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我的下午总是容易犯困，爱打瞌睡，你在这本书中说，在通常情况下，你是一个下午的“歌者”，“下午”对你有着怎样的意味？“下午”的诗人和“正午”的诗人又有着什么分别？
柏桦：“下午”这一奇异时刻，是由我的母亲决定的，如再往深里说，又是由某种基因决定的（有关情况，我已在《左边》中述说得比较清楚了）。在一天之中，每一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时刻。有些人在黎明，有些人在深夜，还有些人在正午（比如张枣，他就曾亲口告诉我，他是“正午”的诗人）。其实，这也是一种诗人命名的工作，如同兰波或布罗茨基等诗人（甚至包括胡兰成），他们会从字母或文辞中进行完全的个人化命名（譬如武断而诚恳地对其做出色彩判断），连张爱玲也说过“隋唐”让她想到“橙红色的岁月”。为什么不是深紫色的岁月呢？因此，我可以说“下午”对我就意味着某种诗性的命名，进而我也可以武断地说，“下午”的诗人比“正午”的诗人更颓废，也更少明丽。从神秘的“下午”开始，我们将到达暗夜，如同我现在的工作（我正是在下午回答你“下午”的提问的），它亦会持续到那时。
南方都市报：钟鸣曾追溯了你的“流鼻血史”，认为你莫名其妙地流鼻血，是毛泽东时代酝酿而成的，毛时代的成长和生活经历给你带来了什么影响？
柏桦：许多中国少年儿童都流鼻血，无论哪个时代，但如果我们说一个毛泽东时代的少年流鼻血，就有一种陌生化的美，一种怀旧的美，或者说一种死去的美。我曾于1990年12月11日顺便将“鼻血”写入《以桦皮为衣的人》这首诗中的第二节：“秋天的九月，天高气清/厨房安静/他流下伤心的鼻血”，这是正话反说，很可能那鼻血并非伤心，应是幸福着呢。毛时代带给我的影响太多了，有心的读者可集中精力直接读《左边》第一卷，便会对这个时代有所了解。如仅用一个词来概括毛时代，那就是绚烂夺目。
南方都市报：据说在你做书商期间，出版了不少毛泽东的书，能谈谈这段经历吗？有人猜测，你是毛的崇拜者？
柏桦：先纠正一下，我从未做过书商，我在重新回到大学之前（1992——2003），一直是以自由撰稿人为职业，也就是说曾为书商写书或编书。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一个尝试，人总是希望尝试，不然怎么会有胡适的《尝试集》呢？有人说，没有阅读的混乱就没有诗篇的诞生。套用这句话，没有生活的混乱（当然此说是有限定的）也不会有诗歌。尝试着就意味着青春，意味着可能性，同样也意味着诗意。每一个人的成长都免不了崇拜者，可以说无人幸免，我当然也不会例外，而崇拜毛对我们那代人来说是一件寻常事，即我们那代人几乎都崇拜毛，我做为崇拜者之一，一点也不特别，很普通。另外，顺便说一句，我还写了四大本有关毛的书，其中一本诗词赏析，曾于1995年风行神州大地，卖了几十万本。
南方都市报：这段出版经历，除了给你带来收入，还带来了什么？
柏桦：收入很少。没带来什么，但带来了蜂拥的读者。
南方都市报：书名叫《左边》，封面大图是五角星，这本书有极为浓烈的政治意味，政治之于毛时代的抒情诗人们意味着什么？“左边”又指向的是什么？
柏桦：我想用我写于1989年12月26日的一首诗《1966年夏天》中的二行诗来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瞧，政治多么美/夏天穿上了军装”，政治的核心是美，政治之于毛时代当然也不会例外，只可惜人们把它遗忘得太久了。“左边”是一种姿势，它表示不同意，对抗，有时甚至是一种破坏性的“死本能”冲动，但也由于这极端的姿势，从而才抵达一种眩目的美。
南方都市报：“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似乎暗指着本雅明论波德莱尔的名著《资本主义发达时代的抒情诗人》，有人认为“毛泽东时代”和“资本主义发达时代”恰恰构成反讽，你是否有这样的本意？
柏桦：我没有反讽的意思，只是间接用了这个书名来谈论名至实归的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
南方都市报：如何界定“毛泽东时代”？
柏桦：这还需要界定吗？那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因此我们都说毛时代，邓时代等等。
