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南方来信 南方美术 南方文学 南方人物 南方评论 南方图库

南方人物

波伏瓦:我的写作,萨特,以及爱情观

2021-03-30 16:00 来源:探照灯好书 作者:玛德琳·戈贝尔 阅读

波伏瓦:我的写作,萨特,以及爱情观

“作家访谈”是美国文学杂志《巴黎评论》(Paris Review)最持久、最著名的特色栏目。自一九五三年创刊号中的E.M.福斯特访谈至今,《巴黎评论》一期不落地刊登当代最伟大作家的长篇访谈,最初冠以“小说的艺术”之名,逐渐扩展到“诗歌的艺术”“批评的艺术”等,迄今已达四百篇以上,囊括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世界文坛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家。作家访谈已然成为《巴黎评论》的招牌,同时树立了“访谈”这一特殊文体的典范。

文 / 玛德琳·戈贝尔

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引荐曾让我得以采访到让·热内和让—保罗·萨特。但是对于自己接受采访,她却有些踟蹰:“为什么要聊我呢?你不觉得那三本回忆录里我谈论自己已经谈论得够多了吗?”我费了好几封信和好几次交谈的工夫才最终说服她接受采访,我还必须答应一个条件——“不要太长”。

采访在波伏瓦位于蒙帕纳斯区舒勒榭尔街的工作室里进行,距离萨特的公寓走路五分钟。我们交谈的房间宽敞明亮,这是她的书房和会客室。出乎意料的是,书架上塞满了并不有趣的书。她告诉我:“好书都在我的各位朋友手上,再也回不来了。”桌上摆着她从旅行中带回来的五颜六色的物件,整个房间里唯一值钱的物品恐怕只有贾科梅蒂为她设计制作的落地灯。房间里散落着几十张黑胶唱片,罕有的几样她允许自己享受的奢侈。

除了古典风韵、棱角分明的脸型,波伏瓦最击中人心的地方是她蔷薇红的清新面色和清澈的蓝眼睛,极为年轻,活力饱满。你会觉得她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看得见,令人有点胆怯。她语速很快,讲话的方式直接但不唐突,一直微笑着,很友善。

——玛德琳·戈贝尔,一九五六年

《巴黎评论》:最近七年你一直在写回忆录,书中常有对志业与行业的思考。我的感觉是,对宗教信仰的丧失使你转向了写作。

西蒙娜·德·波伏瓦(以下简称波伏瓦)回望过去的时候,一个人很难做到一点都不虚构。我想写作的愿望从很久之前就有了。八岁的时候我就写过故事,当然很多孩子都这么做,并不真的意味着他们就想以写作为志业。对我来说,失去宗教信仰可能加重了我想要献身写作的愿望。而且,每当我读到深深打动我的书,比如乔治·爱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就生出特别强烈的愿望,想要成为她那样的作家,写出被阅读并打动读者的书。

《巴黎评论》:英语文学影响了你吗?

波伏瓦:我从小就格外热爱学习英语。英语中的儿童文学作品要比法语中的好看太多了。那时候我特别喜欢读的书有《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彼得·潘》,还有乔治·爱略特的书,甚至是罗莎蒙德·莱曼。

《巴黎评论》:《含糊的答案》?

波伏瓦:小时候我真的爱过那本书。其实它写得一般般,但是我那一代的女孩子都特别喜欢。作者非常年轻,每个读它的女孩子都能在主人公朱迪身上看见自己。那本书虽然隐晦,但是写得很聪明。对我来说,我很羡慕书里描写的英式大学生活。我住在家里,没有自己的房间。事实上我什么都没有。英国的大学生活虽然也不是完全自由的,但至少能有隐私的空间,我觉得那很美妙。罗莎蒙德·莱曼明了青春期少女的所有迷思,比如帅气而带有一丝神秘的男孩子,等等。当然,后来我读到了勃朗特姊妹的书,还有伍尔夫的《奥兰多》《达洛维夫人》。我对《海浪》不是很喜欢,但是我非常非常喜欢她写勃朗宁夫人的那本书。

《巴黎评论》:她的日记呢?

