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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评论

夏志华:城市饲料

2012-09-29 00:28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夏志华 阅读

 这里有一个悬置了几千年的问题,这就是格劳孔式要求的未来性意义如何。格劳孔问,“你得给这个城邦添一些别的什么饲料吗”?格劳孔式要求促进城市发展,可以说功不可没,它足以让一个城市健全(不包含健康的含义),但是,同时也让一个城市失去健康。
  
    不必通过回溯历史来认清格劳孔式要求怎样让苏格拉底成为过时的标识的。格劳孔式要求让一个城市达到具有千万人口的规模,而城市功能只略带喘息,马路达到可日行一百三十万辆车的运通能力,固定电话与移动电话的容量也可以让逾千万人口的城市富裕有余,除了正当通话外还有能力承担大量的短信息,每一个家庭可以收看几十个电视频道。此时出现城市峰值没有呢?中国有一句话叫做皓皓者易污,尧尧(山+尧)者易折,当下的现代大都市有没有岌岌可危感呢?不必担心,目前,科学技术的能力可以满足格劳孔式的任何要求,也就是说技术可以满足城市的任何欲望。何况,在中国的城市不是由独立文化形态发展而致,而只是城市在中国的殖民形式并在进一步殖民的情况下,目前,破坏城市形式的文化力量还没有作用到中国城市,文化破坏冷锋面一般作用于城市文化形态,而中国的城市还没有出现城市文化形态迎接正义理论和健康原则的批判。
  
    形态学理论还没有完全成为疗救城市健康的药剂的时候,苏格拉底的城邦(或者城市)就曾经面对过詹诺蒂、托马斯·莫尔、康帕内拉、约翰·凡·安德里亚,而在1649年,哈林顿又从更广阔一些的形态上就一个国家的经纶之道反对城市概念,詹姆士·哈林顿比较推崇詹诺蒂的《威尼斯共和国》,其实,罗马自由终结以及凯撒武功开始出现并不对称,罗马自由终结并没有结束不合法权力,涉及到凯撒以下的范围的非合法权力也没有终结。关于一个大洋国,哈林顿以为,“基本或中心的法律是这样的几条,第一,大洋国境内的土地按土地法规定每年收入不得超过二千镑,这样就使土地财产保持一种均势,使权力不致脱离多数人的掌握;第二,通过平等的选举或轮流执政的方式,选票便从树根上将汁液平均地运送到官职或主权的枝叶上去;……。”这点与更远久的苏格拉底比较呼应,其中心语汇就是“控制”并不断“终结”达到“均势”直至“平衡”。1从国家形态出发归由城市形态上来看,凡是超大洋国边线的形态,都没有出现“均势”与“平衡”,这就是后来人们一思考建构城市形态学的理由,也是一切革命出现的理由。从讨论中剔除政治的因素,一种自由终结后,一种权力又开始,城市边线被新的城市饲料无限延长,这就不关乎城市政治形态以及国家形态的问题了,问题就出在享用城市饲料的人本身上,出现在享用城市饲料的人内的格劳孔要求上。
  
    在城市边线延长的情况下,在古典城市饲料如鞋匠(工匠)、商人、管理者、政治家、军队、诗人、艺术家、妓女的基础上,新增了电视、电脑、网络、科技新一代城市饲料,事实上,虽然没有出现城市文化巅峰,但是已经出现了性质的变化。其道理或许是量变促动质变,那些曾经满足人类要求的东西,保证城市正义与健康的东西,如今都成了城市饲料。或许是终结与开始之后并没有出现均势与平衡,以致城市饲料不断更新,这就如同新的政治饲料凯撒武功代替罗马自由一样,格劳孔品牌的城市饲料也在不断更新。
  
    至今数化人还没有开始怀疑格劳孔式要求,那么,古典城市因素发生如此质的变化当然没错,何况目前一切以人为本,成了一个国家是否文明的标准,也是一个国家改变人权状况的建设性策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都是一个必须看齐的标准。如果我们这样问,一切以人为本,那么人以什么为本呢?如果没有答案,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了,格劳孔要求也就变得复杂起来。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相对的参照系,“人以什么为本”这一反诘如果没有反馈,人可能就失去了参照系,久而久之,人可能就是人的参照,因此,此一阶段无法回答人以什么为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的存在、人的行为存在问题。事实是,数化人不屑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验证,验证是危险的,那要冒着跌入生命假期的危险,这样就有可能轻而易举地步入虚拟世界,那么,这些复杂的问题就连做踮脚石的功能都没了。当初人类还没有拥有雄厚的科技力量,科学还是科学的,还带有严肃的科学性,还带有严格的准则,人类的僭越与幻想还保持着一定的本份,起码受到自然法则的约束,科技一旦成了僭越与幻想的帮凶,不必进行任何检验,行为本身就饱含可能性,因为一门技术只要有所突破,技术就是对的,就可以冠上科学的名义,如果对其有进行思考的余地,一般认为是理论搞错了。到了二十一世纪,人类行为与成果早已把理论甩在身后有孙悟空的一个筋斗那么远了,已经没有任何理论或是哲学可以提醒人类尊崇自然法则,遵循均势理论。自然法则是什么,数化人的回答是,自然法则必须服从格劳孔要求,那么,数化大都市增添许许多多城市饲料就不是什么奇怪的现象了。
  
  城市饲料拒绝意识形态指导
  
  对于数化人、意识形态工作者,不要过高估计城市饲料,也不要过低估计城市饲料,城市饲料确定社会形态、生活形态;对于数化人,意识形态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政府行为策划者,制订传媒策略、法则的工作者,不要过高估计数化人,也不要过低估计数化人,以及整个数化时代数化人享用的是城市饲料。
  
    从城市饲料的变更来看,城市饲料从有形服务发展到潜形服务,最高形式是以意识作用于人,从数化人以这些城市饲料的消费状态来看,可以通过数化人消费时投入是理性的认知系统还是感性的感官系统来确定城市饲料的性质和城市饲料介质。对城市饲料投入的是理性还是感性不是绝对的,只能是根据哪一部分起主导作来确定城市饲料是冷性城市饲料还是热性城市饲料。麦克卢汉只把这些联系人与世界的部分认定为媒介,但是到了数化时代,这些城市饲料绝不仅仅是一个关系式中的某一个部分,它们对于人的作用也不仅仅只起到媒介作用,我们还得客观地将这些东西——神圣的或是不怎么神圣的——归结为苏格拉底城市饲料,因为它们——电视、电脑、网络、科学、现代教育等等在滋养着人类,并通过此一滋养生成新的社会形态。
  
    从城市饲料的演变,我们看到了人对它们的淘汰过程,被淘汰者当然是这类城市饲料对人不足以构成养料,或者人从理性认知逐渐向感性体验演变时只保留了产生在历史新末端的城市饲料,这一迹象可以通过更广泛的层面,如日常生活层面和日常生活民众,来确定城市饲料演化的路径。将人们目前还不算太陌生的书本,与人们近段十分亲近的电视来进行比较,这两种城市饲料之间出现了一道界线,这道界线虽然模糊,但可从数化人对其投入的部分来认识城市饲料的变化及其性质。书或者说带有一定纯粹意义的文学作品(漫画、连环画、被政府部门称为黄色的书籍除外),它们提供给人的多是知识、观念甚至真理,这些都不作用于人的感官,而是要求人调动整个感知系统才能进入书本,获取知识、观念或是真理,从而建构自我观念,建构文化社会形态,它要求投入的理性部分要占绝大部分,我们称这样的或是这样的城市饲料为冷性城市饲料;而电视则恰恰相反,电视虽然比书本要综合得多,要立体得多,一些说教节目除外,绝大部分,或者说电视功能是提供信息构建娱乐机制,电视传递的信息不以构成观念为目的,也不以传播知识为最终目的,它作用于人的感官的部分占绝大比例,人在消费时投入的多是感官,我们称这样或是这类城市饲为感性城市饲料或热性城市饲料。这样的结论与麦克卢汉的划分就有了时代性差异,此一差异不是麦克卢汉的失误,而是一类事物演进的结果,被麦克卢汉称之为媒介的事物而今成为新型城市饲料,其性质当然发生倒逆。我们在讨论城市饲料的过程中触及到麦克卢汉的冷热媒介说的问题将在后面出现,此处还得认识,人类进入数化时代,理论家还在用意识形态观念指导的手法强将本来是城市饲料的事物留在意识形态阵营,让其发挥工具性作用,这是否符合时宜呢?
  
    首先得把一些问题固定下来,因此我们得脱离“城市饲料”一小会,抽出一些空间来碰碰接近这个中心话题的障碍,一些困难是必须供奉在理论中的,哪怕它搅起一些波浪,让船只无法平稳抵达彼岸。对于电视传播而言,它被数化人接受并且十分宠爱,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饲料,是因为它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但是,这不仅仅是一个生活物件所能产生的作用,它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或是颠履了什么,我首先想到的是,数化人处于的信息化时代,信息是否属于文化,假设是不,它明明在使用一些属于文化的符号,那么,这些符号的文化意义到哪去了呢?依靠文化发家、把文化当作人类财富、并一直运用文化进行思考的人怎么就变懒了?信息本身还有思考机制吗?
  
  人类进入生命假期,进入二十一世纪历史也跌入假期。这出乎福山历史终结论意外,福山或者塔马斯在讨论历史现象时还没有离开意识形态,也没有摆脱政治语境对一些理论、系列型问题的纠缠,这是因为他们没有预料到人在摆脱政治语境方面是如此神速,但是历史终结论的推论过程中一度闪现令人诧异的社会形态。塔马斯在对历史这根长辫进行梳理时说,“福山称之为‘历史终结’的时刻,是自由资本主义打败社会主义之时,这种打败终结了一种非制度的、无国家的市民社会的梦想,然而在东欧、在高加索、在中亚发生的现象表明这种混乱的起义,其实瞄准的目标无非是一个无国家的市民社会。”21福山和塔马斯共同的推断认为是两种社会形态力量相较的结局,是两种阵营斗争的结果,其实,一种社会制度和另一种社会制度还在被理论家们安排在理论中进行斗争进行着革命的时候,乌托邦就已经以市民社会取得了胜利,并且在更小的层面摆脱了政治语境向无边界自由主义迈进。这种现象可能是一些调节性观念导致的衰落与兴起,但是科耶尔和塔马斯还是将其称之为革命。而事实上从意识形态而言,存在的依然存在,这未免使得本来落实在市民社会层面上的问题又回到理论的麻烦中去了,而操纵这些理论的人呢,又让麻烦回归到市民社会中去了。
  
    城市饲料通过世俗化过程摆脱约束,也是通过媚俗消解制度,这不同于两个社会阵营之间的斗争,假设两个社会阵营之间的斗争与革命十分重要,也显示这不是人类社会中最主要的斗争。这就是,城市饲料假设是一个悬案,看来还是没有任何世俗理论对此进行具有革命意义的批判,更没有进行理性上诉。即使理性主义时代,也没有将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当然,到了二十一世纪数化人显现出另一类生活特征,驯服欲望不能交由意识形态工作去解决。可是,无论是想驯服欲望的科耶尔,还是塔马斯,他们立足意识形态,这就显现出他们的理论当初还没有遇见他们急需要的依据,或者说他们的理论从根本上忘了格劳孔要求,哪怕是海德格尔,也是通过人的此在来确定此在世界的理性的。因而,他们的理论还是有一种差异,是面对另一种生活的差异,或者说面对格劳孔要求,他们自然而然地或是出于社会惯性使用了革命的原义,出现差异就不可回避了,新型城市饲料的出现令他们的理论感到诧异,而面对新型城市饲料的出现过程,即使运用革命的手段,并在理论上创造形形色色的古怪幻想,也无法发现城市饲料基于什么而产生。
  
    另外,人类进入生命假期,人的工作即使含有创造的成份,其成果也只针对生命个体,而非针对社会的价值体系,更不适应于政治语境。或者说人从社会部件逐步演化成独立体,哪怕此时是一个最讲个性的时代,而人呢其实只是用封闭隔绝了同一性,用孤独修饰了同一性,其工作价值只由生命个体来估算,那么其工作成果也只好由生命个体来享有。他们没有必要对生命以外的大一些的语境负责,也不必要对这个大一些的语境产生任何批判的热情。一大媒体在进行实话实说时,有一个初中学生——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说,我希望教育适应我们,而不要让我们去适应教育。这句话引起了一个权威媒体的一阵掌声以及一个沉浸在意识形态中的社会的一阵诧异,从媒体和掌声和诧异出发,表现一个机构的价值体系有可能发生位移。以前一直是由一个机构或是更大的机构或是一个总机构制定价值标准,何时由生命个体来制定这么一个期待,显然,创造价值首先得由生命来确定。
  
    一个机构制定的价值标准在人群中可能产生不同结果,由具有同一性的人——哪怕他们具有不同的文化素质和不同的经验——制定的价值标准也只能产生格劳孔要求,由具有较高政治素质的人制定的价值标准,或是由一个杜马制定价值标准——哪怕她沿袭历史,都无法回避个体格劳孔要求。在这个现实上,历史更能显示出历史的终结,而不是显示某一个社会制度对于另一个社会制度的胜利,更不会显示另一个制度对于这一个制度的失败,某一个社会体制和制度的终结,如此,出现的问题是,城市饲料功能大于社会制度和社会体制,所以,人工作的对应结果就是城市饲料,而不再指向价值标准。如果说从福山理论而言历史终结在福山层面是一个事实,那也是城市饲料完成的历史终结。不过这个历史终结不是在福山、塔马斯时期完成的。
  
    把电视归纳在城市饲料之列,它当然终结了文学史,也终结了前文化史,不过,说不定它开辟了另类文化史,但它远没有终结当前国际社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没有因其强调末梢终结功能而劝导大家离开电视,也没有贬低大家现在离不开电视的意思,也没有说国控媒体电视因其国控就有了一件虚假的外衣。
  
    如同当初苏格拉底确立工匠、管理者、诗人、妓女等这些城市饲料一样,工匠不一定比诗人低贱,诗人不一定比妓女高贵一样,他们的功能就是城市饲料。无论是立体传播媒体,还是平面媒体,就其本质,与功能,无论是在一人城市,还是在一个逾苏格拉底城邦拥在一千多万人口的现代化大都市,它都是城市饲料,它也并不比妓女高级多少。如果我们要赋予它一些责任,将其纳入政治语境,在意识形态中产生革命工具的功能,带有这一法则的传媒,恐怕不会是自身以外的任何对手的对手。其原因就是,对手尊崇传媒的城市饲料的功能与性质,具有沙滩人性化。假设形成两个阵营,带着比基尼式人性上阵,总比西装革履脸谱化人性上阵来得灵活,带着赤裸裸的海滩人性上阵,一定比穿着长袍上阵来得利索——长袍掩盖了本质,长袍束缚了力量。
  
    但是,在此等现实中,有人在确定传媒策略时还在借用城市饲料之外的概念,依靠城市饲料之外的概念来设计传媒策略,结果呢,将传媒妖魔化,让人们不再相信带有革命意识的传媒,让人不相轻信时时展现工具性能的媒体。在近期的两场战争中——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人们是相信半岛电视台呢,还是信任维护美英两国立场的电视台?!二00三年三月二十三日,FX公司向全球传输的电视讯号中出现了美英联军的装甲部队向巴格达挺进的画面,从各种特征上看,这是(其实是类似于)一场实况转播,跟随拍摄的摄像师和记者配合得很好,配合得很真实,摄像师给的画面是装甲车高速推进,现场记者解说,这些坦克或是装甲车正以每小时六十至八十公里的的速度正在向巴格达逼近,说如果不遇到伊军的阻击,用不了几个小时,下午六点左右,最多晚上八点就可抵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美英公民几乎都看了这个报道,并为此欢欣鼓舞报道,他们心目为国家升起了一股不可遏制的神圣感,这股升起的神圣感比走红的股票飚升的都要快,他们为这种久违了的感情而自豪。等待胜利局面的收视者直到晚上也没有看到联军占领巴格达的场面,而一个常识又从中作祟,——记者报道的美英联军的出发点离他们要到达的终点最多只有二百八十公里,按照每小时推进六十公里的速度,而在推进时也没有美军受到狙击的报道,如此,不到下午六点,美英联军早就应该抵达巴格达了。可是全世界都守在电视机旁的一直等到了晚上八点,有些人甚至等到了晚上十点,也没有出现那个场面,这时,人的一个简单的常识戳破了一个阴谋。
  
    失望的人们认为,这则报道暗地里被意识形态收买了,或者是这则报道(不属于一个媒体的错误)向意识形态献媚,被动沦落(被收买)或者是主动献媚败坏了城市饲料的基本品质,人们在手机短信息对此进行评价,并出现了“美国的电视台是一个不知疲倦的造谣工厂”这样的讯息,进而把范围扩展到全世界,“全世界的电视台都是不知疲倦的造谣工厂”。如果电视机构为了迎合意识形态或是某种利益——哪怕这种利益具有最高的利益形式——国家利益,她也难逃被冠上“不知疲倦的造谣工厂”。而半岛电视台,她既不戳破什么,也不将自己的行为纳入斗争的范畴,虽然她的客观里面含有丝丝同情,含有利益的伪装面孔,但是她一下子成了阿拉伯人民或者正义的良心。从此一现实的比较中我们应该明白媒体它究竟是否是属于城市饲料,也应该明白城市饲料对于意识形态的态度。必须承认,即使是作为可操纵的城市饲料,它的内在养份就是客观与真实以及正义,而对于媒体而言,客观与真实是唯一标准,可以保证这一标准,你即站在了正义一边,客观与真实与正义三位同体。哪怕是数化时代,即使数化人在寻求所有的行为红利,在消费城市饲料时也在消化城市饲料中的养份,而非消费或吸取城市饲料中的意识形态成份。
  
    “从此一现实的比较中我们应该明白媒体它究竟是否是属于城市饲料。”
  
    能否把它看作是社会策略行为呢?作为社会策略行为,知识的经验性和期待行为的合目的性必然会左右策略,即使用后形而上学理论来进行理解,策略行为的原子论概念本身在这方面不能提供任何相似的内容,仅仅后形而上学理论就回避满足社会行为的要求,面对数化人的时代,社会行为目的操纵的目的行为并不能得出一个规律,假设社会行为目的操纵的目的行为能够完善一个规律,永远也不知道疲倦的造谣工厂就能制造出一个秩序,它的行为就可以升华成为准则。这“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手段与目的的颠倒被行为者看作是实际社会进程的物化特征。因此,由媒介所控制的互动所体现的就不再是一种扎根在抉择承担者的目的合理性当中的工具理性,而是一种自我控制的系统内部所固有的功能理性。”3自我控制系统内部的功能理性进入一个特殊的领域,它也不能满足把社会行为彻底还原为策略行为的一般解释要求,当它进入一个与哈贝马斯所说的特殊领域具有相同特殊性的公民社会,或是另一个更新型的生活状态——一人城市社会,信息也是特殊的符码,它主宰一个传播这些特殊符码的媒介中的交流行为,随着这个具有社会行为策略和目的行为的自我控制系统的消失,功能理性也必消逝。那么媒体揭示了什么呢?或者说一个媒介揭示另一个媒介的什么呢?一媒体揭露了语言可能藏真亮伪,二媒体揭示了语言理论框架之外有另一个非功能理性框架(我们姑且不论及真实与一个参照系之间的深刻矛盾)。
  
    一个内部的自我控制体系、一个内部控制性组织或操纵的一次策略性社会行为,受囿于策划的目的,显然在功能理性的控制之下,这样的行为理论能阐明一种社会秩序吗?或者是建设一系列社会秩序的新概念?哈贝马斯认为,系统是在一个更加普遍的层面上引入的,导师的这一小灶式课堂语言,除了其课堂的板擦化,更有其可模糊性。把它楔入互动关系中,更加普遍的层面双方都拥有一个这样或那样的系统,一方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来确定系统的价值。就媒体而言,如果她操着国家口音在互动中完善它的理性功能,那,在策划中就打算牺牲对方了,战争中的战争方电视台就是如此,一个媒体以牺牲事实为代价,一个媒体的报道以牺牲一个庞大的收视群的要求为代价,那么,一个媒体下的收视群就以牺牲事实和正义为代价——这虽非他们心甘情愿。社会行为不可能像一摇头甩掉头皮屑那样甩掉功能理性,含有策略行为对某些行为的定位,要想重新给一种行为定位而又不失其正确性就更难了,如果全身都浸在对抗语境中,没有人逼迫你而你一定要钻入东西方的夹缝中分离一个概念,把另一方的错误当作建立一个新体系的参照物,如此,制造的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哪怕是从理论上,也不可能获得一个适应于时代或是适应于未来的概念。
  