南方都市报：你所提到的“炫目的美”，是否有抒情诗人特有的浪漫情怀，如果将“炫目的美”指向在毛时代发生的文革，应该有不少人无法接受这种“审美”吧？
柏桦：我接受这种审美。我在《1966年夏天》这首诗中已表达了对“文革之美”的态度。那是一个十岁孩子的眼光，我享受了一个中国孩子难得的自由之美。至于其他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观感，这无可厚非。
南方都市报：你写到1992年时，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已经到生活的道路上，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以长期习惯了的左边形象从右边出发了”，怎样理解你所说的“长期习惯了的左边形象”，在你的写作中，是否也有这样的“左边形象”存留？
柏桦：那时我已预感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即对抗（极端）的时代结束了，而对抗时代的结束，就是“左边形象”的结束，这也是我书中的一个观点，即毛时代的真正结束是1992年，这一年邓小平发表了《南巡讲话》。此时的我，“童年/是遗忘了的平淡，/仿佛一个孩子/来到/大人们言归于好的场所，/感到茫然，/除了那不同寻常的笑声，/于是也觉得高兴。”（引自英国诗人拉金的《来临》一诗）而“天色破晓之前已经记不起，/我们接吻到何时停止”（帕斯捷尔纳克）早已成为昨日黄花，我过去“左边生活”的美好回忆。顺势而来，我也得克服我曾经怒火冲天的“左边形象”，来到“逸乐”的水绘园做另一番美学散步。
南方都市报：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感觉到你渴望自己写下的每一句都成为被引用的警句，期望每一页、每一情节都达到高潮，你当时写作这本书的动机是什么，写作状态又是怎样的？
柏桦：正因为我当时的写作姿势是向左边倾斜的，所以显得紧张，不过那是我当时的内心节奏，如按现在来写，那一定是另一番面貌了。至于写作动机，其实与所有作家一样，第一本书都带有自传性并仅写环绕于他周遭最熟悉的东西。它是一条河水的源头，而我真正关心的是它将流过哪一片风景，以及接下来又会出现怎样不同的风景。
南方都市报：能否具体谈谈“向左边倾斜时的紧张”，这种紧张从何而来？
柏桦：无法展开来谈，简括之，每一个诗人都有一种他特有的写作姿势或写作态度，我的这种“紧张”就是我的写作姿势，它由内心的速度或加速度造成。须知：速度本身就是“左边”的特征，那可是一种“刺人心肠的欢乐”（波德莱尔）。
南方都市报：据说，你在写这本书时，也期望找到一条纯文学的、而又可以谋生的道路，如此实际的目的是怎样催发和带动你的写作高潮的，或者写作高潮只是读者的一种假想？
柏桦：其实是当时没有什么路可走，在家闲来无事，同时也很想尝试一下叙述文体，即写一本厚一点书，而不是一天到晚仅为分行焦虑。应该说每一个写作者都有一个知音读者，同时还有一个假想读者。这两种读者，无论哪一种都会与写作者十分合拍，至于其他读者假想什么？我不知道，也不关心。
南方都市报：在1993年时，你就开始回顾现在被称之为后来被热论的八十年代，如果在现今的语境中来写，是否不会出现目前所呈现出来的“抒情式的叙述”？
柏桦：理所当然。这个问题，我在前面已有回答。
南方都市报：李陀称你的这本书是“私修的文学史”，《左边》也可以理解为是你的精神自传和个人精神交往史，我很关心这样的写作是否能给你带来写作的营养，或产生出有别于诗歌写作的养分？
柏桦：当然是有好处的，这是有别于诗歌的另一种书写样式，是长篇随笔，这项锻炼不仅对诗人很重要，对小说家，甚至学者或一般文字工作者都非常重要。对此，我曾经有一个比喻：散文随笔犹如体育运动中的田径比赛，而田径是一切运动的基础，田径好，其它运动项目也会随之而好。
南方都市报：在《左边》一书中，你记述了与白洋淀诗派南北相对的野鸭塘这一诗歌重镇，黄翔和哑默发起的“地下之声”，应该是诗歌史中隐匿的部分，在你的个人文学史中，这样的诗歌潜流对你是否产生过影响？
柏桦：影响很大。譬如《今天》，尤其是北岛当时的诗歌，有关具体的影响可细读《左边》一书的相关部分。而黄翔等人对我没有任何影响，我在书中写到他，是我后来研究的结果，我觉得这个南北对比很有意思，因为据我所知，这样的“地下之声”在当时的中国到处都有，而且模式基本完全一致，只是水平有高低之分，不过其中许多人现在都是近七十岁的老人了，他们早已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朱学勤的一个观点）