波伏瓦:日记我没有那么感兴趣。书卷气太重了。写得很迷人,但是对我来说有点陌生。她太关心自己的作品是否能得到出版,关心别人会怎样谈论她。我很喜欢《一个自己的房间》,伍尔夫谈到了女性的处境,只是一篇短文,却一语中的。她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女性无法写作。伍尔夫是最令我感兴趣的女性作家之一。你见过她的照片吗?特别孤独的一张脸……某种程度上,她比科莱特更吸引我。科莱特过分沉溺于她那些情事和家务事了——洗衣服、宠物……伍尔夫的视野更为广阔。

《巴黎评论》:伍尔夫的书你是读的法译本吗?

波伏瓦:不是,是英语原版的。我的英语阅读能力比说话强。

《巴黎评论》:你怎样看待大学教育对作家的意义?你自己在索邦的时候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大家都期待你成为优秀的教师。

波伏瓦:求学生涯只给了我关于哲学非常表面的知识,却激发了我对哲学的兴趣。教师的职业对我很有好处,因为我可以花大量时间阅读、写作和自学——那时候还没有繁重的教学大纲。求学生涯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为要想通过国家考试,必须去探索那些如果你只对广义的文化感兴趣就根本懒得去了解的领域。我从中学到了某种学术研究方法,在写作《第二性》(1949)以及开展各项研究工作的时候都很有用。那是一种浏览和总结的能力,我能迅速翻阅书籍,看看哪些作品重要,将它们分类,并拒绝不重要的东西。

《巴黎评论》:你那时候是个好老师吗?

波伏瓦:我不觉得。因为我只对聪明的学生感兴趣,对其他人完全不感兴趣。而一个好的老师应该对每个学生都感兴趣。只是,如果你教的是哲学课,就很难控制自己。总是那四五个学生回答所有的问题,其他人什么都懒得做。那我也懒得管他们。

《巴黎评论》:你写了十年才出版了第一本书,那时候你已经三十五岁了。在那之前你觉得挫败吗?

波伏瓦:没有,因为我那个时代,能在特别年轻的时候就出书是很罕见的。当然了,总有一两个例外,比如雷蒙·拉迪盖,他是个少年天才。《恶心》和《墙》出来的时候,萨特也三十五岁了,那时他也才第一次出书。我第一本差不多达到出版水准的书稿被退稿的时候,确实有一点泄气。等到第一版的《女宾》(1943)被退稿的时候,我也确实很沮丧。后来我想,我需要耐心一点,慢慢来。我知道不少作家的起步都很慢。人们经常举司汤达的例子,他四十岁才出第一本书。

《巴黎评论》:你早期的小说创作受过任何美国作家的影响吗?

波伏瓦:写《女宾》的时候我肯定是受了海明威的影响,他教会我使用简洁明了的对话风格,让我意识到生活中那些细枝末节的事物的重要性。

《巴黎评论》:你写小说的时候会列非常细致的提纲计划吗?

波伏瓦:要知道我已经十年没有写过小说了,最近这几年我一直在写回忆录。写《名士风流》(1954)的时候,我先围绕一个已知的主题构思人物和情境氛围,然后情节再一点一点成形。不过总的来说,在开始动笔写小说的时候,我远远没有想清楚情节。

《巴黎评论》:大家都说你是个无比自律的人,没有一天不工作,从不虚度时光。你每天几点开始工作?

波伏瓦:我总是迫不及待想要开始工作,虽然总的来说我并不喜欢开始新的一天。我会先喝杯茶,差不多从上午十点开始工作到下午一点。然后我去见见朋友,下午五点再开始工作到晚上九点。“下午场”开始的时候要捡起做了一半的事情继续,这对我来说并不困难。过会儿等你走了,我就看看报纸或者去买点东西。大多数时候,工作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

《巴黎评论》:你什么时候见萨特呢?

波伏瓦:每天晚上,午饭时间也经常能见到。我一般下午会在他那边工作。

《巴黎评论》:要从一个公寓去另一个公寓不让你觉得困扰吗?

波伏瓦:不会。因为我不写学术研究类的书,所以我可以把各种纸张草稿随身携带,这种安排实现起来效果很好。

《巴黎评论》:工作的时候你能立刻全情投入吗?

波伏瓦:这个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正在写什么。如果工作进展顺畅,我会花一刻钟到半小时读一读前一天写的东西,做一点修改。然后我就继续写下去。我得先读一下我写完的部分,才能从之前停下的地方捡起来继续。

《巴黎评论》:你的作家朋友们也和你有同样的习惯吗?