    但是自始至此,一直有人在为传媒中的基本元素——真实制订具有国别意义的概念,下面不妨看一则小笑话。中国人很奇怪,一旦世界是出现了什么新奇的事,或在科技上出现什么重大突破,一定会有人从中国浩如烟海的故纸堆里找出一个“中国几千年前就有了”的自尊性说法,或一个可自大的根据,而且还有理有据显得千真万确。比如中国人写航天史谈到飞机时,说中国古人早就实验过载人纸鸢,意思是说高科技合金材料的现代飞机一定要叫中国古人的载人纸鸢或者布鸢一声爷爷;在谈到机器人时,就有人说,咳,咱们的诸葛孔明先生早就用木牛骝马运输过军粮,其意思无外乎是含有电子技术的当代机器人一定得叫中国古代的木牛木马一声爹。这让我宁愿相信是虚荣心,而不相信这是民族自尊心的表现。而在谈到新闻的起源时,有人一直追到唐朝才追到一个说法,同时也追到一个笑话。有一本书在给新闻下中国式定义说,“在我国,‘新闻’这个词在唐代就有了。晚唐诗人李咸用在《披沙集》之《春日喜逢乡人刘松》诗中有这样的诗句:‘故人不见五春风,异地相逢岳影中。旧业久抛耕酌侣,新闻多说战争功。’这里所说的‘新闻’就含有时事报道的意思”。如果相信此论,那乡人刘松就是中国第一位新闻记者了。假设我们承认中国的古诗词多有对仗,‘旧业’相对的‘新闻’加上上下两个诗句的映衬,未必就不是“最近或新近听得最多的是什么什么”的意思。新闻也许真像中国的火药等四大发明一样,传到了西方就改进发达起来了,但不至于为点滴虚荣就如此牵强。而经过了一大段追根溯源后,新闻的定义出来了,这本书认为:“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那么,新近发生的事就是新闻吗?西方人可不这么认为。
  
    这个定义强调了报道人的行为,如此强调人的行为,定义中的“报道”一词有可前置性,就是新闻也可能是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说一句粗俗的话,报道了才是新闻,不报道难道那新闻就不存在了吗?不进行新闻报道难道就没有那发生那个事件吗?不报道难道就没有了那个发生的事实?或者更彻底一点,新近发生的事就是新闻吗?试想,如此强调人的行为,人的行为“报道”捎带上功能理性,必然暗合社会目的行为。源于这个对于新闻的最潜在的思维,到了二十一世纪,社会的策略行为也没摆脱功能理性,在确立传播策略时也是在意识形态中进行的。
  
    李希光教授在确定国家媒体的新定位时说,“信息和思想政治的全球化对中国的传媒来说既是危机又是机遇。正如‘危机’这个词所包含的两层意义:‘危难’和‘机遇’。如果中国的传媒抓住这个机遇,大胆创新,充分信任和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利用互联网这个新媒体开展一场‘人民战争’,中国的传媒不仅能渡过这个难关,而且能够在与强大的西方传媒的竞争的过程中不败下阵来,并且还能够迎头赶上,使正在被西方媒体扭曲的中国声音,在国际传播新体系中重新得到张扬。这就要求中国的传媒要认真思考网络时代给新闻传播带来的新规律和新规则”。4如果套入政治语境,李希光教授所说的传播新规律和新规则可以给意识形态领域带来新希望。但是要明白,中国传媒的参照系是全球化的传播法则,那么,这个全球化的标准究竟是美国中心主义的全球化标准,还是另一个概念意义上的全球化。如果进行阵营化划分,显然是美国式准则与发展中国家的准则的对抗。美国传播法则产生于生命假期语境,假设想用一种意识形态语境下的传播法则挽回信心,两种对抗无疑没有什么对抗性,不同语境下的两个标准与两套法则有可对抗性吗?新闻传媒是一种新型的城市饲料,它的原则简单得就是满足人对于信息的需要,满足人消费信息时对真实性不进行求证而又需要真实的这一类要求,一旦在满足公众信息需要的过程中剔除了政治话语与意识形态成份,使其真正成为城市饲料,它就有可能被认为是真实的,如果另一方还要强化它的理性的功能如宣传功能教化功能等等,更不要说里面还含人际传播、国际传播的义务与责任,如此,再真实的新闻,对于只需要城市饲料的数化人而言,它也不是他们所需要的新闻。新闻功能化以及传播过程中让其产生功能,这样的法则不适应信息本真语境,这样的法则已经不适应只需要城市饲料的这个时代。
  
    李希光教授还谈到怎样“使正在被西方媒体扭曲的中国声音,在国际传播新体系中重新得到张扬”。中国新闻和传播何以这般滞后?为什么总是被扭曲然后再花老牛鼻子劲去以正视听?李希光教授解决被扭曲的策略是以正视听,具体策略是“中国的传媒抓住这个机遇,大胆创新,充分信任和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利用互联网这个新媒体开展一场‘人民战争’”,这个策略或者说这个策划强调了传播中中国传播的理性功能,而忽略了要达到目前要解决的问题的目的。中国的事儿总被外来的声音扭曲,被扭曲的声音却是如此地吸引视听,扭曲的中国声音“被受众信以为真”的根据是什么呢?西方传媒将新闻城市饲料化,以其本真的面目昭示于受众,西方媒体将中国的新闻城市饲料化,这是受众信以为真的根据。而我们在以正视听的过程中对这些本来是城市饲料的新闻注入一些意识形态语汇,捎带上宣传这类理性功能,这些本来是热性城市饲料的新闻必然变成需要受众投入理性思维的冷性城市饲料,还不说先入为主,后入辅之这一心理定式所产生的排斥作用,将其改变成为冷性城市饲料这一功能行为本身就忽略了收视规律和受众的收视心理,如此策略下的以正视听可能产生二度扭曲,有点越描越黑的效果。
  
    把新闻传播战争化往往会掩盖住新闻本质和传播规律,如果真是一场战争,往往是绽现新闻本质,遵崇传播规律的一方胜,总是胜利的西方媒体不是没有传播策略,但是他们的最好策略就是以真实的新闻,就是将新闻城市饲料化,以遵崇传播规律为武器,战胜带有理性功能的传播。
  
    说简单点,是现在带有理性功能的社会策略行为和目的行为将问题复杂化了,社会策略行为和目的行为让理论家疑似我们置身于一个对立的阵营中,制造一个复杂过程其实是在寻找一个最简单的结论,这有点像一个人把一直存在的最真的死,与生俱来不学就会的死弄得很复杂,并花费很多时间学习怎样死一样,其实呢,人没有必要刻意学习如何去死。如果还媒体传媒以城市饲料本来面目,自我的落后心态,不自信的心理,以及招至的种种批评等等问题,就可以不释自解。
  
    何况,不仅是新闻与传播,所有城市饲料都拒绝文化指导,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的指导,在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算得上很特殊的时代数化时代,城市饲料还没有制造出自己的一套新的符号的情况下,它们目前已经开始使用符号歧义,因而,用旧文化包装包括用意识形态手段指导城市饲料,必然招至被拒绝的局面。

 城市饲料:电视—上帝爱虚词的产品
  
  目前,满足格劳孔要求的不再是苏格拉底了,科学又为人们加了电视(还有电脑网络)等等城市饲料,当然,电视这一种城市饲料出现时,同时还出现了许许多多另类城市饲料,但当电视在传媒中成为主力时,那么就尤以电视这一城市饲料更显一个时代的特征了。虽然有这么一个说法,守着电视的是中老年人,守着电脑与网络的是青年人,电视的场被电脑分去了一半,但是它还是不失构成时代特点的力量。
  
    电视的起源也同其他古老的城市饲料一样,只是有一点,它不可能在苏格拉底城邦出现,因为一个五千人的城邦只要有了苏格拉底给定的城市饲料就足以保证城市正义与健康了,在苏格拉底规模城邦,更多一点的城市饲料就可以导致这个城邦失去正义与健康。大工业文明前后出现的大城市就说明了这一问题。
  
    越来越普及的电视建立了新型日常生活,也就是说越来越普及的电视以它城市饲料的本质建立更为日常的生活,这使得一个国家中一度是意识贵族的人群,放下、远离书本这些逐渐成为冷性城市饲料的城市饲料,这些意识贵族当初还不很习惯电视这种城市饲料,也不很习惯这类城市饲料制造的轻松。在此之前,意识贵族面对文学名著、哲学、历史书籍,面对高雅音乐和高雅深刻的芭蕾舞,他们投入的是整个认知系统,是严肃的理性思维,是一个完整的审美活动,而面对新型城市饲料时,电视排斥他们的习惯,只要求他们投入一点感官体验就足够了,那种使他们保持意识贵族身份的理性思考与端庄的审美全然成了多余,他们无法摆脱新型城市饲料制造的轻松与感官上的娱悦,非强制性的轻松与非强制性的庸俗制造了他们的无奈,他们发现一点,也不得不承认,适应意识贵族而非消费性的冷性寒温性城市饲料的时代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热性城市饲料。
  
    城市热饲料改造城市公民的生活习惯,理性的认知与感性的消费在城市热饲料面前出现界线,被理性认知所抑制的欲望等等在感官消费面前得到了鼓励。日常生活显示出她新一轮标志,以往属于标志性的词汇如文明等等呈模糊状态,有一点比较触及所有人——无论是高贵的人还卑贱的人,新的流行起来的城市热饲料使一些问题更简单化,事实说明,贵族式生活是无法普及的,而普及平民式的日常生活轻而易举,城市热饲料强化了大众化意义,甚至欲望、本能等也被这类城市饲料纳入大众正义范畴,这些,似乎重演了一次阿尔伯特·希尔施曼的破坏与建设。
  
    阿尔伯特·希尔施曼创立而肯定为十分理想的温和的贸易这一概念是作为文明民族的特征而兴起的,相对之下,贵族对军事光荣的追求则被视为野蛮的破坏,从此贵族的荣誉经常被看作是海盗式抢劫、欲求与贪婪。发展到可以形成一个更为普遍性优雅美德后,通过十八世纪及以后的奠基性革命,人们的平等观、普通权力观、工作伦理观,还有对性爱和家庭的颂扬,没有人能无视这种伦理观在现代自由社会的构建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对于这一点,被誉为社群主义先锋的查尔斯·泰勒一直肯定称为对日常生活的肯定的东西,是现代认同的另一个重大特征,而且这个对日常生活肯定的东西不只是在于它的资产阶级的形式。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在东方不一定著名而在西方十分著名的一个观点说,革命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把人提升为生产者,让他(她)发现其最高尊严存在于劳动和改造自然的生活服务中。现代认同往往表现为否定性认同,对马克思的理论也是如此,“被取代的传统观点与德性之源的观念相关联,这种我们的最高活动是沉思的观念是应世界秩序由至善构造的这一思想而生的;荣誉伦理观把热爱名誉和永恒看作伟大行为和典范英勇的根源。两者都能为何者使得他们所至爱的那种好的生活样式确实属于人的较高级的存在形态提供积极论述”。5宗教对于这样的论述支付了巨大的支持。在《新旧约全书——创世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上帝要有光便有了光”,“上帝看着是好的”就都好了,就都有了!现代理论认为存在的有存在的道理,某一日常生活以及某一生活行业,或者某一城市生活饲料都有可能被认为参与了上帝“对这一种的肯定”,日常生活也再度作为较高级的存在形式得到肯定也得到确立。泰勒没有从基督教或是斯多葛主义中发现“克制”、“均势”、“平衡”这些观念,或许禁欲主义在泰勒的否定性认同中把欲望纳入现代生活进行过新的评估,而得出的自解结论一直是在论及转变而又往往得到否定性认同的过程中出现。
  
    现代性认同等于否定性认同,因此,泰勒又说:“改善人的状况:这是目的。科学不是一种日常生活应该屈从的更高级的活动;相反,科学应该使日常生活得到裨益。不以此为目的的不仅是一个道德的失败,博爱的欠缺,也是认识论上的一个无可救药的失败”。6但是,科学这种更高级的活动屈从于日常生活,这个泰勒所谓的高级形式或是高级活动,已经不再那么高级,也就是说,到了二十一世纪,科学成为科技,科学家成为苏格拉底城邦的工匠,这些都无法保证使日常生活接近高级形式,科学的成功的博爱让科学失去了科学道德,或许从来就没有建立起来的科学道德根本就没有出现在日常生活,科学道德压根儿就无法认识科学的原动力欲望,以至科学本身无论是从认识论上,还是从构建生活形态本身就是更为失败的。因此,科学无法保证自身是“更高级的活动”。这一点是从道德范畴以及活动形态而言体现出来的,它只能代表人类展现其否认性认同,其现代性得到人类的认同与肯定。
  
    与科学(科技的前身)息息相关的电视等这类城市热饲料,就像知道数化人不会屈从一样,它们事先就预备使日常生活得到裨益。但是它们的出现必须首先力挫泰勒发现的那一个错误,培根确信这一重大错误的根子在自满。在科学革命的影响下,理性的理想——通过沉思掌握宇宙秩序——逐渐被看作是徒劳无功和误入歧途的,是一种逃避具体研究之艰辛工作的自以为是的企图。弗兰西斯·培根对此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批评,并不断强调,传统科学一直以发现事物内部令人满意的全部秩序为己任,而对看清事物是如何运作的却毫不关心。旧科学等于“为自然开出法则”——想让所有事情适合人的平庸、畏葸、愚昧,而不是符合上帝的智慧,不是这些事物在自然中被发现的那样。培根认为,人把带有人的形象——愚昧、短见、乏慧、平庸、畏葸不前——的印记强烙在生命和上帝的作品上。这也如同说,人没有努力地去寻找、去发现上帝烙在万物上的印记。数化时代的科学从培根之笼中走出后,一度以发现事物在自然中的全部秩序,建立行为伦理为己任的科学放弃了这些态度,直至具体得只剩下技术后,就开始直接参与上帝的肯定活动。因而培根所要求的新科学的产品电视经历了几次否定性认同后,几乎符合培根科学标准。而它在日常生活中也成为否定性认同的结晶。至此,人不再满足于发现上帝打在万物上的印记,人不仅仅满足于参与上帝的肯定活动,而是直接僭越上帝进行肯定活动,为万物打上人的烙印,这些烙印中最鲜亮的一枚就是欲望,直接进行肯定活动的人认为,它适应烙在万物上。
  
    为培根所鼓励,变得十分勤奋的人,直接进行肯定活动,是不是失去了一系列参照系呢,比如生命行为之于自然语境,科技发展之于伦理与自然法则。在人愚昧、失智、平庸、畏葸不前时,自然法则在培根来讲显然是羁绊,但是一旦人们突获培根式勇气,敢于进取与突破时,自然法则受到了伤害,但是,数化人不会知道什么是伤害,依然依靠科学以及科学的产物来确定它对于城市、对于日常生活、对于人的价值,除人以外没有更大的语境来确定人的行为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可行性与不可行性。
  
    电视它确定了什么呢?
  
    电视首先确定了一种人类想望许久的可能性,由技术支配的可能性,可能性成为现代性的核心。它证明它属于科学,但本身不揭示自然秩序,也不承认自然秩序,当然也不会是揭示自然秩序的产物,而是培根新科学找到的上帝烙在万物上的亿万个印迹中的一个印记。它也符合泰勒日常生活中那个称得上可肯定的东西。它在整个上帝喜欢虚词的过程中充分表现出了浓郁的情绪色彩,而非实词象实词那样对于宇宙秩序具有定位意义。
  
    上帝喜欢虚词,人参与了上帝的肯定活动进而自行进行肯定活动后也格外青睐虚词产品。因为它不产生意义,即使有意义,人们也不必要像尊崇旧科学发现的宇宙秩序和为自然开发的法则时那样严谨,那样沉重,那样烦闷,那样劳累。电视从现代否定性中应运而生并得到认同后,它的行为,或许嫁接在传播法则上的行为一样不会表现实词性意义。它最大的贡献就是打破了精神认知与物资消费的界限,相对于物质的的精神也可以进行消费,即不仅可以消费物,也要以消费精神,由此把科学的新义务——别理解为伦理——通俗易懂地昭示于人,把人从秩序中解放出来。日常生活出现了新形态、新行为——消费——视所有一切等同于物资一样地消费。如,面对一本书哪怕是一本哲学书,人也可以像消费一杯冰淇淋一样消费;面对一场芭蕾舞,你完全可以消费她的局部比如一段大腿,一条裸臂,只要你能获得更多的快感。
  
    电视成为一个最大的感官驿站,它不仅连接并打开了一个通道,而自身就成了一个零售店,启开、完成一个最现代性语境,数化时代数化人消费意识将一切商品化,如此,电视的确打开了一道通道,这让人想起“条条道路通罗马”这句谚语后面的半句“在罗马,条条道路通荒淫”。新的一条通途与旧的通道有异曲同工之处,虽然它实质上不能成为爱情零售店(爱德华·傅克斯在《欧洲风化史》中称之为妓院),但它实质上已经成为意识零售商店,包括零售爱情,而且是计件计酬。电视的出现,让曾经是一个范畴之外的东西合法化了。这就是电视表现的现代性的否定性认同。

  电视制造信息,传播信息,是将生活中的一切事物、事情、事件、意识、知识、精神信息化,制造成上帝喜爱的副词产品。就一般人看来,它明明只不过是一部机器,但是它却是以“最高级的活动”确定人们的日常生活。大家知道,目前电视传播机构极力加大电视传播知识的力度,扩大电视的功能范围,通过加强、扩充这些因素,我们可以断定传播知识是电视传播的附加成份,这更能显示电视的本来面目,电视本身以传播信息为主。这与数化人是一次巧妙地媾合,数化人在具有消费一切这一生活态度后,他所求的不是知识,而是信息,他们在电视传播的信息中不求知识,只求能满足大信息量、大好奇心的要求,以满足好奇心获取快感。电视引爆了后来的数化浪漫主义。
  
    前文化阅读,一个人看一本书,相信书中有启发,就像中国科举制度时期秀才们一样,相信书中自有千钟粟(基本要求),书中自有黄金屋(高一层次的目的),还相信书中自有颜如玉(另高层次的目的)。文化阅读带有明显的功利性,但是功利性带来的不外可以出现另一境界修身齐家平天下——这很陈旧了,但这类文化阅读和功利性阅读,与后来出现的文化消费有明显的区别,因为要满足功利要求,阅读者必须进行理解,必须投入理性的认知。虽然很陈旧,但是直到上个世纪的九十年左右这种文化阅读的痕迹也没有消逝,这个痕迹离目前只有一个世纪之脊,相对于大时间只有一指之遥。跨入一个新的世纪,人类进入生命假期,文化阅读悄然流逝,文化阅读群体也在迅速缩小。文化阅读瞬间蒸发,电视传播、网络传播、网络文学(显然不在文学之列)功不可没。人们把中国四大古典名著改编成电视剧,世界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名著搬上了荧屏,改文化阅读为轻松流览,也就是说,一部记载了一段历史和某个历史剖面的文学作品,旨在通过审美引发人们思考的文学,人可以不加回味,不用调动自己的认知体系,在一个或是半个小时内就能全部流览一遍。这个过程将沉思完全闲置一边。
  
