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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华:有关罗丹《思想者》误解分析

2017-09-06 08:47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夏志华 阅读

   一声爆炸中听到理性的临终遗言
   ——有关罗丹《思想者》误解分析

   夏志华

罗丹《思想者》

罗丹《思想者》

   经典就是经得起反复解释,包含持续误解与反复批评,但有些经典并不那么幸运,有些经典遭遇的不仅仅是误解与批评。1970年3月,一件故意毁坏文物的暴行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发生了。在一个灯光也唤不醒的漆黑午夜,一声沉闷的爆炸声震动了克利夫兰市,人们循声赶到爆炸现场,发现罗丹的雕塑《思想者》从底座上掉了下来。由于炸药被塞在《思想者》这尊雕塑紧紧抓着基座的青铜脚趾之间,被引以为傲象征人类文明的炸药让这件艺术品遭到相当严重的摧毁,当时有文字记录说“几乎成为碎片”。一位美国人叙述这一事件时说,暴力的受害者是艺术,暴力的受害者是罗丹的雕塑《思想者》的一件浇铸品。

   罗丹的雕塑被现代文明产物炸药炸毁,这在当时被称为触目惊、骇人听闻,即使现在,也会让人心有余悸。当今文明世界,如果有哪一位旅游者在一件文物上留言,也会用到触目惊心这个词语。罗丹的《思想者》所受的攻击并不只有这些。莱内·马利亚·里尔克在《奥古斯特·罗丹》一文中叙述,“作为一种尝试树立在先贤祠前的石膏模型《思想者》,被人用斧子砍得粉粹。假如又有一座罗丹作品被官方收买,说不定今天或者明天,人们又会看到一则类似的报道。这份清单远未结束,它只包括了人们不断扩大的伤害的一部分。”①罗丹的《思想者》在美国克利夫兰遭到炸毁,的确只是伤害的一部分,从一八七七年开始,罗丹的作品不断受到攻击。对于罗丹的雕塑,美国克利夫兰对《思想者》动用炸药,以及巴黎先贤祠前对《思想者》动用斧子,只是对艺术的冗长的罪恶清单上的又一次罪恶。里尔克说,罗丹“他真正独立地面向公众的生活,开始于一八七七年。当时人们指控他送展的雕像《地狱之门》,是依照模特儿做成的。他的这种生活是以人们对他的指控开始的。”②一个从人们的指控开始生活的艺术家,他遭遇的攻击与摧毁之多可想而知了。而在此之前的一八六四年诞生的《塌鼻人》,以及罗丹为塞弗尔工厂所做的那些模型,人们把它当作废物扔进了垃圾堆。另外还“有十幅面具是为特洛卡德罗美术学院的喷水池制作的,它们刚刚安装好,便从它们的位置上消失了,至今尚未找到。《加莱义民》并未按照大师的建议摆放,没有人愿意参加这座纪念碑的揭幕典礼”。③一位大师、件件作品都可称得上经典,可是人们拒绝参加他的作品的揭幕仪式,这的确令人难以想象,而里尔克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而且可以说,罗丹的作品一经诞生,首先遭到的就是攻击,遭到个人、学院派、艺术群体、政治团体一致的攻击,对于任何一位艺术家,这也是绝无仅有的事。

   一般来说,攻击来自欺凌与害怕。而罗丹是一位著名雕塑艺术家,他的崇高地位与享誉全球的荣誉不致招开欺凌,那么,对于艺术作品的毁灭性的攻击,就只剩下害怕恐慌了。那么,人们为什么在《思想者》面前会产生恐慌呢?究竟害怕《思想者》什么呢?