波伏瓦:不一定。这个因人而异。比如热内的工作方式就非常不一样。他为某个项目工作的时候可以整整半年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等他完工了,又可以整整半年什么工作都不做。而我一年里有两三个月的假期在旅行,基本上完全不工作,其他时间每天都会工作。出门旅行的时候我也会装上一整个旅行包的书,虽然其实都是没时间看的。但是如果这趟旅行延续了一个月甚至一个半月,我就开始觉得不舒服了,尤其是我刚写完上一本书,还没开始下一本的时候。我不工作就会觉得无聊。

《巴黎评论》:你的原稿都是手写的吗?由谁来辨认誊清?纳尔逊·艾格林说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能认出你的手稿字迹的人。

波伏瓦:我不会打字,但是我有两个读得懂我的手稿的打字员。每次我给一本书定稿的时候,都会把手稿重新抄写一遍。我是很小心仔细的人,会下很大功夫。我的字还比较好认。

《巴黎评论》:《他人的血》(1945)和《人都是要死的》(1946)都涉及时间的主题。这方面你受到过乔伊斯或福克纳的影响吗?

波伏瓦:没有,这是我个人始终关切的一个点。我一直都对时间的流逝有非常尖锐的意识。我总是觉得我老了。哪怕在我十二岁的时候,我就已经在想三十岁一定很恐怖。我会觉得有什么东西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并失去了。我也知道我能从时间里得到什么,人生中某些特定的阶段教会了我许多东西。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直害怕时间的流逝,害怕死亡不停地迫近我们这个事实。对我而言,时间始终与死亡紧密相连,与我们总是不可避免地越来越靠近死亡的这个念头相连,与我们对衰退腐烂的恐惧相连。

主要是这一点,而不是事物会解体,或者爱会慢慢减少直至消失——当然那也很可怕,只是我自己从来没有因此困扰过。我的人生总有极为稳定的延续性。我一直生活在巴黎,基本上住在同一个街区。我和萨特的关系已经维持了很长的时间。我还在和认识很多年的朋友继续见面。所以并不是我感觉到时间会破坏事物,而是我一直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我知道在我的背后已经过去多少年,知道在我的前方还有多少年。我会去数。

《巴黎评论》:在你的回忆录第二卷中,你描述了萨特在写作《恶心》时,被那些他称之为“螃蟹”的怪物幻象困扰,焦虑不堪。那时候你似乎是两人中比较乐天的一方。但是在你的小说里表露出的那种对死亡的忧虑,我们在萨特的笔下是看不到的。

波伏瓦:就像他在《文字生涯》中说的,他自己从来感觉不到死亡的迫近,而他在高师的同学里就有人——比如《阿拉伯的亚丁》的作者尼赞——格外为这个主题着迷。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萨特认为自己是永生不死的。他把一切都赌在文学创作上,寄希望于自己的作品可以不朽。至于我,因为我的个体生命终将消失,我一点都不关心我的作品是否有可能长存。我总是强烈地意识到生命中最习以为常的事物都终会消失:一个人的日常行为,一个人的记忆印象,一个人的过往经历。萨特认为生命可以被文字的圈套捕捉,而我总觉得文字不是生命本身,只是生命的复制品,某个已经死掉的东西的复制品。

《巴黎评论》:你说到点子上了。有人说你不具备将生命转化成小说所需的力量,说你书里的人物完全是照搬自己身边的人。

波伏瓦: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想象力?长远地来看,这个问题其实讨论的是如何实现一定程度的普适性,是生命的真理究竟是什么,一个人真正活了什么。我对不基于现实的作品并不感兴趣——除非是大仲马或者雨果的那种史诗级别的虚构神作。我不认为单纯的编造故事即是想象力的体现,我觉得那只是人造之作。我要是想为自己辩护,就会举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例子,那本书里所有的人物都是从真实生活中取材的。

《巴黎评论》:说回你书里的人物。你怎么给他们起名字?

波伏瓦:我觉得起名字不是很重要。《女宾》中“格扎维埃尔”这个名字的来源是,我只认识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人。我起名字的时候通常直接用电话号码簿或者回忆一下以前教过的学生的名字。

0

热点资讯

© CopyRight 2012-2021, zgnfys.com, All Rights Reserved.
联系电话:13882336738 QQ:906001076
电子邮件:zgnfys#163.com、zgyspp#163.com、zengmeng72#163.com(请将#改为@)
蜀ICP备06009411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