    培根认为沉思获得的是宇宙秩序以及相互关系的形式,而至造成满足,愚昧的满足而至智慧的自足。沉思可能造成对事物是怎样运作的漠不关心,即使获得了知识,“即使那些为知识本身、而不是为了利益和卖弄或者生活中任何实际的权限而探寻知识的人,也为他们自己设定了一个错误的标志——即满足(人们称之为真理)而不操作”。7文化阅读目的是接近理性目的,接近对于秩序的认识,上升为走近真理的过程,而培根认为真理是令人自满堕入愚昧的牢笼,任何不了解事物运作的思考行为都无法不堕入真理的笼子,堕入愚昧的笼子,从而完全失去操作,失去实践。可是,电视在这一点上恰巧让人们避免堕入真理的牢笼而自我满足进而进入培根式愚蠢,电视制造的现代性语境恰恰让人进行实践并操作意识活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完全放弃接近知识,更不消说接近宇宙秩序的相互关系,这是不是能够回避培根所说错误呢?当然没有!放弃接近知识、真理的操作,虽然回避进入认识活动,却进入了感官活动。哪怕是集全人类的感官体验,也不会比宇宙的关系对于宇宙下的个体生活更真实,那么无止境的追索(不满足)进而进行的操作比知识设置的错误更具有愚昧性,因为感性的感官比理性的认知更具有可愚弄性,这一愚昧性恰恰是由不满足提供力量与依据。看来,培根虽然迎了某种时尚,设置了一个文化拐点,但没有让人类回避愚昧,反而让人类获得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
  
    目前还不能说新科学是否是从培根主义那里得到了鼓励,但是,新科学此前设计的局面是解除人们对自然法则的认识,避免人们以理解自然法则或是接近真理为限,我们不能把新科学开辟的新局面全部归结为上帝爱虚词。但是有一个特征说明,实词的意义存在于自然法则中,人的非理性能力不可接近实词,而电视运作产生的价值性符号并非实词意义,也不具有价值意义,价值在数化人面前出现区分,区分产生在数化人的理性层面和感性层面。
  
    包含新科学规则的科技产品电视在运用符号时,所产生的意义当然显露出非实词性。这还只是原理上的意外,实际上电视的功能就是将一切信息化,将一切虚词化。一则新闻可以将一个重大事件信息化,同样,电视也可以运用副词意义将一部名著在电视节目中信息化。
  
    电视视听传播性质与语义条件限定着电视语义场,电视在制造单位语义场时突出两个极端,一是极端简化复杂语义;二是极端强化剌激语义,这也是传播的目的。前者淡化沉思,后者夸张感官经验。这两个极端支配的电视语义场基本上可以满足电视中的新闻、娱乐、影视(电视剧与电影)这些形式的语义要求。但是电视语义场在针对不同类别的节目时,对语义进行分配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在电视传播将新闻节目、娱乐节目、视影节目信息化的过程中,新闻、娱乐、视影节目的内涵经过信息化处理,成了可量化体,语义检验停留在人的感官层面上让人回味剌激的程度如何,不是让人感悟理解了什么。比如新闻,在电视报道中,它讲求客观,记者的是非态度与新闻栏目的基于是非态度的评述也要求是中性的,而新闻视与听同步,解说词也只是电视画面——局部化了的事件断章——的补白,而不是新闻角度的臻留与潜在意义的引申。那么收视者看到的就是一个事件,或者是一个事故。新闻就其词义与在数化时代显出的特征来看,“新”涵有新奇的要求,正如美国流行的总结一样,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天上下馅饼不再是新闻——中国人期待已久,也该下下馅饼了,天上下美女才是新闻。天上下馅饼真不是新闻了——中国人在已久的期待中早就知会并在感知上觉得陈旧觉得不够剌激。新闻是越离奇越古怪,越是超越类似性越是新闻。除此之外还有时间要求,事发第一时间(其实无法做到,最多只是滞同步)就报道此一新闻使电视新闻传播更具有新闻意义,加上各大媒体的竞争,谁都想通过神速——在第一时间报道新闻,在最快时间播出新闻,来确立自己的权威性,准确性、全面性。这样的传媒机制与法则赋予新闻更多的是剌激,而非反思意义,更不要求理解或领悟。当然,一个事故不一定这么简单,也不一定说不含可领悟的意义,《印度酷热第三周高温致死者逾三千》,《中国称为母亲河的黄河部分河段今年断流七个月呈历史之最》电视新闻报道给足了恐怖的画面,人们经验中汩汩流淌的河床今天全部龟裂,大的裂缝可达十厘米。视听信息制造了反经验剌激。而收视者可能就停留在反经验剌激上,而不会追究印度热死人、黄河断流的背后的原因,更不会将人类行为与此挂钩。电视本身切断了可反思的文化路径,而这个时代给定的城市饲料也不要求凝重的沉思,大的时代生活特征与电视的技术限制和电视的语义场限制,在电视节目中交汇,无论是事实上,还是文化意义上,让人有理由放弃反思,或者,人不进行反思也不会遭至文化谴责,电视传播没有违背简化语义与强化剌激的规则——时代生活与文化特征、电视传媒规则、人的大流览获取大信息的消费心态,在数化时代具有合目的性。
  
    本来有新闻专题节目力求排除电视的简化语义场,想让电视语义场在不同节目形态中表现出不同特征,但是,新闻专题也无法摆脱电视简单语义场,同样也就无法摆脱信息快餐的命运。而今所谓的新闻专题,一是增加记者的“发现——其实是重访”和当事者的重述,二是增加主持人——主持人甚至连新闻现场都没有到过——的絮叨,三是引进专家分析加强其权威性。但是这三者无论如何也超越不了电视表述以及电视简单语义场的限制,这样的节目给人的还是信息,而非知识,更非真理,即使这个新闻专题运气好获得了一定自由度,记者能说几句真话,但是记者真话不可能一针见血把这个国家的新闻原则和与此事件有关的国家原因剌出血滴,它还得被电视语义场简化成略带剌激性的信息。我深信表述形式决定表达效果,它虽然是立体传媒,但是它作用于受视群时,语言因其作用的是听觉,加上作有于视觉的语义过于具体而限制了理解,它制造的不可能是沉思语义,优秀的记者与高明的编导也无法突破电视本身的局限。而且我们不要忽略,电视传媒作用的具体对象是感官——视感与听感,这在认知过程中是最首位的也是最初级的,何况电视节奏不会也没有给人的认知留白,电视节奏挤压反应空间,它不可能像书本一样有巨大的认知空间,比一个书本具象得多的电视节目,因其具象、简单语义以及没有给受众预备足够的反应空间,它接受的是感官介入,而不是沉思反应。
  
    这是城市饲料的性质所决定,在麦克卢汉那里有不同说法,麦克卢汉把这些城市饲料称为媒介,他强调媒介就是讯息,他认为媒介对信息、知识、内容有强烈的反作用,它是积极的、能动的、对讯息有重大的影响,它决定信息的清晰度和结构方式,因此,他把媒介分为冷媒介和热媒介。麦克卢汉的划分是,低清晰度的媒介如手稿、电话、电视、口语属于冷媒介,因为他们清晰度低,所以它们要求人深刻参与、深度卷入。热媒介如印刷品、广播、电影等因其清晰度高,给人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所以剥夺了受众深刻参与的机会。我与麦克卢汉的分歧在于,我们讨论电视的时候,认识到电视的简单语义场和高频节奏压缩了反应空间后,受众参与的程度是反应性深入参与,还是感官性参与呢?如果是反应性深入参与,那就需要电视备有足够的反应空间,而电视的性质决定它不可能和书一样具备那么广阔的语义场景,不具备丰富的对话可能性,这也就说明,电视只具备简单语义场,受众与之深度对话难以展开。“1963年3月8日,杰克·帕尔在主持电视节目时刨根问底采访尼克松,这使尼克松焕然一新,表现出尼克松与电视很相宜的形象。原来尼克松先生会弹钢琴,也能够作曲。帕尔用适合电视的准确无误的策略,把尼克松先生会弹钢琴那一面挖掘出来了,节目的效果很好。我们看见的不是手腕圆滑、善于辞令、操律师业的尼克松,而是看见一位顽强发挥创造力的、相当谦虚的钢琴演奏家。倘若他(杰克·帕尔)再来几手这样很合时宜的策略,就可能使他与肯尼迪总统的结果截然不同了。电视这一媒介拒斥形象鲜明的人物,它有利于表现过程而不是产品。”8麦克卢汉发现了电视的特殊,也承认这一特殊性,电视这一媒介拒斥形象鲜明的人物,它有利于表现过程而不是产品。那么参与的受众参与过程得到的只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产品。这样,一个不了解尼克松善于辞令、手腕圆滑的人,他得到的可能就只是一个具有钢琴演奏家风度的尼克松,是尼克松向受众隐瞒了什么呢?还是电视藏住了尼克松的另一部分?尼克松的另一部分电视又是怎么藏得住呢?电视怎么就允许尼克松隐瞒另一些更真实的部分呢?电视的这些表现与麦克卢汉对电视这一媒介的定位出现出入。被麦克卢汉称为冷媒介的电视它并不是低清晰度的媒介,是因为其高度具象化功能,高度局部化功能,高度虚伪的宣传功能削减了电视语义空间,在这个高度局部化的空间里,电视简单语义强化了表演过程或是该过程中能打动人的细节,电视简单语义征集了受众者的全部感官参与。那么,出现在电视上的尼克松我们得到的只是一个符合电视语义表演的尼克松。这实在是与电视的清晰度的高低没有关系,更与它属于冷媒介没有关连。假设如麦克卢汉所说电视是冷媒介,那么它要求受众的是深刻参与,深度卷入,电视语义征集的就不仅仅是受众的感官了,而事实上,被麦克卢汉称之为冷媒介的电视恰巧表现出数化时代城市热饲料的特征与介质,电视这类热性城市饲料要求人的不是深度参与,而只要投入一定的、只属于感性层面的感官参与,带有浓郁活跃的情绪,就可以感受全过程,数化时代的城市热饲料同样只参与、消费一个过程,而不追索一个结果,更不会上升到理性层面理解那个电视本不提供的结果。由此看来,被麦克卢汉称之为冷媒介的电视发展到二十一世纪数化时代,性质发生了变化,电视表现了它的热城市饲料的功能。
  
    正如麦克卢汉承认的一样,帕尔此次采访之所以成功,在于尼克松此次表演,适宜电视的表演语义,宜于受众的浅层参与,由此适宜电视的准确无误的电视策略,适宜电视的宣传功能。电视给定的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产品,观众参与时当然只能消费一个电视策略过程,也只能用热情澎湃的感官甚至是情绪参与这个电视策略过程,而不可能有更深入的、除感官以外理性的或是调集整个认知系统的参与。因此,确定一种城市饲料是热饲料还是冷饲料要看这类城市饲料要求人参与的是整个认知系统的理性部分还是感性部分,如果一类城市饲料要求人理性深入参与,它当然是冷性城市饲料,如果一类城市饲料要求人参与的是表层的情绪的感性感官参与,那它当然是热性城市饲料,以其信息的清晰程度来确定城市饲料的冷热性在数化时代显然不够准确。或许是麦克卢汉媒介的冷热比较模糊,而一时无法预期其发展与流变。不过麦克卢汉恰巧在另一点上又出人意料地模湖了深度参与的概定,他认为儿童由看连环画养成的习惯具有深入参与的功能,其实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的儿童在把电视形象迫使感知全部介入的情景适移到书页之上。他们用完美无缺的心理摹拟技能去执行电视形象训令。他们读书时仔细阅览,仔细探索,速度放得很慢,而且使感官深入其间。这种方法是他们在看连环漫画这种冷性的图解技法中养成的习惯。电视使这一过程走得更远。突然之间,儿童被迁移到热性的印刷媒介之中,而印刷媒介的特征却是同一的模式和快速的线快运动。可他们试图以深度卷入的方式去读印刷的书籍,这就不得要领了,他们把全部感官带入阅读,而印刷的书籍却拒不接受这些感官,印刷品要求的是分离出来的、被剥离得赤裸裸的视觉官能,而不是统一的整个感官系统。”9儿童看连环画养成的习惯最多也是感官能力,他们在还不具备一定的知识体系和认知能力的情况下,儿童把这种感官经验运用到参与书本这种冷性城市饲料中去,他们的感官参与肯定被拒绝,但是,冷性城市饲料拒绝的不是深度参与,拒绝的恰恰是表层的感性参与,恰恰是经验与习惯的参与。这个问题出现在不具备深度参与的能力上,只有感官参与能力的人,无法参与冷城市饲料的策略过程,也就是说,面对的是冷城市饲料,需要运用理性和整个认知功能进行深度参与,而麦克卢汉却相反把本来需要理性才能深刻参与、深层卷入的冷媒介确定为热媒介,那么,只具备感官参与功能的参与当然会被冷城市饲料拒绝。
  
    相对于电视、电脑、网络的另一类城市饲料书本,因其要求理性深入参与,我们可以确定为是冷城市饲料。书本或者说是文学作品要求的不仅仅是感官参与,而是理性与感性的整个感知系统的参与。并且在这个参与过程中决非感官能达到其深度。如果用参与书本的整个感知系统去参与电视语义表演过程,电视语义单位空间无法容纳这个既理性又感性的认知活动。
  
    麦克卢汉没有肯定电视感官参与具有何种优越性,他对儿童看连环画所产生的习惯以及书本这种高清晰度媒介对感官的拒绝这些区别,倒是让我们发现不同城市饲料的不同介质,二者不求理解与只求感受的特性,让我们认清只要求感官参与的城市饲料或是媒介产品具有快餐性,从而更具有城市饲料的特性。其生产这类产品的媒介当然也是城市饲料。电视这一城市饲料导致人们参与方式发生巨大变化麦克卢汉也有说明。“电视来临(到)之后,许多东西都行不通了。不仅电影,而且全国性杂志都遭到这一媒介的沉重打击。甚至连环漫画的发行量也锐减下来。电视到来之前,人们非常关心的是孩子为何不会读书。电视出现之后,儿童已经习得了一整套崭新的感知。他们和以前的孩子截然不同。”10而到目前,电视加上电脑与网络,不仅孩子不会读书了,正需要读书的青年,不可能不读书的的成年人也不会读书了。究其原因,一些城市热性饲料控制了我们的参与习惯与方式,在大部分时间与场合只需要我们投入感官表层参与锻就了我们的感知惯性,而一旦面对一些冷城市饲料,即使我们表现的是消费态度,运用的是消费方式,我们也无法消费书本这些冷城市饲料了。这一点显示整个数化时代以及数化人的认知功能在退化,这不仅仅是一个参与习惯的问题。
  
    如果我们人类失去了读书这一功能,可以说都是电视电脑网络惹的祸。人不会读书这一天离我们不会太远,因为数化时代要求的不是知识,而只是信息,只要有一点理解信息的能力就够了,如果科技瓦解了整个时代和整个社会的知识格局、文化体系,而由科技布置好了信息消费格局,人不会读就成了自然!那么,人不会读书还会是祸吗?如果真果由科技布置好了一个社会格局,届时,只要有一系列完备的城市饲料,人类不也就足矣了吗?!而这个趋势显然是可能的。
  
    电视本身就是热城市饲料这是任何舍不得漫化电视的人都无法推诿的,电视新闻饲料化当然不难理解。新闻进入电视是如此命运,那么,我们认为具有文化意义与文化价值的文学作品进入电视传播后命运怎样呢?这个话题要延伸到电影作品。当然,人们在电影院看一部名著改编的名片与在家——更舒适、更随意、更有讨论氛围、更有消费式特征的环境中,通过电视机看一部名片相比就不一样了。消费场所以往是针对家庭以外而言,而今一切消费条件以及消费机制引入家庭后,家庭成为日常生活第一消费场所,家庭消费机制诞生后,哪怕是夫妻之间也互为消费,哪怕是夫妻之间也出现了性消费的意味,虽然这之间没有付款形式,但是这种神圣的交流由生育目的、表达目的简化到只是为了满足生理需要后,它和不付款看一场家庭电影一样带有浓郁的消费内核。我们认为神圣的事物在如今的家庭中出现如此的尴尬,而消费双方都心照不宣,那么,被电视引入家庭的电影,和被电影形式改编的文学名著也同样难逃这一尴尬。人的消费特征以及消费心理以及消费行为的惯性以致让夫妻生活也逃脱不了被消费的命运,进入家庭的其它东西当然也是消费品。
  
    “读过”阿尔贝·加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以及“读过”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的人,再在电视中看电影《布拉格之恋》或者是《日瓦戈医生》,第一差别印象就是没有小说好看,都会产生不满足感,小说给阅读者的东西,电视没有给电视收视者。认真阅读过中国四大名著的人再看由四大古典名著改编的电视剧,也会有同样的埋怨。读过这些小说的人当然知道小说给了我们什么,当然也清晰地知道电视没有给我们什么。电视简单语义场和简单语义条件,给收看者安排好了可预测的人物关系,但是在摆出这些人物与社会的关系,这些人物与当时文化语境的关系时,电视无能为力,将其模糊,甚者淡化和删除,小说给读者的这一部分东西在此就被简化了,数化人虽然在获取信息时不求证其真实,但是电视剧在表述小说的艺术真实与含义时却制造了许多个盲点,我们知道,艺术作品如果失去了由人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构成的意义关系,小说也就失去了作为文学艺术的小说,而电视在本身不求真实的数化人的消费过程中安插审视盲点,它首先就得将其进行信息处理,才能满足数化人不求证真实与反思意义的文化消费心理以及消费习惯。这一点似乎已经接近到“电视制造了非文化阅读”、数化人创造了消费式大流览这类问题。
  
    当然,这些问题只是表现了电视制造极端之一,而电视简化过后还必须制造另一极端——强化剌激,这样才能完成电视传播目的,这是电视这一城市饲料本身的目的,也是传播规则的目的。艺术作品的引人之处往往蕴含在历史语境和人与背景社会构成的关系中,这些恰巧是电视语义场以及电视语义条件因太过简陋而无法表述的,但是停留在视觉上的,不产生意义、不带纵深感的这一部分,电视是可能再现的,这为电视制造另一极端提供了条件。电视成为表达非含义载体的能手,《布拉格之恋》(由加缪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改编的电影)小说中的爱恋是作为生命状态的载体而呈现的,而有电影中,恋成为主要表现点,她最多反映了布拉格式的特点,而小说阅读者无法逃避的生命状态,在电影中全由载体替换了。我们在家里从电视中看到的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甚至比中国表现爱情故事的电视电影都不如的爱情过程。但是它可以强化它的剌激语义,可引起感官激动、颤栗的场面如赤裸得不挂一丝的爱情场面,或者惊险镜头,而且这些被电视强化的部份在电影和电视剧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电视简单语义场将文学名著饲料化,也不见得有多少营养,这一点也正符合数化人的要求,数化人的知识系统、心德、性情、心理如同过于肥胖的身体一样,不需要过多的营养。不过,这里有一点不一样,从生理角度看,现代人是吃山珍、吃海味、吃禁吃野生动物、吃濒危动物——猛吃猛喝吃胖了再买减肥药辛辛苦苦去减肥,但是,他们不会用些微的思维去碰触文化营养。假设现代人,面对文化品猛吃猛喝吃胖了再去减肥,哪怕最终减得瘦不拉几减得还不如以前其实也不错,因为他们在猛吃猛喝文化的过程中,那一段他们的素质一定不错,目前具有这种状态的社会显然没有机会出现西方社会曾经有过的抢文化营养的阶段。
  
    除了电视本身的条件外,还有一个因素,这就是收视环境——说文化浏览阅读环境、说文化消费环境都行。在电影院大家都有一个公众性行为目的,虽然因个人素养不同而最后的审美效果不一样,弥漫的公众氛围的正义潜窥可以杜绝更为个性个色的消费形式,而在家中就不一样了,家庭具有消费机制,家庭成为最基本的消费单位后,针对一些消费品,它是最自由、更舒适、更可容忍个色消费的场所,这个场所的可交流性——边看边讨论、毫无约束的感官反应,其实也是一种即时消费,这种消费场所更符合由电视语义组织的消费品。
  
    这种状态下日常生活倒是没有屈从于任何外在形式,在理论上科技最高级的活动显然没有给日常生活带来什么利益。这些都是由城市冷热饲料存在的介质差异所决定的,对于城市饲料的介质,我们不得不加以区分。大家知道,不是所有城市饲料都接受松散休闲这种消费情态。书本、电影、电视、广播、电脑、网络等城市饲料在早一些的时候被麦克卢汉称为媒介并划分为冷媒介与热媒介,在此同样可以划分冷热城市饲料,其冷热之分表现在这些城市饲料的介质上,冷城市饲料如书本节奏比较松弛,虽然有清晰的信息,但是它具模糊空间,具有可想象空间,具有审美空间,更具有反应空间,书本的终极指向人的认知系统,书的节奏、空间、信息性质、要求人参与的方式构成了书的介质,也构成城市饲料的不同性质,书这种城市冷饲料的介质基本上属于理性介质;而电子这类的热性城市饲料具有紧张的节奏、活跃的情绪,以其具象性把守着空间,这样的空间对于参与的方式具有明显的定向性与定位性,在消费者参与时显然是号召人们使用感官,这类热饲料的媒介停留在感性层面,它的介质显然是感性介质。理性介质与感性介质对于人的综合认知系统的分配不会没有区别。书或是艺术品这类城市饲料的的理性介质,作用于人的理性层面的要比作用于人的感性层的要多,它丰富的是人的思考、归纳、总结、结论,指向知识、观念、存在终极论甚至真理、自然规律体系;而电子城市饲料作用于人的感性层面,以剌激人的感官达到一度程度的享受为终极目标。
  
    似乎没有必要总结了,电视作为热城市饲料,不能再作外在形式的理解,它解除了数化人的文化阅读之苦,将以往人们以为神圣的艺术作品作信息性处理,并营造了更为即时的消费场所巩固家庭消费机制。使人更符合这个时代的特征——陌生沉思。培根式科学胜利了,格劳孔要求再次胜利了。有胜利者就有失败者,失败者是谁呢?!大家都知道谁是失败者,但此时谁也不承认。

 城市饲料:网络——解决了当今世界两大社会阵营之间的斗争
   ——完成了两大社会阵营至今还没完成的任务
  
  幽默具有一个富丽堂煌的建筑倒下后烟尘飘起的气味。

  幻灯插片——也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故事——

  一天我在家写字,电话响了,我拿起电话,听到一位小姐说,“请问这是科情吗?”不是。“电话号码是68250581吗?”不是,等我改成这个电话后你再打来吧!
  
