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孟春的一个下午，我们偶然谈及此事，蓦然感到，人类几千年来对文化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顿时肃然起敬。“日日新”三个字简洁明了地表达了我们对新诗的共同看法。我们也正是奉行着这样一种认真、坚韧、求新进取的精神，一丝不苟地要求自己。
我们牢记一句话：“技巧是对一个真诚的考验”!
我们牢记三个字：“日日新”!
这种以技巧的态度来对待诗歌的创新精神是我们当时对诗歌的一致意见。第一期(也是最后的一期)我们有意采取了一个较为保守的面貌，以《镜中》开头，确立一个抒情诗的主调。为此，张枣在《维昂纳尔：追忆似水年华》一诗中，将其中的“你”全部改写为“汝”，至今看来，这个字有一点拗口，而当时我却赞成这个“汝”字。
同年10月30日，在张枣提议下，庞德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在重庆图书馆二楼举行，张枣专门译出了庞德的《诗章》一些片断。
事件频出的1985年随着庞德纪念会的结束而画上了一个句号。新的阳光照耀，我和张枣怀着某种神清气爽将进入下一个（1986年）自由的孟春，诗歌之鸟跃跃欲试，拍动双翅，准备重试歌喉，好运气也赶来凑一个热闹。 一天上午，我在黄彦的宿舍随意翻阅一本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是否确是此书？现在已记不得了），其中一段谈论中国古代东汉时期有一些道士被称之为望气的人，其实是指望云的人，他们通过登山望云可以预卜凶吉，厉害的算卜者可以望到几百公里外将要发生什么事变。云层在望气的人的眼里变幻莫测，一会儿呈现兽形云块，一会儿成为皇宫云块……根据不同的云块图案，望气者可测出不同人物、事件的命运及结局。这些闪烁其辞的历史花样，加上这关键的出人意料的四个字“望气的人”使我早已守候的心砰然猛跳，当天，在这个春雨刚过、风和日丽的正午时分，我一口气写成《望气的人》，接着又写出《李后主》。
不爱说话的黄彦对这两首诗大为激动，不停地猛抽他心爱的黄平香烟。当我们正余兴未尽地谈论此诗时，张枣突然从四川外语学院来到我家，他来通知我他将与一位美丽典雅的德国姑娘达玛结婚（达玛当时是四川外语学院德语系教师，张枣与其相识非常偶然，是因为“非非”诗人杨黎的引见，其中故事在此就不多说了），而“望气的人”一下把他原来的思路打断了。他以少有的惊奇反复打量我突然的“发明”，简直不知这首诗是怎样写出来的。我告诉了他这首诗来自陈东东的秘密触动并提醒他注意上海诗人王寅、陆忆敏、陈东东。
并非完全独自研习诗艺，我们也常常陶醉于彼此争胜的试验与改诗的快乐之中。有好几次，我们决定用报纸上的新闻来写诗；还有一次，我们看到了彭逸林重庆钢铁工业学校的教师宿舍的白墙上有两行文字：“注意关灯，节约用电。”他便执意邀我以这八个字（各自）写一首诗。改诗也在我当时诗歌核心圈子形成风气。张枣争改我的诗，我也争改他的诗，既完善对方又炫耀自己，真是过眼云烟的快乐呀！而我是赞成改诗的，我也十分乐意别人改我的诗。张枣就彻底改动过我《名字》一诗的最后一节，尤其结尾二行，就直接是他的手笔，现引来一观：
你的名字是一个声音
像无数人呼吸的声音
当你走进这一座城市
你的名字正从另一座城市逃离
“名字”既是在回答着、也是在追问着一个古老的命题：我是哪一个？敏感的读者，如诗人江涛就读出了这层意思，她说“读《名字》，又不期然想起《何人斯》……”的确如此，仅“名字”一词便可当场勾起张枣那“何人斯”般的问题意识，随手将此探问稍作变化植入我诗的结尾之中，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不是吗？从《名字》最后一节，你就能完全看出张枣那特有的最拿手的技术——人称变换及角度转动——在我诗中的自然联接。
另一次，他还为我一首非常神秘的诗取了一个相当精确完美的名字“白头巾”，他一下就抓住了此诗恐怖的气氛与主旨。可想而知，他对我那时的人生处境及诗歌语境是多么熟悉。时至今日，我仍旧认为诗人之间相互空谈技术理论，还不如直接动手改正一首诗中存在的问题。最好的修改是在他者（即对方）的诗歌系统中——这里指每个诗人都有一套自己的声音节奏及用词习惯，而修改别人的诗首先就必须进入别人的习惯——进行的（这是最有益的技巧锻炼，同时也学到了别人的诗艺），而不是把自己的系统强加于别人的系统；最好的修改不是偷梁换柱的修改，是实事求是的修改，是协助对方忠实于对方，使其书写更为精确。这也是诗人间最完美的对话，关于此点，张枣在其写于1987年《虹》中的四句解说，尤其能体现他那种对他者的同情之理解：
一个表达别人
只为表达自己的人，是病人；
一个表达别人
就像在表达自己的人，是诗人；
……
