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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华:全球化语境中诗的殖民写作

2013-03-22 09:59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夏志华 阅读

  殖民写作很早以前就已经是一个事实,在觉察到汉文化写作逐渐失去独立性,探究汉文化失去独立写作的原因时,现在才作为一个术语出现在一些讨论中。虽然殖民写作模糊了不同文化的独立价值,但是,在平庸的和平年代,一些文化已经失去了独立的话语权的情况下,关于殖民写作,很难发现有被指明的必要。但是,把中国文学艺术创新力量疲乏、无法补充和维护汉文化价值体系、无法建设不同时代所需要的健全的价值体系等等问题集中在殖民写作上来观察,发现它对操纵汉文化、操持汉语写作等方面产生的作用真不可小觑,对蒸发汉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的作用就更不可低估了。
  
  殖民写作让本族文化趋向弱智
  
  在全球化语境下,其实诗中的战争一直十分激烈,各自的底线无非是为了强调某一种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的价值,各自的阵线无非为了保持一点儿本文化可能还有那么一点有益于人类未来的独立精神。战争中文化的一些精神表现出来的委屈虽然十分生动与悲壮,但很少能唤起殖民写作者的文化自尊与斗志。这是不是某种文化要不要斗争与独立的标准呢?可是,殖民写作直接导致某种文化失语,某个社会趋向弱智,某些国家只会盲从,这又是居留于某一具有一定文明史价值的文化中的诗不得不发起战争的原因。阿拉伯的阿多尼斯对此有比太平洋还要多的义愤与警惕,但是,汉文化面临的问题却似乎比任何文化都要严峻。

  全球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作为一个术语出现,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赫然的事实,在全球化语境中,忽略个别文体的文本精神,总体来看,殖民写作不是战争的结果,接受者一方既没有经历任何惨痛失败,也没有违心地妥协投降,就心甘情愿不然而然地谙熟于殖民写作了,这似乎说明殖民写作是全球化语境下的一种必然趋势。因为殖民写作的写作者完全没有被侵略的感受,甚至没有文化强权君临写作的被殖民心理。而一般认为,借鉴优秀文化才能促进自身文化的创新,如果这样理解,殖民写作就可以换作另一个可以让人心安理得的词汇了。但是,当西方文化以一种迟到的形式和内容侵入到汉文化的美学观念和诗学技巧的全部领或,那就正如曼德尔施塔姆所说,谁又能安详地坐拥西方思想的宝库而心安理得呢?“我们的”激情,“我们的”语言还能为“我们”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吗?这样的提问不是那么理论,但这样的问题终究会在某一时刻,让人觉察到“我们的”诗消失,要比我们自身迷失在全球化语境中更令人凄凉。

  而在另一个时期,殖民写作的确是战争的结果,回溯到奈保尔、阿多尼斯以及曼德尔施塔姆上三人的写作年代,特别是奈保尔和阿多尼斯所处的写作环境,被动的殖民式写作反而让他们提前提高了警惕。“在俄国,黑色法衣——知识分子——总是说一种异于俗人的语言。俄国最早的知识分子是拜占庭的僧侣。他们塞给了语言一种外来的精神与一种外来的形式”。1 他们深有感触的外来形式与外来精神,确实是以一股强大的力量“塞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写作。说他们那个环境中的殖民写作是文化战争的结果还在于,他们深感西文化的强大的一元性以及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力量,而且,无论是否意识到或是否区分开自己的写作是被动殖民式写作,还是自觉主动殖民写作,他们以及他们那一代写作者,都无法摆脱某种文化强权。以致阿多尼斯感叹说,“似乎西方是一个神话中的怪兽,用金属和机械制成,它呑噬着一切,却不知饱足,又像一阵机械的狂风或蝗虫,一刻不停地要把它触手可及的一切转化为自己的同类,将他者融入自身”2,以致阿多尼斯深感一代阿拉伯人无法完全应用自己的语言,为阿拉伯文化尽一个写作者的天职。
  
  殖民写作迅速本土化源自内应力量
  
  拥有独特汉语的中国,真正的战争不一定能让汉文化屈服,如果没有一定的内应性,任何外来形式与精神,都无法殖民这样一种文化。但是,中国的情形完全与阿多尼斯不同,没有经历文化战争,中国的写作就自觉地驯服于殖民写作了,汉语写作被殖民化,内应力量远远大于外来强力。

  相对于保奈尔、阿多尼斯以及曼德尔施塔姆所悲叹到的殖民写作,目前汉文化的殖民写作、特别是诗的殖民写作已经达到了无意识或自觉的程度。相较于俄罗斯的安年斯基,中国诗的殖民式写作,已经完成了从摹仿到本土化、从有意识到无意识地演变。

