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欢迎光临:中国南方艺术(www.zgnfys.com)!收藏我们 [高级搜索]

董其昌《临怀素草书〈千字文〉》手卷赏析

2015-02-12 09:0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董其昌《临怀素草书〈千字文〉》手卷

董其昌《临怀素草书〈千字文〉》手卷

董其昌《行书四言联》

董其昌《行书四言联》

  北京    赵榆

  京博艺术博物馆藏董其昌《临怀素草书〈千字文〉》手卷,绢本,通长15米,内文幅宽0.295米,长12.25米,书写之精妙,尺幅之硕大,皆为现存董其昌草书之翘楚。翁同龢在手卷跋语中慨叹:“董公此书,正如天女散花,神龙戏海,最后题字又谨严超秀,奇迹也!”翁同龢为晚清书法大家,官至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对此手卷竟然如此推崇,可见此手卷之神妙。

  董其昌(1555~1636年),字思白,号玄宰,又号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精鉴赏,富收藏,明代书画大家。到了清代,康熙、乾隆两位皇帝都以董书为宗法,备加推崇偏爱,因使董书风靡一时,满朝皆学董书,士子以董书为求仕的捷径。

  董其昌对于书法艺术有一个渐悟并且一生苦习不倦的过程,而对前人书法的勤奋临习,则是他艺术水平迅速提高的一个根本。董其昌早年书法水平并不高,在他的《画禅室随笔》中记述:17岁时(隆庆六年,1572年)参加会试于邑,邑守(松江知府)衷贞吉在批阅考卷时,本可因董其昌的文才而将他名列第一,但嫌其考卷上的字写得太差,遂将其黜为第二,同时将考卷上字写得较好的董其昌堂侄董源正拔为第一。这件事对董其昌刺激极大,自此研习书法,发奋临池,几十年如一日。初师颜真卿《多宝塔》、钟繇《宣示表》《力命表》,34岁(万历十七年,1589年)时与大收藏家项元汴相识,得以“尽发项太学子京所藏晋唐墨迹”,艺术审美水平迅速提高。

  尤其对于草书的研习,更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此《临怀素草书〈千字文〉手卷》,把张旭、怀素草书的精髓融为一体,自成一家,体势连绵,风华自足。

  关于此手卷书写的年代,因为作者没有注明,所以后人说法不一。我认为从手卷的迎首左下角钤“知制诰日讲官”印章判定,应该是崇祯六年(1633年)以后。因为董其昌崇祯六年任皇长子讲官、太子太保,从一品官衔之后,方有“知制诰日讲官”印章。同时,作者在手卷跋语中又提到:“荆州刺史孙正甫自上计归,以秦碑怀素《千文》见贻,因临此本。”“上计”是指地方官到京师向主管部门汇报工作的地方,由此来看,也就是董其昌再次复出为崇祯四年,出任礼部尚书(正二品)兼翰林学士掌詹事府的时期。此任职两年后,即崇祯六年董其昌擢任太子太保。可是,董其昌擢任太子太保的同年,他又向皇帝请辞,被崇祯皇帝“特准致仕驰驿归里”,离开了京师。由此推断,董其昌第二次复出在京任太子太保和在京的最后一年是同一年,所以书写此手卷的时间应该是崇祯六年,时董其昌78岁。

  手卷迎手题大字“字中禅”,小字书:“醉素千文深得逃禅之意,余漫参之,苦无印可之者。董其昌。”钤“知制诰日讲官”“董其昌印”。

  禅,佛教指静思、坐禅。“字中禅”,意即在学书法、学怀素草书的同时,亦能得到佛教的禅意。明朝万历年间以后,禅风浸盛,士大夫中间逐渐形成一股逃禅之风,以无端空虚禅悦,自悦于心,当时的士大夫没有不谈禅的,董其昌亦在其中。逃禅的方式也很多,诸如创寺修庙、施田立碑、接纳高僧、谈禅说理、披剃空山、著书立说。董其昌在怀素草书千字文中,悟出“醉素千文深得逃禅之意”。此种风气的深层原因是明末社会政治、经济的腐朽糜烂。

  当然也可以说逃禅是一种智慧,董其昌可称得上当时逃禅高手,并且在逃禅中得到利益和实惠。譬如,万历年间,朝中关系复杂,东林党人与宦官魏忠贤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政治风波频起。董其昌却以对政治的敏锐,用逃禅的智慧,一察觉风吹草动,立即坚决辞职归乡从事他所爱好的书法和绘画,巧妙地躲避官场风浪,待到风浪过后,再买回官职。特别是崇祯四年,董其昌被召回京,出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崇祯六年又擢任太子太保,任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走上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可是,就在这年六月,董其昌在内阁中的两个好友,一个是担任首辅的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周延儒被罢官,另一个是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郑以伟死在任上。他马上就以耄耋之年、疾病缠身为由,连续上疏五次求退,崇祯皇帝“特准致仕驰驿归里”,安全地告老归乡了。回乡后,他精研书法,醉心绘画,论禅事,博收藏,悠哉几年,丙子(1636年)仲冬,忽痰作,不三日而逝,终年82岁。