   雕塑影响人的是行动,罗丹的雕塑大都是一个行动者,即使是《思想者》以外的非人物作品,也大都在展示一个个永久的行动。在罗丹的创作中,行动是由一个一个动作完成的,罗丹《地狱之门》就是由一个一个行动组合而成,最后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表达一致的行动。而每一件作品,则是由一个一个动作,一个一个表情,一个一个局部,一个一个块面组成,表情与表情,局部与局部,块面与块面、动作与动作的碰撞中,使动作连接成为行动,使局部没有尽头而一直绵延下去,因此这些局部不为优雅服务,这些动作与局部只为整体只为思考服务,因此,罗丹的作品能让微笑成为劳动,能让痛苦成为劳动,思考是罗丹作品的一种经典劳动。

   莱内·马利亚·里尔克以一种诗性语言概括说,罗丹以创作开始了最具独创性的劳动,“这时,造型艺术的一切概念,对于他来说都成了毫无价值的东西。既没有姿势,又没有组合,更没有布局,只有多得无数的生动活泼的平面,只有生活和他所找到的表现方法,他径直朝这种生活走去”。④即使《塌鼻人》,人们还在猜测是什么激发罗丹创作这么一个丑陋的男人头像时,罗丹就表明他不是为了展现一个表情,而是让痛苦成为一个行动,让痛苦的原因成为一个伴随着人类的行动,丑陋与痛苦也是一种劳动,他要以劳动改变人们对丑陋与痛苦的看法,让劳动赋予丑陋与痛苦一些价值,在罗丹看来,痛苦与丑陋均属于生命表现。因为如此,《塌鼻人》和罗丹的大多数作品一样,有着同样的命运,法国1864年美术展览会拒绝展出《塌鼻人》。“对此人们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人们感到在这部作品里,罗丹的艺术已经完全成熟,已经达到了尽善尽美和准确无误的程度,这部作品以毫无顾忌的巨大勇气驳斥了一直处于独霸地位的学院派关于美的要求”,⑤这导致罗丹遭到学院派的攻击。如果说克利夫兰炸毁《思想者》是艺术以外的攻击,学院派的攻击就是来自艺术自身的攻击。比如罗丹的《雨果》,因作品中的雨果裸体而遭致攻击,学院派在攻击罗丹时,忘了米开朗基罗的名言:“皮肤比衣着更高贵,赤裸的脚比鞋更真实”。遭到学院派同类攻击的还有《巴尔扎克》,站在法国巴黎蓬皮杜文化中心附近的《巴尔扎克》,体态硕大,披着及地睡袍,不修边幅,特立独行,像一位雄狮般的猛士。他身居城市,却像独行于亘古旷野,面部几乎全部由块面构成,即使有线条,也因为粗犷而隐瞒了细节,他仰头向天,深邃的目光投向深远的天空,把思维在“眼前”在“近处”在“天边”点燃。的确,只有如此体魄,才能负担得起一个巨大创造者的灵魂,只有如此气势,才能承担得起一个以思考为责任的思想者的思考,只有如此奔放,才可以点燃他身边的和远方的思考,才可以点燃他那个世纪和以后各世纪的思考。可是,学院派攻击的词汇却是“荒诞”、“失体”,似乎认为体面的巴尔扎克是不会穿着睡袍思考的。

   罗丹的《巴尔扎克》遭到攻击,源于大仲马发起的一次募损筹款活动。巴尔扎克逝世的第二年,也就是1851年,《人间喜剧》的读者们建议为巴尔扎克建造一座塑像以示纪念,《三个火枪手》的作者大仲马发起募损活动,没想到却因此被巴尔扎克的遗孀告上了法庭,活动发起者没有输这场官司,但为巴尔扎克塑像的事却搁浅了。时隔四年,法国文化人协会在1885年又将此事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花了六年时间,负责为巴尔扎克塑像的艺术家只提交了一个雏形,该协会的主席左拉决定定将这项任务交给罗丹,罗丹接受了左拉的委托。罗丹十分敬仰巴尔扎克,因此十分认真,而巴尔扎克没有留下面模,影像资料也十分稀缺。对巴尔扎克怀有敬仰之情的罗丹并没放弃,他走访巴尔扎克的故乡,甚到花了三年时间打听到巴尔扎克的裁缝,根据这些人的回忆与自己的理解,罗丹一共打了十七次草稿,完成构思的雕像也有四尊,这样,整整花了七年时间,罗丹最终完成了他的《巴尔扎克》。

