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1981年初夏的一个晚上，地点是广州文化宫一幢典型的社会主义式大楼三楼一间会议室，广东青年们在热烈地谈论着他们年轻的命运女神——文艺。
我坐在一群人中间，心不在焉地听着。我知道今晚我是来见一个人的。
“谁是吴少秋?”我问道。
“我就是。”声音先于形象给我留下印象，音调平稳、确定，温和中带着敏捷。我仿佛穿过这声音的薄雾在一群人中看清了他。他的形象和他的声音一样统一，只是更文雅一些。他身材颀长、态度舒缓，眼光专注而柔和地朝向我，嘴角挂着他特有的微笑。
我立即告诉他：“我从杨小彦那里早已知道你了。你写的《十三行诗》、《春天，一个孩子掉进河里》我很喜欢。”
他流露出特有的微笑，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但在那微笑中，我感到我们的心是相通的。那一夜，他成了继我认识的梁宗岱老人之后所认识的第二位诗人，一个与我同时代的年轻诗人；那一夜，我感到了我们将成为诗友。?
我的学校离他的学校很远。他的学校中山大学在珠江南岸，属于郊区；我的学校在北郊，白云山下的黄婆洞。我开始与他通信并寄去我源源不断写出的诗歌，我的内心在翘首企盼他尽快对我的诗作出回答，给予我一个他特有的令人信赖的肯定的声音。?
一个初秋的周末，我去了他的学校，我的诗从那个周末有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性转折。那一夜我们几乎是抵足长谈。他谈到惠特曼，一个如此兴高采烈而又松松垮垮的诗人，他站在一个随便的山坡上唱了起来，一唱就不可收拾。他是一个天生胜任雄伟的诗人，一个热爱光明、新鲜活力、英雄、猛兽和自由的诗人，他脚踩大地向往海洋和天空，他歌唱劳动者、伐木者、打猎者、航海者，整个美洲在他带电的肉体下颤动着、欢呼着、疯狂着，他热热闹闹地就改变了美洲的风景和文明。谈到聂鲁达(他最心爱的诗人)，一个魔幻般的天才，他的歌声无所不包，随心所欲得令人惊叹，他能轻易地把一枚香蕉或一个面包变成“钻石”。他的才华无法容纳他，他必一吐为快，但越吐，才华就越溢满身心，越溢满身心，就越要一吐为快，一个刹不住的英雄主义式的超现实循环，一个真正让人胆寒的大诗人。
我们就这样在中山大学的花园、林荫道、运动场来回不停地走着、谈着。夜色在暗下去，凉意袭来，他谈到了一些神秘的话题，我的心弦为之一颤——那最能触动我的天然的一点。他的声音在我的四周形成一道神秘的气氛，我明显感到这气氛的环绕。他谈到契可夫，他那暗淡的带阁楼的小房子；谈到“巴黎”的蒲宁，他独自一人在一个幽暗的公寓哭泣；谈到他知青时代的一个夜晚，他怎样虚幻地走过一座神秘莫测的乡村石桥；谈到汕头，他家乡黄昏时分的大海、岛屿、涛声和一颗金星，一个少年在夜幕降临的海边徘徊、沉思或静静驻立；“月亮从半夜跃起，流下惊愕的山坡……大群雪鸥日夜飞渡，在暴风雨面前交换着语言，远方的女孩在低声朗诵……风吹不动的睫毛，我刻骨铭心地爱上这一切……”。
气氛、神秘的一刹那；暖昧、象征的一刹那；光、影、沙、凝睇的一刹那；离奇变幻的暗径或深夜朦胧的呼号的一刹那；我们的眼色、姿势的一刹那。我在听着、感受着、等待着……，出发、前进、又返回。终有一天，我一行诗的第一个字会出现。
我在这一夜学习着他轻轻递过来的生活中不易觉察的细节的瑰宝，遥远的艺术童年的微妙细语。一颗心在一所暗淡的房间聆听另一个人低声朗诵。诗人少秋，他在深夜接近零点时，对我朗诵了一篇法国小说家J•格林的短篇小说《克里斯蒂娜》，这篇小说以华滋华斯的4行诗作为一个宿命的开头：
当我初见她闪光的倩影，
她婉若一个欢悦的幻象，
一个可爱的缥缈的精灵，
被遣来装点这瞬间时光。
