诸侯般的血缘集团新贵,他们与没落的大夫结合,就成了战国时代的统治者;至秦代、汉代,就成了新兴封建王国的统治集团成员。由于他们历史渊源久远,思想中根深蒂固的怀旧情结,就深埋在心中,当他们有了客观条件,旧病就会爆发出来。如东汉后期的士族军阀集团,一个个都是如周代各霸一方的诸侯。因此就重演起如东周时代诸侯争霸一样,互相争斗不断,经过近四百年的互相残杀,最后就同归一尽了。至隋代,几乎已不复存在,再经隋唐大战,就被彻底地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所以,唐朝建国,是一个以中小地主阶级为统治基础的新兴国家。为了选拔国家的各级官吏,只能推行科举制,开科取士,让那些已落魄的文化人有一个能为国家效力的机会。唐朝的国家政治之所以清明、经济能迅速地发展强盛、文化能蓬勃地发展,与其社会阶级基础、统治集团的成分是相关的。开明政治、民主风气,和均田制,使广大农民安居乐业。从而,使社会呈现出中期封建社会兴旺发达的兴平景象;到盛唐,就创造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盛世文化高峰,一时间,群星灿烂,大师辈出,从而光耀世界文明史。

  从上所述,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从古至今,是自行独立发生、发展的,是历万年一以贯之的。其发展规律与特点是:以血缘家族为基本结构的特点,形成与发展了民族以人为本的人道学文化。天人关系,是既合二而一又一分为二的;古代天道观的产生,是与农历历法的创造密切相关联的;据古神话与传说,“太极八卦”是中华始祖神伏羲氏创立的,神话“夸父逐日”、“盘古分天地”与“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等,皆与农历的创造相关。这一由农业生产实践的要求而产生形成的天道观念,具有很强的经世致用特点,因此,中国古代的天道观就是农历历法为标准形成、发展的天道观。如各种自然天道现象,凡与农业生产实践、节气、气象有关系的,就会十分关注;如果关系不大的,就不会予以关注。这与西方古代讲究科学性的纯自然性质的天文学,是完全不同的。如“太极八卦”,乃是发现与创立农历历法的根本,从而就成了天道学的根本原理。日晷,古称太朴、太一、太极,能产生天地阴阳,创造万物。创造太阳历年、月、四季八节;又创太阴历甲子农历。由日晷又产生、形成“有生于无”,“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与“一阴一阳之为道”、“反复其道”、“生生不息之为易”,“反者道之动”等重要的哲学原理。依此,形成了《易经》、老子《道德经》的基础理论,也成了中国古代的哲学体系的核心理论。

  由此,造成古代中国的天道观和天道的规律与特点。农历是祖宗创造的,所以,天地山川,即宇宙万物,都是祖宗神创造的。天道“无为而无不为”的高尚德性与精神,就成了人道的理想德性与精神,不仅主导了三王五帝时代的德治观对原始社会文明发展的积极影响,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发展的道德观念与精神。

  这种独特的天道观,进一步地强化了祖宗神的绝对权威性,而且也完善与丰富了以人为本的人道学思想理论。“天人合一”观,使天人关系有了血缘的亲和关系,不仅提高了人主宰世界的绝对权威性,而且,还具有敬重、改造、利用自然天道的责任义务。“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成了天人关系的核心理念,“依正不二”的天人和谐关系就成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因此,中华民族的以人为本的人道学,是以德为核心理念的,是天人合一的、以孝为本的亲亲、尊尊为礼仪的、家国一体的独特人道观。这一独特的根深蒂固的民族思想文化特点,决定了其文化史发展的规律,不可能在家天下的血缘氏族内部,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兄弟们变成没有人权的奴隶,并发展成奴隶制社会。中国古代虽然不断地发生战争,除了外国小数民族侵扰,为保家卫国而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外;余者大多是为反抗与诛灭“害虐烝民”的残暴统治者,而发动战争。即使军阀混战时期,也是围绕着为争夺王权的斗争。一旦王权确立,仍然会恢复传统的以德为本的统治政体。

  从上所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由血缘家族为基本结构发展起来的龙凤民族,以德为本,以善为尚,以和为贵;坚持和平主义,从不侵略别人,也不允许别人来侵略。重传承,敬祖崇祖,以孝为本,以德立人立家立国,倡导公而忘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精诚团结,同舟共济、天下一家。这是民族传统文化史的核心理念与精神。从而确保了民族文化体系,在近万年的历史发展中,始终是渐变性的稳步向前发展,传承与创新,总是依照时代历史发展的要求,不断地推动着民族文化史向前进步与发展。

  二O一七年二月于杭州

  苏东天,原名伟堂,生于1940年,祖籍浙江宁海。当代著名史学家、哲学家、文艺理论家、书画艺术家。1966年毕业于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历史系;1979—1984年攻读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朝闻、朱丹的美术史论硕士研究生,并留院中国美术研究所工作;1984—2000年在深圳大学任教。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浙江省美协会员、广东省美协会员。出版了《诗经辨义》、《诗经新释选》、《易老子与王弼注辨义》、《徐谓书画艺术》、《和平与人道思想的实践者池田大作》、《论文人画》、《苏东天书法选集》、《苏东天画集》等学术与艺术专著。1995年6月获日本创价大学“创价大学最高荣誉奖”、日本东京富士美术馆“富士美术奖”,1998年2月获日本东洋哲学研究所“东洋哲学学术奖”。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在东京富士美术馆旁古梅坪种植了“苏东天夫妇梅”,以为褒奖和友谊的纪念。

欢迎转载分享但请注明出处及链接,商业媒体使用请获得相关授权。
分享到:
|  2017-03-31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最新评论 已有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