   1898年,罗丹的穿睡袍的《巴尔扎克》在巴黎展出,立即招开一片骂声,当时十分出名的《巴黎画报》载文讽刺说,罗丹花了三年时间打听到巴尔扎克的裁缝,其结果就是把《人间喜剧》的作者装在口袋里。人们耿耿于怀的还是那件斗篷,死咬着这件斗篷就是一件睡袍,也因此人们将罗丹的《巴尔扎克》称作穿睡袍的《巴尔扎克》。攻击与谩骂经久不息,一年后一幅漫画在报刊上刊登,漫画画的是两位绅士在谈论罗丹的《巴尔扎克》,漫画说明是,如果有人同意将巴尔扎克的骨灰移入先贤祠,去年的那座雕像倒是一个理想的骨灰罐。“去年的那座雕”指的是罗丹的伟大作品《巴尔扎克》,人们认为罗丹的雕塑《巴尔扎克》只配作骨灰盒。时间越长,相关议论从批评到谩骂再发展到诅咒。有人说罗丹的《巴尔扎克》像一只企鹅,一个雪人,更多骂的成份也出现了,有人说这尊雕像像一堆煤、一个怪胎、一个不成形的糼体动物。有人甚至质问罗丹,巴尔扎克为什么不是一位衣冠楚楚的绅士,为什么只穿一件不登大雅之堂的睡袍?理论一些的谩骂则说,这个《巴尔扎克》像是十九世纪末颓废风气和精神错乱的象征,严肃一些的、认为这件作品已经失败的批评家想一语盖棺定论,说这座雕像“哲理过多,造型不足”。这种批评出自艺术的角度,涉及艺术的本质核心,曝露出走向当代的人们开始忌惮思考的端倪。

   对《巴尔扎克》的攻击虽然不像攻击《思想者》那么长,但对《巴尔扎克》的攻击也和对《思想者》的攻击一样,跨起了世纪。面对这“失败”的作品,法国文化协会于1899年向另一位雕塑家法尔吉埃订购巴尔扎克雕像,法尔吉埃很快于1900年就完成了,并于1902年将这尊白色大理石雕像立于弗里兰大街上,这尊巴尔扎克雕像眉目清晰,神清气爽,高贵地叠膝而坐,人们私下议论,这表现的似乎是一位无所用心的绅士,人们对这幅作品确实没有太大把握,隐隐约约觉得有一些欠缺,但这幅作品得到了大众的肯定,没有遭到人们的谩骂。罗丹的《巴尔扎克》遭到谩骂之后是遭到冷落,可是,1900年和1912年,美国和德国先后用巨款向罗丹购买遭冷落的《巴尔扎克》,而罗丹认为纪念法国作家思想者巴尔扎克的第一件原作应该留在法国而未答应。直到1939年,法国文化人协会终于认同了罗丹的《巴尔扎克》,将其铸成铜像立在巴黎。罗丹的作品《巴尔扎克》被铸成铜像立在巴黎之时,距罗丹逝世已经二十二年了,距离罗丹完成这幅作品的石膏像已经四十二年了,这幅作品被误解批评谩骂攻击了四十多年之久。其实,巴尔扎克另一雕像的作者法尔吉埃在临终时也承认:还是罗丹对!经典意味着遭遇更多的曲折与苦难,但经典并没有迎来轰轰烈烈的评反,艺术界和批评界反映平静,只有许许多多文章,平平淡淡地把这些事件演艺成一出适应任何时代而又不被任何一个时代重视的悲剧。这一事件与现象并没有引起人们思考。