  董其昌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但他最得意的则是其小楷,这也是对他当初写字太差的最大补偿,凡董其昌的书画作品以小楷作跋者,皆为董其昌得意之作。此手卷的正文卷首,董其昌先用小楷题“临唐怀素千文”六字。在卷后的跋文,董其昌又以小楷书写长跋:“荆州刺史孙正甫自上计归,以秦碑怀素《千文》见贻,因临此本。素书虽称颠,实不逾法;虽称瘦,实不露骨。如《圣母碑》,亦唐时所刻,犹存此意。《自叙帖》稍有出入,前人疑信半矣。张长史《千文》《潭帖》刻八十余字,有龙蛇飞动之势,正可与素师《千文》并参。自二王行草外,独此自标胜会,所谓凿混沌而独创者。董其昌书。”首尾两次以小楷作题跋,可见董其昌对于此手卷的重视与满意的程度,长跋小楷又被翁同龢赞为“超秀”。

  过去教育,《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是最基础的启蒙读物。这“三、百、千”,对文人来说,最受重视的还是《千字文》,书法史上的众多书法大家,诸如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钟繇、智永、张旭、怀素、孙过庭、赵佶、米芾、朱熹、赵孟、文徵明、邓石如、赵之谦、于右任等等,都曾经书写过《千字文》。

  《千字文》备受重视,首先是因为皇家编著。南朝梁武帝为了教育他的子辈学习书法,在四十八年(547年),责令殷铁石在王羲之写的碑文中拓下不重复的1000个字,供皇子们临摹书法。但是,由于这1000个字每个字都是孤立的,互不联系,不好记忆,梁武帝就召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周兴嗣用一个晚上,硬是把1000个孤立的字,编辑成四字一句,前后贯通,互不重复,朗朗上口,适于诵读的《千字文》进呈梁武帝,受到皇上的好评,周兴嗣也为此一夜累得须发皆白。

  董其昌非常喜欢《千字文》,甚至把《千字文》“融化于血液中”,指导自己的行动,董其昌为项圣谟题写的《行书四言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京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幅董其昌《行书四言联》,纸本,纵94厘米,横17.5厘米,上联为“群居闭口”,下联为“独坐防心”,题款“为孔璋兄书,其昌。”孔璋即项圣谟(1597~1658年),为著名书画收藏家项元汴之孙。前文提到董其昌年轻学习书法时,曾与项元汴相识,并遍览项氏收藏的书画,受益匪浅。世事轮回,董其昌晚年又与项元汴之孙项圣谟成了忘年好友。董其昌年长项圣谟42岁,将其一生的处世经验,用楹联的方式传授给项圣谟。联语虽然出自《增广贤文·家篇》“群居守口,独坐防心”(仅差一“闭”字),但与《千字文》“易輶(yóu)攸畏,属耳垣墙”的意思完全是一样的,都是在提醒人说话时,最怕旁若无人,毫无禁忌,要留心隔着墙壁有人在贴耳偷听,即便是自己独处时也不要有无益的妄想,这反映了董其昌的处世哲学,也是他逃禅的宝贵经验。

  董其昌《临怀素草书〈千字文〉》手卷是一件流传有绪的作品。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翁同龢兄长翁玉甫在湘中任职时得到此卷,后送给了翁同龢,翁同龢珍藏26年,同治四年(1865年)作跋:“董公此书,正如天女散花,神龙戏海。最后题字,又谨严超秀,奇迹!先兄玉甫于湘中得之,特以畀予,藏筪中廿有六年矣。冬夜展观,不胜感慨。乙丑十月廿八日,翁同龢记。”钤“虞山翁同龢印”(白文)、“紫芝白龟之室”(白文)。

  此手卷民国时期被傅筑夫收藏。傅筑夫(1902~1985年),河北永宁人。1921年考入辅仁大学,曾留学英国伦敦大学。曾在鲁迅指导下研究神话传说,并在河北、安徽、中央、南开、人民等大学任教。精鉴赏,喜收藏。尤喜中国古代书画收藏,钤“筑夫鉴赏”“傅氏双桂轩珍藏”二印。

  “文革”时期,归康生。康生(1898~1975年),山东胶县人。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精于文物收藏与鉴赏,擅长书画。钤“求是斋珍藏印”。

  改革开放以后,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日渐兴盛,此卷被李秋林收藏。李秋林(1954年生),浙江绍兴人,寓居北京。精鉴赏,喜古代书画收藏。与书画鉴赏家徐邦达、启功、刘九庵、章津才、秦公等诸先生过从甚密,曾携此卷向以上诸先生请教,得到诸先生肯定。钤印“秋林收藏”(阳文)、“丰硕堂鉴藏”(阳文)。

  京博艺术博物馆在瓯江草堂主人易苏昊先生的帮助下,以巨资购得董其昌《临怀素草书〈千字文〉》手卷,又诚邀四位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书画鉴定委员,即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萧燕翼、许忠陵,北京市文物鉴定研究所副研究员章津才,天津市文物局研究员刘光启先生进行鉴定,四位国家鉴定委员一致鉴定为董其昌作品真迹珍品。

  来源:《收藏》杂志

欢迎转载分享但请注明出处及链接,商业媒体使用请获得相关授权。
0

最新评论 已有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