一个强烈、复杂、惆怅如针的少年激情的故事；一个奇妙如“蝴蝶梦”般的美而可怕的故事；一个令人心醉的13岁少年和少女的维多利亚式的爱情故事；一个突然加速成长，孤寂得难以忍受的，发生在夏天小房子里的故事；一个与黑夜走廊有关的，轻盈的少女神经质的故事；“我将走在幽灵的山谷中，不怕一切邪恶。”上楼、走过幽长的楼道、一个黑暗中闪亮的金戒指从门底下塞进去的故事；一个至今我不敢独自一人在深夜阅读的故事。随着少秋的朗诵和提示，我的头发直立起来，仿佛感到幽灵般的深夜女性气息(小娇精或一个有洁癖的母亲的气息)在我竖起的头发的末梢轻轻吐气或叹息……
故事结束了，我好象亲身经历了一个成年后幽暗的寓所，又返回我童年时被紧闭在家的神秘下午，又刚好从这个下午走过克利斯蒂娜扑面而来的酸酸的初绽的气味，我终于明白了“气氛”、“诗意的气氛”、“神秘”、“诗意的神秘”。这时我已25岁了，25岁的我才真正在这一瞬间从字面到肉体复活并贯通了我童年时就早已感受到的“气氛”——这诗的灵魂。(尤其是象征主义诗歌的灵魂)。诗人少秋的“声音”就是这气氛的“声音”。而我总是善于倾听的，我常常会在任何一个人的说话声中采摘到属于我自己的韵律学。
同年10月，我写出《表达》。少秋对这首诗露出了他特有的微笑，这微笑含着肯定，含着我越来越熟悉的“意义”。他对这首诗提出两处精确和必须的修正意见，一个完美主义者的意见：“树枝断裂发出一种声音”，如果将“树枝”的“枝”字取掉会更好听一些。去掉这个“枝”后，这一行可以与前后二行的音节统一起来。前一行是“水流动发出一种声音”，后一行是“蛇缠住青蛙发出一种声音”，水、树、蛇，每行开始一字一顿，显得和谐整齐。另外，最后一行，“因为我们都将死去”如果改为“因为我们不想死去”，整首诗的意义就会有一个质的变化，一个抽象的飞跃。用相反的意思来强调真心想表达的意思，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正话反说，这样做，你的本意会更坚强、更复杂、更笃信、也更回肠荡气。
这首诗，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首诗就这样在他的注视和拨动下完成了它现在这个样子和广泛流传的命运。
一首诗的成功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莫名的契机、必要的训练和阅读、信仰的偏爱和执著、与某个决定性的人相遇、偶然的天意、打开的诚恳与幼稚的心、对内心不厌其烦的倾听、不断地返回到童年、返回到自己的先辈的某一个细节、长时间地沉醉于痛苦或幸福的周而复始的折磨、回忆或突然勇敢的舍弃、懒散的阅读时碰巧的专注或停顿、对一个词或一句话形骸俱释的敏感和陶醉；观看、不断地对一个城市、一个人、一棵树、一粒麦子的观看，就象食指一辈子都在想怎样用一个词来形容初春下午的阳光照射在北京树叶上的颜色、声响、形象，就象里尔克一生都在想怎样用一行诗来描绘一个在夕阳余辉下凭栏轻倚的少妇哭泣的样子。?
诗人少秋是第一个直接影响我早期诗观并让我切身感受到什么是诗和诗人的要素的人。他暗中不露痕迹地协调了我那过于迷恋爆发力的内心，在他均匀的节律中我开始稳健地掌握了我诗歌中的百分比，走向诗歌的通途。我及时地找回了我天性中早已有之但却被我忽略了的平静的一面，压抑了我的破坏性(或者说控制了我的破坏性)，从这个中山大学的夜晚开始，我起了一些变化……
几年以后，我读到艾兹拉•庞德一句话：“归根到底，诗人之所以是诗人，就在于他具有一种持久的感情，同时还有一种特殊的控制力。”“控制力”，我已在那个夜晚失而复得。
经过3年的阅读和写作之后，经过无数次的下意识的反复抵达之后，我早期诗观的雏形出现了。从波德莱尔的“我歌唱心灵与官能的狂热”到梁宗岱的“以诗歌抗拒死亡”再到吴少秋的“神秘和气氛”，1984年3月，我正式写下《我的诗观》：?