   在这一悲剧中,人们只重视其曲折性、传颂性与伟大性,因同情心也会疲劳,而忽略了一部经典作品经得起反复解释反复批评反复攻击反复破坏的真实内容究竟在哪里。人们只从其命运的坎坷和命运的曲折性中猜测一幅艺术作品的伟大,而并不知道一幅艺术作品真正伟大在何处。在我们人类,人的同情心良知与艺术作品的伟大是不匹配的,人的思考能力与艺术的伟大也不总是相匹配,人负有思考的责任与艺术的思考也不匹配,如果不知道罗丹的《思想者》为什么如此久远地引起人们的恐慌,即使整个人类的同情心的总和,与《思想者》也是不匹配的。当然,即使《思想者》在美国被炸得粉碎,《思想者》要的不是同情。和《巴尔扎克》比起来,《思想者》更加不幸,遭遇的攻击更久远。《思想者》自1886年诞生之日起,就遭遇不同的攻击,直至被摧毁——先是被斧子劈碎,后是在1970年被炸药炸得粉碎,其攻击与破坏跨越世纪,达到八十四年之久,是罗丹遭到批评与破坏时间最长,批评和破坏程度最严重的作品,而保不准的是,《思想者》在克利夫兰遭到炸毁后,破坏就不再发生。《思想者》遭批评攻击与破坏的这八十多年,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繁荣、工业文明发展到现代化,社会也从农业文明走向城市文明,而社会的每一次变化,施加给《思想者》的破坏也不同,先是语言文字破坏,后是斧子破坏,再后来是炸药破坏,语言文字、斧子、炸药——攻击和破坏所使用的材料,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思想者》几乎在社会的每个时期都会引起人们的恐慌,《思想者》几乎成为每个时代的破坏对象。

   究竟是什么让《思想者》引起人们的恐慌呢?真正说来,《思想者》的核心姿态就是思考,罗丹的劳动并没有赋这个思想者在思考什么,也没有确认他在思考什么。从《思想者》遭遇攻击的时间之长,社会的每个转折期几乎都会遭到攻击,可见《思想者》思考的并不止一个问题。《思想者》在法国遭到攻击,在走在资本主义前沿的美国也遭破坏,可以看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思想者》思考的也不相同。是不同的环境赋予它不同的思考,甚至可以说,恶劣的环境赋予它思考的深刻性,环境越是恶劣,它思考的问题越是令人惊慌,越是邪恶的人,碰到《思想者》被惊吓的程度也会越深。《思想者》在每个特定的社会和时代,都会引起人们程度不同的恐慌,说明《思想者》在思考上有它的无限性与准确性。

   《思想者》虽然没有局限在某一思考主题上,但引发罗丹创作这尊作品的确有一个人类性主题。《思想者》源启于《神曲》,这思考就成了诗性劳动与人类行为,这行动就跨越了世纪,而在每个时代每个时期,都会有需要思考的问题主动寻找到《思想者》面前,那么,那个思考的姿态就会触痛每个时代的神经。一部根据西方资料编成的雕塑史有一段关于《思想者》的叙述,其叙述发现并表明罗丹的这一雕塑的语义一直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思想者》(1886年)表现的是一个象征性人物,他或象征着诗人但丁,或象征着作者自己,或象征着人类的思想本身。蜷曲的身体像一张弯弓,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如今却被一种更大的力量钳制住不能动弹。他使人感到:这个具有运动员般发达强健肢体的思想者,是不会在物质生活的搏斗中被击败的。可如今他却在‘思想’这副重担面前沉吟不语。……人类为什么受苦?因为人类有罪恶,人类为什么有罪恶?因为有克服不了的欲望。欲望从何而来?来自对金钱、荣誉、爱情和智慧,来自对欢乐与光明的渴望。”⑥而人类的饥渴超出了人的范围,“同样重要的变化是原有的自我约束逐渐消失,认可了个人冲动的正当性”,⑦因此,每个时代因不同欲望呈现不同特征,每个时期因欲望折磨理性的程度不同而呈现不同社会特征,这些特征都在赋予《思想者》不同语义。社会特征赋予《思想者》不同语义,可归结到一点,那就是思考人类命运。而人类命运并不总是那么光辉灿烂,当有人意识到这一点,总会有一些不顾结局的人,会把《思想者》引发的理性思考当作危险,《思想者》也就被当作障碍,当作要消灭的对象。