    近段老是有这类的电话。电信部门也不解决。有点烦了也就有点礼貌。
  
    下午近六点钟,电话响了,我拿起电话,一位小姐说,“你家电话改成68250581了吗?”我干吗要改电话号码呀,愕然之后我突然想起来我上午说过“等我改电话号码后你再打过来吧”这样的话。我说,今天太忙,一直忙着接误打的电话,还没来得及上电信局去改呢。电话那端笑个不停,然后说了声“再见”。
  
    下午六点钟是人们下班的时候,人们下班之前也不忘逗一个乐子,人,抓住一切机会幽默、轻松。
  
    幽默功能在进化,是人累了吗!
  
    幽默目前摧毁了多少以前确立为神圣的东西。幽默解除了多少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准则,恐怕电脑也无法统计。与其说幽默让人释解疲倦,还不如说幽默摧毁准则让人产生快感。看来,无论是蓝色幽默还是黑色幽默,都带有强烈的革命性。只是它是民间性质的,有点农民起义的意味,但是谁能说民间意义的革命不是最彻底的革命呢!
  
    网络、电脑介入这场革命,它的革命果实不是一则小小的笑话,也不是一个极具诙谐的调侃,网络在制造一些更大的幽默。神圣的道德、观念、革命、政治、意识形态工作已经装进幽默的口袋,随时都有可能被幽默掏出来公诸于众。
  
  清点城市生活史,似乎出现这样的一个规律性的现象,一度属于城市饲料之列的东西,目前似乎失去了它曾经作为城市饲料的光辉,如艺术,或承载艺术的书籍——这里不包含属于网络文学的印刷品和黄色书刊,书从城市生活中居其重要地位退化到居其亚次要地位,相对于电视、电脑与网络的出现,大多数人可能从表象上理解,认为是城市电子生态挤兑书籍,逼迫书本出局,实际上呢?
  
    在麦克卢汉的划阶中书是热媒介,它具有丰富而清晰的信息,除此之外,我认为,回到书本还是媒介的近现代来看,书在作为媒介的介质上,书与电视、电脑、网络的介质显然有着巨大的区别。麦克卢汉认为书拒绝深刻参与,而电视等可以接受深度参与,其混淆参与程度是在感官的单一层面上进行确定的,麦克卢汉丢开了人具有整个感知体系而取其一面,感性参与的一面,并就感官参与的难易来确定一个城市饲料的性质,难免不出现发展上的误差,事实是差异恰巧在不同介质上反应出来了,麦克卢汉所说的人对于媒介或是城市饲料的参与认定了人的感性的或是感官的参与,他所说的人面对冷媒介有更深入的参与指的是感官的可深入参与,而不是人的综合认知系统包括理性部分的这一真正的深刻参与,但是,对于一个媒介的参与如果只有感官的参与,而没有理性参与,我认为是不能概定为“更深入的参与”的!事实上,人面对书本或是艺术品时,书的理性介质是在人的认知层面的会师,而电子媒介的介质只要求人在感性甚至是感官表层融汇,这样两种不同的参与,人在麦克卢汉的热媒介如书中获取的是认知结果知识甚至观念、理性的真理;而在麦克卢汉的冷媒介中得到的只是信息。在这个认为、确定认为已经是很文明的时代,冷媒介以及信息为什么占据这么重要的地位,而作为一直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书——人类精粹文化集群——她建立起来、且贡献于人类几千年的文化生态,为什么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城市电子生态取代呢?书,即使是目前把她作为历史称谓也可以称得上文化精粹品,但是同贾于垆,一个小孩可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在一个中性场所,没有网吧先导特征,里面设有书,书的内容有三分之一的色情,但书的封面是中性的;还设有电脑,这个进了这个环境的小孩恐怕他首先选择的是电脑、选择的是上网,而不会选择阅读,(在即将离开这个场所时,小孩可能会随手翻翻书,然后丢下)。——城市电子生态训导了人的选择吗?人的选择决定了城市电子生态的强盛?还是城市饲料介质决定了人和城市?
  
    在书籍、舞蹈、电影、广播、音乐、电视、电脑、网络(只所以单言此料是因为网络是隐性城市饲料)这一系列城饲料中,我们可以通过它们的不同介质和介质层变的大小来确定这些城市饲料在人对其进行参与时要求人使用认知系统的哪一部分来确定是人确定了城市文化生态,还是城市生态确定了人的参与方式。以上城市饲料,书或是艺术品、或是感官表面张力很强的一场芭蕾(芭蕾面对数化人是可以进行局部消费的,但是整体上审美的终端还是集中在比感官剌激更高一些的层面上,艺术赋予它一定的严肃性),它的理性介质在作用于人时以理性制造结晶,而不是以理性铺呈过程,依次下来,舞蹈>音乐>电影>广播>电视>电脑>网络,理性介质逐渐减弱,人参与的综合认知系统由理性逐渐趋向感性直至感官,人的参与由里及表,直至网络,感性介质制造人的感官露珠,人从这些饲料中获得的由知识变成信息,由理性认知趋向感官娱悦、享受、剌激。
  
    城市饲料在此一时代制造了城市电子生态,演进的城市饲料也同时改造了人接受不同城市饲料的区别性功能。就进化论而言,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切说人现在接受具有理性介质的城市饲料的能力变弱是倒退了,因为毕竟这是人类拥有了一门新的技术之后的表现;但是也不能武断地肯定人的感官参与越来越盛行就是进步,如果这类肯定是成立的,还原人的动物本能岂不成了科学和文明的终极目标了,因为至少在今天,谁说谁是畜牲一定认为是骂人,一定会引起一次与破坏文明行为重叠的斗殴甚至战争,可不,领袖与领袖之间,即使一个领袖在进行着推翻另一个领袖的工作,——这是挺可恶的——也不见这个领袖骂那个领袖是畜牲的,这个点破人的最基本本能的骂可能因污辱领袖而引发一场战争。
  
    至少到此,我们可以确定电脑网络是目前最为新型的城市饲料,它也最符合人感官参与的要求、习惯与趋势,这一城市饲料也有可能培养人类最为丰富的感官功能。看过这本书的前部分的人可能会感觉到,余下的就是说这种城市饲料的坏话了。社会文化秩序甚至世界秩序都是依照人的本能建立起来的,城市饲料也是为了满足人的本能要求而出现的,如果新型城市饲料遭到侮评,可能就要触及到最根本的部分那就是人的本能,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人是宇宙的病。
  
    的确,一些事实——还不需要挑明这些事实背后严峻的理论就能说明一些问题。
  
    电脑网络至少今天在全世界被普遍认为它是人类进步的一个标志,或者它制造了、生产了另一个全新的阶位——泛富信息阶级。这一点与资本主义的追求不同,与社会主义的终极理想近似但也不尽相同。资本主义制造了多极分化,以拥有财富包括货币和物资的多少来确定的人的阶级与地位,这种性质的资本主义制造资产阶级的行为属于级位缺陷行为,逼迫极端科学自由主义诞生。极端的科学自由主义它要制造让大富豪相形见绌的、人人都能成为富豪的另一种财富,这种富豪带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它不属于某一个阶级,它属于所有只要拥有一定的感官能力的、只要拥有享受自由权的人。这就是信息货币。信息货币在精神领域、在阶级社会打破了人类阶级之分,信息货币属于万次性货币,它不受年终结算的控制,由自由银行垄断与发行,而自由银行本身就属于无阶级群,信息就成了最大众化的表征标志,它与财富表征不一样,财富只能让极少数人成为富翁,而且还要靠极端的手腕成为富翁。
  
    网络创造了信息地表,并正在创造信息太空、信息生态、信息宇宙。信息交流和数化理论解决了这个时代的两大阵营的斗争,这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资本主义或者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创造、维持、完善人人平等的自由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同样的口号,其终极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人人平等、大家都是同志、按需分配、享有充分的自由与民主权力,与资本主义一样人权平等、物权平等、欲权平等、知情权平等,这两个主义的终极目标几乎可以互相涵盖,作为一个大概念,两者的内涵与外延几乎可以重合,但是他们为什么斗争了一个多世纪后而今还在斗争呢?原因是,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被资本主义国家称为不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构成一对关系时,使用的是政治货币,政治货币在不同的意识形态领域没有共同的汇率,两个阵营的终极目标在政治货币交易中没有近似值。因此,一个多世纪的两大阵营的斗争,只有盈亏,不可能在结算层面出现胜利与失败结局,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国家不可以沾沾自喜。
  
    信息货币的出现化解了两大阵营的世仇。信息货币也使两大阵营自进入斗争状态以来出现第一个共同点。极权形式放弃了某一个方面的阶级之分,它可以让一个不是企业家的、银行里没有帐号、甚至还没有多少发言权的贫民享有对于信息的初享权,这是一个较新的起点。我们知道在早期西方社会个别国度,一度一个奴隶没有初夜权,这与资本主义国家认为另一些不文明的国家的某此缺陷一样可笑。而今性极端开放后,目前没有哪一个人可以享有初夜权了,即使是最有权威的国王和富可敌国的企业家银行家也失去了初夜权,他们也不是初夜权主,而初夜权已不成为权力之一种后,网络时代解决了文明的愚昧与落后的愚昧,信息货币解决了最为深刻的愚昧与最为深刻的缺陷,最为缺陷的阶级与主义。即使目前国际社会中的某一国家的政府大门前还挑着一面表示主义的旗帜,某一家大使馆门前还挂着一面表示国家也表示主义的旗帜,这些旗帜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描写的一些路边歇脚打尖的酒店门前的晃子没有什么两样,没有实在的表征意义。一是如今人为张扬的主义以及国家版本如同麦克卢汉的热媒介,如同冷城市饲料,它拒绝接受人的感官参与,它只接受人的理性参与,而人从此一参与得到的认知结果却是同样的,建立信息太空的现代社会下的资本主义和其他主义的国家同样——制造的是城市饲料,施行的也是城市饲料,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让所有人成为富翁,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让所有人成为乞丐,二者的好坏都在信息货币面前得到解决。无论是在信息地表,还是在信息太空、信息生态中,人们拥有信息货币的量是一样的,不一样或是细微的差别表现在一个国家的技术水平上,而不是表现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集权对人群的刻意划分上。
  
    现在的阵营不是资本主义与其它主义的对抗,而是在一个国家经济体制本身遗留下来的问题上,即市场交易货币与共享信息货币的对抗上。市场交易货币属于财富类,带有明显的划阶级目的,而信息货币它属于共享货币,它破坏阶级,弥合贫富悬殊,构筑平等大同社会,只要适应信息生态,人可以自由选择贫富,在信息生态下,你愿意作一小时的贫农与自由做半小时的富豪没有人格上的、阶级上的、实质上的差别。那么网络就不仅仅只是麦克卢汉所言的它是可接受人的感官参与的冷媒介而为人所接受,它有更符合人本性的一面,也就是电脑网络与人的存在具有合目的性。电脑与网络通过技术把人的本质行为化,并通过信息货币满足人的行为要求。人类社会追求了几千年的平等终于在网络建构的信息生态下得到解决。
  
    一个小学生拥有的信息货币不一定少于一个成年人,一个大富翁拥有的信息货币可以享受具有每秒60亿位元的性传播体验,一个还没有工作的学生同样可以拥有——他还可能拥有更高位元的性感官传递。
  
    人类无法拥有的人可能会放弃对这类东西的拥有。一个社会可能从这一点上得到启发,一个社会无法满足的,人会放弃并寻求别一类补偿,这个社会也可以放弃对于此一类需求的建设。一个没有多少传统的国家可能更容易见风使舵,一个具有几千传统或是一个宗教思想统治得较久的国家就显得固执一些。一个具有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国家她拥有的越多,给人的可能会越少一些,因为她要考虑给什么、怎么给,——这些都是出于理性的集体文化行为,集体理性行为越多,而在另一种评判下那就是落后。落后与文明甚至可能以针对一个孩子的要求和行为而言,这就是西方文明国家与东方落后国家的不同。
  
    什么是标准呢?目前是东方国家以西方国家为标准。除此之外,还以科学为标准,而此一时代,不再是文化与政治制造一个社会,而是由利益统治社会,然后再由利益要求下的科学制造社会,科学控制社会,无论科学制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只要是符合数化人利益的,她都将会是标准的,西方社会把人的要求与科学紧密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电视、电脑、网络就是人的欲望与科学进行紧密结合的产品。它们产生的城市饲料价值化解了两大社会阵营的冷战,并完成了两个社会体制都不能完成的任务,——在拥有财富、拥在权力上不能平等,但是可以在拥有共享信息上平等,一个贫民终于可以用信息货币对抗一个石油大王、船舶大王的地位。无法拥有金钱财富的人可以把信息当作货币。并以之为武器确定自己在数化时代的权力范围,电子信息货币消解了两大社会阵营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斗争。
  
    民间力量在这次解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不能忽略电脑与网络保护了这一民间力量。其保证有人可能会说是电脑与网络在迎合人的非理性要求,与其这样说,还不如说这类城市饲料行为与人的存在具有合目的性来得准确。电脑与网络在构成它的初始社会形态时,就有意识地异于电视,电视受控比较大,有国家控制也有集团控制,它的节目源基本是属于可控信息源,因其可控性就可以产生更多勾兑,传播网络也无法摆脱国家传播法规,这类可控媒介不可能产生更大的民间力量。泛控类城市饲料如电脑如信息网络,既具有集体性,也具有个体性,而尤以个体性产生民间呼应。当然,我们不能说电脑与网络因其具有个体性就不可控制,但是当我们发现人参与其传播行为时,感性参与具有极大的共性,无论是一个平民,还是一个富贾,还是一个国王,在进行感官参与时表现的是共性而不是带有意识形态特征的个性,更不是阶级性,甚至连个人修养也无法在这类参与中体现出来,但是,这三种人如果面对市场,面对一个集会,其参与表现的就大不相同了,这三类人参与市场、集会所表现的是鲜明的个性以及由个人条件支配的阶级特征,这一点恰恰是在使用感官参与,在运用信息货币的参与中是行不通的。
  
    当然,感官经验的丰富与否也可能构成参与、体验、收获的差异,不过此一差异不可能形成阶级性,也不可能形成信息阶级制度,感官参与不是在分配劳动果实,何况日常生活信息具有非损耗性——排除商用信息加入此一讨论——它也没有交易目的,因为这类信息本身具有共享特质。
  
    这对社会现实是一次严厉的打击,物资世界和物资制度受到了前所没有的嘲讽。在由物资关系构成的世界中,人们天天见到平等,公正、公匀这类的标榜,但是实际情况呢?!一个局域社会,被崇尚物资的阶级命名为虚拟的世界反倒实现了这些,这是民间力量的一次可称得上辉煌的胜利,那么,一个在物资关系中还拥有制定政策权力的机构、一个企业从中可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呢?
  
    无论出现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人类在消费信息时享有平等的权力,人类终于出现了第一次平等——这是数化时代以外的任何时代——别看人类已有几千年的历史——都没有的一次平等。
  
    不过这样的平等引起不少人的恐慌。“信息高速公路有着不寒而栗的潜力,以一种前所未有及千军难挡的态势来破坏人类隐私。多数人都相信,我们的权力决定自己想要透露什么样的个人信息、透露给谁以及为什么透露。我们同意有时为了争取服务、贷款等等,而必须将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细节透露给政府和企业,但是,这些个人信息只是被用在原来同意的那些目的上,而且不能够卖给任何人。同时,如果要求不合理,我们随时可以说‘不’,而拒绝给予信息。但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未经检查、未经控制,很可能就失去了这样的思考判断。当人类的沟通、商业交易、工作、学习和游玩在网络上逐渐增加,令人无法想象的信息种类和数量变成了数字化和网络化,我们又如何能在这样一个数字化的经济下保卫隐私呢?”11泰普思科忧虑产生相对于精神与物资的混淆层面,他所言就是当信息科技对于经济的成功和社会的福利更加重要时,出现信息阶段制度,产生于控制论在更小范围内发生更大控制能力的情况下。“最近的趋势显示了一个贫富差距的两极现象,在美国目前20%的富有家庭中,每户收入至少在18万美元以上,而这20%的有钱人,却拥在了全美国80%的财富。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在美国——这个领导性的新经济国家,发生的速度比任何国家都快,也比以前任何时候要快。当然,大家都愿意见到这样的发展,但是,这样的趋势有可能逆转吗?一个构思不良的信息高速公路和数字化经济的转移,可能助长了两极化的社会,也制造了一道鸿沟,横亘在那些拥有信息和无法拥有信息的人们之间,在那些得以与世界沟通和无法与世界沟通的人们之间。”12无法勾通的鸿沟如何折转、通向什么段位?这一点泰普思科恐怕没有考虑。人类第一次出现平等后,由财富与物资确定价值的历史可能会结束,进而出现由信息确定价值取向的生活以及社会趋势。正如泰普思科所言,财富永远只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那么,随着数化人成为完型数化人,这一界分对于数化时代或更为未来的社会究竟还有多大意义呢?在这样的思考下,财富、地位、权力这样的概念就显得越来越过时,贫民、富人、工人、知识分子、阶级、精英层、政治领袖、权力决策层这样的阶分,面对数化时代就显得陈旧,并有可能对数化人的数化生活产生影响。数化社会现在进行的工作就是,通过信息货币——制造平等的力量源——消解这些阶分对于目前或未来社会的作用力,也就是说,数化人将以信息货币和数化方式消解并抹杀以往贫民层以外的其它阶层——物资时代的富人、意识形态时代的政治家、社会形态、国家形式等等。如此这样,一个构思不良的信息社会将因抽去了不良思因素而再不助长两极分化,无论是从物资财富上,还是精神价值和人格价值上指向平等。
  
    目前人们比较容易理解“财富”这个词汇,以为信息货币还将发挥财富般的作用,即使如此,信息货币产生的效益只有感官来识别,它不可能像财富一样针对不同阶层产生不同的价值效应,更不能发生可产生统治权力的力量。
  