按中国的说法：“10岁的神童、20岁的才子、30岁的凡人、40岁的老不死。”当时的张枣只有24岁，正值才子年龄，锐气和理想都趋于颠峰，还未进入平凡、现实的30岁，潦倒、暮气的40岁更是遥遥无期，但他对自己的形象却有相当提前的把握了。他很清楚地知道他是作为新一代高级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出现的，这种形象的两个重点他都有：一是烂熟于胸的专业知识配备、二是轻松自如的人生游戏。尤其是第二个重点，使他的日常行为表现得极为果断成熟，对于像我这样5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他甚至应该是超级的早熟，他的青春正适得其所，而不像我那代人的青春期被一再推迟。这里，我将以极简的语言讲一个有关张枣的真实故事：一天深夜，当我在他太脏的斗室谈起一个我的女教师朋友时，他突然很肯定地说：“你信不信，我会让她几分钟内迷上我。”我当时听了，颇不以为然，赌气似的，就让他去一试身手，其结果果真令我震撼，他就这样轻盈地送上了对我的承诺。但另一点他又与我一样，而不同于其他一些年轻诗人，他一开始就喜欢今天派的作品，尤其是北岛和舒婷，即便他并不像他们那样写(这或许来源于他那“传统”的诗观吧)。他的气质从某种角度说又是旧的，甚至是保守的，但这是他的赏心乐事，也是他自认为先锋的乐事；他有时比我还要旧，他早在22岁时就深深懂得了真先锋只能在旧中求得，此外，绝无它途，而我及其他人却要等很多年之后才能真正恍然大悟个中至理。后来，我见过他的一些访谈文章，他仍沉浸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浪漫理想中，是一个天生的80年代的怀旧者。对于眼前的新世纪，他有一种恍若隔世的陌生感，深陷于内心并不示人的孤寂中。这种因知音稀缺而产生的孤寂感，早在1988年1月18日，他就在一首诗《云天》里，悲欣交集地抒发过，如下录来此诗的第一节和最后一节：
在我最孤独的时候
我总是凝望云天
我不知道我是在祈祷
或者,我已经幸存？
……
我想我的好运气
终有一天会来临
我将被我终生想象着的
廖若星辰的
那么几个佼佼者
阅读，并且喜爱。
我常常想，如果可能的话，他甚至还愿意成为辜鸿铭这样的人——一个不合时宜的反对派，或李渔式的享乐主义者，带着他的家庭戏班子在明媚的江南、在清朝穿梭梦游。 不是吗？如我开头所说，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已一头扎进生活之甜里，在美酒与美食中流连忘返。即便如此，我依然坚信，他最后的身体力行，仍昭示着另一个真理：
在苦难的欢腾中
歌唱着人的不成功；
从心灵的一片沙漠
让治疗的泉水噴射，
在他的岁月的监狱里
教给自由人如何赞誉。
——W.H.奥顿：《悼念叶芝》
诗歌之鸟已经出发，带着它自己的声音。张枣的声音那时已通过重庆的上空传出去了，成都是他诗歌的第二片短暂的晴空，接着这只鸟儿飞向北京、飞向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啊，一只鸟儿，孤独而温柔，拍动它彩色的翅翼投入广大的人间，那幸福是多么偶然……天空是多么偶然……
今天，当我们再一次面对当年这位不足22岁(当时离他生日还差二个月)就写出《镜中》、《何人斯》、《苹果树林》、《早晨的风暴》、《十月之水》，以及稍后，即23岁半时，又写出《灯芯绒幸福的舞蹈》、《楚王梦雨》的诗人来说，张枣所显出的诗歌天赋的确是过于罕见了，他“化欧化古”、精美绝伦，简直堪称卞之琳再世，但在颓废唯美及古典汉语的“锐感”（锐感一说借自叶嘉莹论宋词诗人吴文英的一个观点）向现代敏感性的转换上又完全超过了卞先生，而且，需知，他当时才仅仅22—24岁呀，以如此年轻的形象，就置身在了超一流诗歌专家的行列（尤指现代汉诗范围内），又简直可说是闻所未闻（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直到今天，我仍难以相信并想象他已离我而去的事实。我依然对他满怀信念，耳畔老响起他早年的一小节声音：
但是道路不会消逝，消逝的
是东西；但东西不会消逝
消逝的是我们；但我们不会
消逝，正如尘埃不会消逝
——节选自张枣：《一首雪的挽歌》（1988.11.21-22，德国特里尔）
他或许已完成了他在人间的诗歌任务，因此，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干脆以一种浪费的姿态争分夺秒地打发着他那似乎无穷的光景。新时代已来临，新诗人在涌现，他在寂寞中侧身退下，笑着、饮着，直到最后终于睡去……对于他晚年的饮食起居及诗艺思考，我暂不做过多评论，在此仅引来他人生中最后一段文字以启发我们的联想，且看看这位旷代诗歌奇才（“奇才”一说借自北岛论张枣的一个观点“张枣无疑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奇才”）的最后愿景是何等的轻逸而美丽：
而我还不想睡，便独饮着。忽然想起自己几年没写诗了，写不出，每次都被一种逼仄堵着，高兴不起来。而写诗是需要高兴的，一种枯坐似的高兴。好象弗罗斯特（Robert.Frost）也有同感：从高兴开始，到智慧结尾。或者可以说：从枯坐开始，到悠远里结尾。想着这些，觉得这暗夜，这人世，都悠远起来，觉得自己突然想写一首悠远的诗，讲一个鲁迅似的“幽静美丽有趣”的“好的故事”。
——张枣：《枯坐》，《黄珂》，华夏出版社，2009，第202页
但一切都没有等得及，那“悠远的”时间似乎刚开始就结尾了。但我此时仍笼罩在他那年轻影像的幻美之中，我要说，要说：极有可能由于他的早逝，由于这位杰出的诗歌专家的离场，我们对于现代汉诗的探索和评判会暂时因为少了他，而陷入某种困难或迷惑，张枣带给我们的损失，至少目前还无法评估。
2010年3月10日——4月19日于成都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