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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华:北京798艺术区可修正空间(3)

2012-09-28 02:27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夏志华 阅读

  如果我们可以将电影境象(姑且承认它来自实境)、电脑合成场景(单帧及其组合)、相片排除在古希腊六艺之外,假设其理由是因为它们借重了电子技术或科技方式,不过生产工具无法界定观念。可是生产工具可以改变观念,这导致绘画的工具同样受到质疑。一些新工具的诞生导致出现一些新的艺术形态,人们从艺术的角度认可电影是以艺术为前提,是电影从出现发展到现在一直在努力完善自身的艺术性。诸于此类的文化现象导致许多问题复杂起来,一涉及到文化观念,我们还得回到人的问题上来。近段“改写人的概念”(参见《数化人》绪论)的呼声越来越高,必要性越来越紧迫,必然性越来越鲜明,另一个问题——从人习惯于文化审美,演变到这个时代人习惯于文化消费,那么,人的文化消费行为会导致艺术本质出现哪些变化呢?

  当一个人带着对艺术的记忆走进798艺术区,任何人的记忆都会深入到自己的知识档案,当我们来到一幅水墨山水前,隔世感阻绝我们进入这幅画的文化与精神世界——这突显了当代人的异化;当我们站在一幅先锋的表达梦幻的油画前,我们只剩下无根据的感观,视觉约束了可能的升华——异化过程中精神良知得到可信的回应。后者强烈的批判意识与破坏力量将观看者拉入非艺术的境遇,目光遭遇到的色彩与符号直指图像。这些作品的语境并不具体,因而其控诉也显得自言自语,其破坏也似自残自毁,其图像让我们因其无法在正面逗留,无可奈何地进入画作的背后进入画作的负面——但这不能责怪人们的联想。

  这类绘画作品作用于视觉与感官,那么,观赏者也只能从感官的层面来划定图像,就像当前我们进入电影院看完一部大片,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们无法谈论它的主题、情节,我们说得最多的是画面与场景,对整部电影的消费、对电影图像的消费的意义可以以零取值。看完电影的人有点茫茫然,以致是坐78路公交车回家,还是乘617路回家,一时令人觉得某种选择十分无趣。

  以零取值的图像消费不能说我们什么也没有获取,它让观看者乐于感官享受、端于视觉刺激的同时,观赏者的思维方式发生衍变,离固有的审美习惯越来越远,如果以零为界,其走向会趋于负面。如果某一类绘画让观赏者的思想与取值跨越零界,这类绘画引发的思维活动当然就属于负图像消费。

  图像消费已令人不堪,负图像消费更让文化失去许多阵地,让人失去存在根据。如对梦幻的表达,这正是电影和照相机无法完成的,目前的绘画填补了这一类图像消费的空白,这其中存在自我形式的消费,如用比漫画更为夸张的手法解构艺术对象,因为存在形式上的自我消费,所以这一技法比漫法更夸张,在肢解某一整体性方面更残忍,用梦幻既可表达对一种新结构的憧憬,也可以用画笔对固有结构进行破坏,画家们选择后者居多,因为梦幻从来没有软弱的一面,它比任何色彩的诬蔑性更彻底,比任何图形的破坏力更强大,这吻合当代画家的需要,某些画需要先锋性这个标签,也可以满足画家自身对图像的消费。

  强调与突出成为表达画家的态度的方式,如一张嘴可以占到整幅画的三分之二,其它表现尊严方面的符号与部分都成为可忽略的可映衬的较小条件,我们知道这张嘴有话要说,并且能感知它的饥渴般的强烈愿望,但表达形式就消费掉了我们的思考,从而看画人只能停留在负图像消费上,如此看来,当今画家不仅是在满足看画者的负图像消费心理,首先在创作中他们自己就开始消费图像了,直至艺术的对象成为负图像。

  表达形式对图像的消费比较钟爱历史,画家把历史分解成一个个小型符号,然后投诸到当代目光下,但是这类表达的最后效果是笑料型的,因为用图像消费切断了历史语境,切断了它的醒世作用,我们只能一笑了之,而无法消费它的真实性,无法消费它的借鉴性价值——这类批判没有以艺术性为保障。

  当代绘画采取了对事物实行全面的破坏策略,破坏策略下的破坏原理之一是解构,不过解构也有被误会的时候,以致采取了最有效的方式——丑化,这一方法恰恰与毕加索、马蒂斯相反,对局部的强调不是突出它的美的内在性和局部性,对本已局部化了的局部再加撕裂不是为了撩开遮敝部分,而是将立体、完整的事物图像化、单面化、逐帧化,因而被去掉侧面的事物既不代表事物本身,也不透视事物的本质,从创作情绪上看,只是为了破坏上的畅快与摧毁上的解恨。如果我们带着审美心理去看,你的目光会贴上外行的标签,当然,大部分还拥有记忆的观赏者,会心甘情愿或无可奈何地戴上一顶门外汉的帽子走出798的大门。

  负图像消费潮流下的绘画最客气的是变形手法,卡夫卡告诉我们从现实社会、到工作环境、到生活环境,一个人有着多种身份,有着多种角色,这些角色不能用普通的人与非普通的人来归纳,即便是一位将军,他的不同角色可以在同一时间展现,但是社会制度、社会文化是其异化的唯一原因,由此我们不然而然地就开始同情那些“遭变形”的小公务员。现在的社会与卡夫卡时代相比有过之无不及,但是在中国当代画家表现人的异化的画的面前,我们无法产生同情心与遭遇感,因为那些变形的手法下的人物,明显地在炫耀某种主张与潮流,夸耀精神上的蒙昧性与生理上的非神圣性,科学的神圣的生理意义成了色彩和线条的调侃对象。那些变形的事物,怪异化了的人物不是迫于外部的压力,而完全是在表达自我的一种主张,或者是存在方向。这类负图像消费式的艺术作品,经常引发我们对语言艺术产生祈求,经常让我们对语言产生希望,希望语言为画中的事物与人物穿上一件花衣,哪怕是一件破烂的衣裳也行,值此,走进画中的少女与走进语言中的夸西莫多如果同时站在人们面前,人们会决不犹豫地选择夸西莫多的神圣的丑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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