(一)
人生来就抱有一个单纯的抗拒死亡的愿望，也许正因为这种强烈的愿望才诞生了诗歌。
诗的价值在于它是一种高尚的无法替换的奢侈品，它滋补了那些患有高级神经病的美丽的灵魂。
就一般而言，我有些怀疑真正的男性是否真正读得懂诗歌，但我从不怀疑女性或带有女性气质的男性(按：男诗人多有女性气质，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布罗茨基就说过这样的话：“我甚至比茨维塔耶娃更像一个女性”)。她们寂寞、懒散、体弱和敏感的气质使得她们天生不自觉地沉缅于诗的旋律。
(二)
诗和生命的节律一样在呼吸里自然形成。一当它形成某种氛围，文字就变得模糊并溶入某种气息或声音。此时，诗歌企图去作一次侥幸的超越，并借此接近自然的纯粹，但连最伟大的诗歌也很难抵达这种纯粹，所以它带给我们的欢乐是有限的、遗憾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是不能写的，只是我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动用了这种形式。
(三)
我始终认为我们应当把注意力和兴趣从诗歌转移到诗人，因为我确信世界上最神秘的现象莫过于诗人这种现象。真正的诗人一定具有某种特殊的触须，并以此来感知世界。诗人从事的事业对于他自己来说仿佛是徒劳而无意义的事业，但它是无限的想象的事业。李白捞月的传说，波德莱尔的人造天堂都证明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诗人是无所事事的奇怪的天才，然而是不朽的天才。?
这是一个典型的象征主义诗观，也是一个我早期在象征主义诗人那里痛饮了金津玉液后的必然结果。象征主义，它成了我早期诗歌的土壤、水、空气和灵魂。我后来曾倾心过坚实简炼的意象派、解放潜意识并更加革命的超现实主义、以及菲里浦•拉金(Philip Larkin)的反对狂热呓语和暖昧朦胧的后现代冷峻诗篇，我甚至尝试过将叙事、民俗、古代生活内容及现实的日常细节移入诗歌(这方面新一代的年轻诗人做得很好)，但象征主义的旋律已融化为我血液的旋律——我那血的潮汐。时间已到了2008年，但我仍然是一个“古老的”象征主义者。
诗观的第一节是对波德莱尔和魏尔伦的热烈呼应。他们仿佛从一座古老、幽深的密林向年轻的我发出神秘暗凉的微语，那如音乐般女性的微语充满了即将来临的诗之预言和恐怖。那是波德莱尔“我的灵魂在芬芳中飘荡，犹如他的灵魂漂在音乐上”的调子。那调子象一位水中仙女裹着薄纱织物，露出象牙似的雪白的一小截丰腴，散发着出浴后慵倦爽人的香气——那难于捉摸又转瞬即逝的香气。苍白的脸色、神经质的柔情、伤感的抖颤、迷狂的香水和泪水、涂黑的混血儿的眼圈、嘴唇和指甲上的胭脂、异国花草的芬芳、过时的爱情、昔日的豪华、奇异潮红的敏感、夏末初秋的衣裙、幽暗的带电的颖悟、骄奢淫逸的光洁和乖戾，“啊，正直、微妙、全能的鸦片!”的波德莱尔，我心中“巴黎的忧郁”的波德莱尔，那属于一个诗人的象征的森林的波德莱尔，他在对我述说着、歌吟着、呢喃着一种疲倦、一种热忱、一种悔意。同样那也是魏尔伦沉痛、温婉、蝉翼一般更女性的调子，那是最轻微的音浪、最纤细的巴黎细雨中幽咽的小提琴的调子。缱绻恍惚的秋天、初雪的一点唇红，感恩、默契和凝定，那纤颤的情绪和肉感的炙热迷离地混合着，他的歌飘荡起来，轻咽起来，象一个少女的身体那样微妙，那样神秘。音乐，更轻的音乐，风景，更轻的风景；邂逅，更轻的邂逅；忏悔，更轻的忏悔。看！我们诗人中最古老、最悲惨的小提琴，他就要“抓住雄辩、绞断它的脖子”了。