   熊秉明先生(艺术家,哲学家)在回过头来看《思想者》的那段历史时,把罗丹在艺术层面在社会层面引发恐慌而遭受的攻击说得更精确。“罗丹的出现,把雕塑作为根本性变革,他不从传统的规格、观众的期待去考虑构思,他以雕刻家个人的认识和深切的感受作为创作的出发点。雕刻首先是艺术品,有其丰富的内容,有它的自足性,然后取得它的社会意义,所以他的作品呈现的时候,一般观众,乃至保守的雕刻家,都不免惊骇,继之以愤怒、嘲讽,而最终接受、欣赏。他一生的作品,从最早期的《塌鼻人》、《青铜时代》,一直到他最晚年的《克列孟梭》、《教皇伯诺亚第十五》都受到时这样的遭遇,只不过引起的波澜大小不同而已”⑧(熊秉明《罗丹:以大理石凿出哲学》)。之所以引起波澜,倒不是罗丹爱在外在的表达形式上标新立异,大都是因为他的所有作品都是思考型的,大都是在思考意识淡化的情况下坚定地贯彻思考,其理性的锋刃总会探入流于感性的社会的伤痛的深处。

   这是罗丹雕塑的美学原因,美是有内容的,美引发艺术界恐慌,那么这恐慌肯定不是来自纯粹的艺术,肯定不是来自艺术的形式,虽然形式也是有内容的,触及艺术本身以及学院派的肯定是内容。而罗丹雕塑的强大力量,不完全借助线条的粗犷,块面的锋利,因此,罗丹作品的力量触及艺术家的就不仅仅是艺术观念,应当还有艺术家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类观、生命观,否则就不会有“哲理过多,造型不足”之类的批评了。站在人类需要的角度,或者承认人类越来越趋向非理性这一现实,熊秉明先生说罗丹以大理石凿出哲学,这让人们感到罗丹的雕塑为什么大都具有思考的姿态。《青铜时代》、《思》、《吻》等等雕塑,表现上都具有浓郁的思考元素和思考特征,题材上、主题上都具有凝重的理性精神。或许一块静止的石头,对于我们来说是休息的闲暇的,对于罗丹来说,一块朴素静止的石头却是流浪的徘徊的思考的,思考是一块石头的呼吸与生命,石头的那一份静止只是思考累了的小憩,一经那风雨,一经那斧凿,一经那时间从它身上流过,一经阅读到人类那繁华似锦的阴影,一经听到那人类的雀跃欢呼,罗丹手下的石头就立即会响起叮叮当当、叩金吐火般的思考声。试想,一块石头,如果不让它思考,它还有什么意义呢?即使人类让石头做了墙基,让它做了教堂的基础,人们以为让它发挥了伟大的价值,当它望见教堂上的一尊雕塑,它就会委屈得成为一出悲剧,对于石头,只有思考才能展示它的意义与价值,只有真正展现了价值才会成为实实在在的基础。世界确实很大,世界确实很稳,但世界也需要基础,需要石头般的理性思考做基础。

   世界是什么?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关系式,由各种思考把各种事物纳入这个关系式。黑格尔就说,每一种文化,每一历史“时期”,以及与它们相应的那个社会,都是一个结构严密的整体,这个社会的内部原则就是一种内在精神,让这个社会成型为一个社会,对于马克思来说是决定所有社会关系的生产方式,维系这个社会正常运行,或者促进这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是理性自身的目的。理性自身的目的让世界保证是一个巨大的思考,在世界这个巨大的思考中,人只不过是这个巨大思考中的一个细胞。罗丹正是把自己和他的雕塑当作这个巨大思考中的一个细胞,他的每一件作品总是与这个世界的命运有着千丝万缕地联系,他的每一件作为思考者的作品,总是会拨动世界这个巨大关系中的某几根神经,不是牵动世界的这一方面,就是牵动世界的那一方面。而出自罗丹手下的石头或者青铜或者木头,在还没赋予它们思考主题的时刻,在自然状态就是一个思考者了。罗丹只是负责把石头在世界这个巨大关系式中的角色发掘出来,负责把石头的思考发掘出来,让石头等同于人,成为世界这个巨大思考中的一个思想者。

