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她拿到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但四个月后转赴巴黎大学，深受到法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熏陶，在此期间，她阅读了大量的欧洲哲学著作，并结识了一批先锋艺术家，他们组成了一个由摇滚乐、新浪潮电影、新小说写作和存在主义哲学的新兴欧洲文化圈，苏珊.桑塔格深深被其吸引，并从此爱上了电影。
1959年
离婚 纽约
26岁，她回国，回国之后便要求与丈夫离婚，并提出不要资助独自抚养儿子戴维。离婚后，她携带了“70美元、两只皮箱、7岁儿子”来到纽约，在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宗教学。这时的苏珊.桑塔格依然混迹在纽约的先锋艺术家和反文化的圈子中，对当时美国的小说不屑一顾。而且她完成了小时候的梦想，在《党派评论》那类文化杂志上发表作品，她觉得能让5000人读到我的作品，就是天堂了。在1995年，《巴黎评论》对苏珊.桑塔格做的访谈中，她这样形容当时的场景：“到纽约不久，我在一个晚会上碰到威廉.菲力浦(William Philips)，我鼓起勇气过去问他：‘如何能为《党派评论》撰稿？’他答道：‘你到杂志社来，我给你需要写评论的书。’第二天我去了，他给了一本小说。对那小说我并不感兴趣，不过还是写了一篇不错的东西。书评不久发表了，门就这样向我敞开了。”
1964年
《坎普札记》 纽约
在给《党派评论》写的文章中，苏珊.桑塔格拒绝了编辑向她提出的选题，只愿意写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选择那些被忽略或少有人知道的作品，关注在前卫艺术家小圈子里当时鲜为人知的艺术试验。1964年，《党派评论》用20页篇幅刊载了《坎普札记》，令31岁的她引起纽约文化界的瞩目，同时写成的《反对阐释》成为美国1960年代的示范文本。
在《反对阐释》中，苏珊.桑塔格提出了她一生为之抗争的主张：显露真相，反对对艺术和生活的简单化和冷漠。她强调，艺术不是一种你可以翻译或破译的东西。观赏艺术品这一经历的目的不是为了说出其“真正的意义”，不要另建一个“意义”的影子世界，作品的价值肯定存在于别处，而不在意义当中。重要的是恢复我们的感觉，我们更多地看，更多地听，更多地去感觉，而不是强加意义。
在《坎普札记》中，苏珊.桑塔格强调了艺术的趣味，如同今天年轻人中流行的“恶搞”“无厘头”一样，人们在一样刻意造就的事物中发现了有趣，并成为无趣的对立面。在苏珊.桑塔格看来，赋予艺术品以意义，显然是一件无趣的事情，它局限了作品的多样性，甚至蒙蔽了作品的原样。
1976年
患病 医院
得病是苏珊.桑塔格的思想的一个转折点。生病前的苏珊.桑塔格沉浸在文学艺术当中，在艺术思想中体现独特的趣味和智慧。但生病后，为了治疗，她穿梭于美国和法国的数家肿瘤医院，见到很多和她一样的病友，她开始发现认识到这个世界有很多隐喻和被遮蔽的真相。
比如，人人都可能患的疾病和生病的人，却在健康人的社会处于尴尬位置。患者沉浸在对疾病的幻觉中和他人的歧视中，自觉有罪。但苏珊.桑塔格却不认这种罪。她认为这是一个自古就有的疾病的隐喻，在隐喻中，患者和疾病都被妖魔化。
苏珊.桑塔格从不为自己的疾病感到羞愧，更不妥协这种命运——最初诊断她患了癌症的医生认为她逃不过这一劫。她接受切除手术，请求医生让她进行2年半的电疗。两年半后，她战胜了癌症，同时发表了作品“Illness as Metaphor”(《疾病的隐喻》)，从文学作品和现实背景分析疾病的文化寓意及其深刻影响，探讨“仅仅是身体的病”为何会变成道德批判，又为何会转换成一种社会压迫和歧视。 1993年
《等待戈多》 萨拉热窝
生病以后，苏珊.桑塔格更关心眼前的世界，她说：“我力图理解我所生存的世界。但我的思维很具体，也很实际。我用具体的历史现实衡量我的一切思想行为。”这种“具体和实际”代表着一种面对真相的态度，即亲身参与，拥有第一手知识和体验，才具有公开发表意见的权利。1989年，她根据艾滋病的盛行，又写下《艾滋病及其隐喻》。
1993年4月，苏珊.桑塔格在儿子的邀请下，来到萨拉热窝。7月，她决定再回来，在那里工作和生活一段时间。她问人们“我能做些什么﹖我告诉人们，我能写作，我可以在医院做护理工作，我能教英语，我能做戏剧导演等等。”于是，那里的戏剧工作者说，你能不能导演一出剧﹖。就这样，她导演了贝克特的戏剧《等待戈多》。后来，她在萨拉热窝出出进进有三年。
在《萨拉热窝等待戈多》一文中，揣了四只手电筒和很多电池来这里的苏珊.桑塔格写道：“演一出戏，对当地戏剧界专业人士来说是意味深长的，因为这使他们成为正常人”。经过排练，8月17日，《等待戈多》开幕。文章的最后，苏珊.桑塔格回忆着那个场景：“在信使宣布戈多先生今天不会来但明天肯定回来之后，弗拉迪米尔们和埃斯特拉贡们陷入悲惨的沉默期间，我的眼睛开始被泪水刺痛。观众席鸦雀无声。唯一的声音来自剧院外面：一辆联合国装甲运兵车轰隆隆碾过那条街，还有阻击手们枪火的噼啪声。”
后来有人问她，是否有人会认为你扮演了一个高高在上的救赎者角色。苏珊.桑塔格非常愤慨：“假如去过萨拉热窝，去过任何一个人们在忍受着同样痛苦的地方，就不会产生这种玩世不恭的或天真的问题。如果有人看到路上的行人摔倒了，并扶起他来，你会想到他们的关系是救世主和被救者的关系吗﹖这种花里胡哨的言辞正是当今那种使人们犹疑于慷慨行为的思潮的一部分。”
2001年
9.11事件 纽约
从萨拉热窝到纽约，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区别以及人与人的误解，让苏珊.桑塔格发现现代社会的冷漠。人们不关心你刚刚离开的城市，不关心人们遭受的折磨、恐惧和侮辱，你无法向他们诉说你的感受，更无法冲破人的冷漠和无动于衷。世界被永远地分割为“彼处”和“此处”。她眼睁睁地看着人们在隐喻和自我蒙蔽中追求个人健康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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