    目前,可转移成财富的信息虽然远离了日常生活,但它也能说明一些新经济国家为信息烙上一些非精神烙印,对于这一点是无法实现平等的,这也是一个即将完全形成信息生态前的某一个时期无法回避的前阶级社会的遗迹,当然在一个过渡期无法摆脱的问题,并不意味对于信息生态是合理的,也并不意味在新的时代还有继承的价值,因为可转移信息可能导致信息生态无法面对的局面,那就是社会的两极化。给它一个称谓,它属于泰普思科信息。泰普思科信息也产生阶级属性,那么信息阶级制度也会像资本主义制度或是社会主义集权制度一样造也更大的两极分化。唐·泰普科思预言模糊了一个趋势,拥有80%财富的人他们可能有更大的控制能量,但是他们的财富永远只有领导创造信息的能量,领导创造更为新奇的生活形态,那些财富甚至有可能领导破坏目前的福利制度,而不可能通过这些财富限制人的感觉——人经历一个大资本工业时代、经历了一个物化时代、再经历了一个将什么都红利化的数化时代,有形资产在数化人的感官层正逐渐失去可深入参与的价值,数化人更需要科技媒介为人制造更多的感官上可深入参与的信息,而人的感官具有可开发性,科技之灯举着灯一点点地进入到人的感官深处,这还得有可转移信息领导创造更多的科技条件。“电子信息最基本的单位称为位元(Bit),每一个位元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回答一个是非题,譬如说,某个灯泡是亮还是不亮,或是某个开关是开着还是关着等等”。13在一个物资社会滑向一个二进制数化社会,物资财富,无论是一个,还是一堆财富,在信息生态中它都只能产生一位元的功能。在世界上的两大社会阵营——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在网络面前消除了敌对关系,即使20%的人拥有的80%的财富也远没有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富有。这说明,凡是需要人们投入理性力量参与的城市饲料,都有可能被进行信息转移,直至成为人们可以用感官轻而易举的就能进行深入参与的信息。
  
    至于泰普思科预言忧虑的道德问题,更属于需要进行信息转移的那一种具有理性介质的那一种城市冷饲料。泰普科思的这个问题针对色情与儿童并提,在我们确定了城市冷热饲料的介质与目的后,道德、社会伦理、世界级的人文化伦理与城市饲料行为不可以相提并论。只要我们看一看以前人们一度把社会道德,人文伦理交给文明文化或是书这一形式来把守,而具有守关意义的书如今极力弃离原来的介质逐渐转移成为热性城市饲料这一现象,就可以认识到,忧虑的预言已失去了预言的价值。中国的新一代文学作品出现在中国的后物化时期,一度创造了位元式小说——这些小说作者大都是青年女性,她们的写作的小说被中国式道德功能评论称之为类色情小说,被一些没有建构起一定的理论标准,对什么都感新奇,并为不使自己让别人觉得落后,或是不够先锋的年轻批评褒之为新先锋小说、七零代小说,或者新新人类小说。这类位元式小说辟开了一个新的领域,将文化或是思考全部转移成信息,转移成可作用于感官的信息,写作者本人甚至是女医生,把技术的和审美的性感觉位元化。这让有些人不可理解,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小说属于艺术范畴,它载德载道惩恶扬善,贬丑褒美,碰到真实的东西应该是羞答答的,碰到最真实的东西如性应该是最羞羞答答的。可是中国进入数化时代后,小说家们绝非如此。她们从网络中得到传播的法则,将小说网络化,或自称网络文学,以最浓的性息位元向所有人传递感官信息。她们在数化时代的市场中、数化时代的传播中显得十分成功。新新人类小说不是制造了新奇,也不是生产出了无与伦比的艺术价值,很简单,她们调侃一个社会一贯认为神圣的或是一直当作隐密的东西,神圣与隐密的东西往往牵扯的社会层面更为宽阔,越神圣越秘密的一般涉及的东西更多,及此的调侃就会给人带来摧毁准则的快乐,带来打破樊篱的痛快与舒服。有人感叹说,原来摧毁深埋在中国人内心中几千的道德感就像脱下乳罩一样简单,而后又那样令人豁然开朗。中国的小说从此走向位元小说,她的每一位元信息都可以与人的感官同步。新新人类小说带来的效应是,让中国从此不再相信什么是神圣的。即使有人说,“较低级形式的媚俗艺术所满足的那类坏趣味不应混同于通俗趣味(尽管过去几十年中形容词‘通俗’在意义上经历了重要的变化,而且在今天的‘流行文化’往往纯属媚俗艺术)。多少世纪以来,通俗趣味在民间艺术和诗歌中得以表现,并获得自然的满足,这些民间艺术和诗歌决不比高雅文化的产品差。”14这类从道德层面上的挽救无能如何也制造不出奇迹,中国文学切实厌恶了中国式的要求,切实厌透了将其作为冷性城市饲料而进行理性的深度参与,它们要抛弃强加的职责任,在她们朝此努力时,先是给它们通俗一词予以保留,后是给它们媚俗一说予以挽留,无论是通俗小说还是媚俗艺术,这些都束缚了它们的破坏力,直至中国位元小说,中国式的位元小说已经甩开了通俗文化和媚俗艺术的金字招牌,如果哪一位新新人类小说作者的作品被冠上通俗小说,她有可能宁可赤搏上阵也要甩掉这类的评语。按照中国的惯常说法,新新人类小说号准了时代的脉络,她们不怕自己只有像电脑一样的功能。也不怕她们的作品只传递感官信息,而传播的不是文化,更不怕这类小说在传递感官信息时采取了二进制信息位元传递方式。她们反对这样的帮腔,“要理解媚俗艺术的本性,我们必须分析构成中产阶级心智特征的那种特有的享乐主义。其基本特征也许是,它是一种中间路线的享乐主义,这绝佳地体现在常常可以在媚俗艺术中见到的‘平庸原则’”。15这样的正位对于此一类位元小说作者来说不亚于侮辱,她们的第一行动就是逃离出版法的限制。位元小说在网络上无遮拦地出现,引起了文明的恐慌,这一恐慌是从一声长叹开始,并发出一连串的提问,“要如何处理流窜在信息高速公路阴暗处的低级和色情内容,家长又要如何保护他们的孩子、远离网络上那些夸大但却真实的、不健全的、暴力的、种族偏见的、性别歧视的以及(找不出更好的字眼了)令人恶心的经验?当孩子们不用再跑到书店里去,一本本搜寻他们有兴趣的小说,就可以在网络上轻易取得时,家长们又将如何保护他们的孩子远离暴力攻击性的‘位元’式小说?甚至是那些徘徊于网络,寻找牺牲品的恋童癖者?”16孩子是未来的道德,未来的道德泰普思科其实也无法预见,就像人们无法预见科学一样,泰普思科预言出现于人们的案头时,网络化时代已早于它的出现更为普遍的出现在一些领域内了,在有可能出现信息阶级成为无的放矢的耽忧后,只要人类还采用科学提供的技术,预言也无所谓预言了。说孩子是下一阶段的道德的保证者,还不如说孩子是下一阶段道德的消费者,这个时代提供的城市饲料要求孩子们投入感官,而不要求他们投入理性,他们的思维模式不是继承来的,而是自建的,自建意味着破坏另一个模式,玛瑞琳·费葛森的《水族馆里的造反》也承认这一点。她说,改变思维模式牵涉了社会的错置、冲突混淆及不确定,新的思维模式几乎总是冷淡的、甚至嘲笑,或有敌意地被人接受,既得利益者更是不惜背水一战抗争到底。而这不是革命行动,也不需要革命行为就能在错置的社会中找到陈旧的思维模式与新的思维模式之间的差别和补充。这一点不需要更多的人懂得这个规律,这一点甚至不需要比孩子更多一些的人知道。从孩子爱看动画片以及连环画与老年人爱低头沉思并看中国的参考消息之比较,一些习惯于投入理性参与的人显然不会比一些爱投入感性参与的孩子更能接近网络时代。这一点不是说网络具有互动功能就能获得人群,互动不是网络与电脑最引人之处。发现了电脑网络具有互动而大做文章未免切断可能的思维,而互动功能——仅此一功能不可能建构一个时代的特征。因为互动也只是亿万个社会表象之一个表象。
  
    网络这个城市饲料可能带动另一类终极思考。不过这类终极思考,就像目前国际社会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对抗性在民间消失、国际社会两大意识形态阵营在电脑网络时代模湖了对立性、而人们还在营造阵营一样可笑;强调虚拟世界以及虚拟空间制造虚拟平等不可信同样可能成为笑话。只要科学提供的技术一天不从生活中退出,技术支配的任何空间以及技术支配的任何特征都具有真实性,因此,这类城市饲料滋育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就连科学技术也难以规划。值此出现了推理上的末路——但不构成终极思考,国际社会在网络世界中放弃不同意识形态的对抗,人可以通过信息货币达到平等,尔后实现更大范围的平等与共享,也可以通过感官参与进行分配,未来社会有什么是可能形成对立的呢?
  
    差异是价值实现的动力,差异是建设价值的企图,比如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存在标准上的差异,它就表明了各自社会的和一个政党的理想,而在数化时代,这些差异似乎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很强的人为性,人为制造差异,网络还能容忍多久?而明明看到一种明朗的趋势又有意制造差异这种完全属于意识形态的斗争还能在信息社会找到多大的空间,这些,既是不可知的,也可能是可在咫尺距离内就可解决的问题。而人类一旦不在解决问题中奠定人的、人类的价值,人类的存在目的可能又被出乎意料的推到人的面前,要求人投入理性思维参与这个属于终极的问题。理性复辟,并提出人类存在目的可能是人们要等待的一个较大的幽默。
  
    幽默一旦引得人笑起来,必定有破碎的东西!这不是我们在这里该谈的事,城市饲料电脑与网络因其只要求人投入感官参与,其养份可能规划出未来的数化人,也可能构勒出数化人的未来,不过最重要的一点,电脑网络制造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能创造的平等,这是文明的人、野蛮的人、富有的人、贫穷的人、理性的人、感性的人都摆脱不了的超牛顿式新引力。

 城市饲料
  
  一个上了几年大学,走出校门的人总有糟蹋教育的感觉,这个走出校门开始工作的人,被当作毕业生、当作新手的大学毕业生,工作几天后,总有被教育糟蹋的感觉。糟蹋教育或被教育糟蹋的人当初没有总结性的认识,而中国的几个小孩——他们还只是初中生——在一次电视节目说,“别让我们去适应教育,要让教育适应我们”!他们目前就在想办法避免教育与学生之间互相糟蹋。
  
    教育与学生,宽泛点而言,教育与被教群之所以有相互被糟蹋的感觉,是因为作为城市饲料的教育与目前出现在城市中的另一些城市饲料表现出不同的冷热性质,表现出不同的介质。这还不是一个实用不实用的问题,如美国学文史专业的学生,美国教育规定他们必须先学一至两门工科,一个学习历史的学生,你得先学习一门工科技术如修理等,美国的一个哲学博士,中国人是万难想到他的第一专业是水暖工,他在学习哲学之前或者同时,曾用了一年至两年时间取得水暖工专业毕业文凭。而在中国,如果一个哲学博士工作时干的是管道修理,人们一定为之惊讶,说不定还引来新闻媒体的报道,一个我认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生,到一家三流杂志社求职,这本杂志是一份通俗得不能再通俗的刊物,这个求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生的求职行为就让人大惑不解,并最终没有获得这份工作,而这个杂志最多是一个三流刊物。两个例子虽不一定带有普遍性,但是能够说明避免被教育糟蹋和一直保持着被教育糟蹋产生什么样的区别。
  
    我们无法确定教育属于非城市饲料,它具有非城市饲料的性质只是因为教育要求受教群在参与时投入理性与整个认知系统,而不是像其它城市饲料一样任何人参与时只要投入感性就能达到参与目的。1989年麻省理学院的媒体实验室开展一项叫LEGO/Logo(LEGO:一种玩具积木/Logo:一种计算机辅助教学语言,1970年由麻省理工学院开发)的实验,一位八岁的小学生看过实验并亲自实验后,被问及时回答说,是很好玩,就是玩起来太费脑子了。称嫌太费脑子的年轻人为“病入膏肓的年轻人”的尼葛洛庞帝说,“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学习障碍的学生可能远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多,倒是有障碍的教学环境之多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电脑能令这一切改观,因为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学习和认知类型截然不同的孩子。”17有障碍的教育出在不同类型的学习和认知上,检讨与反省中的美国教育放弃了教育的阶段性品质,而实质上就是在众多城市饲料面前,怎样让教育也成为城市饲料,并且力争做到成为热城市饲料,让受教群不怎么费脑子就能获取经验与知识,我们知道,城市饲料,热性城市饲料是拒绝理性参与的,并且与知识无缘,只有冷性城市饲料才接受理性参与,才能提供参与者以知识,但这势必得到这样的感受就是太费脑子。参与与学习出现状态上的不同,甚至导致主动性与被动性的对立,面对这个问题,尼葛洛庞帝作了如下解释,“学习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当然是来自教——但必须有好的教师和好的教学方法,其中一个主要的衡量标准是教育能否引导孩子探索未知、掌握学习的方法,并找到前进的方向。在电脑出现以前,教学手段局限在运用视听设备和通过电视进行远程教学上,这些方式只不过更强化了教师的主动性和学生的被动性。”18解决主动性与被动性,也就是解决“参与”与“学习”的对立状态成了把教育推向城市饲料的关键,而电脑与游戏软件这类城市热饲料是教育成为城市饲料的催化剂,在电脑中通过感官参与的方式,游戏于信息中,尤其游戏于抽象主题中的时候,信息呈现了更丰富的内涵,把原本是一堆抽象得没有意义的数字、知识,在游戏中变成钱,并且来买哈利波特,买最好的雪糕,建一个想象中的迪士尼乐园,以往需要学习的数字现在变成了感官可参与的信息,参与取代了学习,主动性取代了被动,以往令人费脑子的、需要以学习状态应对的教育现在成了城市饲料。
  
    美国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因而再也没有出现初中生呼吁要教育适应学生的尴尬,但是教育在美国也不再有让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功能。教育就是一套游戏软件,拒绝神圣的理性认知,广纳卑微的感官参与,而且它的参与空间里只有游戏。
  
    成为城市饲料的教育淡化了一个界限,即淡化了神圣的与世俗的界限。在教育还只是教育的情况下,教育保证建立符合社会要求的价值体系,教育保障未来的新生社会群体的行为与社会规范的误差为零,教育还保障新生社会群体是维护社会价值体系的新生力量,保证新生社会群体创造出更适合社会发展的新的价值体系,那么,教育当然容不得任何游戏的态度与游戏的方式,教育当然拒绝非理性的参与,只能接受理性的认知,教育实际给定的当然是固有的价值观,固有的世界观。
  
    而这些,与现实社会中的一系列城市饲料存在深刻的矛盾与分歧,也就是需要现有的可制定的价值观念保护与滋润的下一代,不能享受目前社会流行,成年人早已享受的城市饲料,教育在作一些量身定做的工作,那么,教育给定的部分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一旦走入社会现实,他们带着教育给定的部分走进社会,他们学习得来的即强记生背下来的知识已显得不合时宜了,教育给定的那一大套价值观原来沾满了灰尘。
  
    目前我们还无法确定知识观念教育与作为城市饲料的教育哪一种更符合终极意义——假设人类有那么一个完善的终极意义,但是可以明了地看到作为城市饲料的教育顺应了数化时代的要求,同其他城市饲料一样它与人的存在具有合目的性。在短见上作为城市饲料的教育与社会与数化时代具有谐调性,从长远看,或者通过它让我们看得更远一点,更乐观一点,它同样让人类觉得渺茫。
  
  城市饲料:科学
  
  科学回答不了更快是多快更高是多高更大是多大更小是多小更美是多美!
  
    更快是多快?更高是多高?更大是多大?更小是多小?更完美是多美?科学其实不能回答!这些问题,蒸汽机时代回答过一次,宇宙飞船技术回答过一次,纳米科学回答过一次,最近克隆技术也回答过一次,但是,尔后又出现了超音速飞机,磁浮列车、火箭、每秒六十亿位元信息流,一度在历史上留下辉煌答案的前度技术就像烧煤碳的蒸汽车一样灰暗,科学回答不了任何终极问题,科技满足不了人的下一个要求。因为最高最快最大最美是人的想望。一旦一个最高最快最大最美出现,它就不再最高最快最大最美的了。
  
  科学也从不没有问“人究竟要多快要多高要多大要多小要多美”!
  
    科学回答不了更快是多快,更高是多高,更大是多大,更小是多小,更美是多美,但是,科学也从来没有问人,人要的更快是多快,人要的更高是多高,人要的更大是多大,人要的更小是多小,人要的更完美是多美。
  
    现在,世界上地面上的交通工具每小时可行驶三百至六百公里,上海的磁浮列车时速就能达到四百三十公里,据说目前的科技能力可以设时出时速达到六百公里的列车,相对于步行和古典马车,这个速度可是最快的了,但是信息流速度目前却接近了六十亿位元/每秒,并且能逼真传输人所要求的任何真实感觉,那么,交通工具的速度与之相比就显得低下多了,也就显得十分原始。当然,相比磁浮列车,交通工具中有更快的,空中交通工具中有空中客车、波音777,它们的时速比磁浮列车要快得多,人没有因此终止对“更快”的想望,因为相比目前的信息流速度空中交通工具的速度要低得多。
  
    目前世界上最长的跨海湾大桥中国的杭州湾跨海大桥2003年6月8日已奠基,它全长三十六公里,面对这座大桥,人们很理智的说这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只所以用“目前”这个词儿,因为人们知道,这不是人类最后一跨海大桥,更长的更大的大桥还在后面,因此人们用了“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跨海大桥”这样的概定。由此,世界上有了 “目前人类进入太空最远的距离”、“目前人类征服最高的山”、“目前世界最高的大楼”等等等等,这些高大的,最高的都可以与目前最强大的科技能力比肩。科学被人类的欲望逼得喘不过气来,有时还是回答不出更快是多快?更高是多高?更大是多大?更小是多小?更完美是多美?略显尴尬的科学却从来没有问人类,你们要的更快是多快,你们要的更高是多高,你们要的更大是多大,你们要的更小是多小,你们人——要的更完美是多美。
  
  科学目前没有是非态度 不论是科学的态度还是非科学的态度
  
    起初,科学是一种态度,是人类认识自然而后的客观总结,包含对是非的臻别,她的传统定义很多,有严肃的定义,有灰谐的定义——科学的演化也让给她一些灰谐的定义,有一个出自一般性总结的定义值得人回味,说科学是满足她的宠儿——人的好奇心的保姆。进入数化人的眼帘的科学,确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了,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已不能满足数化人的要求。不再为真理服务,它只是为人和为欲望服务的科学,目前她没有说不的权力,面对人科学完全失去了是非态度,失去了是非态度的科学蜕化成了科技。
  
    从小我们就对科学有一种神圣感,甚至一个人的崇高理想也是围绕科学而产生的,做一个调查,肯定有不少孩子会憧憬长大后当一个科学家。为什么,科学神圣,科学值得信赖,科学客观并证明真理成其为真理,科学是谬论的天敌,科学是保障人、人类不致走上歪路的准则,即使你走上邪路,科学也能纠正错误。那么,科学是有态度的,她揭示自然规律,同时也保护、保证自然规律不遭破坏。“不”是谁的权力?“不”就是科学的权力!只有科学说出的“可以”是可以的,只有科学说出的“不”是最具权威性。
  
    人们还没有觉察,不知什么时候起科学没有了权威性,科学也没有了态度,科学没了准则,科学从来不再对人说不了。她就像一个保姆或者乳娘,对人十分娇宠,只要人想要什么,这位乳娘生怕自己的宠儿不高兴,马上想尽办法满足宠儿的要求,哪怕违背自己的准则科学也在所不惜。为了满足人的要求,科学放弃了她的严肃身份,不惜沦为科技。沦为科技也含有一定的科学态度,可是到了她面对数化人的时候,科学这位保姆面对更加肆无忌惮的数化人,她再一次沦落成为技术,对数化人有求必应。
  