南方都市报：有评论说，与“今天”对照，柏桦几乎没有批判性。有意思的是你在书中，对今天诗派高度评价，认为他们带给我们的神话是罕见的，他们的诗篇是时代的见证。这是被视为抒情诗人柏桦的矛盾之处吗？
柏桦：我没感觉到什么矛盾之处。另，任何人的任何一种态度都会带有批判性，譬如五四文学的革新精神是批判性的，鸳鸯蝴蝶派的改良精神同样也是一种批判性。我的批判性更是一目了然，仅从“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这个书名就可见出。
南方都市报：安徽诗人杨键在关于《左边》的一则书评认为，如果说“今天”是对毛文体作出的第一次偏离，那么非非则对毛文体作出了第二次偏离。对此，你如何看？
柏桦：那是他引用我书中所说。如何看？那就看我在《左边》中写“今天”与“非非”两节。不过在此也多说两句，“今天”当时是以一种绝对的“翻译现代性”（刘禾的一个观点）挑战了毛文体这种中国式辩证法的现代性话语，“非非”则是以“零度写作”的后现代性再次对毛文体做出消解。
南方都市报：你从1965年写到1992年，在你完书后的17年相比你所写的27年，你的写作和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抒情诗人是怎样转换一个要缓慢，不要迅疾的诗人的，据说你也给自己的儿子取名“慢”。
柏桦：不是我一个人的变化大，在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段里，任何人的变化都会很大，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按中国民间的说法，就是十岁的神童，二十岁的才子，三十岁的凡人，四十岁的老不死。如今我已年过半百，还有什么要说呢，自然是“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李白）这样说切莫误解了，以为我不珍爱历史，其实我也算是一个业余历史学家，平生最爱的科目就是历史学。从快到慢一直是我内心的张力，也是论说我的关键词。而我现在最心向往之并身体力行之的就是一个字“慢”。为此，我才给我的儿子取名：柏慢。
南方都市报：能谈谈你的慢生活吗？近来写诗多吗？在1990年代，你曾停下了诗歌写作，为什么？
柏桦：我不能修改基因，我的命运已被我的基因决定。但修身是可以持久不停的。在倾向于慢的生活中，我于去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部以“逸乐”为美的“右边之诗”：《水绘仙侣 1642——1651：冒辟疆与董小宛》。至于我曾停下了诗歌写作，那也是我所决定不了的。有一个匈牙利诗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当鱼群向我游来之前，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渔夫。”而在我停止写诗之时，正是“鱼群”没有“向我游来之前”。
南方都市报：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你将你停止写作的原因诗化了。你想过“鱼群”为什么游来的原因吗？
柏桦：当然想过。“鱼群”向我游来，就是词或诗之气氛向我扑面而来。我之所以停止写诗，那自然是词或诗之气氛没有向我靠拢。而“鱼群”总是在游动的，但为何有时不向我游来，那就是宿命，个中神秘只有神秘知道。
南方都市报：最后一个问题：《左边》一书在1994年就写完，迟至15年之后才在内地出版，据说拖延面市的原因，主要是你想重新修改书稿，你对旧版有哪些不满意的地方？在内地版本中，你又进行了怎样的修改？
柏桦：主要是想再调控一下全书的节奏，旧版一味偏快，现在的版本则是快慢相宜，张弛有度，而且还增强了一定的学理。目前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部《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是我最满意的一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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