   因此,罗丹总是在把石头的价值从一种平凡的见解或者一种特殊的见解中解放出来,在罗丹手下,石头和青铜不必死亡,——当然,罗丹的作品不仅仅只用这两种物质。那些石头静静地看着它周边的一切,它们把一个城市看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看一个村庄变成城市,看一些城市成长起来,看着一个城市在成长中由小变大,由凋敝变得兴旺,由传统变得现代,由文明变得疯癫。那些被罗丹抚摸过的石头,那些看着它周围一切的石头,在罗丹看来有时也会沉默一会也会睡上一会,罗丹总是隐隐觉得这些石头会在某一个世界末日到来之时苏醒过来,然后向人们展示它们的动作它们的表情它们的思考。但是,这些石头这些青铜苏醒时需要碰到一个人,显然,罗丹就是石头或者青铜苏醒需要碰到的那个人。

   石头在罗丹手下苏醒后展示何种姿态和表情,完全取决于石头的自然的力量,取决于人类社会的需要。我们看罗丹的雕塑作品,就像里尔克所说,不论是谁看到这些雕塑,都会觉察到它们并非一时兴之所致,并非出于一种游戏尝试而寻找这些新的闻所未闻的形式,“是需要创造了它们”,⑨同时,也是人类社会需要创造了罗丹,因而罗丹和雕塑成为一个整体即“罗丹雕塑”。里尔克说“罗丹雕塑”“无论如何它必须是不可侵犯的,不可亵渎的,仿佛是智者的面孔。它必须获得自己固定的位置,而不是任意地把它摆放在那个位置,必须把它安置在一个静止而持续的空间里,安置在它的伟大规律里”。10让它在那里观察生活、跟踪生活,把握生活。而在某个时代犹豫不决时,或者某个城市兴致勃勃之际,罗丹雕塑就在那里静静的等等生活,等待生活出现了某种变化才展现自己与变化对应的表情与力量。

   在罗丹雕塑《思想者》来到克利夫兰之前,美国的克利夫兰这座兴致勃勃的城市,在等待新的生活,等待一种思考,因为,在克利夫兰十分现代化之际,这座城市弥漫着浓浓的迷惘气息,它犹豫不定的脚步在1970年站到十字路口,等待一个十发符合这个城市的确切思考。而这座城市不长的历史让它少了许多牵挂,正是那种无文化负担的轻松让它快走了两百多年,也快了两百多年遇到它的第一个十字路口。如果没人有帮助它回忆与比较,这个城市是看不到从历史中冒出来的危险的。美国的克利夫兰从1796才开埠,不像中国或者希腊,每一个城市都拥有上千年甚至几千年的教训。

   罗丹的《思想者》被炸毁的所在地克利夫兰,是俄亥俄州凯霍加县的首府,是美国的著名工业城市。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因急需钢铁制造杀人武器弹药,加上水陆交通便利,战争对人性的考验的同时促进了克利夫兰的飞速发展,大批移民也蜂拥而至。第一批移民是爱尔兰人,随之而来的有英国人,其后又大量涌进西欧与东欧国家移民和犹太人。这个城市的介绍文字称,兼收并蓄的63种不同民族的风俗、语言、服饰和饮食习惯,构成了克利夫兰多彩多姿的文化特点。

   为了保证这座城市的历史原貌,也是为了保证这座城市不被我的主观情绪所歪曲,以下的文字介绍只能直录资料文献而不得加入我自己的语言。克利夫兰有南北战争战士和水兵纪念碑,以及城市创始人克利夫兰塑像,克利夫兰博物馆收藏宏富,在全美国仅次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克利夫兰有一座由老洛克菲勒捐建的最大公园,名为洛克菲勒公园,它包括19座文化公园组成的公园系统,雕塑遍布。洛克菲勒公园中还有建于1916年的莎士比亚花园。克利夫兰是一座喜欢现代工业,也喜欢文化艺术的城市。