    为了满足人的要求,科学这位保姆给了人无数冰箱、无数的空调机,无数的汽车,无数的工厂,无数高科技武器,一场战争释放的热量就得南北极的许许多多冰角来消化,一次次航空试验也在释放热量,又丢下多少太空垃圾,而空中一天有多少架次飞机穿云破雾,地上一天有多少列火车呼隆呼隆滚滚向前。在地球上空有一层臭氧层,臭氧层主要位于地球上空的同温层,离地表九到三十英里,如果把臭氧层压缩,厚度还不到一英寸。然而,臭氧层的厚度减少1%,紫外线的幅射量就会增加2%,这将意味着对人类的健康产生影响,医学证明,这类影响包括癌症和白内障。美国的迈尔斯揭露了一个问题,发达国家一面在叫嚣保护环境,一面又大力生产供人享受的科技产品,生产这些产品以及生产这些产品的过程的破坏有多大呢?臭氧会遭到含氯氟烃的破坏,含氯氟烃是用于许多工业部门的极其廉价的化学品。空气中的一个含氯氟烃分子,在它持续十年的生存期中,能够吞噬十万个臭氧分子。“1987年当含氯氟烃生产处于高峰时,发达国家的产量占世界总量的90%以上(美国超过三分之一),它们的消耗也几乎同样多(美国大大超过四分之一)。发展中国家只占余下的很小一部分。可见,占世界人口22%的发达国家,人均生产和消耗的含氯氟烃是发展中国家平均量的25到30倍。”19所谓发达国家其实就是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要强一些,拥有技术的程度要高一些,产生破坏力的力量要大一些的国家,破坏的东西要多一些。发达国家享受科技与破坏臭氧层成正比,欲望的强度和可满足欲望的科技力量与破坏环境的结局也成正比。因紫外线幅射,在我们今天活着的人中,皮肤癌的数量将会增加几千万,这还只是其一,“更严重的是,臭氧层耗损将影响免疫系统。这会使人更容易患上疱疹和艾滋病等已知疾病,并且在一系列新的疾病肿瘤和寄生虫面前束手无策,而这些都是人在一个受温效应影响的世界中可能预料到的——热带病会传播到温带地区,而生活在温带地区的人们体内并没有对付这些疾病的抵抗力”。20生活在温带的人,生活在低寒带的人的整个免疫系统对于热带病毒是松散的,对于热带病毒,温带寒温带人的免疫系统就不成其为免疫系统了。
  
    中国有一句名言叫做“自作自受”,这句名言包含极强的伦理能量,也引发另一说法,即人面对疾病等灾难是人饮自制的痛,也叫灾难自助餐。路易·布莱里奥1909年7月25日4时41分乘单翼布莱里奥十一号单翼飞机起飞,31分钟后降落在多佛尔的悬崖上,征服了空间也征服了速限。至今,一天有多少架飞机或是航天器在空中留下高空遗温呢?军方认为飞机是威力极大的武器,飞机使战争升级,飞机又使权力欲望升级制造了更多的死亡。速限是人、是科学一直想制服的一个科研对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年一个晴朗的8月4日,在柏林东车站至法国巴黎运送德国军队的火车上写着这样的字,字迹很乱,也许不是政府口号,“去巴黎吃早饭!一剌刀挑死一个法国人!”21科学解决速限让人们获得更快的运输工具,只是为了让人快快地从此地到彼地去杀人,还没误吃早餐。这还只是属于人文灾难,而今天以每小时150公里,每小时200公里,甚至每小时600公里速度飞驰在大地上的列车、磁浮列车,虽然它们大都用电,但是,每一小时都会给低空留下不少的低空遗温。无论是高空遗温还是低空遗温,引起了世界性气候秩序的混乱。“来自我们共同天空的第二种威胁力量更大,而且更难对付得多。大气层中被称作温室气体的积累引起全球变暖的现象。……如果人类继续我行我素,几十年后就会遇到‘二氧化碳等同物’增加一倍的情况;我们是根据使全球变暖的程度,与二氧化碳这种气体(它在全球变暖中起到了一半的作用)进行对比,把其他导致温室效应的气体如甲烷和一氧化二氮的数量做出计算后得出这个结论的。这将把整个世界的平均气温提高4·5到10华氏度。”22气候变暖意味着大量水分被蒸发,出现干旱高温等等,而对于拥冰寒带来说,意味着变得更暖和冰雪消融更快,导致海平面上升。飞机火车这些科技的产物导至气候秩序紊乱,数化时代的大信息传播出现的高空电子层,到了一度程度之后,同样会产生破坏力,高空电子层,或是高空电子雪花,或是低空电子雾,它破坏的可能不是臭氧层,影响的可能不是气候,它破坏的对象可能是空气质量和阳光质量这些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太宇物质。高空电子雪花可以致使空气中的氧坏死,轻微点说或是改变氧气质量,而达到一度的量后,产生一定程度的能量可以改变太阳的光线,改变阳光中的色结构,混淆阳光中的色谱,甚至改变阳光的直线射力。如果阳光的射力在高空电子层面前减弱,在到达不了地球表面时就发生散射,人类在弱光中看到的树可能就不是树,看到的蛇就不是蛇,还以为是香喷喷的油条呢,等到这根油条咬了人一口,我们才感觉这原来是蛇。如果高空电子雪花更密,我们可能连弱光也不再拥有,人类可能集体失明。早期一些文学作品的描述就成了可实践的预言。
  
    当然,人类还有其它功能如听觉功能,试想,电子雪花改变了阳光,改变了太阳,空气结构也不可能不遭到破坏,我们是倚靠空气传播声音的,轻微程度的高空电子霜同样可能改变空气的质量,它可以致使氧气坏死,也可以改变空气结构,或者是空气密度变大,或者是空气密度变小,这会直接影响声音的传播,等到空气结构改变得无法传递声音了,人即使有一对耳朵又有什么用呢?就臭氧层的破坏,气候秩序混乱等情况来看,电子雪花或是电子霜改变阳光质量、空气质量直至造成阳光和空气坏死也同样是科学的附加产物。
  
    温室效应出现,海平面上升,目前还不能说没有电子霜和电子雪花的作用,海平面上升,人们生活的陆地在减少,海水渐渐逼近一些大城市,纽约的某些临海街区,上海外滩也将沉入海水。人类——被科学宠坏了的孩子又向科学提出了要求,而科学这位保姆也不会让被她宠坏了的人返祖重新回到鱼类,人类的要求闯了这么大的齐天大祸,连科学给他们营造起来的老窝都快没了,科学面对人的欲望没有说“不”,也没有来一次忆苦思甜,教育教育人类,而是又在勤勤恳恳为人类解决海平面上升的问题。
  
    中国一场SARS刚刚得到控制,2003年6月2日,印度安得拉邦北部气温达到50摄氏度,近三个星期的酷热已造成印度逾千人死亡,印度的邻国孟加拉国死了四十二人,巴基斯死在高温下的人也达到了四十人。在印度南部安得拉邦,6月1号的二十四小时内就有136人死于热浪。这一天是国际儿童节,印度儿童的“六·一”礼物是死亡,印度的父亲带着自己的女儿在干涸的龟裂的河床上祈雨,孩子们如果能看到一些水珠那简止比收到“六一”礼物还要高兴。把这一些归结为自然灾害显然不够,自从有了现代科学,自然灾害与人类行为就有了密切的关系,自然灾害属于非常力量,甚至可以把它认为是非自然规律以外的非常力量,但是这如同酸雨、山体滑坡、海平面上涨这些自然灾害一样,自然灾害借助了人赋予的力量。没有那么多工厂,酸雨哪来这么频繁,没有温室效应,海平面上涨哪有这么快。
  
    自然灾害可归结为人类行为问题,面对这些问题,科学不仅不对人说不,反而从外部解决这些问,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也是积累灾难的开始。在这个过程中,科学从一个非常富有个性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只会宠人的老保姆,她自身也从科学沦为没有科学态度的技术。
  
    伦理是自然法则赋予人类的一个存在准则,科学也要像保证自然法则一样保护伦理,并受其制约。生物技术打破了两体结合父子因承的自然关系,一个人现在可以利用克隆技克隆一个自己,从年龄上讲克隆体应该是儿子,但是从细胞和基因上看,提供细胞的人与克隆体年龄是相当的,或许用于克隆的单一细胞年龄比提供细胞者身上所有细胞的平均年龄要老得多,看上去幼稚得多的克隆体也许是他的父本的父亲也未必。人的欲望已经开出了超生命的玩笑了。可是科学没有说不。

    无论人类开放的度是什么样的,但是性因为表达爱,表达生命,表达生命关系,它是神圣的,像自然法则一样神圣。可是面对信息时代与数化人,性也将产品化。科技将性产品化,与某个社会制度将性产品化不同,苏格拉底城邦将性产品化设置了妓女这一城市热饲料,但是那是在两个生命体之间的交易,以城邦健康正义为准绳,那么,苏格拉底城邦性产品只是类性产品,不是纯粹的性产品。“1870年7月5号,圣路易市镇委员会辟了六个区,专门用于卖淫嫖娼者的活动场所,并要求妓女登记自己的永久性住址,并以三种形式之一确定自己的身份:住妓院者、自有房间、或者‘包娼’。……1849年的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使数千孤身男人西涌而去,因而也使妓业大盛。在美国内战期间,联军的军官们封锁了南方一些被征服的城市,清查那里的行妓情况。‘发工资的日期一到,排在这些妓院门口的队伍长及数里,男人们彼此挤撞,都想极早占据一个位置’。一位联军军官这样写道。他还说:‘平均的嫖资为三美元,到发工资的日子,一些(妇女)可挣到二百五十到三百美元”23。人对于性产生了产品化的要求,这一赤裸裸的欲望对国家政府的政策又提出了要求,我们认为政策一般是理性的,但是一些国家设置的斯托里维尔区无疑将性产品化,表现出非理性与放纵的一面。到十九世纪的九十年代,美国新奥尔良卖淫业十分红火,妓女们几乎可以在这个城市的任何地方展露玉腿,这使得心怀改革志向的议员西德尼·斯托里奋起抗争,要求政府在1897年成立一个特别管理区,这个妓女营业的红灯区,反而被一些聪明的记者命名为斯托里维尔区,这也许令这位有点像卫道士的改革者西德尼·斯托里哭笑不得。
  
    人对政策提出要求,并使政策表现出非理性的一面,但是,即使非理性的政策也只能使性类产品化,享受这些类产品的人也许要付出工资的某一部分,也许因为不能随心所欲而要消耗太多的时间,“不尽人意”让人对科技提出了解限要求。他们要求将性作为信息传播,要求将性信息产品化随意享受,科技正在为满足人的这一要求而不懈地努力着,而此时的数化人,消费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数化人在消费任何东西的时候都将消费对象城市饲料化,都当作消费品,或者可以这样说,数化人在消费时都会将消费对象信息化,哪怕是消费性也将性信息化。进行比较,人在文艺复兴时期,人阅读一部文学作品,或是进行一项认知活动,都是为了蓄备认知能力,获取知识,完善观念。在哲学家一度十分耽心人异化的那个时期,人与一切基本物化,包括对艺术等任何精神的东西他们也像消费商品一样进行消费。人进入数化时代,进入生命假期,数化人不求在他消费的对象身上获取知识,也不求获得对某事物的认识,说人在物化时期人只求占有,而人在数化时期,数化人觉得占有将成为负担,数化人将一切消费对象数化、空洞化、信息化,在非工作层面,数化人消费信息时不求求证,不求证信息的真伪,更不会求证信息的文化意义,而只求获得大量信息和大信息带来的感官剌激,因而,数化人要求将性产品化、将性信息化就不足为奇了。
  
    面对这个哲学看来很是严峻的问题,科学和某些政策一样表现出非理性的一面,而且有比允许设立斯托里维尔区的政策更人性、更柔情蜜意、更数化的一面。科技目前已经发现,如果信息流每秒达到六十亿位元的速度,只要辅佐一定的器具如电脑紧身衣、电子性器等,就可以传递人任何部位需要且令人感到满足的性感觉。
  
    科学的功能就是发现目前还没有发现的事物,这也是科学的创造功能,就这一点而言,科学很早就烙上了数化的功能有了,所以,科学表现的非理性的一面,不是现在才出现的,而是其质就包含了数化的非理性功能,数化时代人们变本加厉地利用了这一功能,因而科学对人类非理性行为是否能说不,这不取决于科学精神,而是取决于它的本质,因此可以断言,假设科学放弃了“说不”的权力,假设科学失去了是非态度,科学就是数化时代的一份热城市饲料,因为失去创造伦理的科学,已表现出热城市饲料的特征,科学它只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而工作,它带有些许创造意味的产品,面对人的消费,要求投入的是感官参与,此一类的感官消费品完全吻合热城市饲料特性。
  
    就科学这个概念而言,它的合理化、合法化一度让人类对其十分信赖进而依赖,它的创造突破一定界限,为人类拓展全新的生活空间,人类一度将其看作是科学创造,看作是合理的。从这一点来看,是人的数化本质将其合法化了,哪怕是在远古,也是人的数化本质怂恿了科学的数化功能,而非科学的所有行为都是合理而客观的。科学即使发现了目前还没有发现的事物,即使带有创造性质,但是科学已经是远离或失去了创造伦理。别尔嘉耶夫关于创造的本质说到科学创造应该去猜测上帝向人们需要的和上帝等待的是什么。把种子埋在地里长果实这要遭到谴责的,这不是创造,把种子埋在地里长黄金,这不致遭到谴责,但也不致受到表扬,这还缺少创造,如果把一个想法种在根本不肥的地里长出一千克拉钻石,那你只猜到上帝的意图的一小半儿,而你真能用高速信息流创造新的时空关系,使人不用乘飞宇宙飞船想到哪就到哪,想要什么感觉就得到什么感觉,上帝才会微笑,欲望才会微笑,这才算得上——只是这个时代的——创造。比较上帝向人们的需要与人类的欲望,倒不如说人们在要求上帝,因此,上帝的要求不是科学的动力,人类的欲望与贪念才是科学技术的动力,如此,科学离创造伦理学究竟有多远了呢?我们知道,“创造总是增加、创新、建立世界上未曾有过的新东西。”科学面对的是未曾出现的事物,而这些未曾出现过的事物恰巧是人们通过上帝向科学发出的要求,它不是让一个隐潜的客观世界展现在人类世界,启迪人类规约自身的非理性的数化目的,而是让一个不可出现的世界按照人的要求出现在人类生活中而且按照人的非理性数化目的运动存在,保证人类生活更加舒适、骄奢、淫逸,保障人的越来越浓郁的懒堕、贪婪、自私、好奇更加合法化。如此,科学的创造的自身伦理,更加无法结合“更为存在”的伦理。一旦科学成为满足人们贪欲和好奇心的一门学科,未曾有过的东西永远具备吸引力,科学的创造伦理学势必破坏存在伦理学。问题接踵而来,“就自己的实质而言,创造是从虚无中的创造。虚无成了某种东西,非存在成了存在。创造要求非存在,如同在黑格尔那里生成需要非存在一样。创造如同柏拉图的爱欲一样,是贫穷和财富的产物,是力量的缺乏和富足的产物。创造与罪相关,同时创造还是一种牺牲。真正意义上创造总是一种纯洁和净化,是精神对心理-肉体本性的摆脱,或者是用精神克服心理-肉体本性。创造与流溢和生产有原则性的区别。在流溢里所发生是物质的释放和物质的分离。创造也不是物质和能量的重新分配,如同在进化过程中那样。进化不但不是创造,而且还与创造对立”24。目前科学创造已经失去了这一机制,无论是科学还是创造,反而无法摆脱心理-肉体本性,或者说不仅不摆脱心理-肉体本性,反而是为了满足心理-肉体本性的需要,更谈不上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创建新的对立体。因为,创造即使以科学正名,创造的行为不是遵崇存在伦理的活动,其活动中加入了人类的主观元素,就像哲学界一度肯定的创造如同艺术创作一样,创造出来的事物,不是理式的理式,而只是像一位木匠造床一样,木匠造的床只是理式的摹本,而数化时代的创造物更像一位艺术家的作品,它只是对木匠造的床的摹本。这就是,数化时代的科学技术创造活动,是按照人的要求进行的,而非按照理式的本来性质进行,更无法按照存在伦理进行。那么,当下数化技术下的产品一般是在破坏存在伦理。如此,无论是数化时代,还是更早一时期的科学,更无法在整个人类活动中建立新的对立体来规约人的行为。
  
    别尔嘉耶夫惋叹的科学没有新建的对立体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一直以来直至数化时代的无对立的创造是从虚无、从非存在、从自由向存在和世界的突破,上帝创造了人而人获得创造的权力后,无对立创造指向生命个体而非指向存在和世界后,创造成为复杂构造,创造单一指向生命个体,因此,“人的创造”要求有三个因素,一是自由的因素,只有依靠自由、创造新的、未曾有过的事物才是可能的;二是人的天赋及与其相关的使命;三是被创造的世界,创造的行为在这时实现——创造行为的质料就是从被创造的世界来。在第一个因素中,自由的乃是存在的,是创造的基础,是一切可创造事物的本质基础,但是人以其创造使命行使创造权力并付之行为,进入数化进代一旦人的存在暴露出非存在的个体生命命义,创造必然按照生命命义进行,人的创造必然摆脱对于自由世界(存在的本真体)的理解,这类的创造潺杂了生命天赋和个体才能,再加上科学提供的为人服务的技术力量,终究,人的创造就会僭越初始创造的原真目的,人的创造的权力当然要比上帝创造的权力大,人的创造当然会奋悖初始的创造,进而悖离自由的存在。
  
    悖离自由的世界,是因为创造失去了科学的目的(指原初的科学目的),那么指向个体的而非指向自由世界的创造当然唾弃自由的存在的世界要求的规约。我们不能说是人类进行数化时代后创造才失去建立新的对立体的精神,而是一开始,创造交由人进行时,人类就利用其天赋改变了创造的本质。其实人的天赋是什么呢?它不是天才,也不是上帝创造人时赋予的职责,而是人本身的弊端——懒堕与贪欲!懒堕与贪欲、得寸进尺的欲望才是人的天才。一旦一种创造——无论是什么时代的创造受支于人的天才,其行为必然消灭科学创造中的建立新的对立体的精神。这是因为真正科学的创造创建的对立体是创造伦理学,是针对人的欲望的。在此一点上看,我不同意别尔嘉耶夫的理论,别尔嘉耶夫认为,“对于创造伦理学而言,生命遵循的道德目的不是自我拯救,而是创造性地实现真理和创造价值,哪怕这个价值不是道德意义上的价值。创造伦理学从个性出发,但它不指向个性,而是指向世界,然而法律伦理学从世界、社会出发,却指向个性。只有创造伦理学最先克服了精神的否定指向,主要是克服了同恶和罪的斗争,确定了精神的肯定指向,创造生命的价值内容”25。对生命个体创造这样的肯定,显然无法放在二十一世纪进行检验,那么其建立的创造伦理学也无法使个体创造以及生命价值遵循必要的规约,也就是科学创造应当建立的对立体。如果仅以是否创造生命价值内容而论,而不考虑生命创造内容是否符合自在世界的价值,那么,这样的创造伦理学就如同人自订的法律而后产生的法律伦理学一样,即使指向生命个体,也无法规约个体行为,何况,别尔嘉耶夫的创造伦理学完全放弃了对创造主体进行伦理学制约。如此,这类创造伦理学它不但不能克服人类的利己主义,更不能克服先验的利己主义,即使二十一世纪出现了许多让人警醒的灾难而人类拟请自我救赎,救赎伦理学也会染上利己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创造伦理学中的惩罚与恐惧对于人类行为已经不可能发挥作用,如此下来,科技创造的后遗症——海平面上升、电子雾破坏空气质量等等——恐怕也很难引起人类对自身行为的反思,人类更无法对自身行为的道德品质是否是纯洁的、是否是符合存在伦理学的这类问题进行思考了。而原初科学创造需要的建立新的对立体就是对当下创造行为的思考的准则,是人类进行自我救赎的依据,如果按照别尔嘉耶夫的创造伦理学进行创造,显然在创造本身就放弃了这些准则与依据。这样的创造伦理学反倒成了数化时代数化人进行创造的理论支点。
  