  即使对人类文明史再没有价值的文化,对外来文化都有一种本能的反抗,只有有了这种本能的反抗,她才足以对本地区的文明史产生相当的作用,而一旦失败,仅从曼德尔施塔姆对安年斯基的分析,就可以发现殖民写作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安年斯基从来不属于用俄罗斯象征主义那以黏土做的脚站起来的史诗式的英雄,他有尊严忍受他那顺从和克己的命运。维持安年斯基是诗歌的那种顺从精神反过来受益于这样一种意识,意识到由于无可争辩地和完全地缺乏整体性的民族主义——悲剧的必要先决条件——因此俄罗斯现代艺术中不可能有悲剧。于是,这位生来就成为俄罗斯的欧里庇得斯的诗人,不是启动一艘放诸四海的悲剧之船,而是向水面投入一个玩具,因为我们的心对一个玩具受侮辱的感觉,比我们自己受侮辱还悲凉”3。这位生来就是欧里庇得斯的诗人,不能确定生来就是外来文化外来精神的内应,但他的忍受、顺从和克己的命运却对外来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呼应,不过,他的尊严与命运有着鲜明的悖论意义,基于这一点,在一个外来者看来,他的脚跟虽然没有站稳,但还是一位有尊严的英雄。

  这在于,安年斯基还在这样的原则,可以全部用外国的木板来建造一艘船,但这艘船要有自己的形式。这透露出他力争在摹仿式写作中摆脱殖民作的文化和精神的目的,在有意识的摹仿写作中带有强烈鲜明的相对意识。但是,中国诗的殖民写作过程中相对意识已经消失,更谈不上理性批判与反抗精神了。

  在诗还没有摆脱摹仿式写作的状态下,借鉴已经取代了摹仿写作的真实命义,从而淡化了殖民写作的文化扩张特征,并且进一步掩盖了殖民写作的精神目的。基于借鉴这种摹写状态,而不是基于殖民写作或是摹仿写作来构筑的一套理论,显然让人觉得要比安年斯基的观念成熟得多,但是于我来看,这套理论指导下的殖民写作就显得更加彻底或更加无意识了。
  
  殖民写作中才能的命运
  
  就诗的殖民写作而言,它的理由和理论依据显然来自对传统与个人这一关系的重构。什么是传统,面对这个问题,本土写作者首先要做一次身份辨识和身份的文化性质的确认,而后还需要踮起脚尖看得更远。

  在诗的殖民写作状态下,或者说在诗的殖民写作理论中,诗的摹仿式写作所认识的传统显然不是艾略特所说的传统,这里的传统对于诗的摹仿式写作有着更大的可适应性,有着更广泛的范围。即它不再指向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而是全人类的文化传统,一种来自于在全球范围内现在拥有话语权的传统。艾略特说,诗“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一个艺术家的前进是不断地牺牲自己,不断地消灭自己的个性”。4 一般来说,相对于全球化语境,写作个性源自本土文化传统,被殖民写理论认可或是作为殖民写作理论核心的那些观念,消灭个性的过程当然首先要消灭本土文化传统,否则殖民写作理论在指导写作中首先就会遇到本土文化传统这个障碍,就不可能促进殖民写作的自觉化与本土化。当然,艾略特有他髙傲的贵族气质,但不可能有此殖民意识,但种种类似于艾略特的此类写作观念被中国具有殖民写作性质的诗论所借鉴所转换,进而扩展到与全球化语境同等广泛的地位以及同等原则的高度,在个人个性在文化个性逐渐消亡后,阿多尼斯、奈保尔、曼德尔施塔姆所感悲凉的西方文化就合法地名正言顺地成为殖民写作的传统。虽然其合法性只在殖民写作理论中存在,或只有殖民写作理论才赋予它合法性,但是在这个指标下,如果一位诗人具备基于汉文化传统的才能,那它确实只能享有牺牲的命运。

  中国新诗学理论对基于汉文化传统的才能有过一个彻底的清算过程,基于汉文化传统的根失去了本原文化,带有明显殖民性质的文艺理论就为基于汉文化传统的才能安排好了一种宿命——基于汉文化传统的才能对于当代诗或是全球化语境中诗的写作失去了意义。这种取其所需的殖民写作理论紧接着就有更加具体的指导。互文性理论因为有悖于“诗就是创新”这一要求而一度停步于20世纪,但是在诗的殖民写作完美于无形之中后,它又在殖民写作的具体体现——摹仿式写作过程中得到复苏,这种人为复苏的、出自中国大学堂的摹仿式写作理论认为,任何文本都是由其他文本织成的,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转化、整合和改写,都和其他文本有一种文本互涉的关系。并明确告诫摹仿式写作人,原创性文本是不存在的,既然如此,那天才只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转化、整合和改写”的天才,才能也只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转化、整合和改写”的才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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