诗观的第二节是对象征主义诗歌技艺庄严、纯粹的呼应，对马拉美式的彼岸世界和诗歌命令法的肃然谛听——氛围、罗马末期苦闷的诗歌、神秘的“骰子一投”、偶然、遗憾、高洁倦倦的幻美、守旧的天鹅的远举。试下去、再试下去，可能穷其一生徒劳的努力，我们或许会抵达象征的纯粹、自然的纯粹，哪怕只有两行悦耳而无意义、清楚而无用处、模糊而令人愉快、精妙而富于智性的纯粹。正如瓦雷里所说：“纯诗的概念是一个达不到的类型，是诗人的愿望、努力和力量的一个理想的边界。”
诗观的第三节是我最初也是一贯的对诗人的认识：诗人比诗更复杂、更有魅力、也更重要。诗人的一生是他的诗篇最丰富、最可靠、最有意思的注脚，这个注脚当然要比诗更能让人怀有浓烈的兴味。如果说《恶之花》是一本让你在1小时内活得比20年还充实的书，那么波德莱尔生命中的1小时就等于你生命的全部。
这个佩带狭条印度绸巾，尊守最严格的社交礼仪的诗人坐在著名的白维纳斯、“被蛇缠住的女人”身边，发着颠狂的刺人心肠的宏论。吸食大麻、鸦片后的波德莱尔因他那人造天堂转瞬即逝的欢乐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那过早磨损的夕阳西下的青春、突发的歇斯底里悔恨以及狰狞可怕的波德莱尔之夜，他的一生、他的全部生活细节以及他本身都让人(尤其是青春探险者)着迷，甚至超过对他诗篇的着迷。我揣摸着这近乎“神”的形象——人性中绝不可能的基因。除了但丁和更远更稀薄的古代狮身人面大师们，他是唯一超越了人类灵魂的现象。
我们的注意力再继续从诗歌转移到诗人：一颗一闪即逝的年仅19岁的诗歌慧星，被放逐的不安的浅蓝色天使，地狱和天堂的通灵者，唯一的儿童炼金术士，黑夜里“夜莺”般的行刺者，老超现实主义者们的小先知，兰波就这样从15岁到19岁愤然加速结束了他诗的生命。四年出发的狂热与烦躁的冲锋已足够激起他对自身天才的无比厌恶和蔑视以及对世界疯狂的叛逆——向左、向右、全面出击。一道爆发的闪电、全部感官的错轨反叛了他惨痛的童年。他从15岁起就逃往巴黎。那时，有大诗人幻觉的雨果领着他——这头发着蓝光的凶猛逼人的幼兽，四处炫耀。这幼兽最后却亲近了魏尔伦——另一个被排斥在法律之外的微胖的革命者，一个现实主义的神经病人，一个爱流泪的自我虐待狂，一个月亮下遍体鳞伤的提琴手，一个用半小时激情与冗长荒谬的史诗狂作斗争的小职员，一个傲岸独立承受一切痛苦的诗人。他们二人相互诱惑、相互折磨，演出了一场万众瞩目、举世罕见的诗歌悲剧性传奇!终于，他（兰波）抽刀断水、痛斩诗情，立刻转向非洲枪战、军火、毒品、地下黑市交易。他用他36岁的生命(被太短的酷热席卷而去的生命)完成了一个率先投身商海的诗人形象——这一预言般的形象——这一伟大的历史性壮举。一个大惊叹!一个大玩笑!
而一个喜爱夏天最后几个憔悴日子的诗人，一个全心倾听着手风琴在夏日的白杨树下漫长的人行道上响起的枯坐者，一个在朦胧的回忆中耽于绝望的梦想家，一个幽暗的瘦削的吸烟人，一个严肃有仪的中学英语教师，他就是巴黎、罗马街5号的“上帝”——马拉美。马拉美“星期二”是全世界诗人的“国际歌”，同时也是法国古典诗歌甚至西方古典诗歌的最后绝唱。?
许多年后，当我回首往事时，我才看清了这一点：我早期诗观的形成不仅仅是因为突然迷恋上法国早期象征主义诗歌，而更多的是持久地迷恋上诗人们那缭乱瑰异的传奇生活——一个生活中的象征——一个象征中的现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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