    行为道德世界如此顽劣的旧现象,如此肯定个体价值,实际上牺牲了存在伦理学的忠诚与纯洁。在制造这类牺牲方面,我们不能说数化人要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特别是克尔凯郭尔在为方面发挥的作用要大,也不能说宗教伦理学没有发挥诱导作用。资本主义社会巧妙利用了他们的思想,通过工业技术制订一系列资本主义精神后,赋予存在伦理学两幅面孔。至此,所有的哲学开始失聪,无法完全相信也无法把握存在伦理学忠诚纯洁的实质,资本主义社会面对人的一百种倾诉,开始忍痛让资本主义精神发生裂变,在自由存在(类似于自然存在)方面以平等自由作旗帜,并巧妙利用所有哲学的片面性,如倡导苏格拉底片面性极强的格言“发现自己的最大快乐在于揭露事物的过程,并从中证实自己的力量”。并狡滑巧妙地利用理论与历史的矛盾,如把尼采的人只有靠权力意志才能获救和康拉德的权力意志威胁着文明结合在一起,以一个矛盾的现实世界——矛盾的“物资世界”把人们从长期进行的精神斗争中解救出来,置于一个比虚无主义更多矛盾以资本为中心的物资世界,开启人们的感官甚至是生理部分。而这时人们的精神器官要比感觉器官要灵敏得多也要双感觉器官疲倦得多,正是利用这一点,人体感知器官要比一颗大脑要驾驭得多,感觉器官也更容易得到享受和满足,这就如丹尼尔·贝尔所说,新事物的内在与外界价值以及这种价值的通行无阻,创新的感觉和行为方式得以迅速扩散。这一点一直扩散到二十一世纪数化生活形态形成之际。
  
    如此,还不需要旧的创造伦理学作指导,事实上,数化时代数化人扔掉根性的东西是这么容易,而寻找根据又这么困难,即使面对几千年的历史,寻找一点儿支持数化人的行为的根据都意味着不可能。面对同样的困难,别尔嘉耶夫理论落入数化人时代,总是让人无法摆脱断章取义。在确定精神的力量并由精神摆脱心理肉体本性几乎成为一则笑话,但是,科学如果超然创造伦理,不摆脱心理与肉体本性,创造与罪相关,科学何尝与罪恶无关?!别尔嘉耶夫显然想阻止因创造而制造的牺牲,而实际情况是,科学制止了创造制造的一度牺牲,却在制止制造牺牲的过程中制造了新的更大的牺牲,科学制造的二度牺牲中创造了更大的罪。如解决了空间、速限等问题,却创造了气候混乱。从有线信息流传输发展到无线大信息流传枢纽,制造了电子霜,将改变阳光与空气结构,导致人类集体失明失聪。更大的事故不是在一度牺牲中看得清楚的,只有在二度牺牲中,我们才能发现科学这一城市饲料它带来了什么。
  
    我们所崇尚的德谟克利特式科学,已经面目前全非了,它既不为人揭示自然规律,也不对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说不,它成了人的善良的保姆和欲望的同谋或者是帮凶,一度它制造城市饲料,其实它现在就如同妓女一样也成为城市饲料,如果给目前的科学一个新代号,叫科学为“技女”比较贴切,也比较能概括它在二十一世纪的品行以及表现。总之,科学已经属于城市饲料。

 科学的首要任务
  
    这是一个理想的话题。这得期待科学传统精神复苏。科学传统精神复苏后,科学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消灭生命体内的自私、欲望、复仇、恐怖、战争等基因。
  
    也许这都怪我们,怪我们将科学过于神圣化,也许科学起初就是这样的。威廉·肯姆勒是世界上第一个受威斯汀豪斯刑处死的犯人。肯姆勒的死牵涉到了科学以及大科学家爱迪生,一提起这个名字就让我们想到光明,想到留声机,照相术、电影等,他一生共拥在一千多种专利产品,其中较重要的是发现并应用了电。爱迪生发现了直流电,而他的对手乔治·威斯汀豪斯拥有交流电,两人都在美国一些大城市架设电线,建发电厂,竞争激烈。爱迪生散布威斯汀豪斯认为是谣言说,乔治·威斯汀豪斯的交流电不够安全,他说,不管乔治·威斯汀豪斯安装什么规模的发电系统,他的交流电都将在六个月内杀掉一个客户。当时纽约州立法机构正在寻找一种比绞刑更人道的刑罚,爱迪生提出,用一千伏量级的交流电就能完成此事。其内在目的就是说明威斯汀豪斯的交流电可以致人死命,比较危险,将威斯汀豪斯的客户拉过来用爱氏的直流电。爱迪生做了种种实验,在官员的监督下,先是用一千伏的直流电击狗,狗倒在地方不动了,可是等放开后,狗爬起来只晃了几个就跑了。接着用交流电击狗,受交流电击打的狗只叫了几声就死掉了。世界上第一个受电刑的威廉·肯姆勒,坐上爱迪生制作的刑具威斯汀豪斯电椅,经历了17秒,于1890年8月7日6点43分第一次死去,过了一小会肯姆勒又动了,行刑人员又补充通电,肯姆勒彻底死去。爱迪生证明威斯汀豪斯的交流电确实可以杀人。这个证明为爱迪生拉来了多少订单我们不知道。但是科学家的嘴脸让我们看到了科学确实为欲望而生。有了欲望与贪婪就有了世界上第一把电椅,有了想不付出步力代价的懒堕就有了马车。尔后一个国王想有更大疆域,就有了战争。有了复仇就有了9·11恐怖事件。贪欲是战争、恐怖、复仇之源,面对人文社会,欲望使背后的冷枪嗖嗖作响;欲望使战场尸横遍野;欲望使令人为自己的智慧而骄傲的大楼顷刻倒塌;欲望让海平面上涨淹没城市,而科学技术完善了欲望和灾难,而欲望之后的一些灾难又时不时胁迫人类,因此,我认为科学的任务不是发明电椅马车火车飞机航天器电脑以及信息传输技术,科学的首要任务——至少是科学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消灭人体内的自私、欲望、恐怖、复仇、战争等非正义生命基因。
  
    其实人类早就发现欲望、恐怖、复仇、战争属于不良行为,由非正义生命基因导致,但是,人类自己的病自己却十分珍爱,舍不得将其当作研究对象。那么,如果我们舍不得关上潘多拉盒子,但至少可以改良欲望、恐怖、复仇、战争这些非正义生命基因。现在地球上的资源不够用了,人跑到太空寻找资源,到一定时候人在地球上无法生活了,人也会到太空寻找新家园,在谈及节欲(也可以是节育)、人口与地球时,哈丁批评了德布兰克,他说“20世纪50年代,一位由欧文·A·德布兰克的天主教高级神职人员强烈反对‘一个时常挂在嘴边的看法,即节育是解决世界人口增长过快引发的问题的唯一方案’,为了在抑制人口增长之外另找出路,德布兰克说,我们应当欢迎人口增长并制定计划将过剩人口运往其他地方。这样我们能继续人类的千年传统,即在把老家弄得一团糟之后搬一个新家。”26。人类何必把老家弄得一团糟后再去找一个新家呢?不过现在确实有人在考虑把老家弄糟后再搬新家,1958年,NASA(美国家航空航天局)成立后四年,其国会监护人即科学和宇航委员会支持将太空移民作为人口爆炸问题最终解决办法的观点。
  
    有人在考虑把老家弄糟后再搬新家,居然没有人考虑能不能不把老家弄糟!
  
    能把老家弄糟的人难道就不能把新家再弄得一团糟或者弄得更糟?!也许人们可以考虑不要把老家弄得一团糟,但是这十分困难,这要放弃欲望,因为人只要存有欲望,就不可能不糟蹋,只有人存有欲望,就不可能找不到糟蹋的理由,就像目前,地球不堪重负,人也面目全非,但是人类还冠之以进化与文明。制造地球文明的人类,也可以制造太空文明,我相信,只要有欲望,人什么文明都能制造,但是制造了地球灾难的数化人很难保证不再制造一个太空灾难,真正到我们需要寻找新的家园时,光冕堂煌的文明还具有传统意义上的文明的含义吗?光冕堂煌的文明也许现在就是灾难的光冕堂煌的说法。等到人把地球糟蹋得不像样子,人再也无法居住时,与其科学还得负责把地球上的五十多亿人搬到其它星球上去,还不如目前就改良人体内的欲望、恐怖、战争、复仇等非正义生命基因。因此,科学的首要而且十分紧迫的任务是消灭人体内的自私、欲望、恐怖、战争、复仇等非正义生命基因,制造生命正义基因。
  
    当然这很困难,但也有可能,试想,如果把进行实验克隆这种完全属于非理性目的的技术的投资用于解决生命中的非正义基因上来,也是存在理性希望的。
  
    不过,数化人利用各种城市饲料制造的消费方式构成目前日常生活形态,由数化人的本质构筑的日常生活形态决定了科学必须符合数化人的存在目的,科学无法复苏成为具有是非态度的科学,因此,它只能产生城市饲料性价值。而后的数化人在存在过程中越来越注重感官体验而淡化理性认知,原本帮助人建立对立观念的科学,在某个阶段终结了它的初始性质,也在生命形态中终结了它的初始意义,基于这一点,科学这一城市饲料最多是欲望的工具,再也不可能发挥校正人类行为的作用。科学的如此境地,由城市饲料的性质所决定。
  
  插页一:城市饲料制造无记忆生活
  
  不论人们是否还在制造斗争,传媒已经在使用城市饲料符号。面对这一现实,传统这一词汇说明不了什么,只有过去的和现在的,陈旧的和新奇的,无用的和时用的,遗弃的和流行的。过去的和现在也许只针对一个阶段,并不针对传统,哪怕是前几天的都有可能成为过去的,成为非时用的。高速复制,快速替代,这是数化时代的生产标志。
  
    将某种事物,某种信息确定为“过去的,陈旧的”,在时间测试中是那么短暂,这样的信息交替规律,显露出信息的一大特征,信息排斥记忆。记忆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功能,在人类文化活动中逐渐得到锻炼,除了汇聚大量知识和信息外,还可以通过储备的知识建设一些标准,存留历史文化体系,建构个体社会文化认知系统和集体社会文化认知体系,并在社会活动中运用记忆中的知识,进行不违背存在伦理的创造,这是人作为人的一个标志性功能。人类进入生命假期,人的这些功能与现实产生深刻的矛盾。
  
    人的知识体系是共时性的,它源自于人类历史活动,通过知识体系以及体系状态来确立现实社会中属于知识体系的各种关系,是观念,是总结性的;而它一旦产生行为必定捎带上历史的记忆,放弃各种共存要素间的关系,而强调在时间上彼此代替的各项相连续的要素的关系。它有时甚至无法超越符号体系,当然,因其是记忆,在一个过程中也有重建的功能,但它是以比较的方法进行的,索绪尔在研究语言时采用的一种方法同时也可以说明人类运用语言创造时的特点。索绪尔说,“如果重建的唯一方法是比较,那么,反过来说,比较的唯一目的也只是为了重建。我们应该把在几个形式间所看到的对应放在时间的展望里,最后重建出一个单一的形式,否则就会徒劳无功。”27 我们可以说这是索绪尔认识语言的一种方法,也可以说是他找到了语言符号在人类文化活动中的规律,记忆也在比较与重建中力求创造出另一个单一的形式,但是,目前数化人将一切信息化后,人运用符号的创造就显示受到符号的共时性的牵制,记忆反而成了快速复制,便捷传递的一种阻碍力量。现代城市饲料似乎从此找到了抛弃记忆的理由。而事实是人本身也在屏弃记忆。这不是因为人性的懒堕所致,问题远没这么简单。
  
    搁置记忆功能是时代变更显示出的特征,城市饲料将记忆转化为存储,并极力将其功能化,从技术上说是设置,从行为上说是摹仿使其类似于人。如电视、电脑、手机、网络,它们有存储功能,但不是记忆功能,说它们有记忆功能,那是表现在行为上,如果行为上操作失误或是修改删除等等,超过了一个设置时间,电脑无法在后悔中再替人找出记忆中的刚刚删除的那些信息或那些文件。所以电脑有与人游戏的指令,如确认再确认等等键名指令,往往这些可用指令在考验人时显示一定的嘲弄,让人举棋不定。
  
    城市饲料以它们的逻辑检测人的行为,无论人的行为是处于思维状态还是处于操作状态,它们藐视存在于记忆中的、人们习以为常的、并且有点离不开哲学的、带准则的思维方式。它们制造偏差,但是又要求两种逻辑在同一生活层面会话。也许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这个对话无疑是一次、多次多边谈判,而最终一方会如同城市饲料一样放弃过于理性的记忆的功能。这些迹象敲定,面对以消费为第一特征的数化时代,记忆逐渐显现出不合理性。
  
    这一现实的根据是什么呢?这一现实的根据就是现实吗?它仅仅以现实做为根据就具有合法性吗?
  
    城市饲料把记忆当作摩擦系数很大的障碍,那么,拥在现实是不就拥有了嘲笑人类的权力呢?格赖斯的一个推理——虽然他论及的不是有关记忆与城市饲料的——也许能给我们一点儿启发,“因为依靠形式手段构造一个有着很一般公式的系统是可能的,相当一批这样的系统可被视为推理的范型。这样一种系统可以由某一组公式和数量不定的其他进一步公式组成;如果形式手段具有已被赋予的意义,则那些简单公式必定是可接受的;而对于那一些进一步公式来说,它们中有许多公式是可接受的,但是不太明显,如果初始集合的成员是可接受的,那么,每一个进一步的公式都能表现为是可接受的。”28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一度让无边乌托邦获得了巨大活力,城市饲料在记忆构成的进行时态中要克服矛盾,它不仅要表现是可接受的,还要表现是存在的,不仅就眼下情况,而在它的初始集合中就存在,而它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深入生活的系统,它的任何一个公式得出的结论也会具有合理性。虽然在理论上进行逻辑会话时显示出矛盾的荒诞性,但是它在人群中找到了可接受性。这种状况,还不是大多数人理解了这样一个公式,而只有少数知识精英才掌握这样的公式,但是人群已经表现出对这个比记忆进一步的东西的接受。也就是说记忆与经验可能掩盖城市饲料为人提供的感官参与获得的部分剌激。
  
    这类的城市饲料表现出来的精神效果也极具诱惑性——它不亚于伊甸园里的果子。经历了漫长意识形态的生命,有记忆以及记忆中的知识体系,就有赎罪与负担感,并最终成为义务。赎罪与义务一度成为人的终极使命,负担与沉重感在非理性状态理萌生,而又回到理性状态找到了“解放”这个词汇。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数化人明白了一个道理,以往解放这一行为多产生于意识形态领域,它由革命来完成,革命出现在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成果最多变成法律文件上的符号,而最终无法在非理性层面拥有革命的成果——生命的某状态的再次解放。而今由科学出面的革命,她把首先对非理性层面的解放作为革命的首要任务,削减人的文化负担——精神负担、心理负担、生理负担,进而全面解除人的文化负担。城市饲料的这种革命性功能,无论针对于人的哪个方面,都是受欢迎的,那么比以前更进一步的任何一个公式都是可接受的。
  
    何况短时内记忆功能让一切变得陈旧,让一切成为负担,加上,一人城市生活,没有复杂的关系与系体,没有必要让记忆帮助一个一人城市公民去解决过去复杂社会中的关系式。而符号是经验式的,它必然以旧的文化功能的嘴脸出现,因此,电视、电脑、手机、网络等城市饲料面临的是蒸发符号的传统含义,蒸发符号的文化记忆,解除符号强加给人的负、担,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得消解文化体系以及文化体系中文化符号的传统含义。而实际上,目前的科技产品已经在使作符号的歧义,人也已经在使用符号的歧义了。
  
  插页二:城市饲料使用符号歧义
  
  城市饲料使用符号歧义,这是出现在相对状态中的一个问题,城市饲料是运用符号发展起来的,在这么一个过程中,城市饲料它逐渐摒弃了一些城市饲料确定的附加成份,这些附加成份是符号的传统意义,有很重在历史积淀,如一度被误识的政治功能、教化功能等等,它逐渐完善自身,成其为单纯的城市饲料后,所运用的符号也逐步显示出陈旧的一面。当然,我们不能说伴随城市饲料的演变过程符号就没有丁点的变化,符号也在变化,但是两者的变化的步幅不一样,因此,成型的城市饲料对符号的要求也不一样了。虽然城市饲料在此一时代并没完全定型,比较二者,城市饲料是在近期成型,而符号包括语言文字等等在很早以前就定型,一种新型的载体运用古老的符号,显然,符号的表达功能甚至其指所和能指显然不很适应新型的城市饲料。就拿文字符号来说,文字号称是人类文化的历史结晶,它包含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而在那个漫长的认识过程中,这个字既表述了一个相对的客体,也纳入了人的主观意识活动,也就是说,一个字既确定了一个事物,也包含了种种关系,除包涵人与世界的关系外,还包含了人的伦理、道德观念,那么,是事物确定了符号呢,还是人的认识过程中的主观活动确定了符号呢?还是认识过程中思维终端产生的结论如道德伦理确定了符号?结论在这些问题之外,是人的要求确定了符号。
  
    把汉文字六书拆开进行分配,形声字似乎很客观,是人的一个单纯认识的总结,但是我们要知道,汉文字是象形字,是以形表义,而不是以声表义,它大部是由一些字根组合,在组合中我们看出古人对道德、伦理——自然伦理与人文伦理表现出无法排解而后的折衷状态,而最后学是人文伦理占了上风。按照实际情况而言,一个语符确立一种关系,甚至一个语词就能提示使作该语言的人们应该遵崇什么,反对什么,一个词就能让人们遵循一个规律,收敛自身行为。人类经历了政治鼎盛期后,人类语言更是被铸进了更为强大的意识形态话语成份,一个语词表述的事物本身反而次之,政素几乎占据了词语的所有外延。而此之前后人类利用科学无限扩张人类的欲望,符号本义多次裂变,语符伦理出现一次大逆转,本来表现“物我关系”的一些符号,目前表达的是“我物关系”,最终是人的要求确定了符号语义。即使是如此,符号的变化也不一定适应电视、电脑、网络等传媒的需要,这些城市饲料在使用符号的过程中,要求这些符号更加适应数化人的消费方式,它们要求这些符号更加适应数化人的感官消费,它们要求这些符号在数化人选择电视电脑网络和其它平面媒体等等城市饲料时,不要因为符号的问题而放弃这些城市饲料中的任何一种更适应感官消费成份。对于城市饲料本质的满足,城市饲料选择的是符号歧义。符号歧义,可以保证城市饲料更具有感官参与的可能性。
  
    就象欲望、政治可以缔造符号歧义一样,新技术也可以通过技术方式为符号增设歧义。可能有人会奇怪为什么把政治与新技术甚至欲望等同在一起,假设我们承认人类有发展,那就是格劳孔要求,那就是欲望推动人类在发展。诗人在表达一种感悟时写道,心比海大,心比山也高,也就是说比海大的是心,比宇宙大的也是心。这略让人感触到了一点恐惧,心何止比海大,比喜玛拉雅高!欲望比宇宙大,心比太空高,太空有限,欲望无限。地下所的煤矿石油,地上所有的水能、核能加起来,再加上太阳能,都没有欲望的能量大。以前我说,人类是一列火车,政治是车头,现在看来比作文还幼稚,人类是列车,格劳孔本能就是车头,欲望带动了一切,如果再有老师要求写你对人类的认识这样的作文,就应该写,人是太空飞船,欲望是飞船上的燃料,欲望不息,飞船飞而不止。政治、科学、新技术等等城市饲料以及我们冠上文化之冕说是具有文化意义的革命、战争等等其实都是格劳孔式欲望的产物。这些人类活动永远以陈旧为敌,永远以不够新奇的事物为敌。符号因其根性积淀,因其是关系式、规律、法则、伦理、道德的基本元素,人发现它的时候,它就成了人的敌人。我们明白了城市饲料与格劳孔要求的关系,我们也能明白城市饲料首要摆脱的就是符号固定来的人与事物、人与整个世界的固定关系。
  
    从年代上比,城市饲料比宗教、政治离我们近,但是它比政治先进不了多少,究其本质,它与政治在同一等低线上,不同之处一者运用意识形态法则,另一者运用技术法则,一者有着红衣主教的外套,另一者着梦露式第一皮肤,更加赤裸一些,承认欲望并极力满足任何欲望。因此,我们能从城市饲料那里看到符号显得那么陈旧。新技术为符号增设歧义似乎势在必然,否则不能满足城市饲料的要求,否则城市饲料也满足不了一个时代以及数化人的要求。
  
    非外部世界,符号世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后隐喻期后,符号不再是外部世界的总结,而直接委身于经验世界,这个时期,人们不仅可以得心应手地运用符号,还可以熟能生巧地创造符号,也就是说数化时代与虚拟作风让符号进入数化符号时代,数化符号时代使信息传播日臻成型。如果我们把它纳入秩序,给它一个名次,它是理式的模仿品的摹仿品的克隆体,在艺术还要求保证别一属性的真实的情况下,信息时代的符号可以僭越真实,成为第四符号。这一变化悄悄地而又神速地进行着!
  