   在克利夫兰,人们赞赏不已的是自己的勤奋与努得,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发展、文明与成就,“赞赏不已”与“津津乐道”都充满了激情,带有相当的豪迈与高傲。在这个无论是工业还是文化都处于一种极度兴奋状态的城市中,座落在某个地方的《思想者》被这城市快速发展的巨大兴奋挤压得成为一个静物,仅仅相当于一个完成了工作的牛顿的苹果或者塞尚的苹果,蒸蒸日上的克利夫兰和兴奋不已的市民们完成忘记了《思想者》这座雕塑的“工作”。丹尼尔·贝尔为一样的城市激情拟订了一个标题“资本主义”,这个标题包含着一个隐忧,而欣欣向荣的克利夫兰的确隐含着一个巨大的隐忧,这个隐忧令人诧异的是来自“这个城市的欣欣向荣”,这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恐怖。而一旦克利夫兰“出于对一种严格信仰的冥冥之中的审判的恐惧,人们便借这种可见的形象拯救自己,人们面对惶惶不可终日的处境,逃避到这种创作中来”,11逃避到一个曾经的寄托中来,这是那个年代《思想者》唯一可以遭遇克利夫兰市民目光的时机。人们本想带着自己恍惚的心情,逃到一件艺术品中来避难,可是这些避难的克利夫兰人却突然发现这个静物其实早就发现了克利夫兰的秘密,早就意识到了克利夫兰的命运。《思想者》这个“静物”让克利夫兰人吓了一跳,让他们感觉这《思想者》是一根埋伏在他们的肉体、精神和灵魂中的一根剌。而另一些人包括反理智主义者们也突然意识到,《思想者》这根克利夫兰的肉中剌即将剌醒那些欲望强盛,激情四溢的人群。因逐渐放弃理性,乘上感性的翅膀才有如此文明成就的克利夫兰,其前途可能会毁于理性的复苏,这让另一群人感到害怕而行动起来。因长久的蒸蒸日上兴奋不已激情澎湃几乎没有沉思意识几乎不再会思考的克利夫兰,被《思想者》的思考姿态吓了一跳,引起了一阵普遍的透彻毛孔的恐慌,更引起这个城市的精英层的恐慌,由此也引发了一次对《思想者》的报复,反理智主义者乘着黑夜,用炸药消灭《思想者》针对克利夫兰的思考。

   克利夫兰在开埠之初就露出它非理性端倪,这是整个人类对文明的崇尚以及对文明不加思索造成的。当初这个喜欢工业的城市也喜欢艺术,人们喜欢富裕生活也喜欢贫困的思想者,但是,在这个城市的文明信条中,有一条就是坚决排斥贫穷。这是克利夫兰的正确方向,但不是永远正确的方向;对于整个人类而言也完全没有错,但不是永远没有错。克利夫兰的正确方向刻意地模糊或者忽略了一些对称性问题,因此,在这个无风的城市,罗伯特·勃莱的诗句“贫穷而听着风声也是好的”并不沉重,无风它也飘扬起来。

   风穿过树林而来,
   象暮色里骑白马奔驰,
   是为了国家打仗,打英国人。

   我不知道华盛顿是否听树的声音。
   整个早晨我坐在深草里,
   草长得能遮住我的眼睛。
   我从树下抬头,听树叶的风声。
   突然我发现还有风
   穿过深草而来。

   宫殿,游艇,静悄悄的白色建筑,
   凉爽的房间里,大理石桌上有冷饮。
   贫穷而听着风声也是好的。12

   (美国诗人罗伯特·勃莱的《反对英国人之诗》,王佐良先生翻译)

   “贫穷而听着风声也是好的”这句诗出现在这首诗的最重要的位置,在生活中也应该具有最重要的地位,但是在只有财富没有风声的克利夫兰,没有清风把这诗句传颂到人们的耳朵里,它甚至不能像罗丹的《思想者》那样,被人们当作一个静物。其实,它最好的结局应该是这样的,但没有人察觉——因为需要,这句诗弥漫在美国和克利夫兰的空气中,时时催人警醒,这诗句又像无数个精微的雕塑,一直是《思想者》的最重要思想伙伴。《思想者》那沉吟而聆听的姿态,有一部分是在听着风声,有一部分是在聆听“贫穷而听着风声也是好的”这一句诗。