    传统意义上的经验在数化时代还有多少传统的含义呢?还有多少保留价值呢?经验源于对真理(假设有真理一说)、对存在的实践,它可以是主观的,也可以是个我的,但它拥有存在的本质的理解(或许仅仅是理解),此一理解的本质是通过符号收留的四处流浪的真理,是经过符号理解进而总结的本质。符号对于它的总结,应该是物质的,客观的,即使它运用符号文化上升为一种知识,产生了间接性,其获得的经验也不可能不承认其客观性。人即使进入二十一世纪,即使掌握了大量的无奇不有的符号和可称得上尖端的科学技术,也可能产生对一个说法的留念,人不可直接进入客观存在的理式、真理中去。
  
    我们所使用的只不过是符号,是描摹客观的符号,而非收集了真理的符号,符号也不会拥有客观世界,根据人类经验而制造的符号,就像有人谈到的人对于自然的认识过程一样,对于大自然的认识无非为了排解大自然给予我们的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认识过程中根据人的想望产生的符号代表的就是人的想法和欲望,最终达到可驾驭之境。中国古代也多有文章记录对自然的认识,但他们最终上升为礼,从中可以看比符号本身又多了一层主观的东西,而这“礼”怎么样也难同“理”等同起来。“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诗》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又云,“大哉乎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29天地之内,大小多少,互自容容和和,但最终发展到拥其道一,可拥威仪十倍,对自然规律的理解上升到人文的礼,无法排除仅一驭术就杜撰了多少歧义,中国古人的思维把发现的理与需要的礼从不分开,把需要遵循的理与需要使用的礼从来都是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高级认识形态,这种形式越是高级,越是与朴素无缘,越是与存在无缘,符号的歧义也就越多,符号的裂变也就越快,中国究竟有多少个字,这些无定数的汉字究竟能组合成多少个词,以至我们现在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鼎盛于约公元前532年的毕泰戈拉说,万物的本原是一。从一产生出二,二是从属于一的不定的质料,一则是原因。一是万物的本原。德谟克利特说,一切都遵循道,这道虽然万古长存,可是人们在听到它之前,以及刚刚听到它的时候,却对它理解不了,他说的道包括一切皆流,万物常新,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永远不断地更新。人们在对自然的认识过程中,中国爱假借,在人文环境中进行运用。中国古人爱把道上升为礼,似乎显得更为实用主义一些,中国古人创造的符号就不可能没有人的主观意欲。毕泰戈拉及其整个学派、直到德谟克利特在认识中包含一种朴实的态度,那就是承认,就是遵循。但是,当人们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今天见到的太阳也许不是昨天的太阳,由此产生的符号就楔进了认识者的思想,我们对自然界认识的越是精确,主观的想望越是浓烈,离那个道就越远,对自然本质放弃的就越多,直到由数化人控制的信息时代,人类也没有到为止。符号的本质展现人的力量,符号的语义表现的是人的欲望。

    子思虽然表现出极强的实用主义色彩,把道转借到人文领域,但是他如同毕泰戈拉、德谟克利特一样无法不表现出初始的朴素,起码从他们的理论中是可以看到遵循这一态度,但是从某种升华上看到,原始的朴素实用主义也无时无刻不在摆脱、远离自然本质的约束。就像数论一样,一生万物,万物还还原为一呢。就此一点,我们不难发现,相对新型人类数化人,这一点与数化人的脾性大不吻合,因为承认这一点,即表示格劳孔要求的无限性具有非法性,它表示要不断削减格劳孔要求的未来性,在未来性中削减格劳孔要求的合理性,它同时强调人拥有和所拥有的部分也不一定具有合法性。
  
    将其合法化是人类活动,人类活动并不以自然法则为依准,“人将其合法化”必须走出前经验或是自然法则。借助产生于大世界(自在世界)的符号想把某种新的东西合法化是不可能的!而利用产生于大世界的符号的歧义却可以使远远超出经验世界的数化行为合法化,在这一点上,符号歧义对于数化人绽放无限魅力。而在这之前,一个类似于和平演变的过程改变了符号的不可信赖性。从人类最基本的符号语言文字符号来看,“水”、“洪水”、“洪流”、“山洪”这几个词语,来自于人类对于一个事物的发现、感知、畏惧、认识、理解、总结,总结是人类有一定的经验而后的再发现,一个事物的各类形态在人的共同经验层面留下知识的印记,面对于水和洪水,即使是两个符号,人类就会自觉产生区别不同符号的理解,即符号包含自觉经验,也包含人对一个度的可接受性与不可接受性,这个符号是真实的,是可理解的,具有知识意义,也具有伦理意义。
  
    2000年前后出现一阵阵科技暴雨,大大小小的文化滑坡造成根性缺土,信息山洪几乎使新一代人的文化家园寸草不留。交替之际的老年人如果不是凭着记忆功能,他们会像一句一度十分流行的话所描述的那样“找不到北”。阵阵科技暴分两个检验层面来看,青年人如沐春雨,老年人如临山洪,用同一符号无法测试它是灾难还是春雨,因此,你就不能说这不是文化事故,也不能说这就是文化事故,那么,受鼓舞的媒体对此进行报道时多采用信息“洪流”、“改革大潮”这类符号,这类符号的意味有荡涤一切的喜悦,而事实上阵阵科技洪流让许多人失聪,让许多事物失忆,显然,这类转借中的符号使用的不是知识性意义,而实际情况是社会还在制造更大的潮流,人们即使可以区别,也无法进行选择。人们拥有了每秒十亿位元的信息传递速度后,还在期待更大信息传播速度,如果我们拥有每秒六十亿位元的信息传递速度,满足了性感觉传递要求后,生命会停止对更高信息传递速度的渴望吗?人的回答是不可能!科技暴雨、信息洪流这些组合式符号,显然连传统符号的比喻意义都没有了。无论是心理上,还是从文化逻辑,还是从语言逻辑上,不会出现这样的句子“焦急等待山洪不断扩容”,一旦出现这样的句子,符号之间的文化张力和逻辑之剑就告诉你这是一个病句,是一个修辞之病;而在虚拟世界,“焦急地期待信息洪流越来越大,越来越凶猛”这并不是一个病句,也没有文化病态,即使这洪流可能将另一类东西扫荡得荡然无存,也不会有人嘲笑“焦急、期待、洪流”不健康。这类符号拥有合法身份,显然,是符号歧义让城市饲料的产品合法。
  
    可能有人认为,非同类之间的比较显示不出任何可鉴别性,但是,在目前创造语言符号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科学创造技术的速度的情况下,人们大都用原有的符号,来解说目前的技术状态,阐释科技理论,颂誉技术成果,如果我们承认人类创造语言符号的速度不及科技创造新成果的速度快,我们就得承认一方被另一方纂改,我们就得承认符号的本质在另一种语境下发生了意义和性质滑坡。
  
    其实这一点在第三世界也就是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本民族语言与先进国家的概念进行半生半熟的嫁接,不能说明是两种语言相互谦让,也不能说是兼容,而是一种语言向另一种代表所谓先进的语言的投降,被另一种语言兼并,这带给一个民族的文化结局是,容忍一个概念对另一个概念施暴,容忍符号克隆。当然,目前世界上有了联合国、WTO、WHO等组织,说此等现象含有文化殖民野心显然十分幼稚。即使广播、电视、传媒当初具有明显的教化功能,它也没有预计到它会有文化与技术殖民效果,更没有预料到文化与技术殖民会有如此好的效果。说到这一点,政治语境会妨碍我们对符号性质的变化进行更进一步的了解。
  
    一个民族的语言符号接受另一种符号的强暴,如用电视一词准确地生产出另一种全新的新婴,我们从母系的文化结果论证父系的文化行为的罪职,我们可以把落后与进步这个几千年的斗争——不顾及它是否违背了自然本质——看作是一场讨论,可以把皮影戏与电视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两种立场终于找到了对方。双方用“落后”与“进步”中的任何一词都打败不了对方,但是我们要相信这之间不会出现对抗,因为在格劳孔要求中不存在对抗。如果真要把它们上升到形而上学层面来理解,它们就像一个赌场中的两个千王。试想,千王的财产你一时还真分不清是谁的。而一些更小国家,她们无法逃离数化这个赌局,情况比第三世界国家更为严重,他们唯一的赌注语种也都进入千王的帐号。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03年5月26日刊登了托马斯·海登的《失去了我们的声音》一文,直到上周(相对于2003年5月26日),《自然》杂志一篇文章说,世界上已经有46个人成为会说自己母语的最后一个,因为他们的语言正面临着和人们说再见的命运。语言不断演变、达到巅峰,然后消失,基本上和动植物的物种遵循着一样的规律。30随着发展的文明逐步吞噬掉蛮荒,现代化的商业和通讯手段正把数千个一度遥不可及的社会及其语言同化到同一个全球文化中。东英吉利大学的人口生态学家威廉·萨瑟兰利用生物学家在评价一个濒危物种濒临灭亡的程度时所采用的统计学方法,对6809种人类语言的濒危程度进行了分类。他说,根据人口规模和下降趋势来看,人类语言濒危程度比鸟或哺乳动物要大得多。将近三分之一的现有语言已经处在非常危险的地步。我们该不该担心呢?物种的消失意味着信息的丧失,如一些有用的药材中所包含的DNA信息的丧失,可能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不稳定,而对这些药材利用不当,也可能导致另一种不稳定的局面出现。语言的消失也意味着信息的丧失。人类学家韦德·戴维斯说,文化是社会稳定的根本。如果剥去语言和语言所包含的文化,从头剩下的就只有孤僻、绝望和极大的愤怒了。换句话说,会出现更多的社会动荡。戴维斯在一本记录消失的文化的书中说,如果你失去了一种文化,你虽然不一定失去现代化,但你失去的却是一整套对人类生存意义的诠释。如果说保护物种十分困难,那么保护文化似乎就更加困难。不过萨瑟兰发现了一丝希望:生物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的分布有着惊人的类似,所以他认为保护其中一种就等于是对二者都进了保护。
  
    6809种语言有三分之一处于非常危险的地步,2000多种处于非常危险地步的语言又有近一半亟待拯救,这亟待拯救的语言中中国就占有不少,如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和某些地方语言。这类亟待拯救的语言是相对普通话而言,而普通话汉语相对第一世界语呢,也不能说没有危机,也不能说没有烙上需要拯救的伤痕。还有,濒危语言一是针对语言形式,一是针对语言内涵。一种语言保留了语符形式,但是其涵义灌输进了许多外来语义,也能导致这种语言濒危直至灭绝,语言包含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是一个民族的基础,语符涵义里面灌输进了外来的语义,是本民族语言的创新呢,还是肢解了文化结构,现在已经有了很明显的结局性表征。而第三世界语言特别是中国汉语,已经成为城市饲料完善其功能的障碍,在某一种综合媒体上,虽然视觉感受比听觉感受来得直接一些,但是听觉是帮助人理解的重要元素,视听或更多元素的综合是立体传媒的一种有机的结合,可是,在面对一个综合媒体时,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忽略语言符号作用;也没有哪一家境外电视节目的语符像中国电视节目中的语符这样令数化人生厌的,中国电视节目中的语符部分占有绝对性意义,形形色色的说教与道德独白——潜在的或是显象的——形成了历史隧道,听到一个句子,就让你身不由己地穿越上下五千年的隧道,去找一种提醒,去找一种教诲。汉语的这一功能虽然在其他传播样式中如网络、新新人类文学作品中几乎被扫地出门,但是在电视节目中还居于老大地位,全球传媒技术和电视和电脑所制造的濒危语言可能就是针对这种不适应城市饲料的语言,汉语也属于此列。
  
    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呢!在一个交流场合,在一个完整的讲述过程中,我们时不时能听到一些汉语之外的外来语词汇(英语居多),而且这个频率明显比前几年要高;一个产品的汉语说明书里少不了十几个外文单词(有英文的也有日文的),第三世界语言目前已经不能完全胜任对一些引进产品或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进行说明,这也说明一种语言在某个领域已经是濒危语言,更说明汉语在一些城市饲料中属于濒危语言。
  
    这与认同和祈求文化大同的人可能有一些相抵,就一部分人来说,全球文化大同化是一个趋势,就像你要贸易就得加入WTO一样,在中国大陆加入世贸组织十分困难的情史下,中国放弃了一些应该保留的利益特权,觉得十分可惜的台湾经济学家说中国大陆不加入WTO也能发展经济,她自身的一个已经处于开放状态的经济体系可以制造出中国需要的活力,而且可以制造一个国家享用几十年甚至半个世纪的经济活力,而一些持不同见解者认为这是别有用心。中国的一些语言文化学家认为,引进技术和引进文化载体在肢解本民族语言以及文化,其严重程度已触及到文化精神的核心,而晒足了西方阳光的海龟派们,对这些说法不悄一顾,往往操着明显含有河南口音或是陕西口音的英语极具骄傲地说这是井蛙之见。这如同汉语符号在高科技领域成为濒危语言一样,汉语也在一个民族的部分人群中成为濒危语言,他们是不是与本民族语说再见的那些人呢?一个高科技层面,一个本民族中的部分人群,这已不是一个小范围,也不是一股外来势力,如果再加上外来语义浸入符号,汉语无论从外在形式,还是内在实质这两个方面的表现特征上,都显示出濒危语言的迹象。我这里没有诋毁本民族语言的意思,而且我宁愿相信汉语符号不致于这么脆弱,汉民族文化以及汉民族语言曾经改造并同化过当时属于外来民族的一个相当雄厚,占领、统治中国几百年的政治体系清朝。但是汉语面对全球化,面对不是起源于中国的化学、物理、生物、生命复制技术、电子信息技术等一切新科技,面对电视、电脑、手机、网络这一些城市饲料,汉语能给我们充足的信心吗?但是我还是没有低估本民族语言的意思,只是在一个论证过程中一不小心碰到了这么一个确确实实的问题,已经横亘在中国人眼前的问题。出现的问题是,不是一种语言改造另一种语言的问题,而是科学技术在盯着太空、速度、更大位元的信息流的时候,格劳孔要求已经数化了,而科学还没有拿出一点力量来研究怎样改造生命内部的贪欲、恐怖、战争等非正义生命基因,保育人体内部的贪欲、恐怖、战争基因的城市饲料,当然就会利用符号歧义和技术手段来改造甚至消灭贪欲、恐怖、战争基因的对立体——旧文化包括语言符号。

    插页三:电视传播断送了人们作知识性思考的后路
  
  虽然电视传媒使用的还是传统符号,但是它打破了语法规则——这是这种城市饲料的必然,因为,电视传播只有打破语法规则,才能产生新奇效果达到吸引人的目的,才能让受众更大面积地进行感官参与。这一目的不会考虑文化态度,也不会考虑民族文化精神,这包涵电视传播事件的视频符号图像是中性意义的,以及图象下的第二符号声频符号解说词也不能捎带文化态度。这一综合符号的传播的效应在于收视者自身的素养和文化经验。但是,电视传媒将一切信息化,受视者产生的不是理解,只是为了获得一些信息,因此,电视传播不会引起人们对某一些信息做知识性的思考。电视传播这一热城市饲料断送了人们做知识性思考的后路。
  
    平面媒体大多属于语符传播。虽然图片加入到了平面传播的行列,但是语言主宰着一则信息的全部目的,虽然说平面传媒也比口口相传要快得多新得多,但是主宰信息传播目的的语言本身就具备文化态度,它虽然不能引发人们做深层次的知识性思考,但是语符本身含义的歧义要比立体传播要少得多。比如《都是石油惹的祸》,这个标题概括了伊拉克战争始因与发动战争的动机与目的,同时也从道义层面出亮出了一种文化态度,这则新闻的语言文字是在如实的叙述伊拉克战争,语言包括标题包含的态度十分明朗。不过这也是一个不稳定理想状态,在立体传媒出现而且占据了绝对市场后,平面传媒不断扩容,朝大信息量发展,也是为了甩掉人们的冷眼。
  
    值此,电视这一新的城市饲料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模糊文化态度,二是表象性大于实质;三是传播就是目的;四是目的就是娱乐,也可以说终极意义就是娱乐。这是电视传播这种城市饲料要想成为热饲料,就得削减人们的求证心理,就得更大程度上拒绝人们的理性参与。假设一度出现的信息宵禁适得其反地创造了理性反应空间,信息宵禁偶尔激活了人们的理性反应,而后出现的传播法规有意识地解除了信息宵禁,这一种自由反而让受众失去了反应空间,因此可以说,电视传播目前在断绝人们的思考后路。除此之外,所有城市热饲料以信息货币的形式来满足人们的消费,并把消费保持在感官参与上,那么,所有城市热饲料,包括电脑、手机、网络以及流言蜚语等等,都在断绝人们的思考后路。
  
    格劳孔要求永远是对的,城市饲料也是对的,错的,可能是思考。 
  
  注释:
  
  1、英 詹姆士·哈林顿《大洋国》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44页。
  2、匈 塔马斯《驯服欲望》《一种受到扰乱的清晰》华夏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136页。
  3、德 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译林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71页。
  4、中 李希光《全球新传播》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55-56页。
  5、加拿大 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译林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24页。
  6、加拿大 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译林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20页。
  7 、B·法林顿《弗兰西斯·培根》(New York:Lawrence and Wishart,1962)(转引自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
  8、加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商务印书馆2000年10月版第381页。
  9、加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商务印书馆2000年10月版第380页。
  10、加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商务印书馆2000年10月版第384页。
  11、美 唐·泰普思科《泰普思科预言》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43页。
  12、美 唐·泰普思科《泰普思科预言》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43页。)
  13、美 詹姆斯·特拉菲尔《未来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160页。
  14、美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5月版第262页。
  15、美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5月版第263页。
  16、唐·泰普思科《泰普思科预言》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45页。
  17、美 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7年2月版第231页。
  18、美 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7年2月版第232-233页。
  19、美 诺曼·迈尔斯《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65页。
  20、美 诺曼·迈尔斯《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64页。
  21、出自德国总动员时期的一列火车上,一张照片摄下了这些乱涂的字,摄影作者不详。
  22、美 诺曼·迈尔斯《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68-169页。)
  23、美 理查德·扎克斯《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海南出版社2002年2月版第224-225页。
  24、俄 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学林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69-170页。
  25、俄 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学林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78页。
  26、美 加勒特·哈丁《生活在极限之内》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9-10页。
  27、瑞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沙·巴利 阿·薛施蔼《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11月版第305页。
  28、H·P·赖格斯《逻辑与会话》《语言哲学》商务印书馆1998年2月版第296-297页。
  29、中国 战国-子思《中庸》。
  30、托马斯·海登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03年5月26日刊登文章《失去了我们的声音》谈在世界范围内小语种迅速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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