   罗伯特·勃莱于1926年出生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他的创作基本上是把生命意识、生活态度、世界观念以及各类感悟凝聚成诗句,其特殊经历让他的诗句理性实质大于感性表达,通过他的诗句,人们很轻松就能把握美国的社会特征和各类文化表现。大多数中国人读勃莱的《反对英国人之诗》时,相信最让人震动的就是“贫穷而听着风声也是好的”这一句。我喜欢上这个诗句时,我的感觉总是被一种理性的东西不断澄明,辨识与确认总是在“听着”或“听到”之间转来转去,换来换去,虽然王佐良先生的译本确凿是“贫穷而听着风声也是好的”,但我更喜欢“贫穷而‘听到’风声”那种偶然性,那种断续的不经意性,那种像贫穷一样的自然性,不是特别在意贫穷,也不刻意求得风声的安慰。一个人只要拥有自然中的一种东西,即你能对大自然中的一种事物心领神会,你就不是一个穷人。勃莱的这句“贫穷而听能到风声也是好的”,向我们呈现了当年美国的那种理性与节制面貌,让人看到美国人的那种精神状态来自整个一个世界的真谛,并有必要将这种源自真谛的精神面貌向世界普及。让人感受一种鲜活的贫穷并保留贫穷哲学以及这种态度,最起码它不会让人类高烧到西尔维娅·普拉斯(美国诗人,有诗《高烧108度》)式的一百零八度那样一个高度,以致失去最起码的最必要的理性。

   可是,克利夫兰的《思想者》被炸毁,来自克利夫兰的一声爆炸消灭了贫穷与风声,消灭了理性的风声与理性的贫穷。这件事发生在美国,这让人意外并十分惊愕,美国人那受启于世界真谛的精神和理性何时就终结了?这让人感到观念教育是多么重要,让人体会到如今摆在第一位的知识教育并不能保证人类拥有正确的理性的观念。如果把“贫穷而听着风声也是好的”这句诗印在人类小学的第一课上,人类就有可能拥有比知识更正确的观念,拥有比知识更正确的力量来化解人类遭遇的矛盾。人类判断文明的标准就不一定是富足与先进了,克利夫兰判断进步与文明的标准就不一定是财富的多寡了,判断幸福的标准就不一定是拥有的多少了。如果克利夫兰人还记得罗伯特·勃莱“贫穷而听着风声也是好的”这句诗,最好的可能之一,就是克利夫兰人不会把贫穷当作绝对的羞耻,不会把贫穷当作落后,不会把理性当作发展的绊脚石,就不会因为害怕沉思而炸毁《思想者》。

   在《思想者》的爆炸声和袅绕不散的硝烟味中,人们回味,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克利夫兰的工业十分发达,资本主义文化精神与现代化工业条件十分充足,蒸蒸日上的气势足够人们有勇气忽略《思想者》的思考,激情与智慧让人们有足够的胆量蔑视一尊雕塑对他们的观察。实际上也是如此,这个发展劲头十足的城市远远地把艺术丢在高大建筑的阴影里,规划完美的大道两旁,越来越高大茂盛的林荫让一些原本著名的雕塑失魂落魄。在现代资本主义文化氛围中,确认好了方向与出路的克利夫兰人,逐渐由理性变得感性起来,越来越感性的克利夫兰步伐之快,远远地把这个永恒的《思想者》甩在工业粉尘和机械电子噪音之后。克利夫兰十分发达的那些年,罗丹的《思想者》在这座城市就是一个孤独的流浪汉,《思想者》在克利夫兰人对物质文明的激昂热情中被冻僵成为一个静物,在一场场寒冷的暴风雪中又一次次地试图起死回生。克利夫兰市民似乎不再需要他思想,在一个普通人不再思考的区域,《思想者》这尊雕塑成为一个哑巴、穷人、残疾者,成为一个几乎集所在灾难于一体集所有不祥于一身的不祥者。这位孤独者还原成它生前的材料,还原成一碇青铜或是一块石头。可是,这尊雕塑与克利夫兰人感觉到的不一样,“它”以其固有的固执姿态表示,以其固执的思考状态表示,克利夫兰对“它”有着极大的需要,而且越来越急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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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9-06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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